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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民主斗士郭飞雄为什么被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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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26日)
    
    
     民主斗士郭飞雄为什么被轻慢 (博讯 boxun.com)

    
     2005年上半年,国内抗日运动汹涌澎湃。与前几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同,今年的抗日运动得到国内的自由主义的支持和指引,因此有由外交转入内政的趋势,中共当局担心其政治稳固,因此不惜得罪民族主义,把抗日运动镇压下去。由外交转入内政的关键在于宪政爱国主义,宪政爱国主义不仅团结了民族主义者,而且团结了例如刘亚洲之类的军方爱国人士。
    
     必须反思的是,当作者、郭飞雄、范亚峰提出宪政爱国主义,作者在思想层面,郭飞雄在行动层面,范亚峰在策划层面展开宪政爱国主义时,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中共当局,而是来自自由派本身,而且这个阻力与十六年前的六四运动有极大的关系。我以自由派主流对今年郭飞雄各种行动的态度进行分析。
    
     郭飞雄为什么被轻慢
    
    著名维权律师李建强(刘路)著文《你没有金色的衣裳》为在太石村民主运动中做出牺牲的郭飞雄鸣不平,说为民主自由陷身牢狱的郭飞雄被民间同道忽视。郭飞雄不仅仅因为他为太石村而陷身牢狱被人忽视,而且从2005年从广州到北京,就是是属于被轻慢的。他的文风,是“保皇党人”的,支持中央权威,这样虽然和民间主流能在一起吃饭睡觉,但是毕竟被人心底轻慢几分,看起来不纯粹,有些杂质感,有着政治不正确的别扭。由于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影响,郭飞雄被把脑袋长被尿布蒙住的自由主义粪青辱骂为中共的帮凶;被一贯反对民族主义,把劫持民族国家飞机的劫机犯和飞机一起干掉的自由主义者反对;即使理性的自由主义者,对此还是有情感上的贬损。后来郭飞雄因为申请宪政爱国主义的游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一个非常无厘头的理由,囚禁了17天。受难使郭飞雄的形象大有改观,自由主义者们可以对郭飞雄毁誉参半了,对一方面赞扬着他的勇敢,另一方面讨厌着他的民族主义。再到后来,郭飞雄离开了北京,偏离了他来广州之前筹划街头政治的计划,听从我和范亚峰在他初来北京是作维权政治的劝告,转了一个360度的圈,从广州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广州,去做珠江角三洲农民土地维权和农村民主去了。可是郭飞雄有一点又不讨人喜欢,要用广州的地方规定去搞农村民主,就是用共产党的矛去刺共产党的盾,自由主义者们也是像女人一样讨厌远离这一点,结果郭飞雄身陷牢笼,民间自由派没有大张旗鼓的营救。郭飞雄温和,稳健,不是吓嚷嚷表立场占据反共道德制高点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会走偏激来吸引眼球和获得鼓掌。他的政治成熟,深谙当下中国自由事业的生长点所在,在理性和审慎中获得了平衡,让他在民间空间里受到了怠慢。
    
    什么是真正的六四精神
    
    郭飞雄以及在89开枪后沉潜下来的89人的政治立场,到底是否是如何的,与89年的自由民主诉求,以及未来的宪政共和衔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被思考。这些当中是不是氤氲着一种共同的使命或者目标?什么是六四精神,是开枪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例如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已经开始规划考虑多党制和普选,还有例如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这些自由主义就是从社会主义的诉求中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并非没有交叉),是广场上关于自由民主等建立在整个民族共同基础上理想旗帜,还是开枪后的撕裂、敌对和仇恨?刘晓波把余杰、杨支柱、王怡和我等命名为六四之子开始,我就开始反思何谓真正的六四精神,是民族之爱的六四之子,还是仇恨的六四之子?我决不相信六四精神不是美好的东西,我决不相信撕裂、敌对和仇恨是美好的。
    
    六四运动基本隐语是进步儿子对老朽父母的抗争,没有挣拖五四运动以来启蒙转化为政治行动的臼巢。很多人都说那是一家人的矛盾,学生上街运动,是向父母提要求。甚至有些撒娇的意味,无遮无拦地折腾。没有想到一家人居然能开枪,在听到枪声以前很多学生还不相信会开枪,因为他们心中还是充满着大家庭的感觉。所以开枪从温暖中立即进入恐怖,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造成的心理创伤是特别大。所以爱极则恨极,如果开枪前,没有共同体感,那么开枪后不会仇恨冲天,不共戴天,永不化解。我接触的很多89人,谈到和解就立即翻脸。可是这种仇恨是微妙的,表面上把当局当作敌人,但是其背后是还当作父亲,不过是憎恨得咬牙切齿的父母。也就是虽然开枪了,撕裂了,敌对了,但是还没有从中共的磁场中走出来。
    
    我用一个词来形容89学生的政治姿态:忠诚的反对。学生对执政党提出挑战,是基于民族的使命和目标,作为一个有力马刺刺激一匹老马,学生和执政党之间,并不是政治上的敌人,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进步儿子是先进的,老朽父母是落后的,进步儿子并没有要求老朽父母让位,自己主掌家庭的意思,而是希望老朽父母在掌权时作的更好。但是这样在道统上发生了彻底的颠覆,进步儿子成为道义权威和历史天意的代言人,而这个地位一贯是老朽父母担任的,现在从官方失落到民间来。老朽父母仅仅是接受进步儿子的指导,是进步儿子的执行人,丧失了权威地位。
    
    不是学生,而是老朽父母摧毁了最美好的东西。中共使用了阴谋论,打破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打破了忠诚的反对立场中的一致性,因此使整个民族家庭分离开始、瓦解,忠诚的反对立场中的学生被斥责为异端或叛乱。如此故意敌对,是中共背叛了民族使命和目标。
    
    而且如此敌对还造成一个恶果,就是中共迫使自由主义也不得不偏离民族使命和目标。当中共把学生当作敌人的,双方不再有共同的使命和目标,而是互相作政治斗争,互相仇恨,学生即使有意继续拾起民族使命和目标,也会被在中共的压迫下失落。久而久之,89人就被遮蔽,再也看不到这个,而眼中只有敌人,把与中共作为敌人作为最高目标,甚至不惜牺牲民族使命和目标来与中共敌对。开枪后89人和民间的怨恨,是正当的,但不是理性的;是道德的,但不是政治的。与民族使命和目标并不吻合,相反很多时候确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牺牲掉。当仇恨充满89人心中时,广场上关于自由民主的追求就萎缩了,把反共当作唯一的最高的目标,而不是当作追求民主自由的手段。这样把手段当作目标,发生了异化。
    
    89 后建立在憎恨之上的自由主义,与执政后共产党一样,不知道如何扩大统一战线。共产党把农民,工人和民间知识分子逐一赶出统治基础,使用的是一个不断制造敌人的机制。89以后的自由主义,不能理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与老左派不共戴天,然后与民族主义死死敌对,否定宪政爱国主义,撕裂了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联盟,甚至在整个自由主义史中都是独树一帜的,还有把同是自由主义阵营的新左派也甩离出去。同质性越小,敌人越多。自由主义的逻辑是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对立,就消弱了敌人,不知道敌人的朋友或基础也可可能是自由主义的朋友或基础,应该让自己大起来,让对手弱下去。
    
    当赵紫阳去世的时候89人为什么痛哭?当中共纪念死亡引发六四的胡耀邦的时候,本来与中共不共戴天的89人为什么心中还是有一丝喜悦?那就是胡耀邦、赵紫阳是广场前或广场中的共同民族使命和目标的象征,是民间和89人情感的维系。即使后来陷入仇恨之中,那还是记得当初的美好情感。民间纪念赵紫阳,并不仅仅因为赵紫阳在六四之后拒绝认错的道义担当,而是与学生站在一起的共同感让学生铭记在心。包括朱厚泽,李慎之这些人,甚至刚刚去世的刘宾雁,他们都怀着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与能自由派心意相通的,是有共同的情感基础的。
    
    仇恨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情感,如果是那样意味着内战,89人应该从这样的状态走出,让自己成熟起来,把中共的磁化驱除干净,让自己长满胡子,成为一个成熟稳健温和的另外一个父亲,把残暴专制的前父亲取而代之。89人应该超越仇恨理性起来,超越仇恨并不是忘记仇恨,而是不把仇恨而把理性当作政治抗争的基础,政治决断不能基于仇恨的激情,而应该基于理性,否则冲天怨气都达不到目标,相反还坏了大事。这是一个政治成熟的,将来要承担政治领导权的89人的担当,虽然这高于常人,但是确是他们所能做到的。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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