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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青:驳钟哲明教授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错误批判(中)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07日 转载)
    ——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实质
    
     作者:赵常青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钟哲明教授在报告中多次谈到“普世价值”争论的实质问题,如他说“现在有人鼓吹普世价值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动摇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次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此。”又说:“问题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同时多次强调“普世价值”是“西方的那一套”,宣传普世价值“就是要把西方那一套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盘地搬到中国来。具体地说就是要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一套西方的价值观念搬过来”,甚至认为普世价值“是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鼓吹的结果”。
    
    其实钟教授的结论并不新鲜,自从三十年前邓小平推倒“民主墙”时代以来,这种老生常谈式的论调已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共发言人及类似于钟教授这样的红顶学者所复制。只不过在八十年代好像还没有“普世价值”这种说法,如果说钟教授的结论有什么“别致”的话,只不过新添了“普世价值”这四个字而已。
    
    钟教授说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是“西方的”,这话究竟对不对呢?辩证地说,这话又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确实是在近代西方反对中世纪的王权压迫过程中才明确出现的(“民主”则在古雅典时就存在),从这些概念的“发明权”角度讲,“西方”的确应该享有“专利权”。但钟教授的核心旨意并非如此,而是指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政治伦理价值只适合于“西方”、是不适合东方——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的,这就大错特错了。
    
    我在前文曾说过,所谓“普世价值”,广义的说就是普适价值,就是这种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人人都需要、人人都认可的价值。如吃的、穿的、住的东西都具有普世价值性,因为人人都离不开它。少了它,人们就会遭遇饥饿、寒冷、风吹雨打的折磨,就会感到痛苦。那么“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于每个人都是必须的呢?是不是人们有了它就增加了自己的幸福度,少了它就会增加种种的痛苦呢?答案是肯定的。让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一组概念的内涵和它们对于每个人是否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先来看“平等”。
    
    钟教授从所谓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平等的实质就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认为“平等,最根本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必然流于荒谬,走向平均主义。”钟教授甚至照搬老祖宗恩格斯的只言片语,将“平等”歪曲成为经济收入方面的“平均”,这当然是错误的。
    
    什么是“平等”?
    
    《零八宪章》认为“平等”就是“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平等”的主要内涵是人格的平等,是机会的公平,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就经济层面而言,就是人们有公平的发财致富的机会;就文化层面而言,就是大家有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就政治层面而言,是指大家权利平等、上升机会公平。就“平等”的指向而言,它是反等级、反特权、反专制压迫的最有力武器。斯巴达克起义不就是反抗不平等吗?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就是第三等级对第一、第二等级的反叛吗?陈胜大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正是农民工对“平等”的呐喊和追求吗?这种追求是天经地义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依然是这样!
    
    就拿今天的中国来说,几乎就是党政官僚权贵阶层及其子弟们的天下。这个权贵阶层及依附于这个阶层的各色关系户几乎垄断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所有优质资源,各个层级大大小小的权贵及其“太子党”们凭借血统关系对其周围环境、对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态势——他们要挣钱,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犹如囊中取物;他们钱挣烦了想当官,摇身一变便会是厅局级、省部级的显赫高官;他们想出国、想移民,犹如从这个房间抬腿进入隔壁的房间。而平民阶级、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则要为生计、为孩子上学、为住房、为医疗而栉风沐雨、历尽艰辛。扫视整个国家和社会,可以发现由于机会不平等而导致的两极分化正在不断加大,官民矛盾日益突出,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在此情况下,钟教授难道还要继续弘扬“特权”吗?还有继续将“平等”理念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吗?
    
    再看“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简单的说,所谓“自由”就是“由自”(由自己)的意思,即凡事由自己决定,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有关“自由”概念的最直接表述。但由于人是一种生活在社会中的群体性动物,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就一定会有边界限制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载明:“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法学家孟德斯鸠也同样认为“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可见“自由”的最大边界便是“法律”了,越过法律“自由”便会走向它的反面。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法律”必须体现人民公意,必须是在民主制度下通过一定程序立定的“良法”,制定法律的人必须是全体公民或由全体公民通过民主竞选产生的民意代表,而不是非民主体制下所产生的“王法”、恶法。比如说,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就不具有“公意性”,因为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不是由民主竞选产生的,而是由共产主义政治集团指定或变相指定的,带有极大的民意欺骗性。
    
    “自由”在普世价值中是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内容。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自由”价值都是至高无上的。在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弗吉尼亚的州议员帕特里克.亨利公开的发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诗歌更是鼓舞了千百万争取“自由”的人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了“自由”,不仅可以舍弃“生命”,而且连美好的“爱情”也可以“抛弃”!
    
    为什么“自由”的价值这么宝贵?
    
    这是因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人们才会活得轻松、幸福,才会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和价值。没有人喜欢呆在监狱里,因为监狱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也没有人天性就喜欢做奴隶,同样因为奴隶无法享受人身自由。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应该享受人身自由,还应该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里享受各种各样的自由,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等等。只有这些自由实现了,只有国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里实现了自由的“多元化”,这个国家才会进入现代文明,才会实现持久的和谐稳定与发展繁荣。
    
    可惜钟教授中“阶级分析法”的毒太深,非要给“自由”戴上“阶级性”的黑帽子,认定在所谓的“阶级对立社会里,自由不过是剥削阶级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部分人所享受的自由,变为绝大多数人能真正拥有的自由。”按照钟教授的观点,当代中国早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人民肯定早已拥有真正的自由了——钟教授的结论要么是公然“睁着眼睛说瞎话”,要么是丢了良知胡说八道了。只要看一看每年有多少人被以所谓的“诽谤罪”、“煽动罪”赶进劳教所和监狱,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言论自由”了;只要数数每年有多少人被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赶进监狱,就知道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享有“结社自由”了;只要看看每年有多少教会被打压、有多少宗教修炼人士被逮捕判刑就知道中国人的“信仰自由”有几何了。当然,钟教授个人的自由是有的,但那只不过是一个学术奴才讨好主子的自由而已。我想提醒钟教授的是,不要忘记总结历史教训——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奴才的“自由”也是非常不稳定的,甚至具有很大危险性——只要查一查“梁效写作组”的人因主子换人而遭遇的下场就可以知道钟教授所面临的潜在危险了。在此情况下,钟教授还不悬崖勒马、幡然醒悟乎?!
    
    再来看看“人权”。
    
    “人权”是什么?简单的说,“人权”就是人的权利,只要是人就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概念,既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而且人们在这些方面的权利是平等的。
    
    但在古代、中世纪及一切专制压迫的社会里,绝大部分“人权”被“君权”、“神权”、“王权”及权贵集团所剥夺,人民长期生活在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里。权贵的压迫导致人民的反抗,如斯巴达克起义、大泽乡起义等。在古代人民的反抗中,也有个别政权会进行某些改良,如在公元前494年,罗马贵族被迫同意设立“保民官”来保障平民的权利;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在漫长的古代及中世纪社会里,这种“保民”举措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只有在人类进入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权”的大旗才渐次张开,人权运动此起彼伏,人权的花果飘香整个世界。如英国在“光荣革命”中诞生了《权利法案》,美国在独立战争、法国在大革命中分别结晶出了光辉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终于于1948年12月10日出台了一部伟大的政治文献,那就是《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967年联合国又先后出台了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人权的普世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法依据。
    
    其实,“人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它只是一种人类常识,既就是没有这些人权文献和人权公约,一个国家也必须尊重和保护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正如《零八宪章》所说“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就连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主持制定的《宪法》里装模作样地写明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中国政府还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人权”的普世性价值正在深入人心。
    
    
    遗憾的是钟教授冥顽不化,在人权问题上,简单地抽出邓小平的大棒,以邓小平的所谓人权理论来为自己撑腰,说什么讲“人权”的时候,“首先是争取国权”。其实在“人权”和“国权”的关系上,肯定是人权高于国权,因为人的出现在国家出现之前,没有人,何来国。而且国家的正义目的只能是保护人权、发展人权,而不是让帝王将相及共产主义官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而且按照钟教授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站立起来之前,根本没 有国权,谈何人权?那个时候对外首先是争国权。”那意思是说,只要有了国权,就该普及人权了——中国现在早已是世界大国,而且是安理会及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可是在人权问题上又表现得怎样呢?不说2008年以前的事,单说今年(2009)就发生了多少执政集团侵犯人权的事——5月份,邓玉娇遭遇性侵犯,六月份,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逮捕,8月份,民女李蕊蕊上访竟然被关进黑监狱且被公务人员悲惨地强奸,许志永因维权被拘留、公盟被解散,官方搞建政六十年庆典却把许多维权人士赶出首都,就连美总统访华也迫使许多国家公民离开北京,甚至最近深圳市还公然出台了一部打压上访行为的“十四条通知”(全名是《关于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在所谓“国权”早已挣来的时候还发生了这么多侵犯“人权”的事件,请问钟教授又该如何解释呢?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钟教授所批判的另一个普世价值“民主”。钟教授在有关“民主”问题上的系列概念和立论也是非常错误的。他同样用所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说民主,说民主是具有阶级性的,认为“世上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是和国家政治连在一起的。民主指一种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也指一种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也指一种权利、作风和方法,如民主权利、民主作风、民主方法等。”接着把中国的国体、政体乃至于政党制度表扬了一通,最后说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伴随着国家的消亡,民主也就消失了。
    
    钟哲明作为北大教授,实在是愧对北大先贤如陈独秀们的相关教导。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高呼“民主”与“人权”,而且完全是普世意义上的“民主”与“人权”。陈到晚年更加强调了民主价值的普世性,他说:“民主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都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简而言之,“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意思,就其斗争指向而言,“民主”反对一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压迫和暴政。人人平等是民主的前提,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是民主的底线和边界。而一个政权的所有权力与合法性也必须来自人民的民主授权。这种授权从具体操作层面讲就是民主选举——而且是竞选。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只有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才可能真正地服务于人民,才可能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这个道理不仅陈独秀懂,而且毛泽东也是懂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就对中外记者说过:“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自由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飞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见《历史的先声: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但这样浅显的道理,钟教授就是假装不懂,不但要假装不懂,还要非常恶意的去攻击民主和民主选举,如他在报告中说民主国家的选举“看起来是自由选举,但选来选去,当总统、总理、首相的大都出自世家、豪门、望族”,对于这种“富人民主”论,让我们来看看100多年前的列宁是怎样批判的——说沙俄时代的警察民粹派攻击西欧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说什么西方“统治机关是选举的,但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平,他们欺压穷人。而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面对如此胡言乱语,列宁批评说:“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它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过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见秦晖《问题与主义》147-148页)。
    
    钟哲明教授虽然曾经尊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但鉴于他连上述的马列主义常识都不懂,我郑重建议他还是回到马列学院去好好地做一名虚心的学生吧。
    
    在弄清楚了“平等、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价值就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价值了——它也是“东方人”的价值,它还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价值,当然,它也是中国人的价值——一句话,它是全人类都应该尊重的价值观。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人,包括钟教授在内都不愿意被人压迫,不愿意因为言论问题而入狱,不愿意基本人权被剥夺,不愿意被统治者当做愚民而统治。那为什么钟教授还在大学讲坛上公开批判平等、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最珍贵的价值理念呢?这就牵涉到这次争论的“本质”问题。
    
    争论的本质是什么呢?
    
    钟教授认为“问题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我说一点也不是,问题的本质在于钟教授是在为谁说话——是在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说话呢?还是为占人口少数的党政权贵集团在说话。就如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向记者所问的问题一样:“你是准备替党说话呢,还是准备替人民说话?”
    
    不难看出钟教授正是在“给党说话”,在为一个官僚贵族集团说话。他的心中是不会有人民大众及人民大众的普遍利益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只不过是权贵集团为了永保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灌输给人民的尼古丁甚或海洛因罢了。当我们的人民与美国人民、英国人民、法国人民乃至于台湾(省)的人民一样寻求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时候,为虎作伥的钟教授就会站出来大声喊叫什么——民主是抽象的、民主是带有阶级性的、民主是西方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有毒的、是不能用的,我们这里有社会主义民主,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这里多民主呀,资本主义是要灭亡的,我们的前途是共产主义!
    
    不仅如此,钟教授还认为宣扬普世价值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动摇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次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此。”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钟教授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普世价值论和四项基本原则是绝对冲突的,二者之间没有可调和的余地。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普世价值就没有生存空间;同样的,要接受普世价值,就必须取消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
    
    
    那么是否应该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呢?这里有一个判断的标准问题,即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利益具有唯一的至上性,而不是从某个党派或贵族集团的利益出发,更不存在所谓的“三个至上”的问题。凡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坚持,反之,我们就放弃。现在就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四项基本原则”究竟是有利于人们的利益还是相反。
    
    先看第一条,所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邓小平提出这条原则的时候,大概是他自己也搞不清的。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不仅在苏联东欧那里遭到了失败,而且在中国遭遇到同样的失败,甚至是更大更严重的失败。因为它反价值规律、反市场经济。正因为失败,走不下去,所以邓小平崛起后才要进行改革,才果断的改弦更张,向西方学习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搞市场经济,并加入WTO,才使得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由此可见,传统的经济社会主义已经被中国共产党自己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已经不存在,难道钟教授本人就看不出来吗?
    
    再看第二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来修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里的“人民民主”实质上已经被抽取内容,只剩下形式主义的外衣。因为民主意味着竞选和结社自由,意味着人民对执政者的挑选和授权,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剩下的就是所谓的“专政”了。这个专政是权贵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打击异己的代名词,其理论依据就是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凭着这种虚构的“阶级斗争”理论来从国家机器上加强权贵集团的专制独裁——在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历史上,我们的人民因为这样的“专政”而付出太多太沉重的代价,如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因此,这样的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只意味着无尽的灾难,请问钟教授,这样的“人民民主专政”难道不应该取消吗?
    
    第四条,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从意识形态上官方还在这么讲,但事实上马列毛已经被逐渐修正和放弃,而代之以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如江泽民上台后搞了个什么“三代表”,将共产党祖宗级人物视为剥削者的私人企业主——资本家也拉进了共产党的队伍,请问钟教授这还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早就不是啦!
    
    最后还剩下第三条,也是最为关键的、被中共不断强化的一条就是所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共建政六十年来的所有悲剧从其根源上讲也都是因为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地位造成的,什么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镇压民主墙、反所谓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搞六四大屠杀、镇压宗教修炼人士、迫害维权上访人士、以及普遍的官场腐败和道德沦丧——这哪一件事情不是由于共产党的专制造成的,哪一样悲剧不是由于缺乏民主造成的,而哪一件悲剧里面不包含着、浸染着无数中华儿女的斑斑血泪!正因此,这一条充满血腥的“基本原则”也必须取消,一党独大的霸权主义内政局面必须结束!
    
    相反的,在认同了普世价值,实现了民主、自由特别是实现了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在各政党和各政治团体之间实现了法律地位的平等关系后,不仅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会得到很好的保障,而且悲剧和灾难会极大地减少,腐败会得到很好地遏制,人们的幸福会得到制度和体制上的良好保证。
    
    因此,当钟教授在喊叫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时,他的眼睛是不会有人民的利益的存在的,当他跟着喊叫什么“党的利益至上”的时候,其实际动机只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讨好”以取悦于主子,从而分得一杯羹罢了——果然,为虎作伥的钟教授先后获得了很多赏赐,什么“宣传部长”、“院长”、“学术委员”、“中央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等,只不过——将来人民还要追加给他另一顶帽子:马屁文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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