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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不宜全盘否定辛亥革命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26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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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辛亥革命的“百年反思”中,有一种倾向需要防止,那就是把辛亥革命视为某些个人的努力结果,结果进一步衍伸,就会把这些活动分子的个人缺陷,扩大为辛亥革命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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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著名的民国史评论家傅芮岚的《辛亥革命的功与罪》一文就多少有些这样的倾向。
    
    傅芮岚认为:1911年武昌擦枪走火引发的辛亥革命,已近百年,海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党、功、运,粉墨登场、隆重庆典,把一场因暴力带来中国百年战乱与动荡的革命及其倡导者,无限上纲上线,吹捧成“伟大的”、“神圣的”,那种认贼作父、卖祖求荣、争当革命的孝子贤孙之态,丑播海内外。
    
    傅芮岚认为:对于百年前的历史进行反思、避免中国重蹈一百年来苦难历史的覆辙,本应该是当今中国各政治势力应做到的事,可惜,这些互为对手(党、功、运)的政治势力,跟当年互为仇敌的国、共两党一样,为争夺革命带来的政权合法性资源,无一例外的选择了跪倒在革命的雕塑、国父的僵尸下,为谁是真正的孝子贤孙互相攻击。
    
    傅芮岚认为:临近辛亥百年,海内外的独立知识分子从那些认贼作父的各种政治势力手中,扛起了对历史的反思、对未来的警醒大旗,对于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历史真相,以及辛亥名人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等真实作为,刨根问底、追寻真相,松动了国共两党百年来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涂脂抹粉的神圣脸谱,逐步还原了历史的真相。然而这样的举动,在革命的孝子贤孙眼里,却是非常的大逆不道,于是,在国内,就出现了《南风窗》编辑和记者因批评孙中山,而被停职;在海外,则遭遇了党、功、运的冷待。
    
    傅芮岚认为:在这样的两面夹击之下,独立知识分子不得已,借着党国掀起的“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大势,佯装附和、实在揭批:凤凰卫视曾借辛亥百年纪念特刊,曝光了孙中山的黑社会背景、民国初建时欲出卖汉冶萍公司给日本、和1915年配合日军攻击中国胶东半岛的历史真相;而国内QQ网编辑最新的《辛亥百年系列策划之二:孙中山是小人吗?》,则直接用文章题目“孙中山是小人吗?”,来引出孙中山辛亥前后的劣迹斑斑。有兴趣的网友不妨点击链接(http://view.news.qq.com/zt2011/sunyatsen/bak.htm?pgv_ref=aio)或搜索“孙中山是小人吗?”来看看国内编辑的苦心孤诣。
    
    傅芮岚认为: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罪,其实根本不用看国共两党为你准备好的、为你洗脑的历史教科书,否则你会被国共两党牵着鼻子走:大骂完封建、帝制后,再颂扬共和、民主,其实国共治理下的中国共和了吗?、民主了吗?中国在孙中山不择手段的好学生、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泽东治理下的28年,比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皇帝,对于中国民间的荼毒,还要坏上一百倍,这种结果,正是辛亥革命下的蛋:革命用暴力打开了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从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从1911年到1981年的中国人,承受了中国人有史以来最苦难的命运。
    
    傅芮岚认为:值得讽刺的是,这许许多多苦命的中国人,在革命党人的洗脑之下,竟然跟着革命党徒,认国贼作国父,令人哀其不幸、怒其愚蠢。其实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罪,只需要看革命的代价及其破坏性。自1911而降70年,权力真空、政权更迭,中国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内战,并通过内战屠杀了最大量的中国人,在国力衰弱之后遭受了外敌入侵和亡国之难,百姓生活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直追五胡乱华时代,中共建政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又使中国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统治。有谁敢说,这些惨痛历史,跟辛亥革命带来的暴力手段、枪杆子里出政权,毫无关系吗?
    
    傅芮岚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固然不可避免,但对于一个造成了惨痛代价的历史事件,不予以反思,还要高调褒扬,就是愚蠢了;这就跟汶川大地震没能避免,委实痛心,却要高调颂扬、多难兴邦的愚蠢一样。而更愚蠢的则是:那些本来蒙受革命苦难的中国人,却跟着那些革命带来权益的既得利益者一道,跪倒在国父的膝盖下,认贼作父、颂谀革命。
    
    ……
    
    对于傅芮岚上述的许多看法,我都是赞同并赞赏的,但是我想指出他的“扩大化”:他把辛亥革命与其倡导者等同起来有失公允,孙中山等人的罪恶并不等于辛亥革命的罪恶。他的这一等于,其实没有加强他的观点,反而削弱了他的观点,例如他说“自1911而降70年”(自1911而降70年,权力真空、政权更迭,中国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内战,并通过内战屠杀了最大量的中国人,在国力衰弱之后遭受了外敌入侵和亡国之难,百姓生活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直追五胡乱华时代,中共建政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又使中国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统治。有谁敢说,这些惨痛历史,跟辛亥革命带来的暴力手段、枪杆子里出政权,毫无关系吗?),就低估了辛亥革命的负面影响。实际上,辛亥革命迄今并未结束: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街头屠杀、2011年还在发酵的两个中国(“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与“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斗争……都是辛亥革命的余波。这个余波绝对不止“自1911而降70年”,而是已经整整一百年,并且还将延续几十年。
    
    在《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与非法性》一文里我曾经写道:
    
    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记]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记]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上面这篇《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与非法性》是在2008年9月10日发表的,现在三年过去了,我依然认为:辛亥革命并不是人祸,而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
    
    辛亥革命比作汶川地震并不恰当,因为革命的人祸并不是自然的天灾。天灾没有好处,革命有其价值。辛亥革命是对满清屠杀政策的一个结束,因为满洲人发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正如日本人发动的“南京大屠杀”、苏联人发动的“镇反”、“土改”一样,都不是正常的战争与民族冲突,而是野蛮兽行,必须彻底否定与清算了结——仅仅为了这一点,也不宜否定辛亥革命的主流。
    
    我认为:对辛亥革命可以做出三七开、四六开等的不同评价,但那是为了前进,不是为了后退。
    
    辛亥革命的凛然大义,我们只要读一读“辛亥革命军前的马前卒”邹容千古不朽的《革命军》,就一目了然了。尽管,连邹容也有蜕化变质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危险性。而这一危险性到了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就培养了毛泽东一类的社会主义恶棍。他们用暴力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超级的“地主资本家”。
    
    (
    
    在上海的法庭上,邹容和清政府聘请的洋人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耳。
    
    )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显示出连邹容也有蜕化变质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危险性。他的“中华共和国”也最终堕落为两个涂炭生灵的分裂国家:“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与“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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