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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中苏战争危机准备打仗(续)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4月18日 转载)
    
    1969中苏战争危机珍宝岛战斗

    万维读者网读者宋征来稿:中国挑起珍宝岛冲突的时间是在“文革”中的“九大”召开前的一个月。合乎逻辑的推理应该是它与中国内部事务有关的可能性,远大于外部事务。但是中国内部事务的复杂诡异,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也很难解读。因此在珍宝岛冲突之后,苏联分析中方的动机与目的,怀疑毛泽东“试图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政治调情”。但中方在冲突后的最初行动,似乎表明珍宝岛冲突只是用以炽热煽动国内的反苏气氛。已被确认的事实是,从3月2日珍宝岛冲突之后的两个月之内,北京当局并无重要的举动。3月15日早上珍宝岛再次发生战斗,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听取战况时还轻松地说:“一个县建立一个民兵团,全国都要搞。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准备好了,他(苏联)不来打也不要紧。苏联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寒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飞机轰炸。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此时林彪插话:“今天的行动(3月15日的战斗)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线人指挥的。”毛又明确说:“到此为止,不要打了”。随后,毛泽东指示采取措施缓和中苏关系,并让周恩来准备与苏方进行谈判。3月22日周恩来提交书面备忘录,毛泽东批示“同意备忘录,准备外交谈判。”同时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表示:“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3月2日的冲突,他们(苏联)上边的人也不知道,(苏共)政治局也没有讨论。他们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毛还主张“(将要举行的)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珍宝岛冲突的事情已经结束,其中并不包含准备与苏联开战或者纠缠不休的意图。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毛相信中苏大战是打不起来的,“毛泽东‘不要打了’的指示,显示他不想扩大事态。”
         
    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谈到珍宝岛冲突,强调了精神胜利法:“我们主要靠勇敢,靠破除迷信,这次在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破除了一个迷信。”那个在珍宝岛举手发信号的中国军人(孙玉国),在“九大”大谈他们如何偷袭了苏方巡逻队,毛泽东高兴得起立鼓掌,会场的千名代表极度亢奋,掌声雷动。周恩来及时指点此人向毛泽东敬礼,场面欢腾。从记录影片来看,此人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大幅度抖动不停,毛泽东以老人之身受此剧烈抖动,倒也没有不悦。这期间,珍宝岛冲突引起了苏联在边界局部上的军事反应,毛泽东和周恩来基本上视其为“故意虚张声势”。周恩来还判断:“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军事进攻的可靠基地。”林彪此期间表现冷淡平静,他的反应基本上是无动于衷。
    
    那么,是谁主导了这样一次目的模糊不明的边界战斗?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系统都直接听命于毛泽东。从周恩来在珍宝岛冲突前后的表现来看,他的作用局限在外交层面,他附和毛泽东,又模棱两可,而且一直在担心边界战斗的扩大化。周恩来,实则不属毛氏团队,毛并不信任他参与决策,仅用他跑腿办事。周恩来的实际地位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之下,甚至不比谢富治、张春桥。所以从周的意愿、权限和动机来说,他不配做此事。江青等人活跃地推动“文革”,虽然勇气十足,但只是毛泽东麾下的攻击手,更没有激惹苏联的动机,也不配做此事。《剑桥史》分析道:考虑到中共军队是从上到下控制十分严密的组织,可以完全排除中国边界部队或当地军区自行发动战斗的可能性,结论是:“有动机、有权力、有指挥系统下达伏击苏军的命令,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人。江青及等人缺乏指挥系统。周恩来不会认为自行采取这种大胆行动而不受任何惩罚。”中共资料也说明“毛泽东事先知道珍宝岛战斗将会发生,但并不具体地知道在3月2日发生。”这表明挑起珍宝岛冲突,确实是毛本人的意图;而负责军事层面的人,就只能是林彪了。
    
    总地来看,毛泽东对冲突后的苏联反应,是准备不足。3月29日苏联政府声明愿意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冲突问题,毛泽东迟钝地对苏方建议较长时间未予以答复。可以说,珍宝岛冲突可能只是毛的反苏路线的一次发作,那路线是“通过仇外宣传,毛和他的同志们使用外国威胁来动员中国的民众。”而林彪的最初反应很象是“事不关己”。据林彪的秘书讲:“我注意到,林彪对珍宝岛冲突的事情,从始至终缺乏兴趣。我向他转报有关情况,他只是听听而已。”
    
    长期以来,苏联对周边安全极为敏感,蒙古国即是苏俄为防御中国而建立的安全地带之一。近代历史表明,在非常注重“地缘政治”的俄国人眼里,中国东北地区处于重要地位,关系到俄国的远东安全和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现在,中国的矛头突然“北进”,在远东挑起边界冲突,“苏联怀疑中方意图并非仅要控制那个小岛(珍宝岛),而是有更广泛的战略考虑。”从逻辑上说,如果中苏边界冲突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那么真正的主导者,不一定对具体事件或战斗过程感兴趣,但一定会关心冲突所引发的后续效应。
    
    在当年4月份的“九大”期间,在毛泽东看来珍宝岛事件已经结束,毛的重心是要在国内“取得更大的胜利”。按照毛泽东旨意撰写的“九大”政治报告也依旧把美国算作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九大”闭幕,珍宝岛事件不但没有被淡化,相反地,中国对苏联军事进攻的前景估计发生了极大反转,在中国掀起了异乎寻常的针对苏联的备战高潮,全国急速进入铺天盖地的“备战”总动员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又异乎寻常地持续了一年之久。虽然这与毛泽东挑起边界冲突的初衷并不相符,但应该说,这才是珍宝岛冲突事件的真正效应,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在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战争形式或是边界“小打”,或是苏军全面入侵的“大打”,对这两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提出要准备与苏联进行战争。
    
    在5月底,毛泽东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苏联随时可能沿两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发动全面战争,中国必须马上准备应付苏联的入侵,还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因此要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备战成为此阶段中国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
    
    这时,中国军队被大量调往中国北部。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400万部队进入了战前状态。国民经济也火速转入临战状态。“一切为了打仗”成了最中心的任务;中国各地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备战宣传;各层级“革命委员会”(1968年建立的政权机构“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大部分工作员都投入了备战工作;大批的城市人口被疏散到乡下(例如南京市疏散居民13万多人);大量的物资被搬迁到农村地区;全国各大专院校也迁往农村;留守在城市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以及居民都被当局以军事形式组织起来,分别组成所谓的战斗队、支前队、后勤队等等;各城市挖掘简易的防空工事、防空洞和地道。这时中方的一连串举动,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入侵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中国行进在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之中,看来两国必有一战。
    
    实际上中国此时并不存在急迫的战争危险。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苏联的全球战略是与美国争霸,其劲敌是西方世界,不可能与中国“鹬蚌相争”而让西方坐收渔利;因此苏联的本意仅是要制止边界挑衅。从哪个方面看苏联都犯不上与中国打仗。珍宝岛事件后,苏联的总体反应是满腹疑团,怀疑中国通过边界冲突“在追求另外的政治目的”,由此自然产生出防止中方挑衅重演冲突的意图。苏联驻华公使(叶利扎维金)也向莫斯科报告:“现在北京的政治形势极不稳定,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中国某些领导人为了加强自己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有可能下令在边界上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3月2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要与中共领导人通电话以便解决边界冲突问题,但被北京电话局的一个接线员自作主张和无理辱骂。柯西金只好联系苏联驻华大使,他说:“我奉苏共政治局之命,要亲自与毛泽东或周恩来谈判。我试图同他们联系,但在北京电话局里坐着一个无耻之徒,他回答粗鲁,拒绝接线,使馆能帮我想办法吗?”周恩来对北京电话局拒绝接线一事极为恼火,但他只能既高度表扬接线员的“反修斗争的坚决性”,又婉言指出不要在国家大事上自作主张。6月13日苏联再要求中方最迟在“两三个月之后”开始边界谈判。此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Kuznetsov)主持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KhabarovskiyKray)的边防会议,讨论如何对付与中国的边境问题,没有一个苏军将领主张用武力解决争端。7月26日苏联政府提议通过两国总理的高级会晤来解决边界冲突。
    
    1969中苏战争危机(3)苏联强硬
    
    中方只在国内一再掀起声势浩大的全国备战运动,并竭力避免与苏联官员见面。苏联的担忧是:虽然边境冲突只是个小事件,但它有可能在未来构成真正的两国争斗,苏联为了自身安全必须阻止这种趋势。苏联当局很了解中共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实力不足、装备落后、战力低下,因为中共军队是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下建立的。而苏联的打击能力和战略纵深都是中方所无法承当的。仅苏军驻蒙古国的合成兵团(含8个坦克装甲师)便能从蒙中边界迅速地攻击北京,更不用说中国的空防能力远不能抵挡远东苏军的空中打击了。此外,中国的核武能力极为有限,核弹尚未实现小型化,也没有实用的发射工具,缺乏“核威慑”能力。在明确了双方的差距之后,苏联政治局断言:“中国人只有在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即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全面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苏联以其对中国人的长期认知,懂得个中真谛。而且苏方担心如果中方的挑衅尝试如果成功,则会鼓励其它觊觎者。
    
    于是,苏方使用了威吓手段:从5月起苏方改变了策略,指示其驻华使馆公开从中国撤侨;在苏联远东地区迅速部署了35个导弹基地,等等。7-8月份,苏军向苏中边界地带大规模地公开增调陆军多达40个师(加上原有的12个师,共52个师,70余万人),并增加了驻蒙古国的苏军兵力。在与中国接壤的苏联几个军区(远东军区、后贝加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中亚军区、土耳其斯坦军区、蒙古军区)以及苏军的太平洋舰队都做出了显著的进攻部署。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展示出苏联既有强大的战争实力也有果敢的战争决心。苏联对中国施加的最大压力,是多次以非官方渠道暗示将一举毁灭中国的核基地,务必给中国造成灾难性后果。苏联通过许多渠道广泛宣布了这种论点。
    
    此时国际上不断有消息说,苏联军方提出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几百枚苏联核导弹已可怕地瞄准了北京及中国各城市。苏联外交官也在公开场合暗示西方国家“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8月13日苏联边防军在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铁列克提(Tielieketi)边界的有争议地带,主动出击,歼灭中国边防巡逻队几十人,对中国展示了强硬立场。中方对此默不作声,反而在所有的中苏边界事端热点都不再挑起反苏示威。
    
    实际上,此时苏联的全部动作都围绕着“迫使中方回到谈判中”这一目标。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的使馆代表询问美国官员,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向新闻界透露:苏联已就对中国的核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盟国作了正式的公文探询。1969年8月下旬国际媒体披露“苏联打算对中国的核基地以及重要城市进行核攻击。”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息:“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核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上海、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也证明:1969年9月5日驻联合国的苏联官员公开演说“如果中国人以为莫斯科不会动用比战术核弹规模更大的核武器,那他们就完全错了。”
    
    迄今,所有的研究著述都承认苏方的恐吓,在加重毛泽东的担忧上起了肯定的作用,似乎在证实他的“战争预言”。而苏军在去年(1968)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眼前的实例。此时毛泽东没有料到战争事态会迅速发展到严重的程度。苏联一面施以军事威吓,一面要求谈判。“苏联确信只要给予适度的压力,中方是可以坐回谈判桌并签署协议的。”
    
    9月3日北越领袖胡志明去世。9月11日柯西金在参加胡志明葬礼结束后从河内乘飞机返回莫斯科。然而,他在途中接到电报:北京在凌晨紧急通知苏联驻华大使,说中方愿意在北京进行中苏总理谈判。9月11日这一天是苏联驻联合国官员发话要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的第7天,也恰好临近苏联政府要求“三个月后”开始边界谈判的最后期限。显然,周恩来什么都不能决定,他只是个谈判工具;而突然改变立场的决策者只能是毛泽东。当日中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而不是在北京市内会谈──这一点是北京在蓄意说明双方关系的“冷却”和访问的不正常性质,而莫斯科不计小节,同意了这种在礼仪角度上很不礼貌的谈判方式。柯西金和周恩来讨论了避免两国冲突继续发生的有效措施、以及双方在近期举行谈判以解决边界纠纷等紧迫性问题。根据苏方和中方两种资料的相互吻合的事实是:
    
    一,周恩来努力使柯西金相信,中国不存在对苏联进行战争的主观打算和客观条件,中国不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还顾不过来”,因此苏联没有必要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二,柯西金则向周恩来保证,苏联不存在同中国作战的计划,不会采取任何主动的战争措施;柯西金也认为中国人确实不准备打仗,因为中国内部“问题成堆”,没有能力进行一场全面战争。
    
    陪同谈判的苏联驻华公使的记录是:“周恩来说‘我们应当缓和紧张局势,不让帝国主义对中苏关系的紧张而幸灾乐祸’。周又说‘必须让双方的武装部队撤出争议地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不会那样做。’柯西金对此答道‘我们理解中国国内事情很多,打仗是一种冒险行为。’”接着,柯西金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采取措施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事实上,柯西金不理解关于中国备战的内在因素,而周恩来也知道自己绝无可能解释清楚。此刻周对柯西金说了“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待您”的道歉话。会谈至午,周恩来请柯西金用了机场便餐。
    
    消息报道后,中国民众都对周与柯西金突然在机场的和平谈判感到极为迷惑不解。而陈毅(当时受冲击的“外交部长”)自己的解释是:“柯西金来北京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周总理在机场请他吃了一顿便饭,这是高姿态。”
    
    周恩来,他对于缓解中苏两国的战争阴云,一定是迫不及待。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到,周与柯西金的意愿相当投合,顺利形成了共识,而没有以往中苏之间惯有的指责争吵、互不买账的情况。从录像来看,会谈开始时周恩来神情木僵,到后来得到了柯西金的保证便有了相当大的松弛,说笑变得自然了。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苏联一直寻求的目标:停止边界冲突和恢复谈判。这对苏联而言显然是一个胜利;对中方而言也是胜利,因为中国自身的安全有了起码的保证。9月11日之后,苏方信守诺言,停止了对中国的抨击。随后,两国达成谅解并承诺互不采取军事行动,中苏战争的危机迅速消散。毛泽东随即从外地返京。
    
    (插曲趣闻:后来到了1974年圣诞节,邓小平安排时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GeorgeHerbertBush,老布什)参观北京大栅栏(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街区)的地道网。这个地道网是1969年中国备战期间的遗物。中方陪同人员讲解:“地道连通各家,男女老少一起干,最后建成了这个样子。”布什说:在别人家房子的地下挖地道在美国是犯法的,可是在中国却行得通。在场的中国人都哈哈大笑。)
    
    但意味深长的是,就在毛泽东返京后的几天内,事情忽然又起了急剧变化,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反向转变。现有资料表明:对于苏联的缓和意愿,“毛泽东突然又深表怀疑,林彪等军事将领也深信苏联必有阴谋。9月16日专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苏谈判,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占了明显上风。”毛泽东显然同意防备苏联阴谋的观点,证据是:毛泽东在审定“庆祝(中共)国庆20周年的口号”中,亲笔加上一条指示“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向全国发布的他自己的看法。9月20日后,中方最高决策圈的看法升级为“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掩护,发动全面的突然袭击”,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中国的战备再次强烈升温,当局甚至考虑把北京周围水库的蓄水放空以应付战争。9月23日中国在新疆地区匆忙进行了一次核爆试验,据说这是执行毛泽东命令:“既然(中国的)核弹是吓唬人的,就应该尽早爆炸。”这可能来自毛泽东对苏联的敌意揣测,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信守诺言。周恩来对战备的干扰再次被无声无息地排除了,周恩来似乎有些明白了,他很机警,此后对战备再没提出质疑,相反他更积极地推动战备。周氏也许会认为毛泽东陷入战争恐慌而不能自拔,不过这对周来说只是有利无弊──他不怕劳累繁忙,只怕毛泽东找茬。9月22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大讲:“我们的新的战略部署,是必须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9月30日晚周恩来在“招待会”又讲:“对于‘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
    
    1969中苏战争危机(4)危机消散
    
    “真的要打仗了”的紧张气氛笼罩中国。9月27日林彪出席中国北部地区作战会议,他讲:“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北京)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当前,战备是最大的政治。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衡量一切、检查一切。”9月30日林彪视察空军所属的北京南苑机场,他对众将领说:“这个仗(中苏大战)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的,但一定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10月1日,中共三大喉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社论突出地强调战备,中国的战备氛围迅速白热化。10月7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国各地立即设置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警报系统,要求军队的各级司令部和各省市防空领导机构昼夜上岗值班,保证及时地接收和发出警报。10月9-10日林彪率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等人到中国北部的张家口地区勘察地形和视察部队。在已经相当寒冷的张家口,林彪再次提出:“突出政治要坚定不移。但什么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战备就是政治。在当前,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事实上,这不是协商,也不是要求,而是指令。随即,经毛泽东批准,林彪这一指示作为动员号令,向全国发出。回到北京后,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召集政治局会议,连续用几天时间,细致制定在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10月14日林彪召集北京军区将领们部署加强北京以北区域的防御。他指示“中央军委办事组”执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部队的调动和扩编。迄今,众多“文革”研究者们虽然对林彪在“文革”中的政治行为争论不休,但一致同意“林彪抓战备是认真的”。
    
    10月份,中国部署中国北部地区兵力有:北京军区的8个野战军(第24、27、28、38、63、65、66、69军)和4个坦克师,沈阳军区的6个野战军(第16、23、39、40、46、64军)和4个坦克师,兰州军区的2个野战军(第19、21军)和1个坦克师,还有新疆军区的8个步兵师。总计16个野战军、9个坦克师、8个步兵师,以及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的地方部队约二十个步兵师,组成战略防御体系。这些兵力约占中共陆军总数的一半。除此,还有作为支援的部队:武汉军区3个野战军和1个坦克师,济南军区3个野战军和1个坦克师,而全军预备炮兵师和高炮师也大多数集中在中国北部。按照中方的防御计划,如果驻蒙古国的苏军合成兵团取道内蒙古进攻北京,中方首先的牺牲品将是内蒙古的十万地方部队和三十万当地民兵、以及六十万“上山下乡”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在这些牺牲品后面,一线排开布防在中国内蒙古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北部的七个野战军是正面抵抗苏军进攻的防线,另配有山西、河北的五十万民兵。该防线西侧翼有第63军守备山西太原、防御苏军经太原直捣北京;防线东侧翼有第66军驻守天津防备苏军从渤海登陆突击北京。北京附近则部署了中国仅有的一支“摩托化”部队第38军,以便最后一战。但是,即使北京有了如此庞大兵力的团团护卫,设若15万驻蒙古国的苏军果真行动,那么中共部署在内蒙古-北京地带的百万部队还是无法承当苏军以钢铁洪流式的大纵深和高速度的立体进攻,数天之内苏军兵临北京城下是完全可能的。除此之外,毛泽东更为恐惧的是苏联的核打击。毛当然明白苏联若打击中国核设施,便打中了中国要害,而中方并没有核反击的能力——所谓的中苏“核对峙”根本不曾存在过。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预定在北京开始,在那个日子来临之前,恐慌苏联实施突然袭击的气氛弥漫着中国,全国进入“战争前夜”状态。这时毛泽东明确道出他对核攻击的担忧,他说:“中央领导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10月15日毛泽东命令疏散在北京的“老干部”,指定由周恩来、汪东兴具体承办。当天10月15日下午,毛泽东先行乘专列离开北京,直奔武昌。此前毛泽东已在外地疏散了四个月,中苏战争危险消散后他返回北京,他在中南海仅仅住了22天,中苏战争危险忽然升级为核战争,他不得不再次自我疏散到中国南方,直至翌年4月11日才返京。这神一般的“伟大领袖”现在简直是东躲西藏了,再次展示出他夸夸其谈的“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自信与尊严,并非真实。
    
    周恩来留在北京处理政务。10月17日上午周恩来向“老干部”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紧急疏散他们的决定,宣布已给每个人都指定了去处,由中央警卫部队分别带走,诸人之间不准互相打听去向,已被“打倒”者也要押送到内地继续关押。在其后的两天里,朱德、叶剑英、董必武等人被带往广东,陈云、王震等人被带往江西,聂荣臻、陈毅被带往河北,徐向前等人被带往河南。刘少奇被遣送河南开封,邓小平被遣送江西,陶铸被遣送安徽合肥。不久,刘少奇、陶铸分别死于遣送地。与此同时,中国各城市也进行了与“下乡落户”结合在一起的人口疏散,数百万名城镇居民被送往农村。这样,中国战备由白热化转为恐慌化,珍宝岛冲突的后续效应越发严重了。10月20日,周恩来与黄永胜一起转移到北京西山的地下工事指挥部里。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的工作台历,记录着他的工作日程,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的四个月时间,记录空白。这表明周恩来直到翌年2月,他才回到了“西花厅”办公室。
    
    在苏州,10月18日林彪发布了后来被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的军事指示。18日下午5时许林彪口述了给黄永胜的“六条命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防御状态、军事指挥班子进入战时位置、疏散“三北”地区的部队和坦克飞机和火炮。8时许,叶群用电话向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报告了林彪的军事指示,毛泽东并无异议。当夜在北京,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在文字整理“六条命令”时,加上了一个编号标题“林副主席的第一号命令”,于深夜时分送黄永胜审查,但被黄的秘书告知黄永胜已服安眠药睡下,不宜打扰。此时阎仲川认为时间紧迫,不容延误,遂自主决定向全军传达。林彪当时对此一无所知。
    
    据汪东兴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书面文件在第二天传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批示“请主席阅”。汪东兴拿给毛泽东看,毛同意全军立即执行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但似有不悦,用火柴点燃了该文件。汪东兴只保留了那个装文件的信封。这可能表明毛泽东对“林副主席的第一号命令”这个标题有所不满,但毛没有与林彪进行沟通。当晚周恩来向汪东兴探听毛泽东对“第一号命令”的反应,汪说:“毛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惊诧地问:“烧了?”汪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周听到这里就再没有说话。后来周恩来却把这“烧掉”情况悄悄转告了林彪。由此可知周恩来一直在紧密窥探毛泽东和林彪,他煞费苦心。
    
    林彪发出“第一号令”后,10月19日中国全军进入“一级紧急战备”状态,共疏散95个师、4,100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中国北部有94万部队离开兵营进入野外。据一个当年在中国北部第69军的士兵回忆的情况是,那时军队接到的命令是“一级紧急备战”,但是部队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准备开战”状态。在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下达后,第69军进入了大同市以北的丘陵地带,以营、连为单位分成许多支队伍,疏散,挖掩体,部队没有配发弹药,官兵没有战争来临的紧迫感。但这不可能是第69军的擅自行为,说明了军事指挥系统实际上并不认为苏联会发起全面进攻。在“一级紧急备战”那些日子里,中苏边界平静如常,然而在中国内地各城市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紧急疏散和多次的防空演习,处于临战状态。中国的行动引起周边其他国家的迷惑不解,在东亚地区的苏军、美军和台湾军队相继进入了短暂的戒备状态。林彪的秘书说:“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之前开始午休,但10月20日那天他坚持要等到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他怀疑苏联飞机不是运载谈判代表团的,可能是携带核弹的不祥之客。他吩咐探明苏联飞机是什么时候从苏联起飞、何时飞近北京。我是一步一报,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他听到我转报北京传来苏联飞机降落的最后一次报告: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是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中苏之间的谈判虽然不会有明确的结局,但边界上双方军队不再互相射击,双方都不再进入有争议的边界地带。从此林彪对于“一级紧急战备”不再过问。而且,林彪竟然忘记了中国北部还有百万兵员在野外疏散、风餐露宿。10月2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临时指示各军区军种,“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天气转冷,疏散的部队不要露营,要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资保障”等等。直到年底隆冬,各军区纷纷来电请示部队是否可以停止疏散回营房,林彪却不解:“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秘书只好解释道:“部队疏散是根据首长(林彪)的命令。首长不发布新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作出部队回营房的决定。”林彪总算明白了:“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自此中苏战争危机云消雾散。但直到1970年,中国的战备气氛仍然浓厚,战备被纳入全国日常工作,常备不懈地运行,也被当成带动其它各项工作中的“纲”,直到1971年才逐渐松弛。疏散到农村的城镇居民也陆续返城。此后,中苏边界一直相安无事。
    
    事实上,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毫不存在打仗的必要。中国人在忙于“文革”,俄国人在忙于争霸全球。对于一个外国(中国)的内部纠纷,亦即“文革”越来越深化的内斗和混战,俄国人乐见其成,并不打算介入,更没有出兵攻打的必要。在两国最高独裁者的意愿上,“毛泽东害怕的是:如果苏联发动军事进攻,文化大革命甚至他的统治都可能被推翻”;勃烈日涅夫的担忧是战争会打乱苏联的宏图。两人在各忙各自的事情,谁也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事业,去打一场莫名其妙的中苏战争──不知道这个战争会持续多少年、两国会遭受多大伤耗。战争危机,实际上起源于中苏之间的一个深刻误会,双方都认为是对方在横生枝节,要发动战争。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它是一个偶然误会,要么正好相反。要探讨其中的区分,就需要详细追究这个误会是怎样形成、又怎样演变为剑拔弩张的。
    
    事实说明:毛泽东对珍宝岛事件引发的中苏冲突,在看法上存在一个变化过程,即从一开始轻视为小事件,到后来断定苏联要发动大规模战争,并下令进行全国备战。这种变化源自于:珍宝岛事件激怒了苏联,引起挑衅效应,致使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核战争威胁被过份夸大,而中共高层又都附合了毛泽东的看法,使毛泽东更加相信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全文完)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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