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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为何“反地方主义”(下) 朱健国 ◎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真正根源 从197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委《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报告， 1980年10月29日以调和折中留尾巴的方式为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案平 反，1982年4月7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上报中共中央要求彻底为地方主义平反 割尾巴（《关于冯白驹、古大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到1983年2月9日， 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彻底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到1994年4月， 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为方方彻底平反的通知——历经15年的反复伸冤，广东反地方 主义冤案才算真正彻底平反。中共中央1994年批复的《复查报告》说——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方方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 作出 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 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的国民经济，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应予 肯定。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 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决定撤销 原对方方同志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职的处分， 为方方恢复政治名誉。这样，广东解放后的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从组织上、 政治上均得到彻底纠正。[28] 广东反“地方主义”为何能持续20年，广东为“地方主义“平反为何要历经15 年——一个省的“地方主义”冤案，竟比全国的‘反右扩大化’、为‘资本家’平 反还要艰难？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挖掘广东反“地方主义”的真正根源，才能回答。 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为导火线 中共中央1994年为方方平反后，广东的“地方主义头子”全部平反了，广东的 “地方主义”也就自然不存在了。这证明，1986年10月2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 叶剑英追悼会上的悼词仍是正确的——“叶剑英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 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 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29] 这也证明，叶剑英当初关于广东土改应注意广东七个特点的论断也是正确的。 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有这样一些内容—— （一）以公尝为名的大量土地占有。广东全省公尝土地占有总耕地的33％。公 尝田名义上是宗族或家族所有，实际上绝大部分支配权在地主手中。由于公尝以公 有财产的面目出现，“活地主”隐藏在“死地主”后面，掩盖了阶级矛盾。但另一 方面，也确有一小部分公尝田由该族子孙轮流掌管或耕种，其收入作为祭祀和办学 的费用。因此，应作深入调查，区别对待。 （二）占总耕地面积10％的沿海、沿江围垦沙田，高度集中在官僚、恶霸、地 主以及“大天二”手中，他们利用封建特权，在沿海、沿江淤泥积快要成田的时候， 围以卤草，就有所谓“沙骨权”，如果别人在他有“沙骨权”的地方围垦，他们仍 然可以按季向农民收取所谓“粳谷”；如果他们将沙坦围以木桩或堤坝，向政府缴 税领照，就可以取得土地权。他们取得的土地，除大部分出租外，也有少数雇工经 营。沙田的租佃关系复杂，农民往往须向“二地主”、“三地主”租种土地，地主 层层加租，封建剥削严重。 （三）华侨和工商业地主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华侨地主或华侨小土地出租者 多是在国内无法生活而出国谋生，以在国外出卖劳动力或经营工商业所得赡养家 属。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侨汇断绝，许多侨眷无以为生，饿死或逃荒。华侨鉴于此， 所以在家乡购买一些土地，作为瞻养眷属或归国后生活凭借。 （四）典当土地比较普遍。有农民典给地主、高利贷者及其他剥削阶层，受典 者再转租给其他农民耕种的；有地主富农之间或农民与农民之间典当土地的，有破 落地主典当给农民的，等等。 （五）华侨众多是广东的一大特点。因此在制定广东土改的华侨政策时，主张 对90％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应给以合理照顾。对一般的华侨地主，其在“农村 中所有土地和房屋，大多数是靠本人辛勤所得汇回国内购置而来，与一般封建地主 剥削阶级有所区别，……应予照顾”。他认为对待华侨地主同靠封建剥削为生的地 主一样对待的主张是幼稚的。据此，在政策上，规定要保护华侨劳动人民的小量出 租地，其出租地不超过当地平均每人土地一倍者，均保留不动，超过者也给予酌情 照顾；对华侨地主，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房屋、家具、耕畜、粮食、农具保留不 动（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除外）。 （六）广东城镇较多，工商业比较发达，许多工商业者与港澳有密切关系。在 土改中，广东制定了一系列维护城市正常工商业活动秩序和保护工商业的具体政策。 1951年，华南分局在《土改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是放反 封建之手，不放反资本主义之手”，“特点对兼地主的工商业者，讲明人民政府保 护工商业政策，使他们解除顾虑，安心就业”。 如果只是工商业财产、丝毫也不动他的。（七）广东还有爱国民主人士较多、 沿海渔民较多、海南少数民族较多和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尝田、山林、鱼塘、桑 基、果园、塘禾田等）较多的特点。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具 体政策。如对沙田，规定处理的原则是：凡应没收与征收的沙田，“属于水利工程 较小，适合于分散经营者，其土地应分配给农民所有”，“属于水利工程较大，不 利于分散经营者，均应收为国有，按实际情况分别采用下列四种办法经营之：一、 私人投资经营；二、国家与私人合作经营；三、农民合作经营；四、国家经营”。 [30] 但是，为何当时和今天看来都言之成理这个叶剑英广东土改特殊论，会带来中 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反地方主义冤案呢？1995年以来，广东党史研究工作者对这个问 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特别是1996年出版的《冯白驹传》（吴之、贺朗著，当代 中国出版社）、1997年4月版的《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杨立著， 中 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印刷）以及《刘田夫回忆录》、《曾生回忆录》，把反地方 主义的根源作了翔实的分析。 综合这些分析，主要意见如下： 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矛盾所致， 即是林彪与叶剑英，四 野与两广纵队、广东地方干部、军党与地方党的矛盾，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只 是林彪要找的一根导火线而已。 两广纵队曾与“四野”开火结怨 有人认为，赵紫阳、陶铸之所以相继来到广东，是因为在“四野”南下广东后， 中南局认为以叶剑英、方方为首的华南分局不尊重“四野”，不彻底贯彻“依靠大 军，依靠南下”，由“四野”（也就是林彪）领导广东的政策。1999年10月，原东 江纵队、两广纵队干部，现为深圳东纵老战士联谊会秘书长的叶青茂和原两广纵队 炮兵团长、蛇口工业区董事长袁庚，向我回忆了一件从未披露的重要史料——两广 纵队曾与“四野”开火交战—— 1949年10月17日，已经转隶四野的两广纵队（新番号为24师），由邬强副师长 的指挥，在广东罗浮山下的博罗县龙华墟一带，围歼国民党一五四师。包围圈缩紧 后，一五四师少将副师长郑荫桐派来一团长联系，声称他们已向华南分局联系起义， 两广纵队即令其撤出所占山头，进镇接受投降起义仪式。在接受过程，两广纵队袁 庚率领的炮兵团一连在夜晚接收一山头时，却遇到开枪阻击，连长王同遂率领队伍 全力进攻，结果攻下山头，俘虏“敌军”一个连和连长。可是仔细一看，原来这被 俘的一个连，并非国民党一五四师，而是四野赫赫有名的塔山阻击战英雄团的一个 连队，那个被俘的连长更是号称“英雄连长”的英雄。这时两广纵队方知打了一场 误会战，误俘了同志，一面道歉，一面也为自己的战斗力而自豪——两广的两个纵 队，其战斗力竟然可以打胜四野大名鼎鼎的塔山英雄团。而四野的塔山英雄团，虽 然知道是一场误会战，但却深为败在了地方军“两广纵队”手下而恼羞不已。据叶 青茂分析，这一次小小的误会战斗，从此种下了“四野”憎恨广东地方党政策干部 的祸根。现在虽无明确材料证实当年林彪等人对此事的发怒，但后来四野方面一再 批评广东地方干部不尊重四野，不能排除这个微妙因素的。 “林、叶之争”与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争斗 另有一种分析认为，上述偶然冲突，只能在更本质的矛盾背景中起作用：长期 以来的林、叶之争，是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争斗的根源。因为林彪的四野在完成平 津战役、挥师南下后，已经把中南及广东作为了自己新根据地与落脚点来设想，但 是叶剑英离开北京市长之任，到广东占据华南分局，打破了林彪的预期设想。为了 夺回“华南广东”，林、叶必然要争战一番。叶剑英虽与毛泽东关系不错，但是林 彪与毛泽东关系更紧，而且在东北战场之后，战功到了功高震主之地步，在这场争 斗中，林胜叶败是必然的。叶剑英在调离广东时，对一些干部长叹：“主帅无能， 累及三军”，是一句实话；接下来又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 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31]却并未说出全部事 实，光靠一个陶铸，如何搬倒叶帅？没有林彪出面，断然不能。林彪1949年 5月把 东北让给高岗，毛泽东当然要重新给他一个新地盘，自古功臣必封侯，虽是共产党， 虽是“社会主义”，也依然少不了这个传统，把中南两广分给林彪，是毛泽东的人 情之常了。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当两广纵队司令曾生奉命在北京接收整编国民党独立第二 十四师而后转隶四野时，林彪就是派当时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去下达任命，宣布 团以上干部的任职。这说明，陶铸管理广东，并非是1951年的想法（并非因为广东 出现了“地方主义”，出现了“土改右倾”，这些罪名都是为了既定方针而必然要 构陷的），早在1949年4月14日安排陶铸在给两广纵队重新宣布任命时就定下了。 而这时， 叶剑英正在就任北京市长。不知是何人指使还是叶本人想抢占广东山头， 后来才有叶到广东之行。以叶剑英“一生大事不糊涂”，办事唯谨慎的性格来看， 叶自己提出要回广东当还乡团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一直分管南方局的周恩 来提出了让自己老部下叶剑英回广东。周恩来自从到达延安后，原来分管的长江局、 南方局逐渐被架空，而刘少奇依据华北局实力在中央地位逐渐上升的事实，是否使 周恩来感到也有重建自己的地盘的必要——重新控制南方或华南呢？ |
周恩来与广东“地方主义头子”关系密切
从现有材料来看，当时广东华南的大部分干部与周恩来有密切联系，广东“地
方主义分子”大多都受过周恩来的深厚关怀。
据曾生回忆，1949年3月，是周恩来通知他， “和中央首长一同乘坐专列进北
平……离开西柏坡以后，周恩来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他专用的吉普车前往”，又介
绍他见毛主席，进行了一番长谈。而在北京，他又见了叶剑英，专门谈了解放两广
的问题，叶专门借了一辆小车供他在北京使用。[32]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4次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以周恩来
为总理的政务院，同时全国成立五大军政委员会，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中
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这五大主席，也就相当历代开国皇帝对功臣大将的封侯，有人戏称林彪得中南
是封了韩信淮阴侯。细考这五大侯王，高岗自成一派，有借斯大林之力扩张的野心；
彭德怀、朱德与毛泽东长期貌合神离；饶漱石是刘少奇的老部下，算得刘的权力基
础；刘伯承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曾任长江局军委书记，和周恩来关系密切；
真正是毛泽东嫡系的，只有林彪。这种局面在当时中共中央几大山头毛、刘、周、
朱来看，权力基础最弱的是周恩来。特别是刘伯承因与毛泽东不和调离西南任军事
学院院长后，周的基础就更薄弱。作为早年任过广东区委委员长（也就是广东一把
手）、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这时可能就对有许多老部下的华
南广东产生了兴趣。虽然现在我们不清楚直接提议叶剑英到华南广东去是否周恩来
（周一向善于“引而不发”，让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他积极支持叶回广东则
是毫无疑义的。
如果说1949年开国之时，毛泽东囿于传统或迫于压力，采取了变相对功臣封侯
划地的作法， 但他很快看到了这一分封制的危险性， 继“朝鲜战争”把彭德怀调
离西北（所谓林彪称病不去朝鲜，很可能是毛泽东一计，让彭赴朝可谓一箭三雕：
既拿回彭的诸侯大权，又可让美军消耗彭的嫡系部队，还可由此把各诸侯都调回京
城控制）之后，又于1952年8月将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 习仲勋从西南
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调进京，迅速解除了分封制的危险。但是这
一调动所造成的权力新安排，则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各地空缺基本上由原有体系新
安排，但这种新安排就留下可以争夺的机会，各体系既可进一步纯化，亦可能让外
系统渗透，广东的反地方主义、林彪的改组华南分局、改组广东、调叶倒方实际上
也就是进一步排除周恩来的影响。而此时叶剑英被迫调走，与周恩来在中央权力相
对削弱也大有关系。高岗进京后，不仅已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又让组织了
“经济内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样一来，周恩来的政务院失去了经济管
理权，实际上只成为了外交、文化部长。在这样的劣势下，周恩来自然想帮叶剑英
主持广东了。根据广东近年来大量的“反地方主义”资料史料披露，广东的“地方
主义头子”，几乎都与周恩来关系密切。
A． 冯白驹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
广东“地方主义”第一号人物冯白驹，因为坚守海南，领导琼崖纵队“23年红
旗不倒”，始终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与关怀的老部下，冯白驹与周恩来的直接联系，
最早在1930年初——
1930年初，冯白驹先后到香港、上海向省委和中央汇报工作。他在上海期间，
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单独接见。周恩来听了冯白驹的工作汇报后，高
度评价琼崖特委在土地革命运动中紧紧抓住发展红军、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建设根据
地三项工作的正确性。周恩来鼓励琼崖特委今后要紧紧依靠群众，更高地举起武装
斗争的旗帜，坚持长期斗争以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33]
1940年，当冯白驹与外来干部林李明发生矛盾时，周恩来亲自指示：“琼崖特
委书记还是冯白驹同志当好”，使冯白驹在1941年2 月又重任了海南党政军一号人
物。此后海南工作都是冯白驹派人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如1946年8月， 冯白驹亲自
派庄田、罗文洪到南京梅园新村30号向周恩来汇报工作。[34]周恩来专门要廖承志
从香港给冯白驹弄来一部电话，以便联系。1950年11月2日，冯白驹随叶剑英进京，
周恩来亲自陪他向毛主席汇报。 早在1939年5月，周恩来就对庄田说过：“冯白驹
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这次又明确告诉毛主席，琼崖23年武装斗争红旗不倒。”
[35]毛主席也接着说：“陕北有刘志丹这面红旗不倒，南方就是琼崖有你冯白驹这
面旗不倒。”
B． 方方是周恩来的老部下
广东“地方主义”分子最大的官是方方，而方方自到广东工作后，就是一直在
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接见汇报工作的广东代表庄田说：“
这次电告方方同志请你们来”，这说明那时方方就直接与周恩来联系，周恩来也通
过方方领导广东革命斗争。
方方来广东是1946年1月，作为国、共、美三方监督停战协定的“三人委员会”
的“方方少将”来粤时，对外称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北平
军调处”中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而中共中央分管停战军调的是周恩来，这也就自
然形成了周恩来领导叶剑英、叶剑英领导方方的历史机缘。周恩来负责南方局和主
管军调谈判，自然与方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
方方就和叶剑英一起作为中央指定闽粤赣边代表团主席，这一安排，应当说是周恩
来早已以南方局书记的权限，布置了在华南的最高领导干部。
C．古大存早就追随周恩来
广东“地方主义”第三号人物是古大存。古大存早年追随彭湃，听说周恩来率
南昌起义部队入粤，就专门到海陆丰去找周恩来，虽然未见到周恩来，却相遇了与
周恩来一起起义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彭湃，开始了在周恩来指挥下的革命生涯。彭
湃牺牲后，古大存成为红十一军军长。1938年4月， 古大存在香港找到廖承志，由
廖介绍，转移到武汉法租界见到了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以及叶剑英。从此，古大存
与周恩来的直接联系开始了。1940年12月，古大存作为中共七大广东代表团团长到
达延安，在中央党校任一部主任，1945年当选七大中央侯补委员，应当与周恩来的
推荐分不开。而古大存与叶剑英同年同月生，1924年就去叶剑英任师参谋长的粤军
第二师负责战地宣传，这就更使他紧随叶剑英而与周恩来联系紧密。而古大存1946
年至1949年在东北工作时与林彪、高岗在土改政策上的分歧，促使他虽然一度脱离
南方局，也依然心向周恩来。1949年9月底古大存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后，
周恩来便要本拟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古大存回广东辅佐叶剑英工作，据
其秘书杨立回忆，古大存曾写信回家，告知周恩来已找他谈话，因他是广东早期党
员，故华南分局提出要他回广东工作。而华南分局也就是叶剑英当家，叶一再劝古
回粤，并做好了已在广东而久与古大存有意见的方方的工作。[36]从这一细节可见，
当时叶、古回广东，皆是周恩来在安排。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
会议通过了叶剑英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当时
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正是周恩来。
D．尹林平紧跟周恩来
广东“地方主义”分子第四号人物是尹林平，尹林平系1938年就任广东省委军
事部长的老南方局干部，从1936年起，他就往来于港粤之间，接受周恩来、廖承志
的指挥。1941年12月7日，周恩来急电廖承志，要将邹韬奋、茅盾、 夏衍等一批文
化名人从香港抢救回大陆，令尹林平负责率部护送工作，建立秘密接待站。时任港
九大队政委的尹林平和司令员曾生严格遵照周恩来指示，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2年7月，周恩来以中共南方局书记名义电令尹林平暂停国民党统治区活动，
并于1943年担任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43年12月2日， 又奉周令成立
了东江纵队。1945年3月9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尹林平秘密飞抵重庆，举行中外
记者招待会，介绍在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3月18日， 又参加周恩
来以中共代表团团长为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再次揭露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
部队的阴谋。3月下旬，尹林平随周恩来秘密到延安，向刘少奇汇报工作。 此后在
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尹林平和曾生指挥了东纵北撤山东。1947年1月， 在周恩来
传达了中央指示后，尹林平和方方组建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任书记，尹林平
任副书记。同时尹林平以中共南方代表身份在香港公开活动。[37] 1949年5月，又
根据周恩来指示，香港分局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班子不变。1949年 9月，
叶剑英南下，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方方任第三书记， 尹要平任分局委员。1967
年，尹林平以“反军”、“为地方主义翻案”罪名，被黄永胜关进监狱长达6年。
由于这些“广东地方主义首领”皆是与周恩来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其部下也皆是周
恩来关怀过的人，如1952年定案的海南地方主义分子、海南澄迈县县长李定南，被
称为“李家皇朝”、“李氏家族自治会”，但李定南是二三十年代和周恩来在一个
支部过组织生活的老地下党员，几年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
广东反地方主义与“毛周之争”
所有的“广东地方主义头子”皆与周恩来亲密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广东反
地方主义，实质上是林彪与周恩来的矛盾？
不，更深一层看去，这个表面的“林、周矛盾”，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
争。据前交通部部长曾生回忆，1949年3月26日，他奉令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工
作后， 又在八天后和中央机关一起进京，在涿县候火车去北平时，周恩来介绍他
见了毛主席——
周恩来同志介绍我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见了我就问：“你就是在广东打教
育厅那个曾生吗？”我回答说：“是的”。他老人家高兴地说：“打得好。”毛主
席很关心两广纵队的建设。他问：“你们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如何编法，要官还
是要兵，还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来同志指示整编为两个师。”
上了火车后，毛主席又来到我的身边，和我亲切交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在
广东工作，对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考问我：“你知道你们广东是什么时候开化的
吗？”我当时答不出来。毛主席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
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秦朝末年，天下
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
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辖。[38]我很渐愧，自己是广东人， 但对广东
的历史知道得不多。全国解放后，我在广州市工作时，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
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就设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市。赵佗是
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时，他初为南海郡龙川令，后为南海尉。汉高祖刘
邦曾赞扬过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建
立南越国，自封南越武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０六年），臣服汉朝，“奉
汉约”，正式受封为南越王，因而维护了国家的团结统一。毛主席当时和我谈赵佗
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们在解放广东后，要把广东治理好，建设好。[39]
A．防止中国出现新的赵佗
应当说，曾生对毛泽东这次谈赵佗的深意，并未理解。其实毛泽东这番话，分
明流露了对广东能否真正紧跟以毛为核心的中央，表示出忧虑。秦始皇是何等英武
帝王，但他派去广东做官的赵佗居然在秦朝末年自立为王，毛又怎么能对战争年代
并非由他直接领导的广东地方党放心呢？所以就在这次谈话后，陶铸就开始接收曾
生部队并入四野了。曾生回忆道——
在北平，我住在北京饭店。在那里会见了第四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他们指定政
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负责安排我们去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四月十四日，陶铸同志
和我以及邬强、饶璜湘所带领的四百余干部，到了北平市郊黄村独立第二十四师驻
地，陶铸副主任代表第四野战军，宣布了团以上干部的任职。师长和各团团长仍由
原来的师长、团长担任。邬强任师政治委员，饶璜湘任师政治部主任。我们派下去
的团、营、连干部，不管原来担任什么职务，一律任命为政治干部。排一级，我们
采取了原来东江纵队的做法，任命我们的排长为政治服务员，和排长共同领导全排。
[40]从这一细节来看，由“四野”兼并两广纵队，接收华南分局，管理广东，早在
广东1951年出现“和平土改”“右倾化”之前就有了安排。只是这时一切尚在伏笔
阶段而已，没有惊动周恩来、叶剑英对广东的部署。事实上，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始
终是与毛、周之间亲疏关系变化而进展的。在1949年初，毛、周合作尚好，那么也
就可以容许“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让周、叶安排广东干部，一方面让林彪中南局
去牵制广东，到得1952年8月， 毛泽东对周恩来权力扩张的担忧明确表示为“中央
政府有分散主义现象”时，广东的陶铸、赵紫阳也就大打出手，开始了第一次反地
方主义。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初，毛主席下令“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
政府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
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的工
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
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
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
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社，由邓子
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高岗、饶
漱石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
权的步骤。”[41] 其实，高、饶虽然错误地会计了形势，但是对毛泽东有意削
弱周恩来的权力，对周不信任这一点并未判错，他们错判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也到
了可以分手的地步。从毛泽东与周恩来历史上曾处于对立，周恩来曾位高毛泽东的
情况看来，毛对周始终未能达到放心与完全信任的地步，这从后来文革中尽管周恩
来立下汗马功劳，他也仍然选择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作二把手和接班人，毛对周
的不信任与防范是始终如一的，在1952年至1953年，这种不信任则出现一个高峰。
所以与北京削弱政务院权力相联贯，广东反地方主义，调走叶剑英、方方，降职古
大存、冯白驹等功臣，皆与防范周恩来权力基础有关。由于叶剑英有周恩来的支持，
林彪这个极懂战术的常胜元帅，从未正面出来处理广东反地方主义。他的意见，或
者以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出面，由陶铸、赵紫阳贯彻，或者由毛泽东直接
拍板。毛泽东挺身而出亲自处理广东问题，不惜加剧与周、叶的隔阂，一方面是出
于对亲信林彪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则是他需要防止新中国出现新的赵佗。
B．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
古大存秘书杨立（八十年代任广东省副省长）回忆说——
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在中南海颐年堂。 毛泽东主
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
方、赵尔陆、陶铸等。毛泽东直接了当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
毛泽东宣布开会，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着方方说：
“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毛泽东继续
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
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
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
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毛泽东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
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
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
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
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
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42]
从这段史料来看，毛泽东处理广东地方主义是1952年6月， 比撤销政务院党组
要早几个月，可以推断，毛泽东采取了“去皮见骨”，首先把周恩来的地方权力体
系给予摧毁，然后才直接动政务院。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先打分散部分”，先掺
砂子破坏其基础的老战术。后来处理刘少奇，也是先打倒“彭、罗、陆、杨”；处
理林彪，也是先整陈伯达，先南巡向各军区打招呼。当然，1955年3月31日，毛泽
东把“高饶反党集团”处理后，为了显示团结， 又重新重用了周恩来，把许多权
力还给了周恩来。但是，对周恩来在军队、在地方的权力基础，依然是毫不留情地
打击。叶剑英被调离广东后，周恩来成了中共中央高层人物中唯一没有地方势力的
人。
C． 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放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典型事例，这就是“陶铸深夜
带枪见周恩来”，据杨立回忆——
1954年2月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深夜2时， 周恩来召见
陶铸。陶铸起身后向警卫员要了手枪，自己配带后，就一个人去了。古大存向彭真、
薄一波反映了情况。彭真说古大存警惕性高，很好。并且说明昨天深夜是周总理找
陶铸个别谈话。为了防备高岗一伙进行暗害，中央叫陶铸配枪以备自卫。[43]
这里的“中央”指谁呢？显然是毛泽东。这一珍贵史料说明，在高饶事件中，
毛泽东开始对周恩来也是不信任的，在得到周恩来召见陶铸消息后，竟要陶带枪以
防不测，显然对周有高度戒备。也许，陶铸这时才深知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伤害
了周恩来的权力基础。
◎四、毛泽东思想之一 ——从不信任“地方军”
1999年10月的一天，深圳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会长连环（连贯之子）在对我
谈论“广东反地方主义根源”时，说了一句深刻之至的话：
广东反地方主义就是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反ＡＢ团”的再版。富有戏剧性
的故事是， 古大存曾在刚解放时回忆历史， 庆幸自己曾经逃脱了1931年的反AB团
斗争。当时古大存的战友、红十一军政委吴炳泰被以AB团分子罪名枪决了，作为军
长的他，不仅救不了吴，反而连自己也被撤销军长职务，留党查看了3个月。1950
年， 古大存以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厅长的身份亲自主持复查东江“AB团”
案，岂料刚刚为战友吴炳泰平反，自己便又落入了反地方主义的冤井。[44]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歼残酷整肃“ＡＢ团”
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研究，1930年，“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
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在一轮名曰‘肃AB团’的大清洗中，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
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干此事的并非中共的死敌——蒋介石和国民党，
而是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和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段史实随着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完全被改写。”[45]
毛泽东为何要在自己创建的江西苏区肃AB团滥杀革命同志呢？原因是“毛在江
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
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
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还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
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
内同志。”[46]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与毛泽东及红四军的
关系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
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赣西
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土改政策问题。 赣西南方面主
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
土地”的主张。(2)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 11月底，毛
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
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
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 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
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47]
“肃AB团”的理由与广东反“地方主义”何其相似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当年“肃AB团”的理由与广东反“地方主义”何其相
似。20年后的广东反地方主义，也是两条罪证，1.土改政策与毛泽东的想法不一致；
2.在干部配备上没有完全接受外来干部为主的方针。甚至处理的策略也基本一样，
肃AB团是为了坚持将李文林领导的部队合并到彭德怀的红六军，而当时彭是毛泽东
的代表；而广东反“地方主义”主张则是要将曾生领导的两广纵队合并到林彪四野。
毛在肃AB团是派红四军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领导李文林，而在反广东地方主
义时则是派四野的陶铸及赵紫阳到广东加强领导，起因、方法几乎一模一样。有所
不同的是，由于毛自延安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后，再不在党内开杀戒，只是以“
抢救运动”、整风、降职撤职等方法来整肃，所以相比之下，广东反地方主义毕竟
是比“肃AB团”时稍为法制化了一点。
“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据高华研究，当年“肃AB团”残酷无比——
1930年12月7日下午， 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
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面
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八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
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
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
。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 团”抓
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惨酷
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AB团首领，并供
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
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48]
1930年10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
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
军队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
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
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
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
人都遭处决。[49]毛泽东的这套思想逻辑究竟从何而来？就“纯化”的层面而言，
毛系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的影响，尤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经验
的影响。1928年1月24日，毛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
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怕，
刀上加刀。”若就清洗党内反对力量的“镇压”层次而言，则无法找到毛受苏联经
验影响的直接证据，因为苏共镇压党内反对派的经验此时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
至30年代初，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还未发展到肉体消灭阶段，斯大林发动大清
洗还在以后几年。可以得出的判断是，毛在党内大搞清洗，基本上源于他在打江山
中获得的经验与体会，在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历代农民造反经验和《水浒》
一类的影响，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体悟的产物。这样，毛就在国际共运中首次创造
出了将对敌斗争方式用之于党内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肃AB团”具有原创
性。[50]
毛泽东反地方主义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
高华还发现：毛泽东反地方主义是他一贯的思想与方法，其源头并不是始于江
西苏区，而是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有人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革命的摇
篮、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后来竟没有产生一个将军，甚至连师团长这样的军事干部
都没有井岗山人，这是为何呢？就是因为毛泽东从来都是外来干部，每到一地方发
动革命，都是采取“先依靠，后整肃”的方法。在井岗山，他借彭德怀之手干掉了
接纳支持他与朱德、林彪、彭德怀的井岗山地方部队，把其首领袁文才、王佐杀掉；
在延安，后来又把刘志丹创建的陕甘宁边区的功绩压制不予宣传，到高岗事件后，
陕北苏区的干部也基本上全线压制。高岗后来散布的“军党论”、“枪杆子上出党”
、“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毛泽东几
十年实践的事实。高岗所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岗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
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岗山大圈圈”也是事出有因的。
[51]
不过，所谓井岗山大圈圈，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圈圈，高岗不过是想借毛的力量
实现自己的宏图。
后来文革的出现，说明了高岗的军党论、井岗山圈圈确是存在，当林彪想突破
井岗山圈圈，突破毛的圈子自搞一个圈子时，毛也就运用丰富的肃AB团、反地方主
义经验把林一举推向身败名裂。而和林彪一样，也想搞白区工作圈的刘少奇，自然
是在林彪之前先亡之。倒是周恩来对毛反地方主义的威力高度警惕，以柔克刚，终
于在毛病重期间把自己的亲密战友邓小平推了出来，并且在其逝世之后成功地清算
了毛的种种反地方主义之宗派行为。在中共近五十年历史中，高岗、刘少奇、林彪、
周恩来都想突破毛的圈圈，但成功者，只能算是周恩来。如果说，五十年代，周恩
来曾为叶剑英撤退广东，自己的势力被挤出华南局而受气，那么，到得改革开放20
年，他是大获全胜，特别是当赵紫阳因“六四”倒台之后，周恩来养子李鹏出任中
共二把手，周恩来算得大获全胜。他比毛泽东笑在最后。不过，就算在毛泽东死后，
其“反地方主义”的成果被叶剑英反攻倒算，但是他所开创的“反地方主义”传统，
却和他的许多独创性思想一样，并未衰亡。因为毛之所以要反地方主义，毕竟来源
一个铁的规律：每一个新登台的权威人物，要想树立绝对权威，建立专制，必须毫
不留情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基础，必须进行后来看来是痛苦和错误的反地方主义。从
这一角度看，只要中共有新权威出现，新一轮的反地方主义义就会以形形色色的新
貌开始进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今天的人们只是可以希望，新的反地方
主义，能否沿着毛泽东从杀AB团改进到只处分地方主义分子的改良道路，以更宽松
的方式“反地方主义”——这一期望，不知是否可从今日中共“核心”以“反腐败”
方式对“北京帮”和“广东帮”进行的整肃中体现。
◎五、任仲夷的期望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广州拜访了86岁的任仲夷老人，与他就“广东地方
主义”冤案平反进行一段对话——
朱：任老，您来广东之后，“广东地方主义”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
主持的？
任：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并在会上做出决定的。
朱：那您觉得“广东有地方主义”之类的指责，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
任：那倒很难说了，但不应该再出现了。
朱：您来广东20年了，有没有感觉广东人有排外思想？
任：我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
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
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后来雷宇到海南工作
以后，海南岛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车事件受了处分，仍然要念记他在海南的政绩，还
说也要给雷宇修祠。雷宇也不是广东人。
我的感觉是，地方情怀，每个省份都有一点，比如说在辽宁，也有什么地方的
干部多了少了的议论，都是这样的。广东也有，比如说，广州说潮州人提拔得多了，
为什么省里的领导尽是潮州人，说什么有“潮州帮”。但是潮州人也说，佛山尽出
省长，因为有好几个副省长都是从佛山提拔上来的。
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刚来的时候，个别人
有这样的说法：难道广东就不能出一个第一书记？其所以这样讲，大概是因为以前
广东的第一书记尽是外省来的。你可以说这种思想不大开放，但不能把这种情绪提
高到“地方主义”。我认为地方观念或地方情绪可能有的，但把它称为一种“主义”
就不对了。（ 对于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当政时不热心彻底平反广东地方主义的细节，
任仲夷也有记忆。出于某种考虑，他不希望详细披露。）
“以史为镜，资治通鉴”。任仲夷的这一“不应该再出现反广东地方主义”的
呼吁，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改革开放20年来又出现了新广东帮”传言的一种回
击，是对“广东干部大换血”的一种质疑。由是观之，仅仅把“反广东地方主义”
的源头追到毛泽东思想上，还不够，我们还得深入思考：是否由于“社会主义”必
然要产生新权威（新核心），而新权威必然要不断地开展新的“反地方主义斗争”
才能生存——“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其实是一种体制性的必然悲剧。只要体制不变，
它就必然过去有，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
1969年4月辽宁第10次印刷，页58。
[2][3][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26][27][28][29][30][31][36][42][43][44]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
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内部出版”，1997年4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刷厂，粤准印字第1185号），
页324，59，74，115，101，102，100，128，129，141，145，89，214，
155，159，160，196，272，275，327，321，81，123，58，115，191，18。
[4]高凯、熊光甲主编《新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9年10
月第1版，1991年第2次印刷，页5。
[20]、[21]、[22]、[23]、[24]、[25]、[33][34][35]吴之、贺朗《冯白
驹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广东
省珠江印刷厂印刷），页783，781，769，785，786，787，5，589，747。
[32]、[38]、[39]、[40]曾生《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2月第1版，1992年2月第1次印刷（北京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页566，564，
565，566。
[37]《尹林平》，《尹林平》专集编委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
1版，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页482。
[41]、[5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年7月版，页319，321。
[45]、[46]、[47]、[48]、[49]、[50] 高华《“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
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总第54期，页60，62，62，66，65，68。
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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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0 月26 日初稿，2000年5月26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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