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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女性”、“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特别感谢作者雷颐先生寄来本文
雷 颐
“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话语”都是产生于“后现代”的西方、且日渐流
行的“后现代”的理论。由于这两种理论的产生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和共同的“斗
争对象”，即都以在西方社会占统治/优势地位的“白种男性”的政治、 经济和文
化“话语”作为批判对象，代表了弱势集团对强势集团的抗争，实现了从“边缘”
向“中心”的突破，所以二者在西方是互相支援、互相发明的，往往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在某种程度又被视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理论。不过生活可要比理论
复杂得多，在无比繁杂丰富的生活面前，倘稍有闪失，理论就会“前言不搭后语”，
自相矛盾。例如，近来对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妇女地位的改变、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
的变化等都引起了一番争论，这种争论实际反映了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冲突。然
而这里的“强势”“弱势”可真不那么统一、那样分明，若仍套用“后现代”或与
之渊源颇深之“新左派”理论，让“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话语”在此间相碰，
还真不知双方会向谁进攻为谁辩护，该不会发生“窝里斗”吧？
金莲.割礼.面纱
女子缠足曾是中国几朝相沿、几近千年的习俗。所谓“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
惜”的“三寸金莲”被认为是文明、教养、礼法和美的象征，而自然而然的“天足”
反被讥之为“大脚婆”，是野蛮丑恶、伤风败俗、大逆不道，不仅嫁不出去而且无
地自容。“废缠足”几可谓“难于上青天”，因此缠足之废的意义与功德均不可谓
不大（当然是以现已不够摩登的“现代”为标准）。
说来颇令国人汗颜，缠足之废，首功要推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1879年，一
位传教士在厦门的教民中首先倡导不缠足，创立“戒缠足会”。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办的《万国公报》（最初名为《教会新报》）对此事有详细
报道，而后又发表了《戒缠足论》、《裹足伤仁》、《革裹足敝俗论》、《裹足论》
、《劝戒缠足论》等一系列有关文章，指出缠足是“自伤肢体”，“无故而加以荆
刖之刑”，“观缠足之时，紧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强使之痛楚难堪。旁观之人
每为伤心，其父母反铁石心肠，绝无恻隐。呜呼！残忍若是。”“其为伤生理、恣
荼毒、造永劫，盖莫此之为甚也。”并认为缠足对下层劳动妇女的生计影响尤为严
重。这些文章影响甚广，康有为就是读了《万国公报》的这些文章后，才开始在广
东组织“不缠足会”。维新时期，南方各地纷纷成立“不缠足会”，戒缠足运动开
始形成。“不缠足会”除宣传缠足危害、鼓励不缠足外，重要的一点是会员子女可
互为嫁娶，免去“天足”嫁不出去之忧。维新期间，在康有为的一系列变法奏折中
就有《请禁妇女裹足折》，痛斥道：“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刖刑，终身痛楚，
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希望光绪帝“下明诏，严禁
妇女裹足。其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违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无官者其夫
亦科以锾罚。其十二岁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废缠足的建议得到
光绪皇帝同意令各省督抚推行，但还未及具体实施，戊戌政变发生，慈禧训政，各
种“不缠足会”被迫解散，不缠足运动面临被摧之险，幸赖西方在华妇女在各地成
立的“天足会”仍不遗余力（外国人办团体不受清廷禁令束缚，这种“不遗余力”
实乃“侵犯主权”），才使这一运动得以延续。1902年经庚子巨变之后，清廷在内
外压力之下终于谕令劝止缠足，不缠足运动才重又兴起，这才获得“合法性”，终
成主流，一时间“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
无独有偶，割礼是非洲不少国家盛行已有四千多年的习俗，对妇女危害不浅，
虽有不少有识之士努力废绝这一恶习，但至今未能断绝，平均每天仍有六千名女孩
经受刀割。最近，世界名模迪里成为向割礼宣战的“特别使者”，引起了人们的注
意。现年30岁的瓦利斯.迪里出生于索马里，5岁时被行割礼。她被母亲全身压在一
块铺在地上的布上，一位老妇女用把沾满血迹的刮胡刀在她的会阴部切割着，她拼
命挣扎、大声嚎叫几下后顿时痛昏过去。一个多小时后，当她醒来看到自己血肉模
糊的下身时，妈妈却高兴地对她说你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以后的几个月，她
的下身依然血流不止，疼痛难忍。13岁那年她来到英国伦敦打工，几年后成为亭亭
玉立的少女，被数家世界著名的服装公司聘为专门模特，成为世界公认的名模。直
到成为名模后，她才知道原来世界上多数妇女并不行割礼。此前，她一直认为割礼
是天经地义之事，世界上所有女人都要经受割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她下定决
心向割礼宣战。由于“名模”知名度高，她的行为受到广泛的注意、重视和支持，
联合国有关机构现在任命她为特使，到非洲各国做同胞的工作。她向同胞宣讲割礼
的巨大危害，认为这是一种犯罪，劝说女性珍爱自己的身体，呼吁男青年去爱那些
没有接受割礼的女性。她的工作颇有成效，因为以前联合国也派人去过，但因为是
外来的“他者”，所以非洲人并不愿听，而出自本地人之口，效果就大不一样。不
过，在家乡她并不完全受欢迎，被一些顽固维护传统的人骂为民族的“叛徒”。（
详见1998年6月17日《光明日报》）
同样，近来孟加拉国为消灭贫困在乡村发展经济引起妇女生活习俗和地位的变
化，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孟加拉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十分落后，为发展国
民经济，孟加拉政府作了不少努力，并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对经济发展、国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却也引起了某种十分尖锐
的文化和观念的冲突。例如，在拉吉沙希省偏远乡村塔那帕拉村，有座由瑞典政府
在孟加拉国独立不久的1972年援建的纺织服装厂，生意火红，成为促进偏远乡村经
济发展的典型。这座工厂现在完全由本地人经营管理，所生产的产品全部出口，销
路很好，因此为这一偏避地区的妇女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当地的许多妇女都在
这座工厂做工，从事纺纱、织布、制衣和刺绣工作，所获报酬不菲，生活自然随之
蒸蒸日上。类似的情况在孟加拉农村还有不少，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孟加拉农
村进步委员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民间机构之一，主要由
本国人掌管，但引进不少外资。改善妇女经济状况、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推广现代
教育是其工作重点。到目前为止，已有近九十万妇女得到该会的信用合作社提供的
优惠贷款，从事各种农副业生产，有七十余万儿童在该会所办的以科学教育为主而
不是以传统宗教教育为主的小学上学。该会还完成了许多社会建设，在饮水、卫生、
妇幼保健、生态保护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意义尤为重大的是，农村进步委员会
看到全国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妇女是文盲这一严重的事实，在广大农村妇女中开展了
扫盲活动，教会她们简单的读写和计算，使她们对妇女的地位和尊严有了初步的意
识。其中有些人已开始要求自己安排自己的财产，甚至要求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
不甘心再受始终至高无上的男性（父权）的摆布。在家庭中，妇女开始有了较从前
为多的发言权，与丈夫争吵时因有工作保障而不必担心被逐出家门后生活无着。这
些都使孟加拉国农村妇女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为避免无谓的争端，农村进步委
员会小心翼翼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向女工保证她们不必与男工一起做事，祈祷时
间可以暂时停工祷告，每逢斋月可以调整上班时间等等，以消弥冲突。但是，随着
妇女地位的提高依然产生了严重的价值冲突，农村进步委员会面临着激烈的反对和
巨大的压力。有些地方的宗教首领甚至宣布如果妻子参加了该会的工厂和信用合作
社，丈夫便可将其“休掉”。一些家长还将子女从该会办的学校带回，重入以宗教
教育为主的传统学校。在个别地方，这种新式学校甚至被人烧毁。由于孟加拉是伊
斯兰国家，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是穆斯林，不少人恪守“原教旨”的训诫，始终无
法接受妇女走出家庭、“科学”重于“宗教”的观念。越是贫穷的地方，这种传统
观念也越强烈。许多坚持原教旨主义的人士认为这是发达国家（西方）在经济援助
的名目下向发展中国家（非西方）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是西方世俗主义向本土传
统宗教的挑战，将在不知不觉中破坏本土传统文化价值，进而破坏立国之本的宗教
意识形态。简言之，实际是一种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
学术游戏
同一件事，学者们可以用不同的理论框架进行“解读”，得出不同的结论。
倘用源于当代西方，但现如今在吾邦也开始“摩登”（modern）起来的“后现
代（post-modernism）话语”来说，这也就是所谓“后殖民”，是将“自身文化”
（男尊女卑）“他者化”（男女平等）的“文化策略（阴谋）”，所以必须严加批
判、坚决抵制。若进一步依时下国内学界颇为流行的那种“照猫画虎”“依葫芦画
瓢”式的“后学”和“新左派”理论对“戒缠足”、“废割礼”、“摘面纱”参加
工作进行解读，庶几可得出如此结论：近代中国由传教士首先发动的“戒缠足”和
现在非洲正在进行的与跨国公司和一些国际组织关系密切的“废割礼”，引进外资
“脱贫致富”引起的妇女地位的提高、摘下面纱……都是对这些民族国家主权的粗
暴侵犯，如当年慈禧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下令解散包括“不缠足会”在内的各种社
团，但西方在华妇女在华的“天足会”就是不解散，而且还大量发展中国会员，大
力宣传“废缠足”，而中国的清政府却对其无可奈何，这分明是对中国主权的公开
侵犯……而且，这些也正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和跨国公司进行的“殖民”和“后殖民”
的体现和证明，它们以现代性的虚伪的启蒙、理性为标准将东方/ 第三世界的传统
和习俗斥之为蒙昧、野蛮、不卫生，实质仍是西方中心论，用西方的“能指”来指
称东方的“所指”，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横向移植。福柯（Michel Foucault ）对西
方的启蒙、理性和医疗卫生已有深刻解构，指出这些统统都是一种控制手段，我们
要破除缠足、割礼有害身体的现代性“迷思”……名模迪里已“他者化”成为跨国
公司的符码，成为西方各大传媒制造的一个符号，其功能与当年在华传教士并无二
致， 甚至“更坏”， 起到外来的“他者”起不到的作用。 斯皮瓦克（ Cayatri
Spivak）认为是西方女性主义的认知系统的表现，法农（Frantz Fanon）更认为对
本土父权制的批判有瓦解反对殖民主义的负作用，要女性揭开面纱是西方殖民主义
的预谋……从对国际资本批判的角度来看，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正在破坏
本土习俗和千百年的传统，正在无情而迅速地消灭多样性，如从前有近四分之一的
妇女缠足而现在几乎没有一个！这样全球妇女都是一模一样的天足大脚而无那“柔
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的“三寸金莲”，致使步步婀娜婆娑、摇拽生姿这种绝佳
的“人文景观”终于消失。行割礼的妇女目前正在慢慢减少，如果现在不吸取当年
中国“缠足戒”而“金莲绝”之殷鉴，对此丧失警惕终有一天将无人“割礼”，全
球妇女的下身亦将大体一样，使人类的多样性再次减少，终将出现一个“同质化社
会”。所以东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是用西方的“后现代/新左派”这种
“学术最最前沿话语”来抵制、反对、破除、解构西方的“现代性/ 启蒙”这种学
术上已经“过时”的“殖民主义话语”，维护并恢复本土的各种习俗和制度……
这种理论一反“现代性”的常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确更加诱人。不过首
先，不知中国的“后学”“新左”之士在洋洋洒洒之际是否想过自己（如果是女性）
是否愿意被“缠”被“割”，或是否愿意让自己（如果是男性）的妻女姐妹被“缠”
被“割”。因为仅在学者的书斋中和厚厚的学术专著中“玩学术”，傍征博引福柯、
阿明（Samir Amin）、德利达（Jacques Derrida）、德里克（Arif Dirlik）、詹
明信（Fredric Jameson）、萨伊德（Edward W.Said）、利奥塔（Jean F.Lyotar）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华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斯皮瓦
克、法农等等等等西方诸位“后”“新”鸿儒硕学的种种“话语”当然只有高深博
学而于实际生活并无大碍，然而一旦某些理论（很可能会）走出书斋而“落在实处”
，结果确会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每人都要面对的“切肤之痛”！
其次，若从同为“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话语”来看，缠足、割礼、妇女不能
参加工作、必须带面纱……这一切实际都是父权社会为控制女性的性与身体而强加
给女性的粗暴的“仪式”，是对女性身心长期的残酷迫害，并由此强化对女性社会
性的限制与宰控。而这种所谓“传统”、“习俗”、“文化”，恰是在父权制社会
的历史中为这种对女性的残害而形成或曰制造出一种“合理性”。因此，人们应该
追问：什么是传统、习俗、文化？这些传统、习俗、文化真的神圣不可侵犯、不可
改变？改变就是“叛教”、“屈从殖民者”、“背叛本土文化”？那么，这些传统、
习俗、文化究竟是由谁来代表？那一代又一代被其迫害、残害的妇女果真是这些传
统、习俗、文化的代表、主体？其实，妇女只是这些传统、习俗、文化的奴隶，而
父权才是这些传统、习俗、文化的真正代表、主体、掌控者和受益人，不仅用“经
济”而且用“文化”压制、控制女性，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在“文化”的帷幕
之后，是真实的权力。而废缠足、废割礼、妇女可以摘去面纱、有参加社会工作的
权利……无疑都是女性地位提高的一种表现，是“女权”向“父权”大胆挑战的开
始，是居于“边缘”位置的“女性话语”向占居“中心”位置的“男性话语”的勇
敢进攻，是对古往今来无处不在的男性统治/压迫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反抗， 因而是
桩值得为之大声辩护、为之大唱赞歌、为之而对传统、习俗、文化进行猛烈批判的
伟业。由于长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压迫，这些妇女开始大都不能自己“发
声”，要由男性或外人“代为发声”，揆诸史实，这种“代为发声”往往是妇女自
觉、自己解放的先导，而没有这种“代为发声”，则很难有女性解放。而现在一些
批评这种“代为发声”的理论家，虽有些曾有“第三世界”的背景，但现在大都在
“第一世界”的学术、文化界获得了相当的地位，其实他/ 她们已经脱离了“第三
世界”、脱离了本土的父权制压迫而溶入了“发达社会”，才有条件、有资格优雅
从容地告诫仍在“第三世界”的女性维护自己“民族特性”的重要。
总之，在如何对待“第三世界妇性”这一问题上，“后殖民理论/ 新左派”与
“女性主义话语”的紧密同盟立即分道扬镳，而且互相攻击。看来，在与发达的西
方背景十分不同的不发达的东方背景中，在这类“黄种男性”占统治/ 强势地位的
“前现代”社会中，想不经过一番艰苦的加工改造就轻松自在地生搬硬套产生于西
方的“后现代”或“新左派”理论，委实不易。
这一事实说明，思想若要摆脱生活，理论若想脱离社会，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如果进一步想使社会生活迁就思想理论，想以某种思想理论来对社会生活“整齐划
一”，则更是荒诞不经。生活实际再次提醒人们，切莫忘记了“理论是灰色的，生
活之树常青”这句已近于老生常谈因而又常被漠视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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