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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不现实 ——作为实学的《战略与管理》
李朝晖
本文转引自刚开张的精彩思想站点“文化中国”，特此致谢
“《战略与管理》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的重大事
件及重大命题，它以实际问题的研究为自己的学风追求，它以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为
自己的学术标准。”
以上摘自《战略与管理》(以下简称《战管》)“稿约”中的文字，可以视为《
战管》的自我许与自我定位。事实上，对“实学”的标榜，强调中国问题的现实性，
也确是《战管》与大陆其他思想学术期刊的区别所在。
但是，言论禁制的事实存在，“实学”并不等于实话实说。在中国大陆的现实
语境下，对现实的真实描述要通过一系列的符号代换方能进行，从而《战管》与其
最初欲相区别的其他思想学术刊物，即使关注有所不同，言之不能完全达意则一。
同时，可能正是由于这种“现实冲动”，“战管”在与现实的纠缠中的欲语还休，
若与“书房被动语态”式的文化思想评论面对中国问题时的自洽和从容相比，要尴
尬得多。这一点在《战管》有关民族主义的选题上昭然可见。
90年代大陆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不能说始自《战管》，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
《战管》在其间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粗粗一数，1995—96年间，《战管》就推出了
“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观”、“世纪之
交的民族主义”等三个栏目多组专题，成为同一时期对民族主义着力最多的大陆思
想学术刊物。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是，民族主义是怎么冒出来的?
民族主义思想并不起自民间的呼唤和推动，而是出自部分知识人在对时局作出
认知判断后的应对方略。首先，“六四”事件和苏东剧变，以及1992年开始的经济
热潮，是90年代大陆思想界所不得不面对的主要事件，其中，“六四”的意义在于，
它使得对现行体制的态度，成为了此后中国大陆思想界最根本的分界线，并成为一
切话语和论争的当然背景，此后“民族主义”之于“全球化”，“后现代”之于“
启蒙”，等，概莫能外，都可以于此中窥得若干消息。进而，“六四”的枪声与苏
东巨变一道，使现行体制的存在不再仅仅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或前提，其本身之存
废也成为一迫切问题，1992邓小平南巡，即可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应对，即，邓及
其拥护者试图通过彻底更改体制的一部分以达到保留体制的另一部分，也就是经济
体制的实质性变化与政治体制的依然故我的并存。表面上看，“先把经济建设搞上
去”被广为接受了，然而，这一意图以其浅陋直白而流行，却并未被当代中国最敏
感也最深入的思想者所认可，这其中既包括体制的维护者也包括反对者，尽管他们
在对现体制的态度上截然相反。在后者，不仅因为从价值层面而言以自由民主为目
标的政治改革不可缺少，也因为在他们看来，邓的如意算盘根本是镜花水月。从制
度的角度，根本没有独立于政治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一说，非人格的市场机制之作
用本身为一学理上的拟设，其主要含义在于对有关经济行业的直接指令尤其是全面
计划的否定，同时凸现法治，亦即先在的法律原则作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运
行不可或缺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而所谓法治，无论立法、司法或执法，又无一不
包含或本身即是政治行为，司法独立以及立法的宪政原则等，正是政治改革的题中
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不包含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同样，对这一意图的无效性，
作为既是体制的维护者又是这一意图的反对者是有所体认的，尽管是从不同的角度；
仅仅从常识判断，开左灯往右转就不能长期奉行，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思潮可以
被视作有别于邓小平的另一挽救体制的努力。在为现行体制寻找存在和延续理由的
现实驱动下，所谓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经济发展可以作为阶段性的目标，却并不足
以成为支撑一个体制的意识形态，尤其对当代中国之巨大复杂而言，民族主义作为
可能的意识形态，更能支撑一个体制或政权，也更能为之提供合法性的支撑。在此
一视角下观察所谓的民族主义，可以发现其对现实采取了典型的双重态度：一方面，
是对问题深重的国内情势的漠视或至少是轻描淡写；另一方面，则是对可能是孤立
或偶发的国际事件作过多的联想和推演，并不乏浓墨重彩，通过对中国国际环境恶
化的陈述(诸如银河号、申奥这在事后已被证明是国际腐败而不是国际政治阴谋，
但在当时却是群情汹汹)以及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战略意图的解读，以对未来和
他人主观意图的揣测为基础，在无视或忽视更为根本的国内问题的情形下，编织出
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国际生存环境恶劣这一图景，以此提出对中国国内环境的稳定诉
求，并以此作为现行体制的存续理由。这种策略或技巧，在《战管》编委和主要作
者之一王小东的文中尤为明显。1995、1996年围绕台湾问题而引发的中美冲突，对
民族主义者而言不啻是最佳的现实例证，并因此而使得民族主义浮出水面。民族主
义者避而不谈台湾问题作为现当代广义上的中国问题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的一部分
这一层面，更回避大陆现行体制乃是事关两岸未来的最大阻力和障碍这一现实，而
一味以所谓国际战略的名义，往国际问题上拉扯，则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性和帮闲气。
对此，现体制的疏离者们是了然于胸的，全球化论说即可视作对此的回应。但
是，事关体制的存废，民族主义者可以奢谈其实是政权安全和政党利益的所谓国家
安全和国家利益，在其中雄辩滔滔；全球化的倡导者却因言论空间的限制，而不得
不嗫嚅其言。可以看出，这其实是一场自一开始即不平等的抗争。由于在市场取向
等方面与当局有表面上的重合(实则相去甚远)，民族主义者甚至指责对方与官方合
流垄断话语，而事实上，在事关体制未来等“大是大非”上，是前者而非后者更靠
近当局，而依“不争论”的训示，体制未来简直是一个不可讨论的话题，实属禁区，
这样，又何来平等的话语权呢?统计这几年《战管》所登载的民族主义言论与其反
面文字之比即可看出，即使不出于编者自身的倾向，来自外界的压力也会使得《战
管》所搭设的言论和思想平台变得不平。民族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喧嚣与当局的默许
是分不开的。相比之下，他们的反对者就困难得多了。
对未来在一切方向上保持开放，在笔者看来是思想的起码品质。强加的限制与
自我限制一样使得思想不成其为思想，或至少是残缺的思想。缺乏这一点，是中国
大陆所有讨论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人或媒体所不可自我讳言的，《战管》又何能例
外?因此，指出这一点绝不是为了丑化它，因为这正是大陆思想学术的一般状态；
相反，笔者以为，在90年代一派顽主氛围下，《战管》坚持对现实的关注至少仍是
可贵的，这终归表示着不能忘情的关怀。
有心的观察者已然注意到，《战管》1998年至1999年的几期刊物偏离了《战管》
的既定风格而有了如外界所说的“自由主义”色彩，这首先表现在有更多关于国内
现实问题方面的文章，其次是原本不属于《战管》作者群的作者多了。究其原因，
一方面固然与克林顿访华及北大百年所带来的自由主义言论环境有关，但是，1998
年第4、5、6及1999年第1期，却已是民主党事件后的言论寒冷期了，这表明其应不
出于投机或是凑热闹，联系到国内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持续恶化，这似乎可以
说明国内问题已重新成为知识界关注的重心。如果考虑到此前的刊物内部人事变动，
至少可以说，与体制较少纠缠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尝试真正从现实问题本
身出发去认识中国问题，而不再以体制的喜恶为出发点，在中国面临的危机(1998
年第5期专题)愈发清晰地呈现之时，将此问题提出来并不需要观察现实政治空气，
更不需要因对体制的顾及而扭曲认知，尽管谁都知道，在中国，这么做就意味着与
体制的疏离乃至对立。
可惜的是，由于《战管》主办单位内部的财政因素，更由于本年度国内国际形
势的影响，《战管》上述的变化从人员到风格很快就过去了。科索沃事件、大使馆
被炸以及当局有意识的宣传策略(只需了解一下京城每月主要报刊的主编会议的内
容就明白了)，从表面上掩盖了更为重要的当代现实问题：失业下岗、金融风险、
腐败……，似乎民族主义的黄金岁月已然来临，在此风向之下，《战管》也不例外，
然而，对所谓民族主义者而言，一个不可回避的困难在于，狂热的民族主义与对外
开放是不相容的。在此并没有两全其美的可能。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困境，民族主义
并未被官方接受，也才有了王小东的由民族主义“光荣孤立”向“十步杀一人，千
里不留行”式的非体制反文明的转向。当然，对以全球化为言说方式的现体制否定
者而言，正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和冲突仍是必要的，而中国
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体制问题，况且仅体制之变也非易事。对当代中国而言，是没
有任何现存答案可寻的，一个需要智慧的时代，却无从真正地面对现实，只能在受
限中思考行动，是大陆知识人士的悲哀，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在现实的不现实中前行，这就是《战管》对当代中国的贡献及其所留下的遗憾。
注释：
［１］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分界非但不被提及(这可以视作官方管制的
结果)，更被蓄意地抹杀，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及马立诚、
凌志军《呼喊——当代中国的五种声音》。
［２］这方面的例子在中国有袁世凯、蒋介石可为参照，而伊朗等发展中国家
也不能例外。当代中国人往往惯性地将毛时代时的民族狂热与极权政治的结合代换
为民族狂热与现政权的结合，殊不知现政权已由极权而专制独裁，不复有可能利用
民族主义了，这从58事件后中共始则不得不强硬，进而迅速冷却直至今日全面修好
中可见一斑。
［３］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后序”。
http://go.163.com/~culturechina/Reading/artical/zhangu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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