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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爱伦堡(外一篇) 特别感谢作者刘自立先生寄来本文
刘自立
外一篇：杜拉的思索
《人、岁月、生活》是一本对我们“老三届”影响甚大之书。70年代初初见此
蓝色封皮的六卷本爱伦堡的书，读之欣喜异常。因为70年代初，文革烈焰渐息，青
年人对政治已抱冷感，虽然一面读德热拉斯之《新阶级》，另一方面，却大量收集
古典音乐的唱片、西方美术史画集，且有人吟诗作文以省示自己之青春期的故事与
经验，凡此种种，均和爱伦堡的经历有所类同。爱伦堡也是15岁即参加革命活动的。
在《人》一书的最末一篇文章里，爱伦堡被邀查看一封革命年代的革命书信。大字
一行行看下来，爱氏本觉得不过是一位老革命家当年之笔迹。等看到最后，信末署
名冠以：“根据警察局的意见，此信作者系被监视的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
伦堡。”爱氏以后说，“现在我重读此信时感到惊奇的主要不是内容，而是语言。
正如你有时好不容易才能从一张旧照片上认出自己来一样。”
当爱伦堡在他那个世纪初对革命浅尝辄止复而转入艺术时，他的选择引起北京
当时参与过文革的青年人的认同。毕汝谐君近在《黄河》撰文谈他70年创作《九级
浪》这本小说的情形。毕属北京当时的“漂派”。“漂派”的行为准则是以性这个
青春期的“武器”来对抗“革命时代”的假“道学”。我们都记得爱伦堡笔下的“
洛东达”，记得聚簇于此的诗人、画家、女模特……这一点，使我联想到当时的诗
人举行的文学沙龙。文友田晓青君近撰文有议于此。那是在铁狮子胡同临南一大院
之套院中的一间房子。进入这所房子的人怕是都读过爱伦堡的。
除《九级浪》这本书外（爱伦堡的《九级浪》当然在前，毕汝谐的《九级浪》
当然在后），尚出现《相信未来》以及赵振开、芒克、江河等人的诗作及万之与我
等人的实验小说（见《今天》）。记得在北师大的一次文学讨论会上，江河大讲印
象派艺术对于创作的启示。这种启示有二，一是对爱伦堡笔下的人物；二是对北京
当时“圈子”里的人。读毕氏的回忆文章，有一个“没落户飘零子弟”多发慨叹之
感。这位北京去的“纽约玩主”据说在忙中得暇，手持一本《后汉书》或《史记》，
悠游乐哉。字里行间，我的这位中宣部大院的邻居，文字老辣，内涵幽默，还有些
披发行吟“城”畔的风流情荡之余韵。这个绰号“臭皮鞋”的小子，文字已老但情
愫仍旧。
从毕汝谐到郭路生，从郭路生到振开、田晓青等人，都像是在重复爱伦堡笔下
的经验。但细而究之，有同亦有异。爱伦堡的自觉出于对俄国社会革命的憧憬，是
从赫尔岑到普列汉诺夫思维的一种自然承袭；但中国的青年，并没有研究或深而析
之中国自康梁、中山，乃至陈独秀、李大钊以来的一整套西渐学说，而只是懂了点
艾思奇、王若水以及语录之类。爱氏足迹踏遍欧洲（复又去美洲、亚洲），对巴黎
和罗马的种种艺术有切肤之乐与切肤之痛，对波提切利、丁托列托，乃至毕加索、
马蒂斯，不但有神交，且有身心之过从。但是，北京当时的小青年，能够从书中看
到巴黎圣母院、彼卡迪利广场就算好样的了。所以，大的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
朦胧诗中人在当时的起点之低。然而可贵的是，虽无事事亲历，毕竟知道了这个世
界上有过大师。
“洛东达”之外，还有凝神于俄罗斯文化、命运与现状的诗人，如曼杰利施塔
姆（现译曼德尔施塔姆）。我不止一次敬读其作，每读一次，都会被他的诚挚而严
肃、深情而深刻的妙笔生花所触动，人性，除了纨绔子弟与“干部子弟”的性情中
事以外，是存在“天问”式的诘难与呐喊的。曼氏的诗诠释之，则是——“我不愿
用做一只白粉蝶／把借来的身躯还给尘土——／我但愿，有头脑的躯体／变成街衢
如国土——／这躯体虽被烧焦，但有脊柱，／还知道自己的长度。”／
这难道还不够令人震撼吗！
相比之下，能够写出这样诗句的中国青年，起码在70年代绝不可见。在79年以
前，中国诗歌文本尚停留在“我的爱人依偎在别人的情怀”一类小咏小叹之中。经
过十年的反思，尚出现“我不相信”的呼叫。诗人是否应当关注民族、国家之命运，
几十年来争论不休。从爱伦堡那里得知，诗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完成其文本的
一种重要方式。比如，他在议论与回忆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就有此一判断。帕氏的
《日瓦格医生》是十月革命悲剧之呈现，但帕氏的写作，却是以个人的反思契入，
而不像一种旁观者在那里塑造出角色或情节。爱氏说：“精神集中在自己身上……
不曾妨碍，也不会妨碍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一个大诗人。”
固然如此，诗歌本身的存在不应当混同于政治甚至道德文章。诗歌更多地反映
了人们在命运面前所做出的选择。一如萨特之谓，这种选择造就了“本质”；而这
种“本质”之生成，则源于选择——存在。人们惊叹阿赫玛托娃的选择，惊叹于她
的《安魂曲》，人们同样也惊叹比阿氏更为强烈的茨维塔耶娃。据我所知，就对北
京的那一代诗人的影响力而言，只有曼杰、保尔·策兰可以在强度上追平茨维塔耶
娃——当然，还可加上一位S·普拉斯。她从反面与悖论“描述”的爱情，却大唱
于70年代末，而至80年代及90年代，且必会以其天才之力跨入新世纪。这就是——
“我爱上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然而是以分别，而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
而不是以结合去爱的。”虽然爱伦堡在他的“分析”中为茨维塔耶娃的政治倾向“
回归”苏联而辩护，但是，90年代中人却可以如是理解茨氏的反相观照的诗之用心。
用解构派的语言析之，爱同时呈现出建构与解构；爱之解构，以生活为依托——以
茨氏所遭遇之文化与政治之命运为依托——可以是对爱之反悖；可是，爱之反悖尚
存留爱之正论；爱的反悖是不可抹去爱之“痕迹”的。世上没有根本没有爱的爱，
也根本没有没有恨的爱。恨与爱共为一体，又互相不同。于是，分别对峙于相会，
而暗含于相会；决裂对峙于结合，而暗含于结合。没有什么相会会在没有决裂时动
人心魄；没有什么结合不在日日悉随决裂、裂痕、忍隐和木然的……。诗的语言，
当她以歧义见澄见澈之时，诗的形态之完成就已达成，至少趋于达成。用形式主义
女作家克莉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的话说，“……如诗语言显示的，
表意过程是一个特定的表达，介于象征与征候间的倾向，而象征与征候是各自领先
与继承的关系，互为对方的先决条件；所以说话主体在征候的‘容器’与象征的策
略间产生，它恒是分裂的，它本身‘只是表意过程’，是始终在过程中的主体。”
有多少70年代的中国青年人、青年诗人能够理解这一点，是大有疑问的。但是，我
深信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体悟与了解这一点的。从他们对于茨氏乃至普拉斯的崇拜即
可看出这一点。悲观主义的情结在英雄与英雄崇拜完结之后，在诗歌文本中慎行其
道。对于生活的判定或可起码采取俄罗斯“消极崇高”的态势。这都是和死亡本身
的呼唤与渗透联系在一起的。正如爱伦堡晚年所讲：“……我没有受完苦；也没有
付出更多的爱。……观众已经匆匆向存衣室奔去，而主角却还在舞台上叫喊：‘明
天我……’而明天将会有什么呢？另一出戏和另一些主角。”
如果说爱伦堡在他60年代末去世时，已完整地“描绘”出一幅现代派艺术的画
图，并在此现代派的体验与思索当中，通过诗歌的“二律悖反”进入后现代、后集
权社会的初步思索——因为曼杰、茨维塔耶娃之文本，已充满了后现代的体味——
那么，从70年文学沙龙走入世界诗坛的中国诗人的归属何在，却仍旧“是一个问题”
。一如在70年代的时候，他们发出的声音并未清晰到“象征”与“征候”那样，毕
汝谐、赵振开们的现代与后现代思索，对于读者而言，依旧是十分艰涩与令人困惑
的。一、他们的人文背景不像爱伦堡那样清晰。因为，爱伦堡是通过对阿拉贡、聂
鲁达、艾吕雅等“左”派的深度观察，以达到他们作为人、作为诗歌，乃至作为“
音”与“声”，趋同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思维系统的。但在中国诗人中间，所有
话语系统最早的表达（如郭路生），还停留在文革的话语系统当中。其二，当80年
代末这批中国的“洛东达”弥散于纽约或阿姆斯特丹以后，他们的文本在现代与后
现代的抉择中，呈现交错叠加中西文化与政治背景的面容。而在中国寻求现代化的
进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在纽约的诗人则以体味纽约客的生存方式为其感悟，以至出
现了中国诗人完全不同于索尔仁尼琴甚至布洛斯基的面容——后者从来不曾失去对
于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化的回应与反响。三，如是一来，从爱伦堡那里得到启示的一
代中国“洛东达”们，大多已迷失在自己文本与人格的最大迷津之中——就连生活
在大陆的、面对几亿文盲和贫困人口的中国诗人，据说也可以玩耍一下在哥本哈根
或斯德哥尔摩的人们所戏耍的后现代文本。一切，都在没有实现与达成时就被“打
倒”了。这恐怕是爱伦堡也料之不及的吧！
于是，笔者为此重新翻开了爱氏关于巴尔蒙特的那一章。
爱氏写道：“1934年我在蒙帕纳斯林荫道上遇见过他。他独自一人走着，老态
龙钟，穿一件破旧的外衣；他和先前一样披散着满头长发，但头发已经不是火红色，
而是白色的。他认出了我，向我问好。‘我听说您在俄国……’我回答说，我不久
以前才从莫斯科来。他活跃起来：‘请问，那里还有人记得我，还有人读我的诗吗？
’我不禁可怜起他来，撒谎说：‘当然记得。’他微微一笑，然后昂首阔步地向前
走去。这个可怜的，被贬黜了的帝王。”
中国的巴尔蒙特们，将以何种方式保持不被“贬黜”呢！
几年前，我游历了巴黎、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在蒙玛特高地圣·
兴教堂，我首先想到的是爱伦堡和他的《人、岁月、生活》。高地幽静深邃，拾阶
而上，从圣·兴旁拐入一条小巷。有人告知在右侧的一处空场上，有布莱希特之故
居。居下有一作家的人像“穿”墙而过，领衔“内外”两界。从右侧向左，路过乐
怪萨蒂之故居。门窗朴素，颜色暗淡。随后，即转至有名的绘画广场。画架林立，
画匠多多。我看此处的画作并不出色。只是爱伦堡的影子时隐时出，伴随着我浏览
之的全过程。爱氏对巴黎怨恨交集。但我以为，巴黎实在是一座古城，现代派的铁
塔、蓬氏中心点缀其间。而罗马，则如爱氏所写——
“罗马是几个不同时代的混合场：古希腊罗马的遗迹和新兴的市区并列，巴罗
克式的弯弯曲曲的雕像和最早的基督教的柱廊形大厅共存，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和
19世纪末叶富丽堂皇的古迹同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起初会使来客感到拘束，但
后来你却看到不同的时代在罗马是和平共处的。”
斯言其是。一般而言，现代派与后现代派与浪漫、古典时代——按照德里达的
观点——绝不是“革命”、“颠覆”、“破旧立新”的关系，而是共存、共荣。于
是，在80年代中被北京的青年学人粗俗理解的“后现代”＝“拆”的观念，在爱伦
堡的岁月里始终是不曾出现的。 |
杜拉的思索 刘自立 《一个年轻英国飞行员之死》是玛格丽特·杜拉晚年作品《写作》中的一种， 此作一出，杜拉超越自身的形象赫然夺目。我这样说，是因为这部短篇使杜拉跻身 哲学家的行列中，对思想界大胆敢言；另一方面，她的文学家的底蕴依旧深厚，情 感与细节毕现，笔触奇特自然，故此，此作如她其他作品一样，饱含杜拉本来之风 格。 一个年轻的英国飞行员在二战期间被纳粹炮火击毙死亡：这是小说的开始，同 时也是小说的结束。杜拉以极大的勇气面对不事叙述的尝试，而以一个凝固的事实， 使圆心屹立文本，只是在周围划画圆周的轨迹。也就是说，作家只是以周边的人与 事烘托飞行员的死，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个简单的事件上来。 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写法，暗含着杜拉对于文学创作所抱的最大的希望与绝望。 此种构思直接进入哲学式思考：“即时性”即对“时间的时间”的思考。年轻的飞 行员在德国卡尔瓦多斯省的沃维尔村被德军炮火击毙后，一个自称是他的老师的英 国老人“跑来探望他”，如此而已。杜拉说，飞行员之死，从那一刻起，时间成了 “永恒”的时间，“这是一个死者，20岁就死了，并将一直延续到时代的终结。” 她又说，“那是20岁。年龄，年龄的数字在死的时候停止了……” 此外，杜拉当然还作了某些联想，如她在越南的经验，盟军诺曼底登陆等等。 可是，关于飞行员之死，她是点到为止，绝不发展这个情节，无论把这个情节处理 成老套路的二战题材，抑或把它构思成为一个先锋派的荒诞剧情。不，杜拉的故事 是不能展开的。一如她说，“我什么也不能写。”“会有一种不用写的写作，有朝 一日，它会来临的。” 故此，杜拉的含义已明确不过地直指一个尖锐的命题：文学之死（虽然，这个 问题在几年前，在海外已经过一场讨论，但很少有人了解其中奥秘。）有趣的是， 文学之死，或飞行员之死，或杜拉之死，无独有偶地纠缠一身，呈现出一个深刻的 暗示与象征——文学、小说的出路何在？ 按照杜拉的意谓，至少在处理这个题材上，“该书不是一本书。”“它不是一 支歌。”“它也不是一首诗，也不是思想。” 严格而论，杜拉像敬畏神灵一样面对她的这个素材，这个孩子，这些文学，好 像一旦展开来写，就会冒犯神灵。这的确是一个悲哀。这个悲哀超过了对于文学人 物的悲哀，或者说藉创作产生的复调结构呈示的悲哀——即创作者与被创作角色共 同承担悲剧命运的悲哀，这种悲哀是杜拉本人深深感受到的“不能言说”的悲哀。 她之所以要面对这位年轻的飞行员，面对往事，面对沉默，是因为她感受到了什么。 这种感受首先应该是，杜拉认为，文学已无以对生活发言，起码无以对生活的 中心发言，对主要角色发言。这种思考的确是哲理式的。语言一向面对的问题是命 名事物，展开陈述，并一向不事怀疑；可是，这种“一向”，至迟在20世纪已面对 挑战。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即语言一向面对的问题是不能命名事物，展开陈述， 并一向大事怀疑。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埃科，就对玫瑰的命名产生了极大的 忧郁，他因为不能解释何为玫瑰而喃喃自语：“……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 瑰……”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他所发明的语言是要打上×的……而富科，希 望人们依旧可以和疯狂对话。 西方人对用头脑、脑袋行走的理性方式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悖论与难堪中 举步维艰。而了解与知觉这种怀疑的杜拉之辈，是走向新世纪一代人的死难的复活 的先声。这使人想起卡赞札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中耶稣所说的话：“这个世 界，恶魔的王国就要被摧毁，天国将会降临。由我把它带来。但是怎样带来呢？通 过我的死。” 背叛所有的叙述方式，在叙述完结的地方开始……诸如此类对形而上不可言说 的“言说”，一切的“踪迹”、“存在”、“符号”，也都打上了叉子。 德里达引用波利斐若对阿利斯托的话说：“当形而上学家们自己制造一种语言 时，是多么像磨刀人。只是他们磨的不是刀剪，而是将徽章和钱币置于磨刀石上， 磨去它们的标记、价值和头像。”的确，那个年轻的飞行员是可以通过语言形塑自 己的“徽章”、“价值”和“头像”的，然而，这种语言本身其实什么也“磨”不 成，生活本在语言之外。这是一种多么艰难的判定与选择！但是，杜拉之所以为杜 拉，是因为她有这样一种面对死亡——面对叙述的死亡的勇气——而这种耶稣殉道 式的“赴死”之勇，正是新世纪到来的“标志”。 在新世纪，在新新世纪，复活者杜拉会写些什么呢？ 最后，让我们再听一听她的发言： “这也许是一个宗教信仰的诞生。上帝换了吗？不，上帝每天都在换。人们永 远都不会缺少上帝。”然而—— “我不知道如何给这个故事命名”。 感谢您光临“思想的境界”网站，欢迎再来http://www.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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