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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岭南“改革媒体”(外一篇) 特别作者朱健国先生寄来本文 朱健国 外一篇：鲁迅为何是百万富翁 2000年8月，是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日，也是广东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日。 用什么方式表示对这个伟大纪念日的纪念呢？有人想出了一种独特方式——深切悼 念岭南“改革媒体烈士”：没有一些前仆后继的“改革媒体”，哪有今天生机勃勃 的广东？5月23日，我收到一个“特快专递”，里面是一本414页的新书《媒体中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封面三行黑体字声称：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开 披露新闻界鲜为人知的竞争内幕和新闻界大腕们的精彩故事，第一部非专家非理论 非总结形态对新闻界发生的人和事的一个观察性记述，第一部描述中国新闻变革十 年历史纪实性作品。” 但是我读了之后，发现上述口号并不贴切准确，要说《媒体中国》的真正特色， 其实是一篇嘻笑怒骂皆成哀悼的悼词——沉痛悼念中国已死或将死的改革媒体。如 果要更准确一点说，该书主要是在悼念岭南“改革媒体烈士”：全书虽然号称《媒 体中国》，虽然也说到了北京、武汉、成都的一些媒体内幕，但真正的主体，还是 在岭南，也就是广东的媒体。这既因为作者刘勇近十年来始终是广州的报人（先在 《粤港信息日报》，后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更由于近十年来，广东始终是中国 新闻改革的前沿阵地和先锋前驱，已经牺牲或将牺牲的知名改革媒体，大都在岭南 一带。让我们看看《媒体中国》披露的近十年来死去的“改革媒体烈士”名单—— 深圳《深圳青年报》——生于1985年，殁于1988年夏，共青团深圳市委主办。 死因是发表了《我赞成邓小平退休》等“出格”文章。 深圳《蛇口通讯报》——生于1985年1月，殁于1989年夏，蛇口招商局主办， 总编辑韩耀根； 蛇口工业区主办，曾以大胆批评蛇口“一把手”袁庚而著名，死 因是“春夏之交”风波带来的“整顿”。 广州《现代人报》——生于1986年，殁于1994年，广东省图书进出口公司主办， 总编辑易征；曾和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北京的《新观察》一起号称“中国民 间的两报一刊”。死因是《现代人报》“违反新闻纪律”，竟然与境外媒体合资办 报——与香港《明报》合资办报。 深圳《深星时报》——生于1994年，殁于1998年，《深圳特区报》与香港《星 岛日报》合办，是大陆唯一一家获得官方日报认可的中外合资传媒。死因为发行量 太小，经营不善。 深圳《投资导报》“财源周刊”，生于1996年，殁于1999年，《深圳特区报》 主办。“财源”以提出中国民间办报的大彩印、大特块、大专题、大头像、大照片 之大气派，称为中国新型报刊。死因是擅自与外资合作办报（瑞士荣格集团合资合 办）。 惠州《现代生活报》，生于1993年，殁于1995年。该报曾以《观察中南海》专 栏震动中国传媒界。死因与此有关。 深圳《街道》杂志，生于1993年8月，殁于1998年7月14日，深圳南山区粤海街 道办事处主办，主编许浩。死因是该刊1998年第7期的封底上了一个“半裸屁股的 西方女郎”， 深圳市委宣传部立即下令停刊整顿。后欲与《羊城晚报》合作未成 而驾鹤西游。 深圳《开放日报》，生于1993年，殁于1995年，深圳南山区委与国务院特区办 合办，死因为上面禁止地方与中央合作办报。 广州《中国金报》，生于1988年，殁于1999年。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死于行 政干预经营不善。 广州《粤港信息日报》，生于1986年，“僵化”于1988年。广东省经委等八家 单位主办；以号称“想总理之所想”，“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思想要解 放一点”成为报界新税。因其副刊“粤港周末”频频发表出格言论，1998年被通报 整顿，大批精英外逃，现进入“植物人”维持阶段。 广州《岭南文化时报》（周报），生于1994年，殁于1998年，曾以放论国是而 震动高层，死因与此有关。 深圳《焦点》杂志（月刊），生于1994年，主编李梅，广东白马广告公司与深 圳文联合办，休克于1997年，“植物人”至今，为《深圳商报》接办。 深圳《深圳画报》（月刊），生于1992年，“休克”于1998年底。体克原因是 在改革20年纪念刊中转载了某出版社一书上一帧“六四风波”照片。2000年由《深 圳商报》接办维持。现呈现出“植物人”状态。 除了这些死亡、僵化与休克的消息，书中还透露了另一种“变性”之死—— 1999年11月，新闻出版署出台了调整报刊机构，一部分报刊“向党报划转”的通知， 于是《南方日报》“划转”了《广东价格报》和《现代体育报》；《羊城晚报》“ 划转”了《广东工商报》、《广东建设报》；《广州日报》则是早在这种正式并转 通知下达之前，已把《南风窗》划到了手中。目前尚有《信息时报》与《粤港信息 日报》仍在等待划转。 由于种种原因，书中对影响极大的《南方周末》反而进行了低调介绍，除了泛 泛简介《南方周末》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对该报近几年所遭遇的多次通报、 多次检讨、多次“强台风”一字不提。同样，对于《羊城晚报》虽然在发行量广告 额有所增长的介绍中，也没有提到该报“花地”副刊已名存实亡——改革初期吴有 恒复刊《羊城晚报》时，“花地”那种启蒙思想的辛辣风格早已荡然无存，从这一 个角度上说，《羊城晚报》的灵魂已是“七魂出窍”，虽生犹死。至于《深圳商报》 在1989年停刊整顿后，弃商从政，被改造成一个只知唱赞歌的“市政府机关报”的 内幕也都无力细说。 然而，尽管有这样多的疏漏，该书还是让人深深怀念邓小平！是邓小平，在改 革之初放开传媒，让人们大胆地去干！即便出了“春夏之交”风波，1992年也又掀 起传媒大发展新浪潮，依然鼓励人们“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 一点。”使中国传媒从“政治家办报”改革为“文化人办报”，“商人办报”，从 “与假大空保持高度一致”变为了“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与希望”。试看上述“壮志 未酬身先去”的改革媒体，不是在大胆探索民主监督、思想启蒙，就是在进行引进 外资办报的现代经营尝试，那真是一个思想解放心潮澎湃的改革新时代。把这些历 史细细回顾，人们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新世纪并非等于新时代，今日判断当代是否 在改革，是否进入了新时代，有一个关键：就是看其时的传媒是否兴旺自由，是否 宽松个性，凡改革之年，必然是传媒百花齐放千姿百态之年，凡专制之时，必然是 传媒千篇一律，唯唯诺诺只诵“最高指示”的时候。“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 归去。”当此神州大地重新提倡“政治家办报”之时，中国传媒一百八十度向后转， 回到改革之前的老路上，《传媒中国》雪夜忆春晖，说一段改革传媒曾经风光的历 史，无异于在念一篇中国“改革传媒烈士“的悼词，唱一曲“壮士一去不复还”的 挽歌。这是一个虽然没有追悼会，却有长篇悼词的年代。与历史上那既无追悼会， 也无悼词的年月相比，可见一种国民性的进步。 2000年5月27-28日 |
鲁迅为何是百万富翁
·朱健国·
许多人都解不开一个难题：为何中国的文化大师都出在20世纪上半叶？那时候
战火不断，那时候民不聊生，那时候科技远不如今天，为什么反而有鲁迅那样的文
化巨人？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文汇报》一则小消息，忽然把答案
送给了我们——2000年月1月4日的《文汇报》说：“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
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164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9千多元；中间
（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今17万5千元，平均月收入相当
于今1万4千多元；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9年收入相当于今
210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5万元以上。”这也就是说，鲁迅从32岁到56岁逝世
的24年中，总收入相当今日人民币374万元，9年自由撰稿人时收入210万元，比当
公务员的14年还多46万元；月收入比当公务员时多4倍多，和今天的公务员相比，
其月收入高出4-5倍，与今天的自由撰稿人相比，其月收入至少多出5-9倍。
近来有不少传媒在为几个大学名教授年薪可拿10万人民币而兴高采烈，可看看
鲁迅当年是如此百万富翁，其月收入比今日个体老板也不差，人就似乎一下子无力
那样欢欣鼓舞了。今日中国最顶级的文化大师，其收入也不可和鲁迅相比，而鲁迅
这一收入，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一般的文化名人都有差不多甚至胜过这数字的收
入。
一个社会能让体制外思想者有比较富裕的收入，过上小康生活，这个社会一定
会走向进步。这是鲁迅也是“百万富翁”的深刻启示。因为，鲁迅并非一个老实听
话的顺民文人，他“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始终与当局执政者不合作，始终是一
个体制外思想者，甚至也涉嫌“体制外行动者”。日本学人增田涉在《鲁迅传》中
说鲁迅曾自述：“在对清朝的革命运动兴盛时期，我跟革命的土匪颇有往来”（《
鲁迅回忆录》[专著]P1395），后来，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却支持与政府对抗的
北师大学潮，担任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却到处宣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公开反对执政党国民党清党，尽管此时夫人许广平还是国民党员。以致于先后被免
去佥事，丢掉北大等大学讲师、教授和“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公职，最后竟成为“
堕落文人”——自由撰稿人——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辑。但是，就在执政者当局
如此严酷的政治打击下，鲁迅居然能够过上中产阶级生活——月收入5万元！鲁迅
最后的9年虽然是完全没有稳定工资的自由撰稿人，虽然有政治风险，但经济上却
收入颇丰，小康有保障——不仅自己可以天天好烟好酒好茶好点心，每餐有“五六
个碗碟”，自称“我也过着这样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同上P1389），可以常常请
客，常常资助文学青年，可以实践他“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
为了进化”的轫性战斗精神。
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可以不一致，民间价值取向可以不同官方意志，这是20世
纪上半叶文化人的自由生存特色，也是20世纪后半叶所不可企望的文化发展环境。
反右、文革，通行的惯例都是，政治上一打倒，工资马上降级或停发，基本上是没
有官方认可的政治地位，也便没有了糊口的基本生存经济来源。可以设想，假若鲁
迅在当公务员时，政府不许可他业余到北大、北师大等八校兼职当讲师，他就不可
能写出《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文章，他也更不可能在《新青年》上发表反官方思
想的杂感与小说；如果后来在撤掉他佥事，禁止他当教授、特约撰述员后，同时也
禁止各报刊出版公司发表鲁迅的文章、著作，那么鲁迅也就没有生活来源，也就不
可能写下那么多“不合作”的投枪匕首杂文。
虽然后期鲁迅由于常遭新闻检查，不得不用了80多个笔名，但只要换名，同样
的匕首投枪文章照样可登，这样的文化宽松，也依然是20世纪后半叶所不敢奢望的，
时代的进步已到了“看文不看人”的严格管制水平。到这时已可明了，鲁迅的出现，
其实是一种经济自由制度的产物。政治上再严，只要经济上还有活路，文化大师便
仍可出现。否则，鲁迅后期的杂文无论如何不可能发表，鲁迅无论如何不可能卖文
为生，更不可能成为可以资助青年的“百万富翁”。自然，这里的经济自由，必得
包括传媒的自由发展；让传媒成为经济实体，成为文化产业机构，可能是产生文化
大师至关重要的根本条件。
现代知识分子的立身之地就是现代传媒。鲁迅早已明断“文艺和政治的岐途”：
“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
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鲁迅全集》七卷P114）这是铁的规律，古今中外，政治家都是要挤文化人知识分
子的，为何有的时代有的国家有的社会却依然有文化大师产生，有的却又没有呢？
鲁迅也是“百万富翁”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还有一点经济自由、市场经济，那么
知识分子就还有一点活路——被政治家挤到市场经济里的体制外思想者，可以在那
里等待“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
大家都有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同上P117）反右、文革只所以可使中国
彻底成为“无声的中国”，没有一个体制外思想者能公开存在，关键就是当时的“
红太阳”用“公私合营”、“人民公社”使中国第一次没有一丁点经济自由。伪现
代化是从扼杀市场经济开始的。明此，我们若要文化大师，便必须有真正的经济自
由，若要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便必然没有文化大师。二者必居其一，
何去何从呢？据此可见，21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仍将无文化大师。因为，产生文化
大师的真正的经济自由，还远未到来。
注：1、《鲁迅回忆录》分为“专著”与“散篇”两辑，每辑上中下三册，为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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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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