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赫鲁晓夫、瓦文萨等人的对话
特别感谢作者赵启强先生寄来本文
与赫鲁晓夫对话
作者：假如1956年，您没有采取那种极端的、令人措手不及的方式向斯大林发动突然攻击，那么，社会主义理想是否能避免一次致命的伤害？
赫鲁晓夫：社会主义早已被斯大林所埋藏，我只不过向世界说出了这个事实。
作者：可是您的宣告却是那么彻底地破坏了共产世界的秩序，给半个世界造成了至今还未消除的信仰危机。
赫鲁晓夫：必须动摇对斯大林的迷信，必须动摇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信仰。这正是我后半生所致力的事业，为此，我才有勇气承担那种对我们每个共产党人来说都是痛苦的、难以承认的罪行。
作者：您是一位有魄力的政治家，自从您用自己的皮鞋敲打了联合国的讲台之后，就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我只是想问，面对着历史的挑战，面对着整个制度的反抗，你有没有感到过个人的魄力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赫鲁晓夫：可我将做下去——我枪毙了警察统治的象征贝利亚，我揭露了斯大林对人民和社会主义所犯下的罪行，我将斯大林的水晶棺搬出了列宁墓……
作者：是的，您将苏维埃社会从政治恐怖下解救出来，历史将记住您的壮举。然而，您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水晶棺，却未能覆灭斯大林模式；您结束了个人迷信和政治恐怖在俄国的统治，却未能在半个世界结束斯大林时代。因此，西方将您掌权的时期称为“没有恐怖和过激行为的斯大林时代。”
赫鲁晓夫：我做过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责任和一颗社会主义良心去做了。这就够了，我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何况是西方的看法！
作者：东方也说过，说您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说您只会破坏而不会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您所指责过的制度。这是遗憾，历史只承认能建设的人。
赫鲁晓夫：我建立了重建社会主义的希望。
作者：……
与纳吉对话
作者：1956年，如果匈牙利人民不过于感情用事，您的那次改革会不会有更多的冷静和成熟？
纳吉：没有人民的行动，就没有1956年的改革。
作者：1956年是失败的年月。
纳吉：对于社会主义，我苦苦思索了一生，却没有1956年10月短短几天得到的理解深刻；我与官僚政治苦苦斗争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最后一周取得的成果大。我为此而感谢人民。
作者：您从不毫后悔？
纳吉：不。从1949年到1955年，我两次失败，因为我企图靠权力斗争来实现我的改革理想。
作者：1956年，您靠民主力量进行改革，失败却更加惨重。
纳吉：那是因为在改革的背后，有另一个大国的武装力量，在这个武装力量背后，还有更难跨越的历史障碍。
作者：对了，对了，正是人民的狂热才把您推向历史所不允许的地步。那一次您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纳吉：您是指取消一党制？
作者：是的。
纳吉：您是指实行普选？
作者：是的。
纳吉：我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政绩而骄傲！
作者：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的骄傲？
纳吉：社会主义的。难道一位社会主义者竟然害怕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管理？
作者：人民的参与会破坏稳定。无论怎么说，1956年的匈牙利流血了。
纳吉：不为民主流血就会为专制流更多的血！
作者：除此。别无选择？
纳吉：有，再付出两代人的代价。
作者：……（沉默）
与杜布切克对话
作者：希望谈论“布拉格之春”不会触动您心灵上的创伤。
杜布切克：相反，我感谢人们还记着“布拉格之春”。
作者：她是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上一块最夺目的里程碑。我门无权忘记历史。
杜布切克：她已经成为历史？您的比喻让我难过。
作者：辉煌的历史。
杜布切克：历史只记录死亡了的，可她还活着。
作者：请原谅……她来去匆匆，1968年俄国人的入侵扼杀了她。
杜布切克：她的精神还在，她所带来的希望——与民主和人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还活着。
作者：那只是理想，历史要沉重得多——赫鲁晓夫失败了，纳吉失败了，您和您的“布拉格之春”也失败了……难怪有人在问，“有过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革吗？！”
杜布切克：也曾有人问过，“有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吗？”，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举起了“布拉格之春”这面旗帜。
作者：“布拉格之春”也没有给你们送来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
杜布切克：那是因为历史不能不给苏联一个勃列日涅夫式的政权。
作者：1956年，匈牙利人的改革失败了，我门说这是历史的局限；过了12年，你们还是失败于历史的局限。历史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熟，才能进步？
杜布切克：我门不能假设1968年的半个世界没有苏联的霸权，但我门可以假设——有了今天这样的格局，如果“布拉格之春”能重新降临，她肯定能给剩下的少半个世界带来希望。
作者：除了勃列日涅夫式的霸权干涉，就不再有别的障碍？
杜布切克：有，那就是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但我门在1968年已经成功的证明，它是可以被打败的——用民主政治。
作者：您只谈到了政治，而和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分配不公，以及最让人头疼的失业问题……
杜布切克：这些也是政治。
作者：……
与瓦文萨对话
作者：您是作为罢工领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此，您创造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历史第一次接受了一个使生产陷入停滞，而不是使其发展的人！
瓦文萨：历史与我何干？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
作者：无论为了历史，还是为了人，都应该发展生产。我同意您说过的话“用罢工手段是不可能改善经济状况的”。
瓦文萨：是的，罢工是一个危险的手段，但罢工这个武器必须持有，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与政府对话谈判的唯一渠道。
作者：对于本来就危机重重的经济，这无疑是不堪负担的。这种谈判成本过于昂贵了。
瓦文萨：如果工人阶级的意志得不到反映，利益得不到维护，社会将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作者：难道双方就不能寻找到一种廉价的谈判方式？
瓦文萨：能，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工会。我门罢工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工会，建立独立工会是为了不再用罢工的方式去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
作者：您给半个世界出了一个难题——您的目标无疑会动摇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
瓦文萨：无须对此加以否认和掩饰。要使工人阶级从“无所能管”的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就必须有一个持久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来制约国家“无所不管”的绝对权威。
作者：可是治理的权威从来就是需要的，并且总是由个别人来行使。一个工厂如此，一个党、一个国家亦如此……
瓦文萨：您下一句大概要说，关键在于要把这个权威交到正直而杰出的领导或领袖手里？
作者：否则怎么办呢？如果我门能承认这多少是一个进步，便不应该拒绝这样的努力。
瓦文萨：正是开始了对这种进步的怀疑，波兰工人阶级才有了对历史的一大步跨越。请看看人民波兰的历史吧——1956年，为了拥戴改革家哥穆尔卡上台，我门有五十三个阶级兄弟付出了生命，三百多人流淌了鲜血；1970年，为了驱赶堕落了的哥穆尔卡、寻求一个能稍微民主一点的领袖，我们的兄弟中又有四十五人付出生命、一千多人流淌了鲜血；因此这一次，我门争取的，不再是一个好领袖，而是要使工人阶级在罢工中形成的力量保存下来，并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作者：工人参与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可比组织罢工、建立独立工会更加困难……
瓦文萨：正因为艰难，才更应该让我们实践！
作者：要是社会要为这种实践付出过大的代价呢？
瓦文萨：那也必须付出！否则，半个人类为社会主义已经付出的巨大代价便付之东流。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