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救世主的实用化启蒙
“五·四”启蒙的失败在于中国社会没能以人的解放为目的来完成整体结构的
现代化（西化），中国人在接受现代文化时采取的态度是民族主义的（如前所述），
这种民族主义使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功利主义和救世主意识渗透在对现代文化的
接受和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之中，因而造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文化现象：在接受现代
文化的开放中，国人非但没有被现代化，反而进入中国的某些现代因素全部被中国
化了被中国传统文化同化掉了。甚至于到今天还出现这样的传统：在一个没有自由
意识和自由权利的国家中反对自由化。
先说救世主意识。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既无民主也无法治。每个中国人的权利
根本得不到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舆论上的保障，整个社会都控制在皇帝的专
制权力之下。因而，中国人想得到一种比较安全的生活时（坐稳了奴隶地位），只
能乞求于掌权者的恩赐、保护，寻找清官和明主。换言之，救世主的意识只能产生
于一人大权在握而众人毫无权利的绝对专制社会之中，反过来，绝对专制社会又依
靠救世主意识的支撑。这样，臣民需要好皇帝式救世主，而皇权需要救世主意识。
森严的社会等级形成了一层层固定的主奴关系。在社会政治上，臣子需要明主，子
民需要清官；在家庭关系上，女人需要好丈夫（高官厚禄，知书达礼），儿子需要
好父亲（有权势），儿媳妇需要好公婆。而相对于皇权而言，所有人都是臣民，是
奴隶，在这点上倒是人人平等，但不是作为主权者而平等，而是作为奴隶而平等，
这种平等是以每个人等于零为代价的，是非人的平等（有许多国内学者和外国学者
所指出过的中国古代之平等，即是这种非人的平等）。甚至可以说，由于主奴关系
是社会的核心关系，所以包括皇帝本身在内的一切人，在非人这点上都是平等的，
在具有救世主意识上也是平等的。救世主意识是一种奴隶人格，这种人格在面对任
何东西之时都是寻找救世主。无权无力时甘当奴隶，有权有势时便作主子。这种救
世主人格也就必然渗透到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中。“师夷之长以制夷”实际上可以理
解为先当洋奴，再当洋人的主人。中国人见到洋人一脸媚相，而独自一人则趾高气
扬的现象，就是救世主人格的最好表现。非常奇怪，中国人常常处在一种看似分裂
的状态中：既向洋人摇尾乞怜又看不起洋人，既在西方文化面前感到耻辱又具有完
全无法摆脱的民族虚荣心。这种奇怪的双重性完全根植于救世主意识，摇尾乞怜时
是寻找洋主人，趾高气扬时是想当洋人的主人。换言之，每个乞求过救世主的人都
想当救世主。所以，中国人往往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来人为的提高自己文化的地位，
在借助于西方文化进行自我批判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文化当做世界的救星。冯友兰、
粱漱溟、李泽厚等人都曾用西方的近现代哲学来论证中国古代哲学的伟大之处，并
用中国的哲学为世界指出方向，设计未来。西方现代有的，中国古代都曾经有过，
这意思就是说，现代洋人当了中国的救世主，岂不知中国古人是现代洋人的救世主。
于是乎，儒学不仅在意识上拯救过中国人，而且能拯救世界。严格点说，中国
人在近现西方文化面前所感的耻辱，骨子里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信念破灭的
悲哀，是发现自己坐不稳世界君主地位的悲哀。正像鲁迅说中国人的最大悲哀是坐
不稳奴隶地位的悲哀一样。振兴民族的口号中潜含着中国总有一天要称霸世界的救
世主野心。不愿当洋奴的心态之产生不是因为想争得做人的地位，而是因为想争得
做君主的世界地位。“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使全中国人痛感中国作为“世界中
心”地位的彻底动摇，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日本这个“弹丸之地”怎么能打败泱泱
的中华帝国，真是奇耻大辱。要改革、要维新，以重建中华帝国的中心地位。这种
救世主意识表现在文化领域，便是用寻找思想救世主为手段来重建中国思想在世界
上的独尊。只要某种外来思想在中国扎了根，那么中国人一定就要称之为世界上最
先进、最科学的绝对真理，放之于四海而皆准，靠着它，中国人的意识就是世界上
最先进的，世界的未来就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到来。
西方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整体，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构成的，有些文化因素
之间是对立的。在古代的希腊，是酒神与日神的二元并存；在中世纪，是世俗文化
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并存；从文艺复兴开始，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相互对立。而
且也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诸国都加入了西方文化的整体之中。意大利人的完全不
同于中世纪的政治精神、商业精神、科学精神、法国的理性主义以及启蒙时代的浪
漫热情，英国的经验主义、贵族风度以及工业化，德国的新教改革（路德的宗教改
革）、思辩精神以及追求心灵超越性的探险精神……正是在这多种不同的文化之间
的相互交流、相互辩争之中，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创新机能的西方文化整体。到了
现代，西方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又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几乎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有不同
流派之间的相互竞争。也许，在某段时间内某种思潮成为显学或主流，但是从近代
开始，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或思想能够成为整个西方的唯我独尊的救世主。康德不是、
尼采不是、维特根斯坦不是、马克思不是、弗洛伊德不是、萨特不是…每种思想、
每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都在这种没有主教或救世主的平等的竞争中，占有一席地
位，奉献一份精华，没有唯一正确，没有绝对真理。
然而，根深蒂固的救世主人格使国人的思维方式变得十分僵化，总想寻找到某
种唯一正确的东西，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政治上寻找救世主的民族也就必
然在思路上寻找绝对权威。一元论的、决定论的选择方式使国人根本不能把西方文
化作为一个多元的整体来理解，而总是在这个多元的整体中选择一种思想来作为唯
一的权威。中国人不能没有绝对权威，一个权威被打倒後所带来的不是多元的、开
放的自由选择，而是重建一元的、封闭的新偶像。用这种寻找绝对权威（救世主）
的思维方法来进行选择，无论其目光转向那里，都不可能找到有活力的思想，即便
找到了，也会死去。“五·四”时代的知识份子并未摆脱掉这种救世主人格和由此
产生的僵化思维方式。因此，当传统文化的偶像在中国先进的知识份子的心中破灭
之後，寻找新偶像的目光便投向了西方。只要中国人认定了某种思想可以拯救自己
时，就必然把它塑造成神。因而，中国人的接受外来文化造成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
重悲剧。对于接受者来说，一个旧权威倒塌之後本来应该使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但
是外来的新权威把锁链重新套在接受者的身上（事实上不是别人给套的，而是接受
者的作茧自缚）。对于传播者来说，本来处在多元整体中的有活力的文化，被造神
者绝对化、教条化了，使其丧失了生命力。换言之，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的社会
整体中，即便是错误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人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而在
一个一元化的、专制的社会整体中，即便是好的理论也因被绝对化而丧失其正面价
值。中国人几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用偶像化来扼杀世界上有价值的思想。中国人
同化现代文化的手段极为有效：第一步是把某种西方的思想从其多元价值中选择出
来（也就是分离出来）纳入中国文化的整体之中；第二步是把分离出来的思想绝对
化、偶像化。也就是把多元整体中的一个因素变成一元整体中的绝对权威。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便是如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种，
处在与其他主义平等竞争的地位上。但是，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所接受，便成
了独尊的思想权威，其地位是最高的、唯一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
的尊崇、敬畏、服从、注释，就象汉代经学、宋明理学对孔子的态度一样。即便是
发展，也只能在不改变其绝对权威的地位的条件下发展；即便是修正，也只能是对
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马克思之外无真理。这样，马克思就不仅仅是思想偶像了，而
且是权力的象征。如果中国人当时没有选择马克思而选择了尼采，那么尼采也将被
偶像化，失去其砸碎一切偶像的价值。与此相反，西方现代人开始对中国之儒学、
老庄发生兴趣，把孔子、庄子请入西方文化中去，但西方人仅仅是把中国的思想作
为众多思想中的一种，而不是作为唯一的思想权威或思想偶像。也就是说，从独尊
儒术到独尊马克思主义，具体偶像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寻找救世主的人格。或
者说，正因为救世主人格未变，所以才会用一个新偶像来代替旧偶像。可以说“五·
四“时期的文化选择，表面上是面向西方，实质上还是国人们选择了自己的传统；
表面上是开放了，而骨子里仍然封闭着。我以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借思想意识救
国，而在于借救世主救国。更可怕的是，国人几乎本能的需要救世主。而需要救世
主在根本上就是需要专制主义。每个中国人不是自己作为一个人来面对现代化，而
是作为皇帝的一个臣民来面对现代文化，因而，”丧权辱国“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而做了几千年的奴隶却很少真正地悲哀。
与寻找救世主心态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人在文化选择上急功近利的实用人格，
（但是这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现代的实用主义哲学）。真有点“急
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味道。总是急于把某种外来理论拿过来付诸应用，不适用便
马上抛弃，再找新的，反正西方理论多得很，总有能够“立竿见影”的。因此，“
五·四”时期与当代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都带有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色
彩。短短几年内把西方所有理论全都“玩”过了，而对任何一种理论都缺乏认真的、
深入的学术研究。有人为了救国，有人为了赶时髦，尽管二者有动机上的崇高与卑
下之分，但在用一种功利主义的目光看待西方文化上则是一致的。
在中国人眼中，理论永远没有自足的独立性、目的性、超越性，而仅仅是工具。
中国人缺少西方式的超越精神，没有“为信仰而信仰”、“为艺术而艺术”的
追求。而是把人的所有精神的、理论的活动都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术。自然科学在中国的理论地位一直不如社会科学，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认为它
对“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价值不如社会科学。而且，中国人的功利化、实用化倾向
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政治永远居于社会的首位，其他的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放在首位的是人的情欲需要和人的幸福）。哲学、宗教、艺术、
科学统统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轴心旋转。因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接受也仅仅是为了
政治服务的，是技术、是工具，根本无法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以及
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蕴涵的精神人是目的。在“洋务运动”中，引进西方的自然
科学是为了“坚甲利兵”，以维护中华帝国不被异族吞没。至于怎样通过这种引进
来改变中国人的素质（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达到解放人的目的从来不是中国
人考虑的问题。这样，西方的自然科学中蕴含哲学精神（以人对自然的征服、确立
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为目的）和思维方式（物理方法与数学方法，实证与逻辑，
使人的经验逻辑化、形式化、理论化）便被中国人忽略了。“维新运动”极力主张
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包括“维新四君子”在内的大多数维新者，并不
了解西方民主制的根源在于“人权”和“自由”，其目的是用社会制度来保障每个
人的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权利的实现。而民主制一进入中国，就变成了改良、
巩固王权的手段、工具，“通达上下之情”、“沟通君臣感情”成了民主政治的主
要作用。到“五·四”时期，尽管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在性质上大大地超过了“维
新运动”的水平，但是先前的民主主义的目的仍然使中国人把民主和科学作为一种
实用性手段来理解。“科学救国论”和“民主救国论”就是最典型的表现。真如鲁
迅所说：“每一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
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没有土壤的启蒙
上述导致启蒙失败的原因大都是从启蒙者本身的内在弱点着眼的，如果把这些
弱点与当时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就会懂得：在一个封建主义如此漫长、如此根深
蒂固，而又如此缺乏起码的人的意识（民主、自由）的民族中进行启蒙，肯定是十
分艰难的，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不仅愚昧的大众需要启蒙，即便是那些启蒙者本身
也需要进一步地启蒙和脱胎换骨。作为中国现实的一部分，启蒙者本身所因袭的传
统重负就决定了这些人根本不会把启蒙进行到底。退一步讲，即便中国的启蒙者个
个都是真正的觉醒者，中国当时的经济、政治、思想等现实条件也决定了启蒙的长
期性。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启蒙的受挫是必然的，但这只能说明中国多么需要启蒙，
而决不能证明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启蒙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也就是决不能证明中
国不需要民主主义启蒙，而需要另寻它途。事实恰恰证明，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以反
封建、建立民主制度为主旨的启蒙。
遗憾的是，大多数启蒙者从启蒙的受挫中所总结出的是：中国不适于搞民主、
自由。于是统统转向。一方面，中国人并不真正理解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中国
人对启蒙的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们很难承受启蒙的屡屡受挫
所带来的失望情绪。所以“维新运动”的失败使那些维新的闯将们一个个成了保皇
党（康有为最为典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使一大批民主革命者得出了中国
不适于民主制的结论。这些结论最集中地表现在“十月革命”之後的中国现代启蒙
者的普遍转向。孙中山放弃“旧三民主义”而提倡“新三民主义”，把西方民主视
为压迫平民的工具，称议员为“猪仔议员”，并全力主张苏联式的民主。真是异曲
同工，“五·四”运动中的一大批极为深刻且有勇气的反封建战士（如陈独秀、李
大钊、鲁迅等）纷纷放弃了反封建的主要任务，转而攻击资本主义。鲁迅从“左联”
时期开始的写作，几乎篇篇不离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早期的那种对中国封建
社会的深刻、冷酷的剖析和批判日渐衰弱，代之以大量无聊的、相互攻击的杂文，
被攻击者的罪名大多是与资产阶级有关。在早期，中国的大众是鲁迅的主要批判对
象，而晚期，大众变成了鲁迅的救世主。向公众、向青年、向一切不理解鲁迅而又
吹捧鲁迅的人献媚，是鲁迅晚期作品的主要特色之一。他以“呐喊”、“彷徨”、
“野草”、“坟”、“热风”等作品超越于中国传统，居高临下地进行批判，而他
的後期作品又使他回到传统之中，为了逃避孤独，鲁迅不能不向中国社会献媚，向
那些政治势力投靠，向最愚昧的大众鞠躬。正是这些先进分子的转向，才是最值得
我们今天警惕的。这说明，在中国，即便是那些觉醒了的人也没有完全摆脱掉几千
年传统所塑造出的人格和思维方式。我以为，在现代的中国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
级纯属政治笑话，中国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个叫做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更说不上
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毫无民主的国家里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只能导致封建主
义的全面复活。资本主义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是击垮封建主义的最有效的力量。
而在中国，当封建主义还遍布华夏大地且根深蒂固之时，却反对反封建的资本
主义，这岂不是为虎作伥，倒转历史进程吗？只要反封建历史任务未能完成，那么
中国大地上的任何革命都将最後走向封建主义。
不能否认，“五·四”启蒙者放弃西方式的民主而转向苏联，与当时的国际环
境有极大的关系。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是极为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剧了这
种残酷性。军事独裁使西方人的民主之梦破灭。当时的许多西方的高层次的知识分
子也都转向了苏联。可以说，本世纪初的前三十年中，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热、苏
联热。在这种国际环境中，中国那些本来就对西方文化了解得十分浅薄，而且与传
统文化又有深层血缘关系的启蒙者，不可能具有正确的判断力，不可能不被席卷世
界的“红色苏联热”所裹挟。急于寻找出路的中国人，在民主化的启蒙受到内部的
重重阻力而难以进行下去的情况下，转向一种新的思潮是必然的。
这种世界性的苏联热直到斯大林为巩固绝对的个人独裁而进行的惨无人道的“
大清洗”之时，才开始暴露出它的专制性质和致命弱点。本来，三十年代就应该是
苏联模式的危机年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延缓了苏联式体制危机的全
面爆发，也延缓了人类对苏联体制的批判性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苏联体
制在东欧、亚洲取得了胜利。同时，这胜利也意味着独裁统治和个人崇拜达至顶峰，
衰弱已不可避免。五十年代，“匈牙利事件”彻底揭去了苏联的红色伪装，专制主
义的横行已经国际化了。在苏联控制下，东欧各国的普遍落伍不能不为有识之士敲
起了警钟。斯大林死後，对苏联式体制的批判不仅来自西欧，也来自东欧集团的内
部。赫鲁晓夫以极为激烈的态度清算斯大林的独裁和个人崇拜所犯下的罪行。南斯
拉夫出现了《新阶级》这种融入个人经历的痛切反省，继“匈牙利事件後”，又有
“布拉格之春”、波兰的“团结工会”。尽管在赫鲁晓夫下台後，苏联对东欧国家
的专制统治，没能使东欧在整体上发生转变，但是，东欧国家内部的民主要求、改
革呼声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化，已经成为一把难以完全熄灭的烈火。它证明了
苏联体制所带来的危机已经很难再次复活，要么改革、要么死亡。经济危机（计划
经济、公有制），政治危机（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信仰危机（教条化的马克思
主义），使最最保守的人们也开始怀疑苏联式体制的优越性。先是从其他东欧国家
开始改革，现在，东方模式的最坚固的基础苏联本身也因摇摇欲坠而开始了以“公
开化”为口号的改革。这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独裁的延续。
在中国，东欧集团和西欧在五、六十年代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几乎毫无反应（批
判苏修只是为了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霸权，与现在的改革毫无关系），反而开始了
一系列把专制和个人崇拜推向高峰的运动。直到“文革”这场人类的专制主义夺权
才使中国人又一次醒来，面对自身的落伍、僵化和衰弱，改革的要求才开始产生。
我认为，今天的改革从国际环境看，的确优于“五·四”时期。外在环境不会象“
五·四”时期那样，使中国人产生错觉。因而，改革的关键取决于我们内部。从国
际和国内，也就是从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角度，我们可以为“五·四”运动的失
败寻找具有说明力的理由，但是，我们决不能迁就“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
从大众的角度看，“五·四”运动的启蒙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几乎没有在
大众中造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封建专制赖以长期延续的最深厚的土壤广大农民
并没有因少数知识分子的启蒙而觉醒，甚至连听到启蒙之声都没有。而中国的现实
革命又必须依赖广大农民的支持，这样，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革命恰恰走
在一条与现代化相反的道路上。如果把西方从文艺复兴至现代化的整个过程称之为
现代化的话，那么可以大致划分为工业革命时期和後工业革命时期。西方的工业革
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城市的资产者、市民阶层、资本主义化的贵族阶层，而农民
和封建贵族则是被革命的对象。工业革命从社会上层消灭了贵族的专制，从下层消
灭了农民，也就是从经济方式、思想方式、政治方式（生存方式）上消灭了农业文
明，消灭了农民。西方的後工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合理延续，是市场经济、民主政
治、科学技术等工业革命的成果日趋完善的结果。後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
逐渐地消灭了被马克思称之为赤贫的无产阶级。的确，现代化的进程是残酷的，特
别是工业革命时期，使大量农民背井离乡变成城市中两手空空的赤贫。它所拥有的
巨大生产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创造出消灭大多数人赤贫的奇迹。在现代西方，占
人口大多数的不是双手空空的无产者，而是殷实的中产阶级和技术阶层。这仅仅是
从经济的角度看。如果从人的解放的角度看，工业革命时期的无产者正是广大农民
摆脱封建等级关系而走向人身自由的第一步。一个人可以没有财产，但他拥有宪法
所规定的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而在封建社会，不要说一个农民，就是一个大臣也没
有人的权利。因而，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上不是经济的奇迹，而是人的解放的奇迹，
是人从无权利、无自由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奇迹成为有权利自由的人。
而中国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具有现代化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官僚资本、
集权经济；在政治上是一党专制、个人独揽大权的专制主义，思想领域便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非但没有消灭农民，反而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正象历代
农民起义式的革命一样。在现代，鲁迅後期曾竭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但是他丝毫
不懂，中国当时并不存在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如果把无产者等同于劳苦大众，
那么无产者就是这汪洋大海般的小农阶级。不是改造农民，而是保护、依靠农民，
这样的革命怎能称之为现代化呢？只要农民式的生存方式存在一天，中国的现代化
便不会完成。换言之，现代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推翻皇帝，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根除农
民。因为後者是前者赖以存在的基础，基础不彻底更新，不管建立在基础之上的政
权表面称之为什么，都无法进入现代化。中国革命成功，仅仅是农民革命的成功。
但这种成功又是最大的失败，因为它只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原地踏步，中国人生活的
依然如旧，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并未改变，中国人几千年来世代相袭的非人生活并未
改变，正如鲁迅所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
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中国大众的非人地位并不仅仅是皇帝造成的，而是
皇帝和大众一起制造的非人。因而，摆脱非人处境就不光是打倒皇帝，而且醒悟到
使自己变成奴隶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由此可见，现代化意味着既不能宽恕皇权，
也不能宽恕大众。落实到每个中国人，就是不能宽恕自身。祥林嫂与其说是可怜，
不如说是可恨，真正“哀其不幸者”，更应“怒其不争”。
总之，中国的现实，很容易使启蒙半途而废，因为中国是一个太缺少民主而又
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民主的民族。中国的现实使国人最容易接受专制而又太不缺少专
制了。滞留在农业文明中的生存方式的根深蒂固，使现代化的启蒙屡屡被中断。因
此，立志于成为一个人的国人，必须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准备，别指望在自己短
短的一生中能过上人的生活，一旦受挫，又将重演“五·四”的悲剧。
换言之，当代国人在改革上的深入，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以批判的态度面对从“
鸦片战争”开始的改革，特别是要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五·四”运动。否则的
话，今天最激进的改革者，明天也会象鲁迅一样误入歧途。
选自《中国之春》第六十八期（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作者原署名为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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