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民主时代的到来


特别感谢作者陈晓律先生寄来本文       

                        陈晓律

               原载2000年3月1日香港《大公报》

  中国在改革开放20年后,国内的政治思潮发生了一个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巨大
变化,那就是一种理性化民主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流,使中国进
一步的政治改革具有了一个十分关键的稳定的基础。

  自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就是国人追逐的理想。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中
国人民和中国知识精英为了这个理想前赴后继,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的篇章,而
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民主的理论探讨所作出的努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这个
理想似乎离中国人仍是十分遥远。但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在国内的经济建设取
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热情却似乎正在消退,并没有出现
某些人希望的那种变化,这的确有些让人感到不解,甚至让一些人士感到失望。

  但也许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的误区。

  这种误区的一个最重要的错误就是将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某些不成
熟的争取民主的方式作为了中国民主的方式,并以这种标准来看待目前的中国民主
进程,当然就不免产生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了。

  自五四以来,中国人争取民主的斗争总是伴随着一种猛烈的政治运动,一种大
众狂热地上街游行,一些十分振奋人心的口号而一时间传遍全国的。没有成千上万
的人上街游行,没有狂热的政治口号,没有政治权力的易手,甚至没有政府与群众
的激烈对抗与冲突,一些人就觉得这不是民主,或争取民主的斗争还不彻底,当然
也就觉得还不过瘾。这种激情型的民主方式,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已经反复上演
了若干次,以至于很多人已经将其视为民主的定势,非不如此不足以证明人民已经
在要求民主了。按希尔斯的观点,任何一件能够流传三代的事情,就可以成为一种
传统,而中国在过去的100年中,以这样类似的方式争取过若干次民主,所以难免
也就在国人的心中形成了一些关于民主或民主运动的“新传统”观念。

  民主一定是与政治当局对立的,非如此不足以显示民主派的彻底性。

  民主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一定是与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或类似的罢工罢课罢
市等行动密切相关的。

  民主一定是要解决当时紧迫的社会问题或政治经济问题的,而与此相辅相成的,
则是一遇到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无法解决,就自然地寄希望于民主。

  在没有危机的时候,民主的进程似乎并不十分重要,而一旦国家有了某种危机,
则民主呼声便会自然地高涨,国运的兴衰自然与民主挂上了钩。

  民主所要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民主要承载如此至多的东西,民主也就无法满足这样的苛求,于是,民主的进
程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受挫。同样,人们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已经习惯了对民主
进程不进行理性化的冷静思考,作一些切切实实的事,而习惯于大轰大嗡,习惯于
“运动式的促进民主”,习惯于把旧有的东西破坏再说。以至于民主运动过后,紧
接着的要么是行政当局采取更加严厉的压制措施,使整个社会在前一阶段所取得的
民主成果尽失;要么是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军阀乃至各种帮派恶势力横行,
人们同样丧失了在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政治成果。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同样悠久的传统有关。无论学者们
进行何种研究,怎样论证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有着民主的因素,但无可置疑的是,
民主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从来不占主导的地位,甚至民主的观念也从来没有在从事
政治的精英圈子中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大一统的皇权压制了一切可能的政治民主实
践,也就使即便可能有的政治民主思想萌芽只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不能形成
我们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传统,即便是非主流的传统。在这样一个国度中进行民主的
实践,自然会遇到很多人们意想不到的困难。尤其是当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入侵,
面临着民族的生存危机时,各种要求变革的势力自然要将民主这一美好的政治文化
与制度,以一种空前的热情和速度要求其在我们这块国土上迅速地实现了。而另一
个因素则与国人对至善至美的崇高境界一向刻意追求有关。中国人希望自己所追求
的东西应该是十分完美的,完人治理国家,完人成为一切事件的中心,成为戏剧中
的主角(脸谱化的趋势)。因此,一个事件无论其是否与原来的状况相比有了进步,
国人并不十分关心,而将最终目标究竟是否彻底实现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由于这种客观的因素,所以,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领导民主运动的精英,实际
上都没有真正从理性化的角度来进行深入思考,就把民主作为一种济世良方用来医
治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痼疾了。于是就形成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了,
这实际上是谁也不能责备的。同样,由于受到激进西方思想的人总是年青的中国知
识分子,所以,中国20世纪的民主运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青年学生始终是这
一运动的主力军。这固然显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美
德,但同样也显示了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先天的不足。因为它缺乏深厚的社会与经
济基础。反观西方近代的历史,民主的改革几乎没有一次与学生运动有关。

  这种先天不足的民主运动,自然会留下很多后遗症。其中最主要一点或许是民
主运动很容易转化为痞子运动,或成为一部分人改变个人处境的时机。而很多真诚
的人则很容易从极度的热情转化为政治的冷漠。而很少有人愿意踏踏实实地为民主
的进程作一些十分平凡而乏味的事情,比如建立民主的行为规范,建立各种法规,
使真正的民主运行能够有法可依。其最终结果是最乐观的人,也认为民主的进程总
是不可避免地会与动乱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民主也开始有
了一种叶公好龙的心态,既希望民主政治的到来,又怕它真正的到来会引发一场不
可避免的社会灾难,毁掉前一个时期社会在各方面取得的进步成果。

  然而,最近十年来,一个国人期盼已久的现象终于有了一些苗头,那就是理性
化民主的进程已经悄悄开始了。人民政协的作用在日益恢复,人大的呼声也越来越
引人注目,各种立法相继出台,法律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渐成气候,各种律师已经
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各种权力机构,尤其是执法人员
的监督也开始加强,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也在加大,总之,民主政治的一些实际
内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人们对此似乎并没有什么
大惊小怪。

  这种变化或许可能是中国能够平静地走向民主之路的最佳方式。这种变化的产
生,即国人态度的变化,能以一种理性化的态度来看待民主,既是因为过去太多沉
重的教训,也是由于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所决定的。中国
在世界的一片民主化浪潮中,并没有如同以往那样盲目跟进,而是切切实实地做好
自己的事情,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当亚洲的金融危机爆发时,
我们不能不庆幸我们提前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情,才能平安地渡过这次危机。而国
人由此也省悟到,只有扎扎实实的干实事,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当我们的经
济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开始进一步调整,政治改革的相应配套措施也相继出台时,
我们的一定要牢记历史的教训,一定要以一种理性化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建设适合
中国国情的民主,而不能再以运动式的大轰大嗡的方式去“推动”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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