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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道”的现代表达 特别感谢作者邵建先生寄来本文
邵建
和过往坚持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同，我个人始终认为道德伦理问题与其
“理想化”“主义化”，不如实实在在地“规范化”。空谈心性是宋明之儒的一大
毛病，道德理想主义走下去的话，难免重蹈此途。我们目前的社会现实，可以说什
么都缺，就是不缺任何主义。仅就道德这一块而言，我们所缺的也不是什么理想主
义，而是并无理想色彩但却可以践行的规范。在“失范”日益成为一个严重问题的
今天－－比如，我们有商业运作，但却缺乏规范意义上的商业伦理；有政治运作，
同样也缺乏规范意义上的政治伦理；甚至学界亦有建立学术规范的吁请，此正可见
学术运作也缺乏相应的学术伦理－－那么，在各个领域内建立各自的“游戏规则”，
实际上就是在进行道德构建的努力。这种道德是具体的，可付之操作的；而不是空
洞的，只流于说教的。可见，在“道德危机”（如果此说成立）的今天，至少有两
条道德建设的思路，一条是形而上的“主义化”，一条是形而下的“规范化”。而
我，此刻正成为后一条思路的赞助者。
道德如何规范化？在我们这个道德传统资源如此丰富的文明古国，自然不乏前
贤可依。仅就儒家而言，可供资取的就有两径：先秦之儒和宋明之儒。儒学在先秦
尤其在孔丘那里，多表现为生活中的知识，而在宋明，它日益成为知识中的学问。
孔丘经常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告诫弟子应当如何如何，因此《论语》中到处都是为
人处世的道德准则，非常的形而下。宋儒不然，它大概嫌这样太世俗、太不够学院
的派，所以刻意走反，一味上行，又将玄味甚浓的释道援引入门，结果成就了个以
“心性理气”为主体的新儒体系。于是，原先那些在社会之中的道德规范摇身一变
为道德理想而在社会之上了，它以“天理”自居，自上而下地形成了对世俗社会的
绝对统治，从而给人间带来了几百年的“理想的灾难”。
从“天理”往下看，亦从宋儒往前看，在孔丘那里，至少有一条适合我们今天
的道德规范，即“恕道”。孔丘对它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种
可以践履的规范，它好就好在很朴素很平常，既不理想、也不主义。80 年代前苏
联的《新思维》一书还特地谈到了它，说“我们加以思考论述的新思维的涵义，恰
恰就在于退回到这些最简单的规范：不杀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互帮助……”
原来新思维的路径就是从“主义”向“规范”退缩。很好！戈氏所标举的规范虽然
简单，但却比他前任所奉行的那种“主义”要实实在在好得多。可见孔丘的这一规
范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且慢，这个规范虽然不错，但还只是问题的一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固
然合理，那么，反过来呢？己之所欲怎么办？施于人还是勿施于人？这是个问题。
当子贡向孔丘垂询“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时，孔丘答曰“己欲立而立人”
。如果把这句话和上面那句对照起来，方才得到“恕道”的一个完整的合题。可是
一旦当它合起来后，却让人发现了那合理之中的不合理。因为它背后的逻辑显然是：
我不想要的，不推给别人；而我想要的，别人也得要。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后一半上，而且还是从古到今流贯如一的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今天的理想主义者，还是昨天的士，都有一种不可救药
的“救世情结”。如果注意到孔丘刚才那句话是在回答“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问
题时，就不难理解，救世的心态和济众的愿望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是一种多么深厚
的传统。这里姑不评价这种传统的利弊得失，而是问，如何济众？这时，道德理想
主义就出台了。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试图以他们所认可的道德理想即“道”来教化天
下，或者引领大众，尽管今天的道德理想主义之“道”在内涵上还不太明晰，但当
年孔丘的道德理想却非常具体也非常坚定，他要让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重新恢复西
周那套君臣父子、秩而不乱的礼治。“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丘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甚至，他不仅是这样做的，而且还要求别人乃至整个天下都同他一
道这样做。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的真正含义，不知是否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强权
意味。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是“立己”，更重要的则是“立人”。人之不立，何以
为人。若论孔丘的“立人论”，其动机无疑是真诚的、良善的，向上的，但，危险
正在这里。设若他所追求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是否就因此获得除他自己之外、还
要求别人“从”与“立”的权力？换言之，别人在这种即便是正确的道德理想面前，
是否还有自己“不从”与“不立”的自由？
不妨把孔丘的“吾从周”转化为一则现代寓言。
假如有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弃绝红尘、孤独前行，为追求某种崇高理想而踏上
“忧愤的归途”。出于敬意，我向这位先驱的背影送上了自己的注目礼。但出人意
料的是，这位理想主义者突然停下脚步，车转身来，招呼我们和他一道去朝圣。这
时我就有点为难了，我的确很敬重他，但这并不意味我就打算跟他走。能不能不从
呢？虽然他的选择很理想、也很崇高。可在一个多元选择的社会中，我很可能还想
那样而并不想这样。正当我在为难时，那位先驱按捺不住了，他大声喝斥我们没有
理想，是沉沦、堕落、可耻。他这一骂，我反倒醒了。原来他自视为“上帝的牧师”
，我们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群“迷途的羔羊”。因此，引领我们、启蒙我们、拯救我
们、包括责骂我们，都是他的神圣责任，即“立人”。
然而，在一个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社会中，似乎谁也没有“立”谁的权力，除非
是立他自己。中国老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思考之下，确实比
孔丘的“立人说”更人道、也更合理。问题是知识分子固有的救世情结和道德冲动
使他们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对某种乌托邦的追求诉诸大众与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他
们立人又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按照自己良好的愿望来“立天下”。显然，
这里的毛病在于混淆了任何一种理想追求的“群己之界”。把一己的个人理想托大
为全社会应有的理想，此正如罗蒂所说，知识分子往往有特殊而奇异的追求，比如
追求不可名状、崇高、超越等，“但是，当他实现这种需求时，我们不应当认为他
是在为某一社会目标服务”。既然不能把知识分子的个人希求当作一种社会目标来
看待，那么，知识分子自己也就不宜把个人的希求当作社会目标来推行，尤其是让
人与己一道推行。这即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当承认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理想，这
其中包括一个小老板今年赚了三万，明年要赚五万这样的世俗理想，甚至他还应当
宽容别人的没有理想，就这么芸芸众生。因为知识分子的理想即使是正确的，但也
不是唯一的。把正确视为唯一，势必导致某种专制。卢梭的逻辑：你不自由，就逼
你自由，这不是自由的专制吗。同理，你不理想，就逼你理想，则是理想的专制。
由此可见，孔丘的“恕道”乃是真理与谬误的混合物。“勿施于人”的确体现
了一种良知的理性精神；但，“立人”却又显得如此的不理性。因此，如若将其作
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道德规范，应当率先对它作一番修订。经过修订之后的“恕道”，
它的现代表达就不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己之所欲，勿
施于人”或“己欲立而勿立人”。
肯定有人难以对此认同。如果一种道德理想是正确的，为什么它在成为个人诉
求的同时却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诉求呢？的确，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我偏偏要与
道德理想主义反向而动，在它把道德规范送往形而上的云霄时，我却希望它下落到
并不清洁的地面上来呢？说到底，人间就是人间，它是一个以利益为驱动而不是以
道德为驱动的世俗社会，道德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为规则在社会之中而不能在
社会之上。一旦道德上升到理想甚至主义的高度，也就成了谁也实现不了的乌托邦。
乌托邦如果仅仅乌托于“个人”倒不打紧，有时还显得很崇高，但问题是，知识分
子的救世情结注定了它的乌托对象不是个人而是“邦”。那么，一个社会或一个国
家把不能实现的对象作为全体人众的追求，它就不是崇高，而是非常荒诞，也非常
危险了。这里，并不是道德理想的内容正确与否，而是它自身所处的位置不对头。
理想的灾难也许并不在于理想本身，乃在于有人把它抬得过高，以致成为全社会的
“一律”。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目标应该以合乎和谐化的方式来完成，而不是远离
别人的兴趣，以崇高的方式来达成。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在为残破的大地而奋斗、
是在为优美争取自由，“事实上这是想把知识分子的特殊需求跟社群的社会需要并
合在一起”。这种并合，哈贝马斯认为“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不然。它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但这种成功必定与专制互为表里。社会
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由各种方向上的力综合作用并形成一个“合力”
的结果。但这种众多方向上的作用力如果为一种哪怕是正确的道德理想所统配，即
合力变成了一种力，那么，它起码就意味着人们已经丧失了多元选择的自由。可见，
专制正是沿着道德“理想化和主义化”的道路堂皇而入。故尔，作为立意向上的知
识分子，固然有选择某种道德理想的自由，但这同时就意味着别人也有不选择它甚
至反对它的自由。如果别人因为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而只能选择他的选择；抑或
他把康德那种道德理想的“绝对自律”扩大为“绝对他律”；那么，人们就有理由
责问，道德理想主义与理想专制主义到底还有多远？
不久前，读过一篇文章，介绍一位巴黎记者对卡斯特罗的采访。这位古巴领导
人习惯穿着一身军服，脸上蓄有一蓬大胡子。他早年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并曾获得
过法学博士的学位。这位博士领导人大放厥词“我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世界，
这算不得错误”。天哪，这还算不得错误！如果人人都要按照他本人的一己之愿来
改造世界（包括改变别人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声称
现实离他目标还很远，并自许如果重新开始，他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干，“因为
我现在有经验了，可能会做得更好些”。读了这位国家级理想主义者的自白，我无
法抑制愤怒。假如世界按照他的意愿获得改变时，他的意志岂不成了别人的意志乃
至全世界的意志？可他又有什么权力改变别人的意志，包括别人的生活方式？进步
是个理由吗？何况到底进步没有？甚至他那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能否实现还是个问题。
退一步说，他的理想即使实现了，如果这是以自由作为付出的代价，那又要它干什
么？此公分明是把历史当作个人理想的实验了。他折腾了一辈子还不够，还要换一
种方式继续折腾，这种雄心壮志委实让人可怕。更可怕的是，他所做的一切无不以
理想和进步的名义出现，因此，反对他就是反对进步和理想。看着他那一身军服，
我无法不联想到他是否把那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实现他的理想的军营。
这是又一则现代寓言。如果有一位知识分子自认为发现了所谓的历史规律和人
类的明天，并据此推导出世界未来的美好前景，在那里，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
作出这般理想的承诺后，他就指引我们上路了。因为我们总是容易为明天的理想所
打动，所以我们总是轻信。于是个人的乌托邦以历史的名义变成了众人的意志和全
社会的行为。但我们走啊走啊，却发现自己老是走不到头。多年后，又有一位具有
浪漫气质的诗人，他要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乌托邦是如何在他手上实现。于是“玩
具总动员”－－我们砸锅卖铁、我们快马加鞭、我们义无反顾、我们一天等于二十
年。但人毕竟是人，我们终于虚脱了。面包并没有，一切都没有，有的只是地平线
一般的理想和我们因饥饿而不断倒下的身躯。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全力以赴的，
不是理想的天堂，而是灾难的地狱。不知道这是寓言、还是本事。不妨按之以题“
通向地狱的路往往是用理想铺就的”（哈耶克）
正是出于我对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冲动以及本能地专制内倾的了解（这两者是相
辅相成的，而我并不难于从自身窥知这一点），所以，道德理想主义一出台，我就
成了它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成了我自己另一面的对立面）。因为，当一个人在义利
之类的矛盾中做着权宜的选择时，正如已故的张中晓先生所说“理想主义（道德教
诲主义）和实际主义（功利主义）则把这两者在思想逻辑上发展到了极端”。后者
不论。道德理想主义正是把“义”那种抽象的道德原则极端化，从而作为“天条”
对人施以教化。这种“主义”式的教诲一则使道德理想主义者成为人类的精神导师，
二则使人众成为他的信徒。这种状况一旦达成，理想、专制、灾难也就伯仲之间了。
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见过。所以，在表达现代“恕道”的同时，我坚持认为，道德
在其普泛性上不宜“主义化”，正如知识分子不宜“普遍主体化”。
鉴此，对“道德理想主义”，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拆解：道德规范化、理想个人
化、主义扔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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