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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产者有恒心 特别感谢作者吴冠军先生寄来本文 吴冠军 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韩毓海先生用这一略作修改的诗句来 表达作为一个技术门外汉的他对中关村的美好的祝福（见韩先生载于《天涯》两千 年第一期的长文）。但是作为读者同时也是技术“门内汉”的我，却是打心底泛起 一丝丝的不寒而栗。韩先生的正气血性一向令我十分尊敬，但是若不对问题加以现 实的理性分析，而一味地站在“门外汉”的角度呼唤“幽灵”，只怕韩先生心里那 美好的愿望落笔成文字后便全部南辕北辙了。 韩毓海先生在整篇文章中反复阐释着一个意思，也是其最重要的立论根基，即 人类知识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本质”，无法私有化、“产权化”，所 以计算机技术也不允许有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而对于所有以“技术保密”来 作为商业发展立足点的软件厂商，都必须受到“马克思的幽灵”的诅咒。 这一论述乍看上去相当言之有理，然而问题就出在韩先生将一对关键概念作了 非常隐蔽的转换，即“知识”与“技术”的概念转换。让我们来读韩的原文： “科学和知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和知识只有在平等的合作和交往中才能 发展，科学和知识活动作为‘植根于人的兴趣、爱好之上的创造性活动’，与建立 在榨取剩余价值之上的‘工具性的异化活动’是根本矛盾的。马克思对知识的公共 性本质的论断完全适合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历史。” 就在以上这段文字中，韩先生完成了“知识”到“技术”的概念转换。如果“ 知识”与“技术”本质上是一回事，关于“知识的论断完全都适合于技术”的话， 那么韩先生整篇文章的论点就毫无漏洞，臻乎完美了。只不过，我们从常识就可知 道，适合“知识”的论述未必适合于“技术”，“知识”和“技术”是两个范畴绝 然不同的概念。 我在一篇回应王小东先生《盗版有理》的文章中曾经细致地梳理了“科学”与 “技术”这两个概念的分野：科学关心的是发现真理及积累知识；而技术关心的则 是发明东西或改进旧的技艺。科学的精神是求知、求实，技术的精神则是创新、实 用。科学根本不关心实用效果与商业价值，它专注于认识和发现事物和事件的现象 的本质与规律；而技术则恰恰离不开对实用性的关注与挖掘。科学研究是非功利性 的，是一种“猜想——反驳”式的纯精神性、知识性的追求活动；而技术研究则与 工业化、商业化紧密结合，以解决现实生活中具体问题、提高生产效率、或者降低 生产成本为自身追求的活动。 而“知识”概念的范畴在“科学”之上，它包含了“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 。“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区别在于科学是讲求“定量”的知识，是对事物 或现象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定量的了解和认识，而“人文知识”则是不定“量” 的知识，是对现象界和本体界的一种无法经验性证伪的阐述和解释。但两者有一个 基本共同点——都是对“道”或者“逻各斯”的探索与追求。这种关怀（对知识的 关怀）是不以具体利益为最终目标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知”——“道”的本 能性精神渴望的体现，是纯精神性的终极追求。因此“知识”与“技术”的最大区 别就在于，“知识”是非功利性的，是公共性的，而“技术”则与生俱来便是功利 性的、实用性的。科学以及学术研究多半是政府资助或者个人兴趣自发而起的非赢 利性活动，所以作为人类精神性的成果——知识完全可以公开，让同行得以检验及 反驳。而技术创新者所发明的技术成果，多半会严加保护，在相当时间内不让外泄。 能够提高人类物质性生活的有价值的创新技术商业化后所带来的经济利润，就是对 技术创新者最合理的回报。在现代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有价值的创新技术可以注 册登记为专利，受到法律保护。可见，知识与技术是两个互有关联但却截然有别的 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研究知识与技术关系时曾写道：“新 技术发展与新知识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作出这一区分， 因为增加纯知识的刺激未必与导致实际创新的刺激相同。” 严重混淆“知识”与“技术”这组概念的始作踊者倒并非韩先生，而是大洋彼 岸发明“知识经济”这个名词的“学者们”。笔者早在两年前“知识经济”刚刚在 国内开始红起来之时，便指出了这其实只是对技术专家的“经济”，与真正的学者 和人文知识分子毫不相干。“知识经济”实际上应该叫做“技术经济”。同样的， “知识产权”更确切地也应该称做“技术产权”。这样才不至于混淆问题实质，从 而有助于还原出问题的原貌。 知识研究者可以将自己的知识见解第一时间公开发表，使之成为人类的公共精 神财富；而技术创新者则往往将自己的技术成果尽可能快速地商业化，使之切实地 深入社会改善人们的某种物质生活，通过广大消费者的接受与选购来获得技术创新 的报酬。韩毓海先生在文章中举出的掌握半导体技术的诺贝尔奖得主肖克利也好、 以葛洛夫为首的“八叛将”也好、以及微软帝国的“皇帝”盖茨也好，所有例子都 无一例外地证明了技术创新者对技术商业化及技术保密的极度重视。韩先生大力赞 扬了葛洛夫等当年的“叛逃行为”，但是不知道韩先生有没有进一步想过，如果葛 洛夫不是与那位肖克利一样对自己的技术保密有加的话，那么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 巨人Intel，早就被后来者AMD，或者Cyrix扫地出门了。技术创新与技术专利保 护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废除了技术专利保护，就等于扼杀了技术创新的动力。 没有以专利形式存在的技术产权，世界上就不会有名扬四海的肖克利、葛洛夫和盖 茨，甚至不会有当年的“发明大王”爱迪生，据统计爱迪生当年打专利官司耗用掉 的律师费已经大大超过了他发明专利权所得的收入。试想如果那时候的专利法也象 今天那样完善的话，很可能爱迪生也会象今天的盖茨那样富，难道我们就因为他富 就诬赖爱迪生“垄断知识霸权”？废除技术产权、不准技术保密，那么人类不但要 退回到没有个人电脑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甚至还得退回到没有电灯、电话的 “蜡烛”时代。 二 与所有“IT民族主义者”（即方兴东、王俊秀、姜奇平等人）一样，韩先生对 托瓦尔茨（Linus Torvalds）及他编写的被称为“自由软件”的Linux给予了高度 赞赏（只是韩先生的文章中竟把Linus及Linux 都拼错了），并认为“今天的自由 软件运动正在成为盖茨们的‘幽灵’，我想说，这个令盖茨辗转反侧的幽灵其实是 ‘马克思的幽灵’的一部分。”我从不否认Linux 的技术价值，但就此将其无限“ 拔高”到“马克思的幽灵”，我想托瓦尔茨本人闻之也会吓一跳。托氏当年编写软 件时恐怕绝没有韩先生等人的觉悟——反抗微软霸权！作为高级程序员们的业余兴 趣，自由软件的存在无疑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不能因为存在一定数量的自由软件就 强迫要求所有的商业软件全部共享成为自由软件。正如不能因为有些歌手曾经举行 过义演，就要求以后所有的歌手全部必须义演。尽管我们可以承认自由软件或者慈 善义演都是人间美好的东西，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审美价值，但是其前提必须是自发 的、自愿的，绝不是强迫的、逼使的。当年卢梭构创的“你不自由我强迫你自由” 的“道德理想国”经过二百多年的人间实践，结果如何？ 一旦技术成果失去专利保护而被迫转为“自由软件”，人人皆可免费得之，那 么只会使所有的技术开发转入业余兴趣状态。技术创新者本人既然拿不到技术成果 商业化后的经济回报，他必然得寻找其他途径去维持生存，因此他不得不把大部分 用来钻研技术的精力放在维生的主业上，所以就同一个（组）技术人员来说，业余 的水准必然低于作为专业工作的开发水准，即其业余的软件作品较之商业化的成熟 作品必然有所差距。当然，永远都有善事，永远都有自由软件和热心人，但是从根 本上大力推动行业进步的，是商业操作。我承认，恩惠互助在家庭、朋友、社区之 间是普遍存在、甚至举足轻重，但它无法进一步扩展，成为无数陌生人竞争与协作 的纽带。近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曾经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 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过日，那是一定不行的。”而诺思则更具体地就技 术发展指出：“闲暇时好奇和实践会产生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所见的某些变化，但是， 就像我们在现代世界所见，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提高私人收益率才会出现。 ”有恒产，始有恒心。如果所有的技术成果都没有产权，都是公共的，我想这才是 阻碍技术发展最可怕的敌人。韩先生在道德立场和审美立场上赞美自由软件的存在 意义与价值我没有很大异议，但是若就此更进一步地指责是商业软件阻碍了技术的 发展，说什么“企业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对其源码秘而不宣，从而不利于软件 技术的发展——这已经成为共识”，恐怕只是所谓“技术门外汉”的又一种脱离现 实的臆想与妄语罢了。 诺思在其名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一字一句地写道：“就技术变革而 论，发展新技术的社会收益率也许总是高的；但我们可以料想，直到提高发展新技 术的私人收益率的手段被发明出来，产生新技术的进展一直是缓慢的。事实上，在 本书以前的历史章节中通观人类的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其整个过去都不断发 展新技术，但速度缓慢，而且时断时续。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发展新技术的激励仅仅 是偶然的。通常，创新可以被别人无代价地模仿，而发明创造者得不到任何报酬。 直到现代，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仍是技术发展迟缓的主要根源。” 这样重要的大师著作我相信韩先生不会没有读过，但为何在分析实际问题时却能够 如此轻松地恣意挥写出一串串让人目瞪口呆之语呢？ 需要向韩先生明确强调的是：商业化发展对推动技术的进步是有功而非有害， 技术产权对于技术发展是极为关键的推动力而不是什么“陈疴”或“梦魇”（韩语） 。不用说爱迪生时代，近十多年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成长事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明 证。试问，如果免费的“自由软件”已经是主流、是“共识”，那为什么韩先生及 所有的“反知识霸权者”找来找去就举出个托瓦尔茨及其Linux的例子？韩先生自 己引用的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先生的一段话恰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现在世界上有 成千上万的计算机开发人员在为开放源码软件作贡献，他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 荣誉和兴趣工作，……”让我们先不去判断该陈述本身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而是仔 细地品味“他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荣誉和兴趣工作”这句话的内在滋味吧—— 抽掉了“钱”的“工作”，那么那群“技术人员”吃什么喝什么，靠什么生存？抑 或此刻世界上正有成千上万个比雷锋还有“雷锋精神”且不需要吃喝的“钢铁青年” 在成长？自由软件永远只能是商业软件开发之余的一种副产品，我们大可看作是程 序员的一种休闲活动，而决不能颠倒主副甚至要求把商业软件全盘封杀，否则就会 出现以上这种违背经济学基本常识的话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三
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把市场分为初级市场和上层交换。初级市场就是集
市贸易，通过集中性的交易活动，以一个相当低的制度费用达到交易的公开性和公
平性。初级市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因而布氏认为实际上初级市场
同资本主义并没有很大关系。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典型特征就是上层交换，即不断
避开市场竞争的交换。不论盖茨还是其他企业家，任何一个商人打心底都不喜欢竞
争，除非没有办法。实际上市场中的许多活动都是为了避免竞争。商人们的一种行
为是投入竞争，另一类行为则是用各种方法不让别人参与自己领先的商业活动，而
严守商业秘密则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项措施。布氏指出这种“反市场”的上层交换是
真正的商业利润的源泉。在初级市场几乎透明的交易制度下不会有巨额的超额利润。
而导致商人真正致富的，其实是那些避开竞争活动的成功的“反市场”动作。
布氏继而指出共有两种避开市场竞争的方式。一类“反市场”的方式是依靠官
府权力的保护，一小部分商人获得特许权。有了官商结合之后的特许经营权，其他
商人就无法轻易进入，于是形成没有竞争的超额利润以及原始积累，并在此基础上
去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种避开竞争的方式是连续不断的创新。即不断地在技术上、
组织上以及市场开拓上创新，从而在别人还来不及作反应之前“独占”市场机会。
如果取消技术专利，盲目追求公共性的、开放性的“自由软件”，那就等于堵死了
企业家走创新之路，迫使他们转而去动特许权的脑筋来实现避开竞争。
而放眼目前国内信息产业，在韩先生及那些“IT民族主义者”高喊“起来挑战
知识霸权”、必须共享技术成果的同时，一些政府部门正在积极地插手进来，要为
信息行业制定规范。一规范就等于为寻租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我相信韩先生同样不
喜欢行政性垄断定价，但是当韩先生的“马克思的幽灵”堵死了所有的技术创新者
合理致富的道路，最终就只能迎来特许权经济的确立及寻租、腐败行为的泛滥。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针对美国司法部控告微软一案表示：“我简
直不敢相信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会如此短视，竟要求政府插手调查微软公司有无垄断。
这样做不但需要大笔法律费用，还会促使政府制定某些限制行业发展的规定，结果
将对这一行业造成远比微软能造成的大得多的危害。”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加里·贝克尔则说：“无论是法官还是立法者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断定一个企业到
底是推动了竞争还是抑制了竞争。控制垄断的更有效的办法是鼓励竞争者进入行业，
包括国外的竞争者。”
由自由竞争、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产生的自然垄断及基于其上的超额利润是完
全合理的，因为这种自然垄断永远是即时性的，在追逐利润的驱使下，马上会有其
他商人跟进或者在技术上试图赶超，于是随即形成再一轮的竞争。因此自然垄断者
必须时刻保持其旺盛的技术创新能力。Intel和AMD、Cyrix近十年来在技术创新
及突破上真刀真枪的拼斗历史就是最好的例子。Intel一马当前的日子并不好过，
它必须更快地创新，才有可能继续“当前”，一有疏忽就会有后来者“硬把皇帝拉
下马”。伦敦学派的罗宾斯说得很精彩，“竞争性态势的实际上的重要性质，并不
是存在着大量的实际的供应者，而是如果任何一个实际的供应者真的赚了很多钱，
总合情合理地存在其他潜在的供应者，他们会涌进这个领域，分走超常的利润。”
可见，自然垄断的地位总是不稳固的，时刻变化着的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需
求和新的供应势必改变这种垄断地位。人们就在不断追逐新的自然垄断地位的过程
中，不知不觉推动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奥地利学派（包括其左派人物熊彼特）
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弗里德曼的老师）都曾经指出，企业家（为追逐利润而发
生的）创新行为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最近的《垄断可能是竞争的结果——为微软说几句
话》一文中区分了四种垄断：“天赋垄断”（“垄断者有特别的天赋，像邓丽君那
样的歌星，或多或少有垄断权”）、“技术垄断”（即专利垄断）、“自然垄断”
（即竞争中产生的优胜劣汰）以及“行政垄断”（“由政府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
的垄断”），分析得十分精彩。同时我还要在张教授的四种垄断之外再加一种垄断
形式：金融垄断。集中大量社会资金的垄断金融机构拥有雄厚的金融实力，如果不
对之有所限制的话，其就会排挤其他的金融融资方式而逐渐垄断整个金融市场，从
而形成“肥水只流自家田”的金融垄断。任何创新都先要取得创新所必需的经济资
源，创新者必须得在金融市场中寻找条件适合的经济资源，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上的
“劳动雇佣资本”现象。对此，熊彼特曾经总结为两句话：（1）“企业家的创新
行为是纯粹意义上的借贷行为”；（2）“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一旦金
融市场受到垄断，创新者无法在金融市场中自由选择合适的经济资源，这无疑意味
着所有的创新活动都将遭到毁灭性的压制。在美国，由于社会公众对于垄断金融机
构的严重不信任，所以上个世纪以来的立法不断拆散了规模巨大的金融机构，强制
隔离了各类金融机构的兼并空间，同时金融资本进入产业部门董事会也受到了严厉
的限制。正是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与立法保障，公开让广大市民自由参与的证券市
场融资才成为美国企业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主要的融资方式。从而避免少数垄断金融
机构霸占金融市场，并使得所有社会民众能够自由选择具有创新力的企业股票，分
享其创新后的商业成果。
我认为以法律强制形式存在的反垄断法只该反行政垄断和金融垄断，而不该反
技术垄断。因为行政垄断和金融垄断只会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而技术在本质上
根本无法永久垄断。因为造物主赋予人类个体的智慧和潜质是“机会平等”的，任
何人都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实现某种创新，并且依靠技术创新后的合理
所得发家致富。这才是平等的真正涵义（弗里德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平等
与自由不存在任何冲突”）。行政垄断及金融垄断背离了机会平等这条现代性准则，
并且恶性加大现实中的不平等状况，所以必须反；而技术创新正是有效地维护了机
会平等的空间，给弱者提供了一条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智慧攀升成为强者的道路（在
如今“后工业时代”卓越的创新则更有可能使创新者一夜致富）。所以由技术专利
形成的“技术垄断”绝不应该反，相反必须加以法律形式的保护，以合理有效的专
利法及产权法保障创新的技术在具体的期限内不受盗用。
弗里德曼对美国现行的反垄断法就极为不满，他批评道：“多年来，我对反垄
断法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刚入行的时候，作为一个竞争的支持者，我非常
支持反垄断法，我认为政府能够通过实施反垄断法来推动竞争。但多年的观察告诉
我，反垄断法的实施并没有推动竞争，反而抑制了竞争，因为官僚总舍不得放弃调
控的大权。”针对司法部控告微软的“反垄断”一案，他接着表示：“打这场官司
劳民伤财。技术的进步，比法庭的步伐要快得多。到这宗官司了结时，谁会知道行
业的局面是怎样？肯定不是今天这样。邀请政府的官僚来调停，你就请来了未来的
管制。过去电子行业有幸免受政府插手，得以进步神速，但你会马上看到，以后轮
到政府的管制增长神速了。”
四
“马克思的幽灵”在雅克·德里达这里还只是针对媒体帝国全球一体化政治幻
想的“批判的武器”，目的是为了祛除媒体社会的新国家话语的同一性魔咒，为了
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中向所有霸权式的政治言说打入离心化的楔子。而到了韩毓海
先生这里，“马克思的‘幽灵’意味着更深入的东西，那就是为争取获得信息和参
与系统程序的权利而斗争”。在以必然口吻宣示的“马克思的幽灵不可避免地要再
次光临中国，要来到我们身边”的壮阔宣言下，韩先生率领所有的“技术无产者”，
通过新一轮的“降神仪式”唤醒“马克思的幽灵”，在“平等”、“自由”的旗号
下重新拿起“武器的批判”，而遍寻不着“革命”的目标时，忽然“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中关村”……
韩先生的文章让作为一名国内IT企业经理的笔者久久地不寒而栗，韩先生的确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因为一个民主化、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公路或高速列车，使一
些人一夜暴富，但是，也甩下了另一些人，甚至拒绝让其他的人‘搭车’……”而
我要追问的是，究竟谁“一夜暴富”，而谁被“甩下”？
是那些技术创新者凭借其智慧及卓越的商业眼光“一夜暴富”；是那些无所创
新者被“甩下了”时代的列车。而现在无所创新者却想不劳而获，竟要求开放技术，
“利益均沾”，而且还振振有词，时不时地放出“马克思的幽灵”来助威。在我看
来，这样的“马克思的幽灵”已经失去了其边缘批判与反思的作用，而成了数量庞
大的“技术无产者”用来从技术创新者手中夺取利益的“攻击性武器”——“马克
思的幽灵”一抓就灵！
接下来我还要问韩先生的是，究竟是何种平等，哪类自由？是“无知的平等、
瓜分的自由”，还是“机会的平等、创新的自由”？至少笔者个人是坚决拒绝“无
知的平等”，誓死维护“创新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保护技术产权的法律，保
护的不仅仅是盖茨、杨致远等已经“一夜暴富”的技术创新者，同样也保护所有其
他拥有或可能拥有创新技术的人。只有那些认定自己将永远一无所有的人，才会起
来反对保护产权。
晚年的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第四代传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把“保护匿名
的少数”作为“自由秩序原理”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哈氏指出，一个社会发展其
经济的能力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保护企业家的“利润权利”，是否“鼓励
一切个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创新”，是否把创新者的利润权利当做宪法的核心条
款来实行。在哈氏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经济自由是其他各项自由的基础。
一个人没有创新的自由、没有“一夜暴富”的自由，没有正当的获取利润的权利，
这样的社会我想恰恰是韩先生最痛恨的“奴隶社会”了——只有做奴隶的自由！
笔者同韩先生一样，不是一个教条化了的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对于正在降临的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也存在着内心的焦虑，对那无限商业化带来的
生产过剩及巨大的全球性经济泡沫同样深深地担忧不已。我愿追随汪晖式的思考：
“今天有几个人愿意仔细地去倾听阿族人和塞族人自己的声音，又有几个人去追问
究竟是什么力量遮盖了那些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当那些受难者的形象和声音偶尔裸
露一点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机制和力量在控制他们的裸露和隐藏？”但是我认为
并不能因此便陷入民族主义的狂热，置一个正常人基本的常识判断和知识分子起码
的理性判断于不顾，以“庸俗的姿态”站在“底层无产者”立场上，向一切试图“
全球化”的东西发起挑战，向一切“一夜暴富”的有产者挑战。主张“第三条道路”
的吉登斯就敢于揭“左派”的伤疤，“左派所奉行的平等主义在动机上是高尚的，
但是，正像它的右派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这种高尚的动机有时会导致悖理的结果。
”向韩先生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一个生产馒头的企业可以从慈善角度免费向老百
姓发馒头，一次两次绝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便要求以后取消馒头的市场和价格，
馒头生产企业全部公开向老百姓送馒头。长此以往企业靠什么去生产馒头？因此将
馒头定位在“自由共享”，其实就扼杀了所有馒头生产企业的生路，也就从根本上
扼杀了馒头的生产。“大家都能随便吃”最终结果就是“大家都没有吃”。“按需
分配”的“大锅饭”实践最终后果如何，这应该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常识吧！馒
头的生产有成本，软件开发也一样，虽然拷贝的成本很低廉，但是开发的成本却十
分昂贵（可以对比一下电影的制作），如果只许软件有试用版、共享版，而不许出
商业版，使用者是舒服了，那么开发者何以为生，何以为继？还是一句老话，天下
没有白吃的午餐！
至于韩先生呼唤的反抗“知识垄断”的“民主力量”，笔者就实在是感到不可
理解了。以前韩先生呼吁加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扩大民主的范围，我还能
够抱以同情性的理解与支持（不去探讨制度上的具体实现可能）。然而韩先生将这
种吁求照般到技术领域，试图将广大民众一下子全部引入技术开发的领域，从而论
证所谓的“知识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本质”，从而阐明技术开发也是“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的道理。只可惜技术领域与政治领域并不是“家族类似”的，试问技术开
发怎样“民主”？难道怎样开发一个软件还要让所有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投票决策
吗？技术开发而成的软件是一件商品，它的优劣好坏只接受市场中的购买者的“钞
票投票”，而不接受来自类似政治领域的“公共空间”的民意投票。
民主是一样好东西，但它不是在人类生活的一切空间内都是这样。我们应该弄
清的是，民主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好东西？民的对立面是官，民主对抗的应该是“
官主”，所以其价值就在于在政治及其相关领域内同一切的专政独裁做斗争，而一
旦超出这些领域，民主就不一定是一个好东西了。比方在私人领域，“人民”对于
个人来说就不一定是一个好东西，以“人民”的力量剥夺个体的权利的“多数暴政”
案例在历史上实在是此起彼伏、不胜枚举。民主同样也不适合任何的“专业领域”。
广泛参与式的“大民主”只会破坏人类社会所有由专业精英组成的专业领域。民主
与生俱来具有着强制性的力量，如果不加分析地将其施用在人类社会的任何空间，
在“人民”、“公意”的名义下入侵人与人之间的所有领域，后果是令人不寒而栗
的。哈耶克曾就“由民主程序决定的问题的范围”不断的扩展表示过极大的忧虑，
他认为恰恰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对民主所做的任何可能的扩展都会对
人类有益，也不能认定民主原则本身就要求其范围应得到无限的扩展。”而“教条
式的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最大分歧也就在此，“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
由多数投票决定的事项越多越可欲，然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应当由多数投票
决定的问题，当在范围上加以明确的限制。”而对于对“民主”力量崇敬有加的韩
先生，我只想说我们不妨先暂缓对民主的无限赞美，而是多多回味哈老四十年前的
警言：
“当下，不加区别地将‘民主的’一词当作一个一般性的褒意词加以使用的状
况，可以说不无危险。这意味着，由于民主是一种善，所以它的适用范围的扩展，
亦将永远有益于人类。这种观点看似不证自明，但事实却绝非如此。”
“那些宣称民主无所不能而且不加辨识地在任何时候都支持多数的诉求的人，
实则是在挖民主的墙角，致使其衰败。……民主若要维续，就必须承认民主并不是
正义的源泉，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正义观念未必会在人们有关每个具体问题的流行观
点中得到反映。此处的真正危险在于，人们往往会把确保正义的手段误作为正义本
身。”
五
弗里德曼在其名著《自由选择》的最终结论中写道：“我们忘记了一条基本的
真理，即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权力的集中，无论是集中在政府手里，还是集中
在任何其他人手里。我们使自己相信，只要权力的授予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就不会
带来损害。幸运的是，我们醒悟过来了。我们再次认识到一个管制过严的社会的危
险，终于懂得好的目标可以被坏的方法所歪曲，懂得了依靠人民按照自己的价值标
准自由地管理他们的生活，乃是一个伟大社会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最可靠的方法。”
我不怀疑韩先生具有“好的目标”以及“高尚的动机”，但正如同弗氏对那些左翼
人士的批评，我要向韩先生直言不讳的是——他追求“好目标”与“高尚动机”的
具体策略显然是一个非常“坏的方法”！韩先生采取所谓“现代民族主义”（“正
像毛泽东幽默地说过的：一切‘帝国’和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与“民粹主义”
（诸如用来反抗“知识垄断”的“民主力量”）立场，与持续一贯的取消市场的努
力——“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玄而又玄的万能伟力”，
并试图借助一种所谓的“知识的‘公共性’本质中所蕴涵的社会平等的诉求”来达
到以“免费”的平等最终代替“市场”的异化，以及热情呼吁向“伟大的六十年代”
复归——“那是伟大的‘六十年代’，是马克思和‘毛主义’的幽灵笼罩世界的时
光，是全球‘造反青年’和‘造反文化’繁盛一时的好时光，那时循规蹈矩是一种
耻辱，创造性和特立独行才值得赞扬；那时考上哈佛没什么了不起，敢于像盖茨那
样从哈佛退学才是了不起；只有那个反抗权威的时代才会自然地将‘每个人都有’
和‘有他自己’的东西挂在嘴边，只有那个时代才把名牌大学和好工作看作异化劳
动的入场券，而不遗余力地鼓吹‘游戏’和‘创造性’。”……
这一切激情磅礴的论述让每一个从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计划体制（充满公共性
的“社会平等诉求”？）与底层造反运动（万能的“民主力量”？）并行的“伟大
的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闻之怎不心寒胆颤、苦痛记忆重上心头？笔者
虽然因年龄之故没有那么多的“红色回忆”，但从学理与常识的角度同样感到深深
的惊诧：韩先生抵抗分工带来的“异化”的方式竟是不上学不工作——“名牌大学
和好工作”是“异化劳动的入场券”；依循“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循规蹈矩”
行为原则是“一种耻辱”，而“特立独行”的“造反青年”和“造反文化”才“值
得赞扬”；抹杀人们的财产权被美化成“反抗权威”（我几乎不敢相信类似“将‘
每个人都有’和‘有他自己’的东西挂在嘴边”这类语意不通的句子是出自一个北
大博士兼副教授的笔下）；读书学习求知在这位韩博士、韩教授眼里竟然是“没什
么了不起”，而“退学才是了不起”；人类的创造性则变成了“游戏”与“造反”
的同义词……
韩先生的宏篇论述至少让笔者明白了一个道理：从一个“好的目标”是那样容
易走到“坏的方法”，批评与建构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能成功打通二者之人
是那样得稀少！也许胸怀“好的目标”的韩先生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批评家，
但他偏偏志在建构、要开创出自己的一套“见解”与“方案”，并视之为真正通向
人类的“自由”（“自由软件”？）与“创造”（“免费创新”？）之路……
当年弗里德曼曾半开玩笑地说，他就是说出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
而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笔者就“东施效颦”地效仿一下弗老，用另外一句同
样常识性的话来作为对韩毓海先生及其他“反知识霸权”者们的回应——
有恒产者有恒心。
2000年3月2日星期四于天骄创作室
附：Linux 光环不再？
Zdnet （3/29/00 2 ：03：36 PM ）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的调查，Linux去年一举夺
下服务器市场的第二名占有率，华尔街股市也一窝蜂的炒作Linux 概念股。但现在
Linux光环将要不再，就像当年的Unix一样，因为其开放性架构而导致版本上的紊
乱，直至不兼容为止。现在连华尔街对Linux 的热潮都在消退中。
Linux的过去：70年代发展的Unix在80年代成为褶褶巨星，但其不兼容的“标
准”却给了微软窜起的机会。Linus Torvalds撰写了完全开放的Linux，但这完全
开放可能又会重蹈Unix的覆辙。
Linux 的现在：目前一个又一个的软件厂商推出他们自己的Linux，让市场更
形混乱。看看九九年的服务器市场：
◎Windows NT稳坐第一，占38.1%.
◎Netware 持续下跌，占19.4%.
◎Unix稍稍下跌，占15.3%.
◎而Linux 冲到第二名，占24.6%.
但这些网络操作系统的营收却出人意表：
◎Unix第一，占总营收的52%.
◎Windows NT居次，占29%.
◎Netware 18%.
◎而Linux 却只有1%！
Linux 的未来：那斯达克指数过去三个月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但Linux概念
股却跌了40% 到60%不等。专家说这是因为这些概念股都冲过头了。现在各家厂商
都出了他们自己的Linux，不兼容的情形也开始出现。Linux的拥护者辩称，只要
几个主要大厂支持Linux的标准，这些都不会是问题。所以现在像IBM 或戴尔电脑
这些大厂的动向，才是我们该注意的。
补注：Linux各个版本的不兼容问题，确实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不要再重
蹈UNIX的覆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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