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自由诗人的故事(上)


                            北明

    “……无论你们打多少旗号,无论你们聚集多少人马,汇成多少团伙,我孤零
零地一个人面对你们。我看出你们一百个人只有一张风格之脸。而我却是一百个流
派的汇合,一百种旋律的总谱。我一个人就是一个集团。”

    “必须重申,虽然我们不得不使用语言,但决定性的是,生命的表现和表现的
生命。真的生命和表现的真。”

                                                    ——黄翔

    ◎一,有一个诗人叫黄翔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
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一个时代扑倒我/ 把脚踩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
代的咽喉

    我们已经彻底清醒到了觉得自己荒唐的过去难以理谕的程度了。那些过去,比
方说,八次在天安门广场被接见时,那种死去活来,海枯石烂,恨不能就地蒸发掉
的激动;比方说,一大早和晚上必定对著一张画像请示或汇报一天的何去何从;比
方说,不能再多的人把一个裹著红色塑料皮儿的印刷品当成“粮食”“武器”“方
向盘”“生命的源泉”;还有动不动就唱着相互告诉说“北京有个金太阳,照的大
地亮堂堂,哎那不是金色的太阳,那是谁谁谁”;若有诗,必定是说:梅花喜欢漫
天大雪苍蝇冻死没有关系,我不主沉浮谁主沉浮等一类的虚张声势。因为我们已经
不仅发现了这类过去的错误,而且感觉到过去的荒诞,所以今天读到前述这首诗时,
我们不会再感觉它的“反动”的震憾。

    可是这首今天仍然活着的诗不是今天写的。也不是十年前“八九六四”前写的,
甚至不是二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写的。这首诗写于三十年前,它的声音恰好来自上
述中国文革时期红色海洋的最深处。想象在那时被伟大领袖握了手之就要数日脏
着手不洗,以便让别人握“二手”手的全民的疯狂与激情,想象那三忠于四无限的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的岁月的狂飚与波澜,竟然有人写出这样的
诗句,宣称他哪怕就是剩下一根骨头,这根骨头也要哽住这个时代的咽喉!

    这首诗的作者姓黄名翔。诗人黄翔在中国大陆当代诗诗人群体中,不是出道最
早的诗人之一,而是唯一出道最早的。一位中国作家,在阅读了黄翔的诗歌论文集
后落笔写下了这些见证:早在1962年,席卷中国的大饥谨刚刚过去,黄翔就写作了
《独唱》与《长城》,自称是一个漂泊的孤魂  ,捶着万里长城为民族嚎哭;而三
年之后,那位后来终于被文学史接受了的天才诗人食指(郭潞生)才刚开始写作。

    1966年至1968年文革初期,当中国当时的天才诗人开始放声歌唱,……歌唱
“金光灿烂”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洗白的军装”时,黄翔写的是《预言》,
《野兽》,《白骨》,他没有讴歌,却听凭自己先知先觉式的洞见和直觉,为“历
史的浩叹”,为“因抗争而铮铮绷响过的白骨”而放声哭泣。

    1969年,文革“胜利”,……黄翔则在这一时期下写作了《火炬之歌》,《我
看见一场战争》,他已经向“帝王的帝王”,向“刺刀和士兵”在“诗行里巡逻”
的“罪恶的战争”提出了绝对招致杀头之罪的挑战,并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拾,进入
了创作的黄金时代。

    在一个没有公民空间的体制内生存,人们几乎都签署过那份约定俗成的合同:
出卖自己天经地义的各项权利比方说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权,信息资讯表达自由权,
结社集会抗议自由权等等,以便保证不仅存活下来,而且不受迫害。几乎所有中国
最著名和最不著名的诗人作家都难以逃避这样的命运,而且绝大多数对此种看不见
的交易麻木不觉,习以为常。他们忘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无从知晓什麽叫那个被世
界半数以上的人享有的自由。如果有人不能忘记自己被柴米油盐酱醋所阉割的良知
和隐痛,如果有人实在想保留一块自留地,哪怕是一块终日不见阳光,成年累月不
能长庄稼的自留地,他就必须在官方和个体的夹缝中审时度势,认认真真地回旋。

    可是中国的诗人黄翔不!

    早在文革的集体精神病发作时期就拒绝合唱!全民都在舞台上跟头把式血乎刺
拉地轰轰烈烈,胆敢不上台,而且胆敢不藏起来却公然消遥在台下看戏的正是他。

    另一个在台下看戏的当然还有这场浩劫的导演毛泽东。黄翔当时就冷眼看着数
忆人的狂乱迷醉,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心生万种悲情。

    十几年之后,他对那些终于把他“物归原主”,把他与当年那曾经狂飚一般席
卷万人心头的民主墙诗句“对号入坐”的知名的人们这样回忆说:“其实我从来不
参加合唱的。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毛泽东有颂歌,有赞歌,赞美的赞,还有
战歌,战斗的战。那个时候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唱着说: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他接着说,“金光闪,马达响,红旗呼啦呼啦地飘……,”

    他最后嗟叹道:“我怎麽能参加这样的合唱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把双手沉沉地端起,然后掌心向上一块儿往地下摔,极为标
准的五官相互不合作,双目将前方直直钩进眼窝,却视而不见,一脸无处逃窜的神
色。你就知道他下一句的结果千真万确。他下一句就说:“所以我就没办法我就只
能独唱!”

    他便独唱。一唱许多年。

    这个人只有在一种时候才可能加入合唱。那是死刑号里死囚行前的合唱。是生
命行将结束时的合唱。面对从地下把他发掘出来而惊诧不已的人们,他说,那时他
想到了,总有一天,说不定哪一天,他也会被送进那个地方去,他也会参与那个人
世间的最后的合唱。

    黄翔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如果说思想是人天赋的权利,那麽表达则是人
天生禀性。而对于一个文学家,诗人,表达,无论用文字或语言,几乎是唯一的精
神生存空间。如果不能自由地表达,为什麽不选择不自由地表达?因此黄翔也曾试
图在夹缝中生存,他在接受《北京之春》杂志采访时说过:“我写诗也追求发表,
也想成名。但是社会不允许我发表我的作品,不让我成名。我不能出版,发表自己
的作品,但是我又有压抑不住的生命冲动和人生感悟需要表达,只好承担不甘心被
湮灭而奋起反抗的悲剧角色”。

    其实,扮演一个奋起反抗的悲剧角色,可能是这个叫做黄翔的人注定的命运。

    因为这位1941年出生,58年17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其诗作进入当年全国诗选
的诗人,几乎在刚刚开始表达的时候,就开始承受他被活埋的命运。

    这人觉得他象贵州高原上的瀑布,发出喧嚣的呼啸,但四周是高山将他围困起
来,他的声音听不见。于是那时他想,他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在那些被埋葬的漫长的岁月里,抚摸这周围的地老天荒,诗人写道: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诗/ 我的飘泊的歌声/ 是梦的游踪/ 我的
唯一的听众/ 是沉寂

    作为一个诗人,他被埋葬之深,时间之久,以至于当今天在海外,在自由的土
地上,他以自己不灭的生命之火和诗情再度被正直的人们发掘出来时,大多数曾经
是体制内的著名人们,无论年长于他的还是他的同代人,对面前早于他们觉醒,最
先表达一代反叛声音的黄翔,都惊嘘不已,恍然大悟:前大陆知名记者,现普林斯
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刘宾雁:“我对民主墙还是比较关心的。但是我就没有看到黄翔
的诗。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启蒙社那个大字的纲领贴在墙上,使我感到非常振奋。
但是我就不知道启蒙社的背后,它的发起人是黄翔……”

    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现耶鲁大学中文系讲师苏炜:“其实我个人也许
今天才认识黄翔。但是一九七九年贵州启蒙社曾经把黄翔的这个《火神交响诗》和
我们中山大学的《红豆》杂志交换。我当时是《红豆》杂志的主编,我给黄翔和启
蒙社寄去了我们的《红豆》。一九七九年我就读到了黄翔的《火神交响诗》,后来
这麽多年再也没有读到黄翔的东西……”

    中国大陆作家,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近代史学家辛灏年:“……五十岁
这一年,我又和诗结下了缘份。那是因为我有幸认识了黄翔。说到黄翔,我不知道
他的名字,但是说到贵州《启蒙社》我却知道,那是三十年前在我心灵里面唤起过
我热血的一个真正的第一个地下刊物……”

    中国流亡作家,现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郑义:“作为文学同行,虽然我不
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学,但我相信我可以代表所有的自由写作而且襟怀坦荡的同行,
对黄翔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迟到的敬意……”

    香港政论家凌锋:“在纽约第一次见到黄翔的时候,那时我真是有眼不识黄翔。
我知道贵州有个《启蒙社》,但是黄翔的名字只在报纸上看过一两次,以后就再也
没有见到他的名字了,也就没有什麽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我在这里的一个场合,看
到黄翔朗诵他的《野兽》时,我立刻惊为天人!……”

    这些中国人对黄翔的反馈,终于穿越太平洋,但却迟到了将近二十年。

    ◎二,逆子

    黄翔的生长年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义正辞严的年代:孩子刚学会叫妈妈,就
被告诉党是妈妈;刚学写字就被把着手写毛主席万岁;刚学走路就说要走“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刚想跑,就被要求“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刚上小学
就“忆苦思甜”,把49年前后当成旧社会和新社会分个一清二楚;刚学文化就说几
千年的中华文化是“封建糟柏”;刚走上社会就要“拯救整个人类”:因为据说这
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类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中国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
和三年人为的大饥荒中死去四到八千万人。中国,从黄翔小时候起,就据说是一个
不能再幸福的人间乐园。由于没有真实的信息资源,那个年代里成千上万唱着“我
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普通中国人,距离真正认识自己可怖可怜的生存环境
还差的太远。

    黄翔当然是一个例外。他早在六十年代,就清醒地意识到他与那个时代的对抗
关系,而拒绝合唱。

    自七十年代末起,中国已经有了一代一代的觉悟者。在严重缺乏真实资讯的社
会中,这些被称为“异议人士”的觉悟者之所以能较早于多数人觉悟到这个时代的
荒谬,无非有三种途径:从对社会真实情况的了解,发现教科书中的谎言;要麽从
纯粹学术理论的研究中,发现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和反逻辑;要麽从自我的经验出
发,发现这个社会的不合理。纵览当今这个时代的著名和不著名的觉悟者们,几乎
所有的觉悟者都经历了一个自我教育,清洗大脑,重建认知体系的过程。

    可是中国诗人黄翔在这些清醒者中仍然是个例外。他被称为是那个社会荒谬本
质的先知先觉者。早在六十年代,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时期,
他的反叛意识就已经直抵人类理性的终级关怀:真理、科学、自由、和平。

    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 火炬说/ 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 火炬说/ 把人的面目还
给人吧/ 火炬说/ 把暴力和集权交给死亡吧/ 火炬说/ 黄翔为什麽先知先觉?他为
什麽反抗他所生存在其中的那个体制早到1962年?他的精神土壤,教育背景,家庭
环境是什麽样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人都是社会的动物。除非自我封闭隔离,
没有人能脱离社会环境。石板上长不出西瓜来。

    黄翔对自己的逆境有这样一段鲜明的回忆:“我在湖南桂东那个小小的县城,
刚念完小学,就不准我读初中,……”。黄翔的一生,就从此与学校绝缘。

    其实事情就这麽简单:他没有遭遇中国大陆人人都必然遭遇的红色教育,他因
此就不需要经历信仰危机的恐慌;他没有荒诞的过去等著未来的智慧否定,因为他
没有被人类理论中最荒谬的理论以及为维护这个理论编织的关于现实的谎言而污染
自己的大脑。

    但是如果仅仅如此,黄翔在知识结构上至多是一张白纸。但不幸或大幸的是,
取代被意识形态化所污染所封闭的信息来源,黄翔接受的是人类知识结晶的熏陶。

    这个几乎没有进过校园的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书海生涯:黄翔在大陆曾几经
搬迁的家中,最多的东西是书。“一屋子都是书,四面墙壁都是书”。内容包罗广
泛,数目达上万册。它们一次次被抄毁,黄翔则不停顿地重新收集。

    更具体地说,早在那些不让他进学校读书的少年时代,黄翔就与书结下不解之
缘:他祖母房间的楼顶上有一个终年光纤阴暗的阁楼。黄翔有一天壮着胆子爬上去
发现整个阁楼上全是皮箱,皮箱里面全是书。这些书的作者姓名横贯古今中西时空,
其中有惠特曼、爱默生,有华盛顿、林肯,有老子、庄子,有蒋介石、毛泽东,还
有列宁、斯大林。他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

    这个发现对他来说非同小可。那是一九五零年。共产党刚刚接管中国,知识信
息的巨大断层刚刚开始筑就,人们正满怀激情地供奉起一个反人类的极权文化,不
仅衷心地将“自我”扫地出门,而且扭动着“解放区人民”的“好喜欢”,走上了
思想与未来的独木桥。可是黄翔则适逢其时,逆着人流闯入了那个正在被关闭的思
想宝库。凭着他父亲遗留下来的这笔精神遗产,借助于人类的知识理性,承接了自
由主义的现代社会思潮,在那个黑暗的阁楼上,他准备建构自己的独立思想,准备
在未来的一天,悄然扬起自由的风帆。

    除了父亲留下的这些书,黄翔早期的阅读还有另外两个来源。一个是他的弟弟,
居然在黄翔被拒绝入学之后混入县立中学。时常将学校收藏丰富却无人问津的民国
时期出版自由时出版的书,借回家中,供哥哥阅读。这些书的作者包括普希金、契
可夫、屠格涅夫等。后来,黄翔又认识了县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黄翔为这个乡下
人出身的图书管理员当“红娘”,图书管理员就为这个叫做黄翔的男孩当“书贩”。

    这项合作的结果是,乡下的管理员找到了自己城里的终生伴侣,黄翔则获准沉
入书的海洋。在管理员和他的城里媳妇花好月圆的时光里,黄翔被特准单独进入书
库,每次以十多倍于普通读者的借阅数量,将他要读的书抱回家中独吞。这些书包
括《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
等等。

    有这样的阅读做思想的基础,黄翔对他那个荒谬时代的先知先觉绝非偶然。

    令黄翔成为红色专制最早反叛者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除了
满脑子的人道主义的知识财富,他从小就为社会所不容:他不仅出生在一个共军的
死对头,国军高级将领的家中,天生背着一个反动的胎记,而且他天性狂浪不羁,
争天拒俗,生命中冲满了骚动与不宁,想像力和感悟超人的敏锐。而在所有这一切
不寻常的秉性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这位祖籍湖南,出生也在湖南的天生逆子,
不是含蓄温柔的炎黄子孙,却是蚩尤的后代,他的血液中寄存着这中国上古时期,
与儒学道统的现实入世精神相反的道家自在自为,高蹈浪漫的原始冲动。他的存在
与周围的现实如此不协调,以至于童年时期,他尚未关押,已幻想出逃。逃出那个
让他窒息的天地。

    要是冲动归冲动,听凭自己热血沸腾一时半会也就罢了。黄翔偏偏不仅具有这
样的血液传承,而且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如何能够忍受做一个大机器上的齿轮
或螺丝钉的被阉割,被消融的命运?

    他不耽于坐而想,他总是要起而行。

    这样,黄翔就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心理结构:在认知层面,没有被意识形态异化
的正常教育,肯定和支撑着他的人性自由的直觉;同时,诗人也就有了一个合理的
生命文本:在行为方式上,实践自己的理想,听凭生命的调动,按自己的意志书写
自己的生活。

    更为巧合的是,十五岁,他又来到了历史上素来与中央极权文化相抗衡的边缘
文化地域:贵州贵阳。那里自古乃流放之地,荒蛮、偏僻、天高皇帝远,民意汪洋
恣肆。在当今中国大陆,这是一个个体自由放浪的罕见的空间。在那里,用他的话
来说,是“获得心灵上第一次出逃”。

    对于那些拒绝入世的人来说,性格就是命运。更何况黄翔本来就不该出生。即
便出生,也不能出生在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共产党的新中国。这个当年面目清俊,
却鼻直似箭,目光如钩的白面书生没有选择他的时代,但这个时代选择了他。于是,
我们有了一个中国自由诗人的故事,有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荒谬时代的见证。    
    ◎三,苦难

    近当代中国这片大陆是苦难故事的海洋。但我当掩起众多苦难人生故事的长卷,
回首黄翔的故事,仍然觉得他的苦难难以言传。那些汉语中负面的否定性的反生命
的词汇诸如逃亡、追捕、搏斗、撕杀、战争、死亡、恐惧、挣扎、反抗、疯狂等等,
如果不以黄翔的故事做注脚,仍然显得苍白乏力。黄翔的苦难无论怎样试图接受,
作为一个正常人,都难以接受。

    黄翔一岁就离开了生身父母。他早在认识“孤独”这两个中文字之前,就从别
的孩子所拥有的母爱中,从自己梦中呼唤母亲的泪水中,体验到了什麽是孤独。但
这并不足道,中国有太多儿童这样长大。

    可是接下来就有一件事,让黄翔铭心刻骨:那一年的一天,他偶尔发现水井中
有一条死鱼,出于好奇,兴致勃勃地试图把它捞起来,他立即被农民协会的主席和
民兵队长抓住,五花大绑,头戴高帽,游街示众,并关押看管。他的罪名是“毒害
贫下中农”。

    那一年是1950年。黄翔八岁。这个八岁的孩子只身一人,被抓,被绑,被当众
游街,被关进牢房,还可能被判刑。这个孩子在还不认识另一中文词“恐惧”时,
就透彻地体验了什麽是恐惧。

    八年前,在浴血抗战中生下黄翔的那对青年夫妇,无法预料八年以后中国的颜
色。他们于是也无法避免这个孩子在八岁的时候独自面对这样的恐惧。不过黄翔在
他祖国的非人经历由此只是刚刚开始。

    纵览诗人黄翔五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他走了一条与人全然不同的路:该在父母
怀中膝下咿呀玩耍时,他离开了生身父母;该上学的时候,他被拒绝进入校门;别
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没有;别人到大西北是支援边疆,他却因此成了企图逃
跑的现行反革命,立刻被人抓了回来;那个年代的中国再动荡,别人尚有一个稳定
的家园,他没有;别人都依存于一个叫做单位或机关或工厂的地方,他长期没有单
位没有机关没有工厂,他到处流浪;别人都有户口所在地,他也有户口,但在中国
这个户籍制度严密的偌大国度,他没有地方把自己的户口落上;文化大革命了,他
没有想不参加,但他是被革命的对象;到了年龄了,别人恋爱,他也恋,但他的情
书只是徒然增加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别人养儿育女,他却早年丧子;来,别人发
表诗歌文章,他虽然写的比他们多,比他们早,比他们棒,而且从未断过写,却只
能在地下写,地下朗诵,地下传抄。

    只有一样东西别人有,中国人都有,他也有。那就是档案。这个共产世界独创
的控制人的工具,在中国没有人没有。黄翔这个“阶级敌人”当然有。而且格外重,
格外厚,里边材料格外多;而且越来越重,愈来愈厚,里面材料越来越多。那是一
个黑色材料的大全,里面除了装满各种“犯罪材料”,还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罪名,
没有中国人所知道的罪名黄翔档案里没有:“地主孙子”、“国民党反动派儿子”、
“现行反革命”、“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社会渣滓”、“危险人物”、
“害群之马”等等。

    除了档案出奇的黑、厚、重,由此生发的另一个与众人不同,甚至与少数人也
不同的是:黄翔出入监狱的次数。不算八岁时因为对一条死鱼的好奇而导致的关押,
黄翔来五十年的人生中,总共有过六次牢狱之灾。这当然还不算六次出入牢狱之
间的各类“牛棚”、“管训班”等等。

    尽管如此,被公认为对集权体制最早提出反诘的黄翔,虽然有完整的一套西方
人文精神背景和知识结构,他并没有预谋要反叛这个体制。他只是对生活怀有从不
妥协的热情并听凭生命的呼唤,一无反顾地把热情变成行动。而他的最初的苦难,
纯粹证明了那个时代对人性的漠视和摧残。

    1959年,十八岁的黄翔心中燃烧着诗的热情,他打点起自由的梦想,来到西北
当年辽阔大草原和美丽的青海湖。异乡奇境中,他真的企盼那皑皑的雪山上飘下来
一个穿著红衣裙的牧羊姑娘。

    结果,牧羊姑娘没有来,却来了一名带着手铐,揣着逮捕证的凶神恶煞的人事
保卫干部。黄翔当场被抓了回去,被宣布为“企图投敌叛国”的“现行反革命”,
一举送进劳改营,将四年的青春年华碾碎在“思想改造”中。

    狱中归来,青年黄翔变成了一个“社会渣滓”。他饥寒交迫,一无所有,只身
一人流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个世界属于他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样是更加厚黑重
的档案,象一枚随时会引爆的炸弹,掌握在操纵他命运的当权者的手中;另一样是
无处著落的户口本,使他变成一个没有立足之处的“黑人”。歧视,污辱、虐待和
监控如影随行。他到处飘泊却无处安身。他只能收拾起破损的幻想,将自己混迹于
公社煤窑里的工人和抬土方石方的苦力。

    从那时起到1970年,在那个全国大饥谨刚刚过去不久就陷入全国大疯狂的年代,
黄翔有三次被人从档案中“发现”。他头上带著数顶黑帽子,日以继夜,夜以继日
地被监督劳动,批判斗争,伴之以抄查祖宗三代,没收全部手稿、笔记、书信、情
诗,并将从中发现的新罪行加入他的厚重黑得无以复加的档案,直至把他再度投入
监狱。

    将他悬梁毒打。牙齿被打掉了,手骨打断了,手掌被划开了,胸口肌肉崩裂了,
脚下的血管打断了,仅仅因为他的诗的梦想和寻求。

    又是三年囚禁。1970年,时年29岁,伤痕累累的黄翔再度归来,却在“一打三
反”中第三度被人从档案中发觉。再度被专案审查,再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再度被监督管训。

    及至此时,苦难的黄翔没有任何行为“犯上作乱”。即便按照中国一部纸上法
律条文也没有。在那个没有“人”的年代,他的行为只是表明他要做一个人。如果
这个人有什麽特殊,那仅仅是一个诗人。

    他只是写诗。那段时间,他写下了《长城》、《野兽》、《白骨》、《给贝多
芬和我自己》、《留在星球上的札记》、《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等等。

    诗是他安身立命的支点,他的生命不能没有支点,于是除了写诗,他还必须藏
诗,把那些和生命一起燃烧的诗,藏在蜡烛里,藏在竹筒里,藏在胶靴里,米缸里,
风吹雨打的茅屋顶上。

    此外,他还娶了一个媳妇,生了一个儿子。

    仅此而已。诗人黄翔在那个疯狂岁月的所作所为仅此而已。

    但是那个制度注定要把黄翔塑造成一个它的掘墓人。

    出生不久的孩子病了。被监禁的“现行反革命”父亲黄翔不能回家。孩子的母
亲苦苦哀求,将被拒绝入院的“狗崽子”勉强送进医院。但院方的人道主义是革命
的,孩子得不到有效医治,病情加重,父亲不能前去探视。孩子病情恶化,黄翔在
囚禁中,束手无策。孩子无可救药地病危了,医院来了病危通知书。黄翔仍然不被
许前去探视。令人天下父母不忍卒读,不敢相信的儿子的病危通知书,来了三次。

    黄翔三次被拒绝前去探视。

    第一次做了父亲的黄翔,始终被阻在囚室,一直到儿子活生生死在医院里。

    捏著死亡通知书,黄翔不顾一切冲出拘禁,冲到医院,又冲到停尸房。无论如
何黄翔无法接受的是:孩子死亡的最初起因仅仅是最普通常见的感冒和来所引起
的肺炎。他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起因于感冒而病死的孩子竟死得这样惨:
地下的席子上,连接到体内的各种管子仍然没有拔掉,无助的小小的尸体七窍流血,
还在流。

    钢筋铁骨也要柔肠寸断!黄翔经受不起,号啕大哭。

    但是他的哭,也没有获得准许。一个现行反革命父亲,不仅没有权利探视儿子,
没有权利照顾病危的儿子,也没有权利为儿子的死而哭泣。贵阳针织厂革命委员会
的头头来了。这头头插着腰,指着黄翔喝令黄翔不许哭,再哭再闹,公安局有请!

    儿子是黄翔亲手埋葬的。

    那是1970年的深秋。黄翔抱著幼小的死去的孩子,走入黑夜,走入山谷。在浩
瀚夜空下挖了一个小土坑,亲手掩埋了这个来到世界不满一岁的孩子。那是他能够
为自己亲生儿子所作的唯一的事:生下他,然后埋葬他。

    多年过去,诗人回首往事,凄怆依旧,苍凉依旧,悲伤依旧:“天黑了。漫天
星斗。我看见远处城市里有很多灯火。那灯光给人的感觉非常温暖。人们所有的生
活都仍然在进行。但是这里,有一个生命就永远地、永远地终止了。他就永远地不
存在了。就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次日深夜,黄翔悲愤交加。提着刀,冲到“黄翔专案组”组长也是那个数度不
准黄翔探望照料病危儿子的张麻子的住处,撞响了他的家门。

    然而黄翔复仇未果,却又一次被扭送进去,关押了起来。

    这一次,关的不是监狱,是精神病院。

    ◎四,反抗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苦难中奋起反抗。在那个非人的年代里,成百万上千万
的人被那个不合理的体制所制造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巨大苦难所压倒,从此,无声
无臭。

    可是诗人黄翔不。

    无论与人相比还是与诗人们相比,无论与英雄相比还是与民主人士相比,黄翔
其人都有太多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中,最不引人注意的不同就是,黄翔是一个无
论用什麽武器都难以打倒的人,除非你把他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事实证明,无休止
的苦难没有麻木这位诗人敏锐的神经,却让他装备起对苦难更强大的免疫系统,面
对更为严酷的现实。

    而这一次,在疯人院,在受命于官方的医生对他进行麻木神经系统的药物治疗
的地方,黄翔居然仍旧挺立。事实上,这一次,他不仅从体能上九死一生,而且在
那个试图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他的特殊的地方,他从以往所有的血泪痛苦中,冶炼锻
造,轰然再生。象烈火中的凤凰涅,带著全部的诗情和伤痕,这位始终沉默着的诗
人冶炼成了一个反叛者。

    他要开始反抗了。他一开始反抗,就惊世骇俗。

    他是诗人,他的反抗首先与诗有关。

    精神病院归来之后,1978年10的一天,他将先后历经十年写成,埋藏已久的系
列诗篇《火神交响诗》找出来,然后铺开了大纸,开始用浓墨让这些诗句跃然纸上。

    诗人说,他写的时候,觉得整个天空是他的稿纸,他必须用一把很大的火炬做
他的笔,满天去写。他希望全世界都看到他的梦想,他的良知和他的追求。

    六百多行诗句,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卷起来如炮筒,竖起来象火箭,放下去象
炸弹。黄翔扛着他的炮筒、火箭、炸弹,登上黔贵铁路火车,一路北上,到了中国
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

    那天是1978年10月11号,整个北京城静悄悄。“四五事件”刚被镇压不久,人
们的嘴刚被重新封起来不久。那天的王府井大街和平常一样,走动着相互陌生,面
部没有表情的中国老百姓。

    来到原人民日报所在地,在那里的巷口巷内墙头上,黄翔先画了一支巨大的火
炬,然后写上两个箩筐一样大的中文字:“启蒙”。最后,他校准炮筒,发射火
箭,引爆炸弹。

    据说,当他把他的一百多张纸的火神交响诗贴出来的时候,整个王府井大街交
通阻塞。年青的朋友们手挽手将他包围起来,要求他朗诵。黄翔背靠火炬面对人群,
将六百多行的“火神交响诗”一气呵成:

    ……千万支火炬的队伍流动着/ 象倒翻的熔炉/ 象燃烧的海/ 乎火光照亮了一
个庞然大物/ 那是主宰的主宰/ 帝王的帝王/ 那一座偶像权力的象征/ 一切灾难的
结果和原因/ 于是在通天透亮的火光照耀中/ 人第一次发出了人的疑问/ 为什麽一
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 为什麽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为什麽我们要对偶像
顶礼膜/ 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情素和思想/ 难道说偶像能比诗和生活杠汔/ 
难道说偶像能遮住真理和智慧的光辉/ 难道说偶像能窒息爱的渴望心的呼唤/ 难道
说偶像就是宇宙全部的生活/ 让人恢复人的尊严吧/ 让生活重新成为生活吧/ 让音
乐和善构成人类的心灵吧/ 让美和大自然重新属于人吧/ ……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
/ 火炬说/ 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 火炬说/ 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 火炬说/ 把暴力
和极权交给死亡吧/ 火炬说/ 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烂和拆毁吧/ 火炬说/ 把金
碧辉煌的时代和宫殿浮雕和建筑吧/ 火炬说……

    人们为黄翔的大胆所震骇,被火炬所点燃。朗诵完,黄翔大逆不道地公然对人
们发问:现代皇权应不应该打倒?精神长城应不应该拆除?

    “四五事件”后被封了嘴巴的北京民众竟然再度干脆地作出回答:应该!

    如果说,在中国还有人知道黄翔的诗,他的诗,就是这样被知道的。那是被压
抑到极限的人的精神勇气和良知的一次爆炸。一批批的人们开始抄写他的诗,并悄
然散发开去。直至深夜,《火神交响诗》仍然被人们交叉的手电光照亮着。

    历史有案可查:1978年10月11日那夜,北京全城戒严。中共高层召开紧急会议。

    在任国家主席华国锋认为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当局用“三叉戟”专机将黄翔
以及和他同行的三位伙伴的档案连夜调进北京。

    黄翔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告诉人们说,“结果是虚惊一场:仅仅是来了一个
诗人,朗诵自己的诗”。但了解中共铁幕后面运作情况的人知道,其实不是虚惊。

    历史有逻辑可循: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保守派要坚持两个“凡是”,改革
派要摆脱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影响;而邓小平先生正在利用当时民间的反抗压迫
的呼声,开始他在中国的现代改良。

    从压迫的烈火中冶炼出浴的黄翔,此后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在没有人的年
代,他曾经是一个人。而“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他说:“我就是英雄”。

    第二次进京,是一个月之后,1978年11月24日。黄翔下了火车,一不做,二不
休,先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民间民主社团“启蒙社”;然黄翔在天安门广场登
上毛泽东纪念堂对面的木板墙壁,奋笔刷下两条赫然醒目的巨幅标语:“毛泽东必
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对面就是仍被人们尊为神的毛泽东的遗体纪念堂。成千上万的人们每天都排着
长队秩序井然、必恭必敬地到里面对这个伟大的死神顶礼膜拜。“伟大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央对这政治场运动评价的调调还没定下来。人们,哪怕
是在私下,岂敢对之妄加评论?绝没有人胆敢设想,会有这样的字句公然出现在这
座神殿不远处的对面。黄翔的大胆妄为不仅立时当下就吓疯了一位和他一起进京的
伙伴,而且把黄翔自己也吓的够呛: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悬著腕,擎着笔,
他才想,下面该写“主席”呢还是写“同志”?结果,不写主席也不写同志,什麽
称为都不写,干脆直书其名。接着一路写下来,墨汁就顺著那些文字炸弹往下流。

    写完“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他的包天大胆也基本耗尽。不自觉地摸摸
自己脖子上方,检查自己的头是否还在那上面。随他听见身后广场上传来低沉阔
大的声音,“好大的胆子!”这时黄翔终于转过他仍然安在的头,与观众对视。

    多年以后,他回忆说:“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他觉得,他的心灵和所
有的心灵相碰撞,他得到了一种默默的支持。

    黄翔还做了一件事。他就中国人权问题,写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

    他将这封信贴在了天安门广场。

    中国是一个缺乏自由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的国度:无论你是街头巷尾的
平民百姓,还是紫禁城里特权官僚,只要一跟中央唱反调,不仅注定要受苦受难,
立即就成名成家,而且总要引来万众欢呼,群情振奋。

    更何况黄翔不鸣则已,一鸣,三炮齐鸣:公然结社;公然要求重新评价影响中
国民族命运的头号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公然与国际社会讨论中国的人权状况。

    黄翔的惊世骇俗,立即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
      
接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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