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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的转轨 特别感谢作者陈晓律先生寄来本文
陈晓律
最近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种种学术论争，大多数集中在经济领域。然而，
如果从一个历史发展的长周期看，这次危机所引发的思考应该远远超越这一范围。
从世界开始进入一个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后，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根据自己不
同的条件和国情开始了自己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因此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发展模式。
但这些发展模式尽管在初始阶段有很大差别，在其最后的阶段却呈现出某种共性，
因此，我们对这场危机的思考也许更应该集中于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一定阶段的
转轨问题。
一，
现代世界的发展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逐步转变的过程。但由于各国的
国情不同，因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各种不同的发展模
式。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工业化就主要是从其社会自身不断产生出有利于
工业化的因素来实现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既无外来压力，也无政府指引的条件
下，自发地产生和进行的。英国的这种现代化模式一般被称为内生型的现代化，这
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特殊模式，而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往往是模仿型或应激型的
现代化。它们几乎不可能按照英国的模式而实行宽松的自由放任政策，因为这样就
无法有效地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对其进行合理配置，调节经济发展过程
中不时出现的紊乱失调现象，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
英国的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英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成就不是依赖
于外部力量支持的结果，而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还伴随着
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些变革也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暴力冲突的情况下完成的。对英国
人来说，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几乎是浑然一体，
“我们生来就是这样的”。[1]
英国工业化进程的特点是在量的逐步积累基础上达到质的飞跃。１５世纪未至
１９世纪中叶的圈地运动，使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改变了农业
的经营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率先在农业这一传统社会中最保守的部门中实现了商
品化生产。这种变革使得农业在经济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最有效的作用：提高农业
产量以供应发展中的城市，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制造业供给农业商品，并为工
业提供更多的资本。确保了经济转型期间的社会稳定。农业的先行发展使人口得以
持续增长，为发展着的工业提供了一扩大的国内市场和必需的充足而又廉价的劳动
力。
英国农业和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和殖民的长期发展，以及罪恶的奴隶贸易为
工业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长期的原工业化的家庭工业为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技
术基础。海外市场需求──对基本生活消费品，尤其是棉布──的增加，使工业成
为一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不断的技术革新又使其生产率得以提高。这样，作为英
国进行工业化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的人口和资本逐渐流向高产出高效率高利润的生
产部门。以纺织业为先导部门，采矿业和冶金业与其并行发展，带动了其他部门的
产生和发展，工业化逐渐扩散到各个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业中。工业生产由此
发生了质的飞跃：1750-1800年间,煤产量翻了一番,在19世纪又增加了20倍,其中在
1800-30年间翻了一番,1830-40年间又翻了一番。1740-88年间生铁产量增加了4倍,
随后20年里又增加了4倍,在19世纪增加了30多倍。原棉进口在1780-1800年间增加
了5倍,在19世纪增加了30倍。[2]与此同时，在就业人口中农业所占比例呈绝对下
降的趋势。英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不再占优势地位，工业和贸易及交通
运输业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自由贸易则是英国工业化发展和交通运输业进步的结果。在19世纪20年代前,
英国基本上是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工业的发展、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工业品成本降
低与产量大增，国内市场开始达到饱和，必须开拓海外市场,为其工业品打开销路,
并进口原材料和粮食。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大力推动下，英国逐步取消出口税，降低
进口税，１８４６年英国废除了禁止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开始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
政策。英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当时独一无二的工业地位，在世界各地大力推
行这一政策。促使了其１９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工业生产的高涨和工业化的进一步
完善，使其成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进出口额1800年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9%,1850
年达27%,1875年达51%。[3]自由贸易对英国来说是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工业化
的先导部门纺织业对英国来说既是消费品工业更是出口型工业，它是以出口海外市
场为目的的，而其原材料则大部分依赖于进口，纺织业在国内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一
直占有重要地位，设若当时英国不奉行自由贸易，则其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根本
不可能的。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第一只有一个，所以它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
失败的，对于其他的国家而言，都不可能机械地去模仿，而必须按自己的条件去汲
取。这中间一个长久为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就是在具有几乎是相同条件的西欧国家
中，为什么只有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对此学术界的一些著名的专家作过
种种分析，从英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清教精神，合理的个人主义，以及英国
人务实的传统，到英国的丰富的煤矿资源，分布全球的贸易机构，等等。总的来说，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看法，即一种主要的因素决定论的和几种因素决定或多种因素决
定论。不过，由于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很难分清的，所以英国为
什么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可以说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大体上我
们可以这样认为，在近代初期的西欧地区的国家中，英国的各种条件都相应要有利
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所以，它最先开始了工业化。然而，正因为英国是第一个
开始工业化的国家，所以，它的工业化模式既可以说是“内生型”的，也可以说是
在“摸着石头过河”，从总的技术水平上看，英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是很低的。这样
的技术水平，使工业的发展可以在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基础上逐步的进行，这样，
国家和政府机构除了不为这种发展设置障碍，的确也还无法采取合适的政策来促使
英国的工业加速发展。这也是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自发的，政府大体奉行自
由放任政策的原因之一。
美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也属于一种内生型的发展模式，即其工业化的动因主要
来自内部的压力，也带有一种探索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但美国工业化模式更可
以看作是英国工业化模式在北美地区的一种延伸。其共性是，都占有十分广阔的市
场，有一个适宜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机构和相应的社会组织，都能获取工业化所需的
原材料。但美国的独立后并没有完全照搬英国的经验，而是在英国的基础上进行了
创新。
首先，美国人创立了新的工厂体制。美国工业化的发祥地新英格兰地区人力匮
乏，但土地较广，水利资源丰富。于是，美国人创造出了一种与欧洲国家不同的工
厂体制，他们把原来一些分散的制作过程加以合并，实行新的分工，而后将制造某
一商品的所有工序集中于一个工厂，并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如1814年建立的瓦尔
瑟姆棉纺厂便是其中一例，它将纺纱到织布的全部工序集中起来，加以统筹与组织，
使工厂一头买进棉花，一头织出布匹。通过这种组织上的改进，工厂不仅可以同时
使用水力，而且每道工序都可以节省劳力，这就大大提高了功效。
而这种工厂制需要巨额的资金，无论是单个的企业家或一部分人的合伙都很难
筹集到这种巨款，于是，组织有限公司成为解决资金的主要渠道，某一公司根据法
律取得营业执照后，便可以从许多较小的投资者手里筹集资本，股东们只负责“有
限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对公司的债务只按其所占有的股份比例承担责任。这种
股份公司使美国以后发展成为一个托拉斯国家，与这种股份公司的建立也有很大的
关系。
此外，美国的其工业化的过程中还进行了一项重要的技术创新，那就是通用制。
通用制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所以也称之为“规模生产制”。在此之前如枪支
等产品是由工匠一件件制作的，批量生产很难想象，而通用制的出现却使得产品可
以批量生产和大量投放市场，这样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4]
美国灵活的经济体系和政府强有力的指导政策，对美国快速地发展也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此外，美国远离欧洲大陆，不易受到战乱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在欧洲列
强混战时获得若干订货的好处，结果，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美国不仅迅速地
成为彻底的工业化国家，而且成为了世界主要的超级大国。
总的来看，美国模式尽管与英国模式有一些区别，但共同之处仍然是相当多的。
除了它们都属于一种内生型的工业化模式外，还在于这两个国家在语言、文化、政
治传统、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类同，这是我们将其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的主要原因。
英美模式最重要的经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利于市场机制发育和运行
的环境，如果没有，则需要创造这样一个环境；而商贸的兴起则是任何一个国家发
展的先导。没有商贸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时，英美模式也给
人很多启示，第一就是市场经济对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
化国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最初并没有什么十分明确的发展目标，但人们渴望致
富的欲望成为推动发展的最初始的动力。而如何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愿望，一直是
有争议的。在工业革命以前，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人类的经济大体上是“
岁入经济”，即各种统治集团通过收税的方式来维持统治和社会的运转，这中间并
不存在着等价交换的问题。于是，人们生产的主动性不可能得到很好地发挥。英国
在新的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商业的专门化”，因为孤独的交
易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对人们的基本生活影响不大。[5]新航道的发现使英国一下
成为世界的航运中心，使其商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在国家的经济中成为一个革命性
的成分，并最终使市场经济成为这个岛国的主导经济。英国自16世纪开始的一系列
政治和社会变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建立一个适度的市场经济而展开的，其中，最主要
的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确立对财产的保护和合同的保护，而市场的导向也使得工业
和经济的组织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工业革命开始时，可以说几乎与任何一个
个人无关，没有谁会认为离开某个人工业革命就无法进行。也就是说，当适度的市
场经济体制一旦建立后，工业化的进程就几乎是无法阻挡的了。后起的一些发达国
家，如美、德、法等国家，也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和形式上建立起了适合本国国
情的市场机制，才先后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就是日本，在完全以国家为主体建立起
一些现代企业后，最终也不得不让它们投入市场的运营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离开
市场经济谈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英美两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最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民主体制在没有遇
到太大的挑战的情况下，就几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建立和完善起来。这种民
主体制的建立，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整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付出
的代价最小。从人类的历史进程看，可以说这种发展模式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民主政
体与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
二，
然而，英国模式虽然有若干优越之处，却并非任何国家都能够效仿。正如伯纳
德·波特所说，它是第一个长出腿的青蛙卵，第一个变成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
池塘的青蛙。它在经济上与众不同，但这只是因为它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6]所
以，其余的国家要走英国式的道路就十分困难了。欧洲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法国就走
了一条十分曲折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法国模式。在很多方面，法国模
式给人以独特的启示。首先，工业化意味着观念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是按照某
种固定的模式进行，而是必须在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上进行，因而，这种观念的更
新在一定程度上比单纯的技术革新更为困难。其次，市场经济并不一定与计划对立，
在某种程度上，计划甚至是一个国家工业起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僵硬地按照某种
模式照搬所谓的市场法则，未必能够取得应有的成效。而法国模式在工业化进程中
的地位始终是让学术界具有浓厚兴趣的课题，不能不说法国模式代表着一种比它本
身发展更为重要的东西。在近代初期，法国在各方面与英国相比一直处于上风，甚
至在工业起步阶段法国的条件也并不比英国差。然而，法国却未能成为第一只变成
青蛙的蝌蚪，所以，当法国发现自己落后以后，尽管要赶上英国的目标是明确的，
但在采取的方式上反而显得十分迷茫。英国的政治体制是民主的，英国的经济政策
是自由放任的，英国依靠这些法宝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而法国各方面的条件与
英国十分类似，那么法国为什么不能采取同样的模式呢？或许，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英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优势后，再机械模仿英国的经验已经不可能了。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看，当世界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领先的国家后，其余的国
家在市场竞争方面就不可能获得与它们同等的地位。于是，依靠某种经济之外的力
量来帮助本国的经济发展几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种经济力量之外的替代
物，除了政府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择，此后的德国和日本依靠政府的力量也取
得了预期的成功。但法国的特殊国情在于，它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前不是没有一个强
大的政府，相反，法国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就一直拥有较为强大的国家政权，问
题是这些政权并未成为工业化的促进力量反而在很多时候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于
是，法国社会的改革志士很自然将建立一个较为民主的体制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而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却引起了反复和剧烈的社会动荡，法国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
整个社会反复地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使经济得不到一个稳定发展环境。因而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法国以建立政治民主体制为先导的方式最终不仅未能达
到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特定的阶段阻碍了法国经济的起飞。
这中间涉及到一个模仿也需要创新的问题。当法兰西意识到自己需要强大并采
取行动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发展模式实际上已经过时。通过一
种民主的政治体制来发展经济当然最为理想，但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看，法国要
建立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法国当时的政治变革所
应该建立的或许是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也就是1791宪法所设想的政治蓝图。
法国人在一个决定民族命运转轨时刻，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艰巨的探索：即如何将
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法国人的探索是有益的，
或许它比那些显著成功的例子更能引起人们的思索。那就是，在一国的经济起飞之
际，其政治变革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一个能够暂时适合经济发展的体制而不是一种
绝对的民主体制。同时，法国模式的最终结果似乎也在启示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
中，政府的作用毕竟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政府的干预本身就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在于政府干预的方式是否有益和是否明智。总的来讲，法国模式是一种介于内
生型和应激型两种模式之间的类型，之所以如此，在于第一只跳出池塘的青蛙英国
破坏了它可以从容发展的环境。
另一个欧洲工业强国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尚在法国式的工业化之后，缺少对纺织品
的关税保护或许对早期的的经济发展有障碍，但这种不利的局面反而使德国人有了
一种在工业化方面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屈辱加上德国的分裂，使德国的经济起飞
的时间相对较迟。德国通常被作为工业化第二集团的追随者，比美法等国的工业化
晚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但由于其有效的社会军事组织形式，它以实际行动证明它
是一个好学生，并由此创立了一种成功的模式，与法国相比更是如此。
学术界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德国有一个干预性很强的政府和一个主动积极的官
僚体系，很多文献都强调德国政府在其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普鲁士
政府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所起的积极作用。除了修建道路和运河外，在国家的煤矿和
冶金业行业引进了英国的技术，访问英国并欢迎外国的技术人员来德国工作，以及
政府主导的投资政策等，应该说在19世纪前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并且，通过德意
志政府的努力，德国在19世纪末终于成为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在
亚洲东北部的日本，则是在明治维新后，通过明治政府的强力引导，在很短的时期
内实现了现代经济的转轨，一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速本国的工业建设，
一方面对外扩张，掠夺他国的财富，最终也通过一种血淋淋的方式挤进了列强的行
列。如果仅以工业化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来作为评价标准的话，德日两国的模式应
该说是十分成功的。
总的来看，德日两国工业化过程中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德日两国都是工业化
第二集团中的主要国家，并且它们几乎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了法国摇摆不定的教训，
出于主客观的原因，它们都不再存有依靠英国式的自由放任而能有效发展工业经济
的幻想，因而在发展的模式上，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其工业化的时间虽然较第一集团的国家为迟，但其发展势头却超过了几乎所有的第
一集团的国家。这中间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或许是以下两点：第一，在工业化
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甚至没有政府的干预，工业化的起步都是不可
能的。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也无论其统治集团是否在主观上对此有所意识，其政
府都不可避免地充当了其工业化的代理人。这显示了一种世界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
趋势──随着英国等先进国家的工业已经在世界上占据优势，那种自由放任式的自
发的工业化已经不大可能了。其次，德日两国，尤其是德国更为明显，企业的卡特
尔化成为了工业化的一种主要趋势。这也表明了一种工业化发展对规模经济的要求，
没有规模，就无法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没
有产生出一批具有影响的国际性的大公司，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还只是停留在一个
较低的层次上，而且在国际经济领域内也缺乏真正的影响力。因此，一国政府在其
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有意识地扶持一批自己的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企业集团及其
品牌。第三，德日两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长期的经济活力，与其重视教
育有极大的关系。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其重视教育，并使教育制度化的努力都是
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的。这种重视教育，不仅是政府的一时的决策，而是一种长久
的国策，真正做到了以科技立国。在这两个国家，对教育、对科技，对学问，都显
示出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而这种对教育的重视，最终得到了远比的它的投入
为多的回报。这些经验，显然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吸取的。
但与此同时，德日两国也有一些发人深思的教训。很多学者认为，比较19世纪
初期的德国与法国，德国在各方面都落后得多，不仅在生产的效率方面和工业的发
展方面，而且在观念上也是如此。假如有所谓的前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的话，德国
肯定也比法国要根深蒂固。[7]但德国在随后的年代里却迅速地超过了法国，除去
一些客观的条件外，应该说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普鲁士有意识地将军国主义的价值应
用于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使国民的一切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价值全部为“国家的
利益”而作出牺牲。日本也是如此，在其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为了集中全社会的一
切资源用于本国的工业化，也有意识地将武士道精神保留下来，使其成为推动现代
化的一种力量。结果，这种由中央集权政府控制的现代化，在它取得成功的同时，
也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德日两国最后都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并给世界人民带
来了深重的灾难，应该说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而德日两
国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彻底现代化，也是在二战以后借助于外部力量才完成的。正
是1945年后美军对这两个国家进行的强制性民主改造，其现代化的任务才得以彻底
完成，而这也是德日两国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所以，也可以说，在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之后，德日等国由最初强权推行的赶超模式最终还是回到
了在民主体制下进行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轨尽管带有某
种强制的性质，其成功的前提却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进入了罗斯托所说的“大
众高额消费阶段”，具有承受民主政治体制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的能力。同时，
其转轨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在很大程度上被占领当局以各种方式平息，也使其发展模
式的转轨得以顺利进行。
三，
与德日等国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形势与它们起步时相比也已经有
巨大的差别。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弱国地位，使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济方面无法重复
发达国家实现发展的老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由于发达国家已经控制了
世界市场的主导权，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它们几乎不
可能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发展机会，而这种后发展态势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
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性。这种不完善表现在其市场的结构与运行不完善，
商品与要素市场通常组织得不好，扭曲的价格通常是对经济信号和经济冲动的一种
反应而不是对社会与这些服务、商品和资源的真实成本的反应。因此就要求政府重
组市场并在调控价格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这种扭曲的价格信号也会使政
府和社会不能作出适当的投资决策。因此，假设没有政府对资源分配的干预，从长
远的眼光来看对社会获得最佳效益是不利的。这种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备性使人
们更加强调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
1970年也认为，“政府不能够也不应该在工业扩张的过程中只起被动作用。计划已
成为工业发展纲领中一个基本和完整的组成部分，因为市场力量自身不能克服发展
中国家经济中那种很深的结构性僵化。”[8]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尽
管重要，在发展中国家却不能等待市场机制“自发地”推动工业发展，必须依靠政
府的作用来推动发展。实际上，即使是英美这类的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国家对
市场完善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在这种意义上，市场并不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而存在的，它的存在和完善也取决于人类社会有组织力量的导向。
由于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作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自然
成为了发展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因素。
以阿尔蒙德为首的学者，认为政治发展就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的
发展，二是国家的民主化。前者是指国家政权吸收社会各种资源的能力，保障社会
稳定的能力；后者则是指社会普通成员参与决策的程度。从内容上看，政治发展首
先应该包括政治民主的进展，因为在各种封建制度下也曾建立过十分有效的政权，
所以如果离开政治民主化谈政治发展似乎很难令人理解。事实上，在最初关于政治
发展的研究中就是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其次是政治稳定，这也是
被认为是政治发展的目的之一。而政治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又与以下几种因素有关：
政治文化，也就是说人民对政治和政府，特别是对政府的合法性以及他们与政府的
关系所具有的价值、态度、倾向性、神话和信念。政治参与，人民旨在影响政府决
策的活动的性质和规模。政治机构，也就是说社会通过它作出权威性决定的正式组
织的性质，即这种机构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程度以及派性和官僚主义机构的相对
重要性。政治一体化的程度，也就是政治不以种族、宗教、阶级、文化或领土界限
截然分开的做法为其特点的程度。而最重要的，是政治发展要达到一种建立在民主
决策基础上的政治稳定，要有一个能有效地执行发展任务的强大政府。换言之，后
发展国家要想有效地进行工业化，就必须在政治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
而这种政治发展能否达到预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该国的政府是否
很好地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如果对经济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定义，那就是在一定经
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经济质量的有效提高，由此一切有关于国民的
富裕、收入的合理分配、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问题便
自然地成为一国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其国
家的总体资源是十分有限的，如何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来进行经济发展，又成为政
治发展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讲，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
容，但民主化处理不当又会加深社会矛盾。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工人、农民、消费
者团体，地区居民团体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为了索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利益”
或维护自己集团利益而开展的民主运动，很可能使各阶层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
或不同部门之间发生利害冲突和矛盾。要解决民主化过程中的经济问题，需要反映
多种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和利益，很费时间和经费，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错过解决
紧迫问题的机会，在解决全盘经济问题时，很容易使分配问题优先于效率问题，很
容易导致利益集团之间瓜分式的解决办法。韩国经济学家朴英哲在其著作《漂流中
的韩国经济》中写到，韩国经济失去动力和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化过程中开
始激化的索要自己那一份的运动导致部门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
其次，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解决经济问题容易产生重视舆论而忽视专家观点的
倾向。一些政治家为了获取选票和舆论的支持，试图用短期观点解决问题而不是用
长远的观点解决问题。这样复杂的经济问题很可能被舆论所左右，很容易由不是专
家的政治家根据“群众”的喜好或舆论来决定政策，使之成为迎合型的政策。
第三，很难执行正确的财政金融政策，民主化浪潮可能迫使政府为了迎合各阶
层的欢心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因为减少财政支出，提高税收通常是不得人心
的，但是这种政策会导致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增加又会引起利率上升，并导致通
货价值的上升，而其后果是引起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赤字增加，所以，民主
化浪潮带来的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
第四，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韩国在大选中，为了广泛的民主选举，全国动员了
80多万选举工作人员。结果是把大量宝贵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非生产性政治活动，而
且数以万亿韩元的选举基金，增加了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各种与民主化有关的活
动和选举一个接一个，极大地危害了经济的稳定。
第六，民主化可能削弱各种政策的威力效果，民主化过程很可能将国民引向无
视政策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大大削弱政策的权威性并影响政策的预期效
果。
第七，民主化过程可使资源分配发生扭曲。由于民主化将大量的人力资源投入
到非生产性政治领域，其结果，国家的大量资源流入到政治产业，流入服务业而削
弱制造业，是十分危险的。民主化进程过快，经济衰退，反而使卷入民主化过程的
国民感到所得甚少，产生被剥夺的感觉，引发新的不满。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实际情况看，在上个世纪，不仅德国和日本未能依靠民主化
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就是在本世纪，也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民主化实现经济的高速增
长的，东亚各国都是靠中央集权式的经济运作方式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巴基斯
坦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后来却因为民主化将其拉回到原来的状态。[10]
1997年5月30日，韩国总统金泳三也对韩国国民发表讲话，表示要对韩国选举
制度进行改革，克服“金钱选举”的弊端。他在讲话中承认在5年前的选举中花费
的资金超过了规定的标准。他说，由于韩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各党都花费了数额庞
大的选举资金，如今已无法查清究竟花了多少金钱，请国民给予谅解。[11]从上面
这些例子，就表明如何处理好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难题，但总的来讲，
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应将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政权放在首位，只有在经济发展到
达一定的阶段后，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民主化的改革。如果将位置前后颠倒，很可能
适得其反，毁掉一个国家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利益协调，处理好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在
尽可能减少内耗的情况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
不管我们怎么定义传统社会，但无可否认的是，由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
社会转化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特殊的社会变革过程，它意味着原有的社会利益分配
模式遭到破坏，平衡机制失去效能，社会财富的流向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一个十
分痛苦的过程。虽然经济发展使一些国家产量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但是社会上所
有的人并不能得到同等的利益。事实上，几十个国家的经验表明，在重新组织一个
传统社会的早期和中期阶段，收入分配中，60％收入较低的人不仅落后于那些增加
收入的人，而且他们的实际收入也绝对地下降。[12]手艺工人可以被取代，无地农
民会被赶出农业，而同时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生活费用显著上升。在一国少数地
区进行的现代化活动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直接得到好处，而且对其他人和地
区所产生的“余波影响”，会持续好几代人。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的
好处也会传播到人口的中间阶层，最后，穷人的收入也开始有所增加。典型的情况
是，在现代化的后期阶段，收入极端的不平等现象有所缓和，可以普遍分享现代化
所带来的明显好处。但是，正在经历着这种过程的国家，如何处理收入分配的不平
等问题，减少利益冲突，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很显然，现代化过程隐含着激烈的
利益冲突，这常常被人们称之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阵痛”，但却往往忽略了这种阵
痛的实质。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这种内部冲突往往会给它今后的历史进程打下难以
磨灭的深刻烙印，不仅如此，如果未能很好地协调这种利益冲突，还会阻挠和破坏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甚至出现历史性的大倒退。因此，采用何种方式协调工业
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上述的一系列问题表明，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后发展国家中起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利益协调，还是发展政策的制订，基本上都必须依靠政府，因
而，由集权式的政府引导发展，几乎是所有后发展国家的共同特征。因而，也可以
说，后发展模式就是一种集权式的发展模式，虽然这些集权的类型有所不同。
四．
但这种集权式发展模式的弊端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来。在近期出现的东
南亚金融危机风暴中，以集权式发展为特点的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受到了严峻的
考验，同时，也对发展理论本身提出了更多的发人深思的东西。首先是世界经济的
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最初的实物交易的第一个层次的经济活动进入
了证券交易的第二个层次的经济活动，这是对实物交易的第一次抽象，而远期期权
的交易又使这类现代经济活动进入了第三个层次，也就是抽象的抽象，这就使现代
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比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复杂得多。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
的条件的差异，使它在面临这种类型的经济活动时有着更多的不适应。这种经济需
要一个十分完善的市场机制，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市场机制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
往往是不完善的，由于其不完善，则只能依靠政府的行为来加以干预。于是，政府
的决策就变得举足轻重。从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经从要素驱动的
发展阶段进入了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这就产生了大规模集资的需要。而这种集资
依靠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来完成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便只能由政府来充当集资人。
这种集资固然可行，但同时也给腐败和集权留下了极大的空间，韩国与印尼的情况
就是如此。最近揭露出的资料表明，苏加诺家族的财产已经达到450亿美元的天文
数字，而韩国以大财团依仗政治特权大事举债，盲目扩张不顾效益以至给整个民族
造成巨大损失的事例，也证明了这种集权式发展模式与生俱来的弊端。于是，这与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依靠民主体制来推动发展似乎又自相矛盾了。
这种悖论的出现，本质上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问题。任何发展中国家在
其发展的起步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都不可能获得英美式在民主的基础上发展的
空间。其结果，无论是这些国家采取统制式的发展模式还是计划式的发展模式，都
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政权走向某种类型的集权。只有依靠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后
发展国家才有可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经济竞技场上获得一份生存的空间。从世界历
史的进程可以看出，这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使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为生存而战的条件也越来越艰苦，而这些国家中要求集中全民族的一切力量用于发
展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强。这也是为什么从德日等国开始，集权式的现象日益明显的
一个重要原因。以至在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军人集团干脆直接掌握了国家政权。
而这些政权能够较为长期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们在特定的阶段的确推
动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就是说，这类军人或其他类型的集权在发展过程中有其自
身的合理性。
然而，集权政治在发展起步阶段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其有永远存在的合理性。
从前面所举的各种事例可以看出，各种独裁政治集团在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起步以
后，它本身固有的一些弊端也开始逐步地显露出来，而且随着发展的进程越来越严
重，以致最终影响该国的进一步发展。从德国和日本的情况看，由于未能解决好在
经济发展顺利进行时的政治民主化问题，最终导致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把握了国
家政权，并给民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东南亚各国社会在金融风暴冲击下种种
危机的表现，也是在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时应该进行相应的政治变革的信号。于
是，问题就开始转变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它的经济发展到达什么阶段时才应该进
行相应的政治变革？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显然是困难的。
但大体上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之时，这种民主欲
望就逐渐地强烈起来，当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且其大众普
及教育已经高于初中阶段时，政治民主化的浪潮就开始出现了。
这就涉及到由一种集权政治发展模式向民主政治发展模式转轨的问题。这种转
变从一个历史的长周期来看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在一个具体的国家，它
却是一种巨大的政治风险。很多学者也认识到，各种集权势力只是现代化的“开门
人”，当它们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就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
这些集团并不是如同学者们设想的那样理智，那样地富有奉献精神，能够在完成自
己的历史使命后“自动”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于是，当这些国家的人民渴望政治
民主化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种冲突，它完全可能毁掉该
国现代化已经取得的成果，使社会倒退几十年，最近在世界一些地区出现的动乱就
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问题的焦点最终还是转化为如何在保有原集权政治下取得的
成就的同时实现该国的政治民主化转轨。或者说，如何从集权政治的发展模式平稳
地向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过渡。
从客观的条件分析，这种平稳的转轨首先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和完善的司法体
系，从英美等国的历史经验看，最初的政府并不强大，但是在社会各种力量制约下
的法律却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在议会与国王的斗争中，议会所依靠的主要是传统的
习惯法。但是，在一个较为集权的体制中，这种司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十分困难
的，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这其中有两个因素十分重要，第一是经济本身的发
展对法制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第二是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使各种法律必须要与
公认的标准大体吻合。在这两种因素的制约下，尽管在一个集权式的经济体制中建
立这种独立和完善的司法体系很困难，但也不可能没有一些起码的改善。其次，则
是必须有一个较为完善和独立的金融体系以及金融监管体制。政府制定的金融法规、
政策和措施不但必须规范化，而且必须透明，而银行则必须商业化，不能成为按政
府指令贷款的行政机构。第三，则是整个国家的外汇要有一定的贮备，这种外汇储
备不仅表示了本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增强了该国抵御世界经济强国转嫁金融风险
的能力，当然，一个国家巨大的外汇储备同时也能增强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信心。第
四，则是不仅有一整套有关民主政治的立法，还有相对应的一些组织机构，以及逐
渐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选举的规范。事实上，这样一些客观条件是很难完全同
时具备的，因为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发展模式转轨的风险也几乎不存在了。但
是，部分地具备这些条件，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转轨，整个社会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肯定要小得多。
从主观方面的条件看，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斗争双方的态度和策略。从掌权的一
方而言，交出权力总是一件痛苦的事，要其十分主动地交出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争取民主势力的一方来看，它必须向掌权者显示自己的力量，并且以对方
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表达这样一种信息：即政治民主化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历史
进程，明智地退出政治舞台既合乎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合乎社会的利益。至于掌权者
是否会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则是一种无法预知的事。但一般而言，
争取民主的力量和社会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是更为主动的一方，也正因如此，他们应
该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暴力。这一方面是为了减少社会损失，避
免激烈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民主解决问
题的程序和习惯，实际上，由于发展中国家民主传统的缺乏和民众民主意识的淡薄，
很多“民主斗士”在掌权以后往往自然地转变成新的独裁者。为避免这种情况，在
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使用民主方式就不仅仅是一个手段的问题了。从历史的角度看，
最成功、最稳固的民主制度一般都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的。通过暴力和非民主的
方式也许能够建立某种民主制度，但通过暴力建立的东西也容易同样被暴力所破坏，
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规律。所以，在一个国家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轨时，应该尽
可能地避免使用暴力。当然，能否如此，则取决于该国的种种具体的条件以及双方
决策者的态度，而不是仅仅取决于人们的美好愿望。
总的来看，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发展模式的转轨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而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了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后，其政治体制必然要发生
相应的变化，一个能与完善的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或迟或早总会建立起来，
这类体制的形式或许有所不同，但其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肯定应该是相同的。
所以，采取何种方式转轨，以及这种转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理该成为学者们密切
关注的课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邮编，210093）
注释：
[1] Asa Brigg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1983,
P186.
[2] Ibid, p186.
[3] Ibid, p226.
[4] 李庆余等《美国现代化道路》第32－34页。
[5] 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页。
[6]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7]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64.
[8] Michael P. Todaro,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gman,
1994, p568-569.
[9] 李庆臻，金吉龙《韩国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10] 同上书，第31－32页。
[11] 《杨子晚报》1997，5，31，第7版。
[12] 克莱尔·威尔科克斯等著《今日世界经济》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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