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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还 是 “们” 特别感谢作者邵建先生寄来本文
——90年代知识界的一种文化症侯
邵 建
原载《小说评论》2000年2期
《文艺报》在编发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一文时配发了一则“编
者按”，谓曰“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思想界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建立中国自己的
学术思想体系的意识，许多思想讨论可以说也是由这一理论情结引发的。这一思潮
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界也有明显反应，例如关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返文化精
神家园’等提法就可以视为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在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
应该以怎样的理论姿态和立场，去建设自己的学术体系，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
的问题。”
我所以在开头就摘引这么一段开场白，是因为里面的意思殊可玩味。“建立中
国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这里的“自己”是谁？毫无疑问是“中国”，而不是作
为说话者的个人。于是我就感到奇怪，任何一个人使用“自己”时，本应指的是个
我，它又怎能指代那个远远大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呢？答案也许只有一个，即这位说
话者不是站在“个我”的立场说话，而是站在“超我”立场、或曰国家立场的表白。
超我的内含总是大而化之的，它既有“我”，又不拘限于我，而是一个以“我”为
中心的扩展空间。因此，其下“以怎样的理论姿态和立场，去建设自己的学术体系”
云云，也就有了双重含义，这里的“自己”便是从个我走向民族国家的二位一体。
我作如上解析，并非说这个“编者按”有什么问题，它不过客观道出了“90年
代以来，我国学术思想界”所形成的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意识”而已。如果这
里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也不是在编者按，而是这种“越来越清晰”的“意识”
本身。90年代以来，这种意识也许是从“新国学”的张扬开始的，这是一种以传统
儒学为其本位的学术流向，从此开始，中经以“后殖民话语”为知识背景、用以突
出一种新民族精神的“中华性”主张，其后又过渡到另外一种形态的文化建构，即
以上所谓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样一种精神脉向：即从“新国学”到“中华
性”复至这里的“重建论”，三者尽管并不属于相同的知识谱系；但有一点却是不
约而同的，即除了它们的话语路径都倾向于民族或传统之外，并且它们所谓的文化
选择，无不以“自我”为其目又以“超我”实其质。而这种以自我来顶戴超我、又
以超我为自我张目的学术现象，在我看来，恰恰就是90年代文化建设中一以贯之的
但又为人们所普遍忽略的一种“文化症侯”。
坦率地说，这几年我最怕听见也最怕看见的就是那种大而无当的超个人话语了。
明明是个人在说话，但发言者偏偏不是站在个人立场而是超越个人以外。这种发言
虽然出自“个我”之口，但它的话语指涉却是“国家”。因此，就象外交部发言人
在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一样，这样的发言人仿佛就成了中国文化或中国学术的代表。
他们的发言已经形成了一种习见的句式，即总是什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于是我就永远闹不明白，一个学者如果要建立什么特色，也只能是他个人特
色，他怎么敢去争那个远远大于个人的国家特色呢？由于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实质上就是上述那种习见句式的演绎，因此，我同样坚持认为，如果要建立什么话
语，那纯粹是个人的事，也只能是个人的事，而这种话语果如形成，它就是一种打
上了主体印记的“个人话语”，却不是也不应该是什么“中国话语”或“中国文论
话语”。动辄把话语主体由个人扩张成国家，或者动辄就不自觉地站在超个人的国
家立场说话，在我看来，其潜意识深处，起支配作用的乃是福科所谓的知识权力的
情结。
为什么这样说，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在话语表达上都着眼于“大
叙事”而不习惯于“小叙事”。比如就象“修身”这样个己的行为，最终都要抵达
“平天下”。这样一种知识心志，甚至就是在以后现代为知识背景的后殖民批评中
也难以避免。当这种批评以解构的方式试图消解那种作为“大叙事”的现代性话语
时，它并没有按照后现代的游戏规则走向“小叙事”，而是直接诉诸另一种形式的
“大叙事”即“中华性”。结果，以中华性取代现代性，就变成了一种权力意志的
诉求，即以一种话语权力取代另一种权力话语。继“中华性”而后的“重建论”，
实际上出于相同的知识心态。当它打出的话语口号不是“个人”而是“中国”时，
其权力意识就露出了它的端倪。否则，并没有人剥夺重建论者研究传统文论的权利
呀，它为什么要这样大声疾呼。唯一的解释便是，重建论者意图把自己的学术研究
扩展为一种主流性的以国家为其称名的文化选择，或者说，它要把自我在话语选择
上的“权利”变成影响（和规范）他人选择的“权力”。设若没有这样一种权力动
机，那么，你声张你的全球化，我选择我的民族性，彼此根本就无以构成冲突。反
过来，当这种选择一旦超越个人而诉诸群体乃至国家时，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指出这种冲突背后的权力意识肯定会使重建论者不快，因为重建论的重建缘由
乃出自这样一种文化现实，即中国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亦即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
完全没有我们中国自己的声音。哪怕就是中国的学者，也是用西人的声音在说话，
传统的声音失落了。因此，中国文论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中。面对这种情形，
到底怎么办呢？重建论者认为：“应当积极探寻一条重建中国学术话语之途，重建
我们自己的一套意义生成与表述的方法和学术规则”。这里的“我们自己”本应指
研究者本人，可是说话人并不用“我”，而是擅用“我们”；并且这个“我们”也
不仅仅是“我”的同仁们，而是外延推广开去的一个泛化的对象。这显然是有机关
的。因为和“我们自己”构成对应的则是上文中的“中国学术话语”。这时，“我”
无形中就成了“们”的代言人，亦即“我”的选择由于挂靠了“中国学术话语”，
因而也就成了“们”的选择。虽然那些“们”并没有授权于“我”，但在这个语境
中也不由分说地成为被选择和被代言的“沉默的大多数”。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
盖在于那个“中国学术话语”，这是一个金字招牌，否则，“我”又安能以“我”
率“们”。我这样分析，也许会有人认为是捕风捉影。但我如此斤斤计较“我”与
“我们”的界分，是因为知识分子常常就把本应是“我”的选择变成了“们”的选
择。这只能解释为权力意识的活跃。这种意识甚至不是话语表述者所自觉的，它更
多是一种习惯上的无意识。重建论即属此类。因此，面对这类文本，我无法不根据
阿尔都塞的“症侯阅读法”去解读，即不是看文本说出了什么，而是揭示什么没有
被说出来。
从“我”到“我们”以至“我们”就是“中国”，这样一种扩展秩序的“大叙
事”在当下的文化学术空间中具有一定的侵略性。因为在既定的空间格局中，你一
扩大，别人就得缩小，你一成为主流，别人就成了边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
大叙事”，尤其是以“中国”的名义。把中国之类的大叙事变成个人的“小叙事”
吧，小叙事的话语就是我所谓的“个人话语”。哪怕你研究的就是中国文论，也不
能说“我们中国自己的”，这就象我如果研究西方文论，却不必说“他们西方的”
的一样（文化资产应当全球化）。况且，无论中国文论还是西方文论，对我来说都
不过是外在于我的“他者”，我不会因为我是中国人――在作学问时我其实已经忘
记了自己是哪国人――就觉得我离中国文论近些；相反，我完全可能觉得西方文论
在时间上离我更近。但，孰近孰远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们只是我的研究对象、
或者是我的话语资源，我在它们之中工作，需要研究出我自己的心得，完成我自己
的知识建构，由此形成我自己的理论话语。这样的话语既不是什么中国话语（我不
敢托大），也不是西方话语（亦不必推诿），而是打上了我的“精神的个体性”烙
印（马克思语） 的“个人话语”。站在个人话语立场上的“自我”就是地地道道
的我自己，它没有一点超我的成份。为什么要超我呢？殊不知，当“自我”一旦变
成以国自许的超我、或一个放大了的自我，那么，它必然导致学术空间上的不平等。
因为，正象几年前王小波对弘扬“新国学”的批评：国学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
字，而它的诱人之处也在那个“国”字，因为这是一个制高点，谁抢到制高点，就
可以压制一切不同的意见（大意）。我不是说重建论也是要压制什么不同意见，但
他们瞩目和心仪“中国”这样一个话语制高点，则是毫无疑问的。设若他们果然拥
有了这样的制高点，那么，其他话语还能够和它处于平等的学术地位吗。
当然，我未必不知道就现下的学术格局而言，恰恰是传统文论的研究处于边缘
性的位置。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位置，反激了重建论者试图走向中心或重建中心的
文化愿望。因此，读其文章，不难感到其中有一种重振的雄心在内，它在和当下文
论研究中的西学话语较劲。这种较劲未必没有一点道理，但，我总觉得，学问毕竟
不是雄心、也不是较劲，它更多是一种兴趣，一种钱仲书所谓的荒江野屋、三五知
己、相互切磋的“素心人”的兴趣。雄心和权力有不解之缘，而兴趣则与智慧有关。
当然，如果有人取消我研究传统文论的权利，那又当别论；如果没人剥夺，尽管别
人都好西学（这里也有个自然选择的问题），我只管我这一摊子的研究不就行了，
何必要以“中国”的名头来重建呢。甚至，只要我研究的好，自然就有吸附力。所
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本不烦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种隆重的句式来打旗立
号。早在二十年代，鲁迅针对当时学界泛起的“整理国故”的文化思潮曾这样说过：
“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
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碍
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坟·未有
天才之前》）在我看来，各干各事，就是兴趣的选择；但一旦把自己的事变成“一
面旗子”来号召，强势意识就发作了。当然在那个时代，鲁迅还是有自己的倾向的。
今天面对这段话，更需要采取马克斯·韦伯那种“价值中立”（原作“价值无涉”）
的立场，不但“国故”不能成为一面旗子，而且所谓的“新艺术”（换成这里的语
言不妨就是“全球化”吧）也不能成为一面旗子。否则就不平等。但，现下的重建
论，是不是也“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呢？这倒不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而是
知识分子的“旗子心态”是何其地根深蒂固。
在“重建论”与“全球化”的论争中，能让我称道的是它对“多元文化共生”
的主张。由于全球化在客观上具有难以避免的一体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全球
化即美国化，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那么，对多元的强调
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话语主张。但，在美国文化价值观念中，“个人
本位”和“自由选择”无疑在价值上处于优先地位，因此，由这种优先地位的价值
所构成的一体化恰恰是多元形成的某种制度性保障或前提。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
多元的不同量级、亦即你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谈论多元。显然，重建论的“多元”
是对应于全球化趋势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多元，因为，在它看来，“多样性和
差异性来自何处？毫无疑问，来自不同文化本身的传统”。可是多元仅仅到这里为
止却有可能导致非多元，因为，它没有把多元落实到这个文化传统中的个人身上。
而多元如果是以民族国家或传统文化为单位而非个人或个人话语的话，后者则完全
有可能不情愿地被前者所同化。这就象马哈蒂尔声称的那种“亚洲价值”，看起来
是在追求一种西方价值以外的多元，可是，如果亚洲人为了这种多元而只能选择亚
洲价值却无权选择其他，那么，从逻辑上说，这种多元在亚洲范围内无异于一元。
因此，谈及话语多元，或意欲把这种多元谈到底，它的选择单位就必须贯彻到每一
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个体本位和自由选择，才是文化多元的真正起点。这一点，
如果不是借助全球化的推动，它在东方国家事实上很难实现。现下本土知识分子在
谈及全球化时，往往是从民族化的角度去采取对应的文化策略，从而构成了“全球
化”与“民族性”的对立；但在我看来，这未必不是一个误区。因为能够真正构成
对立/对应的范畴其实倒是“全球化”与“个人性”。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浪潮的
席卷下，知识分子的文化建构不必要贯穿那种极为强烈的民族情绪，它不妨在淡化
民族性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放在个人性的努力上。需要补充的是，这里既然谈的
是个人，那就需要注意恪守个人的边界，不要动不动就给自己披上一件国家级的外
衣。
写及此，我所选择的价值取向也已经清楚了，我把它看作是对90年代“自我”
扩张这样一种文化症侯的反拨：即“重返个人”。就象以上谈“新国学”还不如谈
“新子学”、谈“中华性”亦不如谈“个人性”一样，这里与其声张什么“重建中
国文论话语”，孰若营构属于我自己的个人话语。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与重建
论的基本立场果如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当它试图从个人走向国家时，我则希望
自己能够反过来做到“始诸个人，止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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