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死亡
□汪丁丁/ 文
虽然死亡不是纯粹私人的事件，但死亡的体验却注定了是纯粹私人的体验。因
此，没有谁有资格评判他人对死亡的选择。
今天，我们必须“选择”死亡，就像我们所做的任何理性选择一样。我们基于
各种价值之间的权衡来选择我们自己的或者选择别人的或者让别人选择我们自己的
“死亡”。在这样的瞬间，我又听到了萨特的判决：你只能选择，你只有选择，你
只好选择。“只能”，因为历史地存在着的人，他唯一的能力就在于作出选择：“
只有”，因为人除了选择以外，其实没有其它的行动方式：“只好”，因为人的生
存处境往往迫使人去选择。
谁来选择“我”的死亡？过去半个世纪人类关于死亡的实践活动提出了这样三
类选择主体：（1 ）“我”的死亡由“我”来选择。这是“我”的自由意志的最后
选择，也是最严肃的选择。因为就如法国哲学家加谬说过的：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
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医学技术的进步最终模糊了“自杀”与自然“死亡”
之间的分界，以“选择”取代了它们。自我选择死亡，这是“安乐死”的道德依据。
我的意志有权利决定我死的尊严。
（2 ）当“我”陷入昏迷状态时，姑且不讨论这一状态如何能够被专家判断为
“永久性”的，“我”的意志似乎无法选择，至少，由于缺乏交流手段，“我”的
意志显然无法让它的选择生效。而与此同时，“我”身体的器官正由于我的昏迷（
脑功能失效）而逐渐受到损害。各种稀缺资源继续被我消耗掉，或许成为永远的浪
费。器官和资源的价值或许超过了失去交流手段的“我”的自由意志的价值，在这
种情况下，天然遵从经济学选择的“社会”，允许“我”的器官被切除，被移植到
其他人身上，而“我”的生命则因此而中止。这时谁来选择“我”的死亡？医生，
一群医生。这些专家有权选择“我”的死亡。如果说“我”选择“我”的死亡已经
抹杀了自杀与自然死亡之间的确定界限，那么现在让他人选择“我”的死亡则抹杀
了谋杀与自然死亡之间的界限，更何况这“谋杀”还带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器官
移植或节约资源。
（3 ）哈贝玛斯会站起来说：个人原本不是个体的，个人总是社会的，是通过
交往形成的个人。确实，“我”的个性、“我”的人格、“我”的自我，所有这些
“我”，离开了他人眼里的“我”就根本不能生存。因此，只要“我”的生存对我
母亲、我父亲、其他亲人和朋友仍然至关重要，“我”就没有权利选择死亡，“我”
根本就没有死亡的选择权。“我”的死亡是由与我的死亡关系密切的一切他人通过
“公共选择”过程作出的选择，不如此就无法说明和最终肯定“我”的社会性。总
之，当死亡主要地是一次“私人事件”时，选择“死亡”的权利就纯然是一种个人
权利；当死亡主要地是一个群体的“公共事件”时，选择“死亡”的权利就成为一
种“公共选择”过程。
虽然死亡不是纯粹私人的事件，但死亡的体验却注定了是纯粹私人的体验。因
此，没有谁有资格评判他人对死亡的选择。我记得一个患“自闭症”的孩子曾经写
下了这样的思想：“评判他人，就等于评判上帝。”
李林的选择，如这则报道所描述的，实在是出于真诚——对生命和对家人的真
诚热爱。因此面对他的死亡选择，我们只能沉默。赵易面临的则是更加复杂的问题，
因为他被选择者选择了来结束选择者自己的生命。这样，他便负担着多重的责任：
法律的、社会的、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以及医学的。他必须对来自所
有这些方面的询问作出解释。我不想评论赵易是否尽到了他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职责，
我想询问的是：如果选择死亡是人的最后的尊严，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意识到它应
当充分尊重并为此提供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宗教的和一切其它方面的基础呢？
■
安乐死
1999年12月3 日中午，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三病房35床。
23岁的李林静静地斜躺在温暖的阳光边缘，空气中有疼痛的味道。此刻李林正
在从强有力的镇痛药“杜冷丁”带给他的一两个小时的宁静中醒来。医院已经停止
了治疗措施，他们每天能做的就是给李林早晚各注射一次“杜冷丁”。
贵阳城东城郊结合部，一条简陋的小街通往一处自然形成的流动人口聚居地。
赵易的诊所就开在小街上。赵在此行医已有三年。
此前，他给媒体寄了一封信，在信中透露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多年来他一直
在研究并得到了一套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实施“安乐死”的技术，并成功地做了数
例“安乐死”。
“我完全可以帮他达到目的。”按照赵易的说法，李林这样活着已经没有意义：
“只需要20分钟时间，我就能让他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安详地离开人世。”
李林的情况非常符合赵易要求的实施“安乐死”的基本条件：医院放弃治疗和
诊断证明他是一个无药可医的绝症病人，生命处于倒计时阶段，而且时刻都在忍受
剧烈的疼痛，饱受病痛折磨。本人有明确的想被实施“安乐死”的意愿，李林曾经
用尽力气在一张纸上写下他的申明：选择“安乐死”完全是他自愿的，与其他任何
人都没有关系，任何人都无须为此承担责任。
1999年9 月，李林确诊为晚期肝癌。
李林想“安乐死”，疼痛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他忍受力惊人，痛得牙关紧咬却
一声不吭。他对姐姐说：“这些钱别再浪费了，浪费太可惜了，留点给爸爸吧。”
他的原本残疾的爸爸前些年因为车祸丧失了劳动力。
大姐接受了他关于“安乐死”的提法，如果赵医生愿意为李林实施“安乐死”，
她同意。
二姐一边用棉签沾上茶水轻轻涂抹在弟弟苍白的嘴唇上，一边带着哭腔说：“
我知道那是个办法，可是活着多好啊……”
赵易告诉我们，他曾主持过一个特别的家庭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将决定一个
人的生命是否还将延续。
这个来自江西，三代行医，从没经过正规医术培训，靠承接祖上衣钵行走江湖
的老医生用他的理念和方法来决定一个人生命的终结。
被决定者是这个家庭56岁的母亲，晚期癌症患者。她抚育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
儿，这些儿女以及他们的配偶齐齐聚集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这是赵易的要
求。
赵易说他的技术可以做到病人感觉不到任何痛楚，就像睡觉一样逐渐失去知觉。
病人去世后面容不会变形，不会挣扎，不会大小便失禁。
会议很快进入实质性的“议程”，直系家属将为是否给老太太实施“安乐死”
进行表决。赵易自己定下的规矩——一是必须全票通过，任何一个人反对都不行；
二是内亲才有表决的权利。
终于所有有权表决的人都表示同意对母亲实施“安乐死”，这还不算完。赵易
要求家属们按照他规定的格式写下“请求书”，大意是：“我们的母亲何某某，因
患晚期癌症医治无效，患者非常的痛苦。而且从家庭经济上也已经无力承担医疗费
用。经本人和全体亲属的强烈要求，请求赵易医生发扬医德，给予实施‘安乐死’
手术。家属不得以任何形式把该事外传，并保证赵易医生的人身安全，永远不得追
究赵易医生的任何责任。”
一个个红色的手印按下了，一个个名字写下了。赵易不愿说病人本人是否签字。
1999年11月5 日上午。李林在病痛中挣扎到了生命的终点。
（原载1999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作者孙保罗）
http://caijing.homeway.com.cn/lbi-html/caijing/monthly/200001/174.html
◎无家的感觉
汪丁丁/ 文
“你是个好人……回家去吧”。
对于“从家中被永远放逐”的感受，我原来以为就是“哲学”。那天中午面对
着这些真正被家庭放逐了的女性，我恍然意识到：这种无家的感觉不仅可以表达为
哲学，而且正以无比切近的方式被坐在我面前的“她们”表达着。从浓重的化妆下
面，职业性目光探问着“我们”的动机，发掘着男性世界编织的谎言，几许挑逗，
几许嘲弄，几许厌倦。
在性的交易中，男性希望得到的东西，按照“纳妾”和“嫖娼”两类行为的问
卷调查是这样的：（一）纳妾：安全，满足占有欲，保持长期的性关系，物美价廉，
随时可以享用，对方不会讨价还价，对方不是敷衍了事，有感情色彩，预防性疾病
的传播。所有这些好处的平均得分是1.00；而对应地，“嫖娼”得分则是－1.00；
（二）嫖娼：不必为交易的后果负责，不必担心对方背叛自己，没有“私生子”问
题，对方不会赖上自己，与原有的婚姻关系较少冲突，防止女性得寸进尺，没有过
多的感情纠葛，不会与其他男人发生竞争。所有这些好处的平均得分是1.00，而对
应地，“纳妾”得分则是－1.00（参见潘绥铭著《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
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潘的调查表明，“包二奶”是那些风险规避
型男性的“帕累托最优”，因为这一行为的上列各项调查的得分都是零——即居于
“纳妾”与“嫖娼”之间。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习惯性撒谎”，这是她们的职业习惯。那些不会撒谎的人，或者精神崩溃，
或者被“扫黄”人员带走，总归是难以存活的。那些坚强地活过来的人，例如这位
“阿宝”女士——她们的“妈咪”，早已不相信“真理是惟一的”这类谎言，因为
男人有男人的世界和属于他们的真理。于是“阿宝”成熟了，她的谎言不再是“谎
言”，她自信可以玩弄男人于股掌之间，因为她的信仰不再是男权世界的信仰。
她手背上被一位精神脆弱的“小姐”烫伤的痕迹让我联想到另一幕场景：1998
年初秋的某个夜晚，朋友把我带进一家“夜总会”的卡拉OK包间，我们“点”了三
位“小姐”，我们开始饮酒唱歌掷色子——输了的人放一张百元钞票在桌子上。我
既不会喝酒也不会唱流行歌曲也不会掷色子，结果那位朋友很快就替我在桌子上堆
满了钞票，足有5000元吧。这时，从别的房间走进来一位“小姐”，顺手从桌子上
拿走了几百元“小费”，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混乱，总之除了我和我的那位朋友，其
余的人，四位小姐、她们的“妈咪”、保安人员、经理……人们打做一团。我没有
再抬过我的头，面对野蛮和暴力我束手无措，因为据说“行有行规”。最顽强地保
卫自己“小费”的小姐，是从湖南长沙来的，几分钟前告诉过我她不喜欢这个行业，
现在惨不忍睹地昏倒在一圈打手的中央。人们沉默了片刻，或许那是良心在哭泣吧。
我默默地走过去，捡起她的手包，把她搀扶起来（有人把酒洒在她脸上让她苏醒）：
“我很佩服你，可是你干不了这行，你是个好人，回家去吧。”
“回家”？多少“小姐”和“妈咪”梦寐以求的事情，多少“站着说话不知道
腰疼”的傻瓜男人对她们说过的“谎言”，多少无用的同情，都包含在这两个字里
了。“‘我想有个家’，这是天下女人的肺腑之言，所有的‘小姐’也不例外……
mei 姐一心一意想把儿子接来，她实际上需要的不就是一个家吗？哪怕是破碎的和
残缺的……笔者倔强地相信，如果非要改造‘小姐’们不可，那么，请帮助她们获
得一个家吧。在这个行业里，她们最普遍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淡‘。“（上引
潘著，页163 ～164 ）这是”无家的感觉“，是对男权世界的离异，是对”爱“的
意味深长的”恨“。这淡淡的一个”淡“字，道出无数”小姐“曾经有过的爱欲悲
欢和坎坷遭遇，不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只说是”天凉好个秋“。
“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这话没有说明自己的前提：社会权势集团的需求创
造了满足需求的供给。“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金钱、权力、名声，
以及这个世界的种种其它权势力量，赋予我们“变坏”的权利。当“我们”变坏的
时候，“她们”便从家中放逐了，于是我们都再也找不到“家”的感觉。我们随波
逐流，变得越来越“坏”，可我们的传统习惯了我们变坏的感觉，就越发放纵我们
的权势……希望在哪里呢？让她们回家？让她们遵从“市场原则”获得应有的权势？
让她们彻底脱离我们这个世界？■
附文：记者专访
“就当这档事从没发生过”
□本刊记者吴阿仑/ 文
“点杀美人鱼”
3 月21日晚9 点，北京西直门外四星级酒店西苑饭店25层，夜总会。
进门是一个吧台。一位穿红衣的带班小姐把我们引向一处座位。
这是一个狭长、曲折而昏暗的大厅。靠近大门墙边，坐着约二三十位曲线毕露
的妙龄小姐，走过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们目光的跟踪。
茶几上点着一支红色球状蜡烛，飘在水上，电视里有柔和的音乐传来，透过落
地大窗，北京夜景尽收眼底。坐了没多久，带班小姐问了三次：“要不要小姐聊天？
”
打听的结果这里的服务项目有唱歌、跳舞和聊天，仅聊天一项，就需三五百。
往深了问，答案是“可以带出去，干什么都可以”。
9 点半左右，大厅里开始热闹起来。卡拉OK机旁开始有小姐为客人献歌，也有
合唱。一部分客人由小姐陪同直接进了大厅一头的包厢。但即使客人最多时，吧台
附近还是有近十位小姐闲坐。
10点20分左右，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十二三位穿着暴露的小姐排着队从大厅
的另一头浩浩荡荡地向大厅这头走来，那里靠墙坐着两位男士。有人告知这是“点
杀美人鱼”。这些小姐们站成一条长队，任“客人”挑选，最后两位漂亮的“幸运
儿”留在了他们身边。
10点55左右，记者“买单”离开，电梯门打开后，又有五六位男士走出来，向
夜总会门口走去。
生意经3 月22日中午，记者与一位名叫“阿宝”的“妈咪”约好在一家日本菜
餐厅见面。
提供三陪服务的场所习惯于将自己的“服务生”称为“小姐”，“妈咪”则是
“小姐”们对自己主管的爱称。
我们约请的这位“妈咪”带着她的两名“爱女”毛毛和珠珠在中午1 点钟赶到。
毛毛是南京人，很秀气；珠珠是安徽人，有点男孩气，都不出20岁。她们的营业场
所是北京车公庄附近一座大型娱乐广场。
“妈咪”名片上的头衔是“业务经理”。她说，业务经理与大堂经理不同，大
堂经理是主管服务生的，而业务经理则负责客源，生意兴隆与否跟她有着极大关系，
因此她从公司中拿的那份工资是与其业务量挂钩的。
“妈咪”说，留住回头客是她们吸引客源的主要方式，因此服务质量特别重要。
她要求小姐要有职业道德。有一次一位小姐喝酒闹事，用烟烫伤了“妈咪”的手，
“妈咪”立刻让她卷铺盖走人。“既然她对我这样，也就能对客人这样，我还能让
她在这儿呆下去吗？”
“人家花钱来满足一种需要，寻求一种刺激，你就不能让人失望。”从陪聊天、
陪唱歌，到带出去陪酒、陪舞、陪睡，“三陪”的具体内容其实很广泛。“有人喜
欢喝洋酒，我们为他准备了各种洋酒，有人喜欢包厢，我们提供了500 、1000、
2000等三种规格的包厢。只要你肯花个四五千的，所有小姐全集中到你房里陪你玩，
叫做‘砸金花’，让你体验一回当皇帝的感觉。”这行里也分高低，“妈咪”说，
酒店里的小姐就比洗浴宫桑拿间的干净、“有品位”。
“三陪”行业的高收入是吸引一些女孩进入的重要因素，“小姐”有着上万元
的月收入早不是什么新闻。那么，这个行业的收入是怎么进行分配的呢？
“妈咪”说，她自己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客人付给“妈咪”的钱，
一般而言，包一位小姐，客人要给“妈咪”二三百元，带出去过夜则需交足1000元。
二是从小姐小费中抽取。无论客人给多少，小姐只需上交给她20元，“小费越多，
小姐自己得到也越多，这样也可以吸引别处的小姐来。”三是公司发的工资。“妈
咪”只有在完成规定的业务量后才能拿到工资，每月2000多块钱。“以后马上要改
为周薪了，按业务流水量的30％拿，这样比较好。”“妈咪”说。她还告诉记者，
某场所的一位“妈咪”干了四五年后，已经拥有两辆宝马轿车。
至于小姐的收入，主要是客人给的小费。
公司可以落得业务流水量中除去成本后的利润。成本通常包括场地费、酒水费
和人员工资等。
“白眼狼式的小姐我不要，这种人可能傍了一个大款后就再也找不着了，还有
的还没出两次台子，就向客人要手机要首饰什么的。”“妈咪”说，“我们要对客
人负责。我们这儿也有大学生，但大学生总的来讲是智商高、情商低，陪不好客人。
我们宁愿要情商高的。”“妈咪”还向记者透露，对于一些品质较恶劣的小姐，她
也动用一些帮派的朋友来“修理”一番。但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
“妈咪”说，来这儿消费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其中不乏一些众人所熟知的明星
名流，新加坡的、台湾的、欧美的都有，“一般消费完了都要发票，连给的小费也
要开在发票上，而且消费1000元的要开2000块钱的发票。”
小姐来自全国各地，湖南、安徽、江苏、河南都有，多数来自农村。
“做小姐吃的就是青春饭，”“妈咪”说，“所以平时我总告诫她们，这碗饭
也就只能吃个两三年，趁着这两三年，大家拼命地干，积够了资本回家乡，爱干嘛
干嘛去，就当这档事从没发生过。”■
http://caijing.homeway.com.cn/lbi-html/caijing/monthly/200004/283.html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汪丁丁/ 文
或许为了“唤醒民众”，或许是在铁屋中醒来发出绝望的最后一吼，“格瓦拉”
剧组声称他们的话语必须“简单化”，必须以简约主义的态度把“穷人对富人”的
批判推至极端，必须让格拉玛号小船“前往陈胜吴广大泽乡”。可是“批判的武器”
怎样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呢？如果“简单化”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要
从“空想”走向“科学”呢？“理想”毕竟只反映价值取向，只有“制度”才承担
价值本身。制度必须符合现实，制度演变则反映不同理想之间的争斗，那些有力量
说服民众的理想有可能最终改变现存制度。
我们正处身于转型社会常常会经历的“普遍腐败”的时期。普遍的腐败，因为
传统社会的规范与道德普遍地被摧毁了，而权力领域绝不会保持“真空”——于是
每一种权力，从政府部长到司机门房，就都无药可救地滑向腐败。在“意义”消失
的地方，我们真正拥有的如“格瓦拉”剧组所表达的，“只是一种忧患”。凭了这
一忧患意识，在“道义良知烟消火息的地方”、在“黑暗邪恶卷土重来的地方”、
在“一枚公章变万贯家财的地方”，总会有批判的声音，总会有正义的诉求。
格瓦拉所选择的道路和他所体现的精神反映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索和诉求。
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那里，“人”只能被贴上两类标签——“
穷人”或“富人”。结果便是穷人们把富人打倒，推倒了他们的房子，再建造同样
类型的房子，因为历史不承认简约主义的逻辑，历史不会因为穷人把一切人都扫平
为“穷人”就前进半步。穷人和富人，他们都必须超越“穷人/ 富人”的简单分类
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才可能进步。
今天的中国社会，不论是她的发展还是她的腐败，都基于错综复杂的因果链条
之上。而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现象，严肃的观察者其实只有沉浸到每一个具体的生存
处境中去，才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现象”，然后作出比较真切的“判断”。让我
再强调一遍：“沉浸到每一个具体的处境中去”，而不是走马观花地试图以简单的
图景概括千差万别的生存处境。不过我必须再补充一句：严肃知识分子对每一个具
体处境的体验，都应当被放置于“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之下来反思，而
不是简单地和情绪化地“跟着感觉走”。■
背景：格瓦拉的选择惊涛骇浪中，一艘狭仄小艇（格拉玛号）整装待发；沉重
的歌声中，衣衫褴褛的战士在暗光下前行。这是拉美60年代的共产主义英雄、输出
革命理论的捍卫者格瓦拉投身革命的处女航，也是史诗剧《切·格瓦拉》的第一幕。
随后全剧的焦点被劈头提出：格拉玛号（即革命）该不该启航？
北京人艺小剧场。5 月16日是该剧预定演出的最后一场，有人已是再度光临，
手持学生票的观众甚至自带了坐具，剧场外则有人向笔者打听有没有多余的票。
《切·格瓦拉》其实更像是带有表演性质的论理诗朗诵。该剧截取了格瓦拉从
投身革命到就义的短暂生命中几个富于隐喻的场景，然后将关于“革命的价值、贫
富差距、资本主义、乌托邦”的讨论穿插在这些场景之中，通过一连串的讽喻小品
演绎上述概念。和基督徒班扬的名著《天路历程》相仿，剧中所有的角色都只具抽
象意味，被一条“人间长街”划分为贫者与富者；反与正的诸种化身在四千年的大
历史下，面对格瓦拉的选择，受到了极端化的揄扬并凸现出沦肌浃髓的对立。在颂
歌与对白之中，从陈胜吴广到盖茨，从革命到“托福”，剧本给予了一以贯之的评
判。
由于该剧完全依赖形体、语言、音乐、投影以及舞台造型而不是情节来表达切
肤的情感与信念，观众几乎可以无距离地感受剧本的情绪和理念。这种布莱希特式
的表现主义，基本上起到了观念倾泻的作用。
剧本还运用排山倒海的莎翁式诗句对观众下了大致如此判语：如果谁认同市侩
哲学、弱肉强食、剥削压迫……你可以退席！事实上，一位此前离场的观众，在门
口就受到了义愤的狙击：胆小鬼，叛徒！
诗剧在《国际歌》中结束，不少观众不禁打起了节拍。而在5 月9 日的这一刻，
一位青年观众奋然冲上台去，接过了演员手中的红旗挥动不已。“我觉得这个行动
应该有我一份”，他解释说。■（本刊记者张继伟/ 文）
观众及网友的评价——《切·格瓦拉》话剧就是好……看到格瓦拉英雄的形象，
我就有安全感。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工人的精神。帝国主义资本家，想用它们的臭
钱、丑恶思想来腐蚀我们，决不能得逞。
——我觉得现在高科技尖端人才的脑子都已经被洗过了，只看到海那边的美丽。
我们应该有一种集体忧患意识，就像台词里说的，“其实，我们拥有的只是一种忧
患……”。这句话给新世纪的中国人民一个提醒。
——看完这个戏，我找不着北了。对于我们这个圈子，我想我们更关心的是形
式，而不是什么精神。
——贯穿全剧的是非理性的激情宣泄，没有给思考留一点余地。这群艺术家极
为不理智的逻辑和堂而皇之的对革命的叫嚣让我觉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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