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自今天开始

特别感谢作者袁伟时先生寄来本文
　　
　　                      中山大学 袁伟时

　　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中思想革命的一个高潮。

　　救亡呼唤启蒙。这个漫长的思想革命，滥觞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当魏源奋笔写
下“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1并主张“师夷长技”之际，中华
教化经天纬地和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已重重挨了一拳。敏锐如王韬则从60年代起已
深感中国文化已落后于西方，不但世界经济开始连成一气，而且“心同理同”，文
化也已呈现趋同的端倪。“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唯一而已，智是也。”
2“天地生人，男女并重。”3他的这些论述是重新审视孔孟之道的先声。

　　这场思想革命的核心是人的觉醒，是人摆脱中世纪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束缚，
从俯伏在尊长脚下的臣民变为自由、平等、理性的现代公民。

　　无容讳言，支撑这一思想革命过程的资源主要来自西方。西方来华传教士和得
风气之先的中国人——传教士及其他西方人的合作者、留学生、驻外使节等成了西
方新观念的主要传播者。

　　经过他们含辛茹苦长期开垦，终于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形成了戊戌前后的第一次
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它那里找到渊源。
当时严复提出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西方与中国富强与否的关键是“自由不
自由异耳”，4 最深刻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

　　人们通常把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看作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其实，从民
国建立之日起，这个运动的序幕已经拉开。

　　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在谈及教育方针时明确表示：“忠君与共和
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都应删除。与之相适应，“小学读经科，一律
废止。”对学生应“教之于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
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者尽于是矣。”5这是运用政府的权力，推动
意识形态变革，使之适应新诞生的共和制度。

　　就在这个时候，一批熟知国内外情况的知识分子深知在这么一块古老土地上，
突然冒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国民的素质实在跟不上，非赶紧补课不可。于是，他
们组织“社会改良会”和其他类似组织，办报纸，出刊物，力图为思想和文化更新
尽心尽力，“以谋军界之开明，女权之发展，与一般普通人民普通常识之输入。”
6

　　他们追求什么?“尚公德，尊人权……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
去神权之迷信。”7 “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8与日后《青年》创
刊，倡导“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如出一辙。

　　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把启蒙——“开民智”简单地理解为仅是教育普通老百姓。
就启蒙对象而言，知识阶层、文武官员等所谓社会的中上层，思想和知识更新的任
务更为紧迫。就启蒙的内容来说，他们没有停留在为人权——公民自由必要性呐喊
的层面，而且引导人们关注保障自由的制度建设。在方法上，不是教科书式的贯输，
而是就社会生活涌现的实际问题，依据现代文明的准则和有关学理，一一剖析。

　　例如，从民国元年(1912)《临时约法》颁布至1914年间，仅章士钊就曾在《民
立报》、《独立周报》、《甲寅》等报刊中多次撰文揭露这部宪法的一大漏洞：当
政府侵犯公民自由的时候，没有解决公民怎样得到保护的问题。他写道：“《约法》
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
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果不能答，则《
约法》上之自由，不为虚文乎!”9根据各国推行宪政和法治的经验，他指出：唯一
的办法是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实行“人身保护令”制度。当公民认为自由的人身
自由受到侵犯时，可以请求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凡加害者一接出廷状(即人身
保护令)即当对于该法廷，明确回答，如期偕被害者对簿于堂，否则受罚。兹制者，
诚宪法之科律也。”10 

　　当时，各主要报刊都卷入了这场关于《约法》的大讨论，从根本制度到文字，
一一揭疵指谬，民主制度(宪政、法治)和公民自由与其他权利的基本知识在反复论
辩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民初政坛，风波迭起。其中震动最大的的一是1912年8月，黎元洪与袁世凯合
谋，未经正常审判程序，以莫须有的罪名捕杀武昌起义重要领袖张振武案。另一是
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身亡。各界人士和公共舆论追
究这两大案件的过程，也成了民主、自由和法治观念的教育过程。

　　在张振武案中，20位湖北籍的临时参议院的参议员义正辞严地质询政府，矛头
直指正副总统袁世凯、黎元洪：“战时间谍，可以就地正法，现行犯拒捕，可以格
杀无论。今观电开各罪，既非间谍，复非现行，何以遽加刑戮，若不及待。”针对
黎元洪密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随行者“一律处决”的电报，他
们质问，黎元洪有什么权利可以判决式地“指定刑名”!他们进一步指出：“共和
国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
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约法》所载大总统有特赦之权，并无特杀之权
……今据一偏之论，一电之传，何以遽夺其生!”11 

　　在影响更为深远的宋案中，江苏省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勇敢地公布了对
袁世凯和总理赵秉钧非常不利的凶手与赵秉钧等人的来往函电。上海地方检察厅无
所畏惧地公开致电北京地方检察厅，要求协助代传和解送国务总理及其秘书到案。
电文说：“暗杀前农林总长宋教仁一案，业经本厅检查证据……国务总理赵秉钧、
秘书程经世均涉嫌疑。已于本月六号函附传票两纸，请贵厅协助分别代表，务祈按
期解送来厅”!12解送传讯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身为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却不能不
郑重复函：“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司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
独立之道……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
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用特援引刑事法草案第
三百零三条之规定，请就秉钧所在地询问。”13大众传媒也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
责。一个有代表性的意见出自《民立报》记者徐血儿。他说：“证据发表，暗杀宋
先生者，群知元凶正犯之为袁世凯、赵秉钧矣。”“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袁、
赵苟未主使，法庭中自能辨明；袁、赵苟为主使，则法庭亦不能曲恕。故今日之正
当办法，即为尊重法律，使嫌疑犯尽归法庭对质，不得以有权势者即可巧于躲避也。
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袁、赵不归法庭对质…
…即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
审判。”14这两大案件留下的文字材料表明，人身的自由不容侵犯、任何公民都是
平等的、三权分立、法治和司法独立是神圣的、舆论独立和言论自由是理所当然的
……诸如此类的现代观念开始参入主流文化，越来越多的人视之为不容怀疑的是非
标准，连专制统治者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而通过这一类事件的公开报导和辩论，
又使上述现代观念更广泛地为人们理解和接受。与此同时，一批学者和知识分子通
过办刊物和其他方式，传播着现代法学、宪政、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基本
知识，结合国家和社会现实进行学理的追问，也推动着有关观念的变革。这是没有
启蒙旗号的启蒙，是潜移默化的思维变革。是知识阶层和他们所办的大批报刊众声
喧哗结出这些引人注目的成果。章士钊、黄远庸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

　　历史不自今天开始。新文化运动不过是近代中国思维变革过程的继续和发展。
推动这一波澜壮阔的高潮涌现的决定性力量，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自由、民
主已成为法定的权利和制度，人们就有权利追问：专制及其意识形态有什么理由如
此猖獗地横行霸道?五四风云人物无非是敏锐地感应时代脉搏，忠实地履行了知识
分子的职责。

　　制度与观念交错互动。传统与现代、未死与方生纠缠不清。时至90年代，既有
“法治国”重新写入宪法；也有“开明专制”旧调重弹；蔑视公民权利、反民主、
践踏法治、奴才与主子两副面孔变幻莫测等现象俯拾皆是。思维变革的历史任务尚
未完成，它必然以适应环境的新的形式，顽强地走完自己的道路。

　　                                         １９９９年春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