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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整合讨论会（二）

特别感谢讨论主持人杨帆先生提供本文
 　　
　　                           2000.1.

　　丁东（山西社会科学院，发言已经本人修改）：

　　大家让我介绍自由主义理论，其实，我也不太熟悉。年前，新左派的一次聚会，
新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都到了，自由派却都未到。今天说是请的自由派，但是自由
派的代表人物也都没到（李凡：今天请的人中立一点）这样吧，我把我了解的情况
先讲一下。我拿来几篇文章，有李慎之与杜维明的对话，朱学勤的《自由主义与新
左派的分歧》，刘军宁的《自由主义如是说》，徐友渔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
这可以算自由主义方面代表性的文字。（李凡：左派那边的东西谁比较熟？）新左
派我不熟。

　　今天，我准备了两个内容，第一个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何时重新浮出水面？李慎
之和朱学勤都认为以李慎之给《顾准日记》写序为标志，这与我有关系，因为这本
书我是编者之一，1997年8月份出版，7月份写的序。把李慎之给《顾准日记》写序
当作自由主义在中国重新浮出水面的标志，我觉得可以，毕竟李慎之在中国思想界
的影响较大。在这之前，他说中国90年代思想界有三派，国学、后学和启蒙，但他
所提出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启蒙思潮的延伸。他把顾准的思想看成是自由主义，
不一定符合顾准的本意。顾准说自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日记》其实
出的不全，许多东西给删了，顾准的思想是社会民主主义。在顾准的原文里有一句
话，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上对的，但是在回答娜拉出走问题上考茨基是对的，也
就是说，在列宁和考茨基之间，顾准更认同考茨基。在未发表的《自述》里他也明
确讲过，他的思想来源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思潮，
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当代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民主主义更熟悉，因为60年代批
过修正主义，其实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主义大家实际上不熟悉。可以说，自
由主义已经中断40年。在40年代末国共斗争明朗化以后，自由主义实际上已经没有
自己的空间，失去了发言权。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自由主义与80年代末的事件有
关。

　　通过对80年代的反思，大家觉得要告别这种旧的极权体制，就必须改变旧的极
权思维模式。我觉得，80年代一些主张改革的人与不主张改革的人在思维方式上其
实是一样的，都是不承认多元、不承认和自己不一样的意见也有发表的权利，不承
认兼容并包，学风、文风和办事的作风都很霸道，有人反对别人专制，实际上自己
骨子里也很专制。所以，自由主义就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出现的。但在李慎之为《顾
准日记》做序提出自由主义之前，自由主义思潮已经有酝酿的过程。一个是研究中
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对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评价趋向肯定，并且发掘出三十年
代四十年代罗隆基、储安平的思想资源。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刘军宁编辑《自
由主义的先声》一书，李慎之并为之写序。这样，基本上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
自由主义的传统做了充分的展示。

　　另一翼，介绍国外自由主义思想，譬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新版，它是
1998年出版的，我觉得，在这之前，还有一本书在知识界有影响，就是钱满素的《
爱默生与中国》，她讲的是个人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不论是回顾中国的自由
主义思想，还是引进外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到1998年都达到一定的规模。但与其他
的思潮相比，自由主义思潮显得要晚一点。象90年代初的国学热，像国家主义或者
是民族主义也较早。现在有人说自己的主张比《中国可以说不》还早。其实何新更
早，何新在90年代初几次答外国记者，都是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修复主流意识
形态。斯大林主义人信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还有号召力。新左派什么时候崛起
我不太了解。后学在90年代前期就热了起来。最后浮出水面的才是自由主义，也就
是98年热了一年，99年自由主义就出不了声了。它不是不想说，是没法说。这是我
对自由主义是如何浮出水面的一些看法。

　　第二个看法就是整合问题。杨帆有一个想法，希望知识界互相沟通，互相整合。
自由主义虽然同样也是有生命力的，但他不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唯一思想资源。它可
以和其他有生命力的思想互相整合，比如说社会民主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都是
可以整合的。也有不可整合的，如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谈到自由主义，也是
现在讨论的焦点，自由主义者爱国不爱国？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问题，还是从自
由主义的传统来讲，本来是爱国的，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40年代初，苏日签订条
约，出来批评斯大林的就是自由主义者。40年代末，自由主义者不赞成一边倒，也
是着眼于中华民族利益。当前面对全球化的趋势，自由主义主张顺应全球化的进程，
觉得这样对中国发展有利。中国如果拒绝全球化的进程，对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
是不利的。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权力资本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管什么主义都无
法回避的问题。现在，中国现实摆在那儿，既得利益的阶层，像官员阶层，军队上
层，商人上层，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开始投靠权力，工人、农民的利益明显受到侵害，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里头，我觉得有个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
革仍然按兵不动，不往前走，那么，腐败与社会不公必然进一步加剧，弄不好会官
逼民反，出现文革式的动荡。自由派担心重新出现义和团和文革造反那样的非理性
行为，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他们提出忠告。其实，中国政治方向盘并不掌握在知
识界手里。所以，你表示担心也好，表示忧虑也好，人家可能根本就不听。所以，
我觉得知识分子顶多贡献一些理性，贡献一些观点，分析一下前途的利弊。中国的
政治前途归根结底掌握在政治家手中。

　　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我觉得整合非常有必要，我有一个感觉，现在内耗、浪费相当严重，也就是走
在一个三岔口，言不由衷。由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关注现实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能不
关注中国知识界的争论，也开始思考。我们是旁观者，没有参与什么，不过我们也
不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旁观者，所以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做事情，在教室、在课
堂、在生活中，也在考虑这个东西。对于自由主义思潮，丁东的概括已经挺好了  ，
89以后，90年代初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寻找出路。至于国学，
我觉得，国学热的兴起与民族主义直接相关，国学热是在民族主义大思潮下产生的，
它制造一个神话和梦幻，企图用中国文化拯救世界，说西方文化的没落，中国文化
必然在世界崛起，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认为那是一厢情愿，近乎胡说的性质，一
些大师也参与了，最明显的是季羡林。他实质上是想用东方价值去抵制中国接受人
类普遍价值。我认为后学是玩学，后学最不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后学是一些知识
分子的游戏，也最不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但也不能完全说是胡来，后学也参与了
国际文化霸权的抗争，也带有反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价值趋向，我也把它看成是中国
民族主义思潮。国学、后学骨子里还是民族主义，所以说，在客观效果上都是有利
和强化统治者。

　　再是所谓的新左派，新左派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新左派适应两个内容，一
个是它是民族主义的思潮的一部分，因为它反对国际资本，同样反对国际霸权主义，
不接受人类的普遍价值。另一个，新左派还有着民粹主义思潮的内容，新左派骨子
里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我说的" 民粹主义" 是借用的概念，我认为中国
的骨子里本无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土特产。它的产生，确实有它的现实
背景，即工农大众的利益、生活受到侵害，出现了严重的权力腐败，出现了严重的
漠视民生，出现了不公平的竞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新左派关注这个问题，有道
德正义感，并用大家习惯的语言去阐释它，所以对新左派这一方面必须吸纳。我认
为新左派的民族主义的特点很强，同时它也是否定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以个人为
本的本位主义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公正、民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的命运是非常
重要的。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就是新左派在实践和客观效果中非常容易
导致对毛泽东主义的重新招魂，他们竟然说鞍钢宪法还具有民主主义，新左派最大
的危险性就是在操作上非常容易导致专制，所以我觉得新左派很复杂。自由主义是
最近几年我最看重的思想成果。89以后，中国人感觉到消解极权专制的办法，大概
是非自由主义莫属。别的也有办法，但自由主义是解决极权专制的最好方法。我觉
得最近几年，几乎都是泊来的思想，是人类普遍常识的阐发，全是常识性、生活性
的东西，就是对个人权利的认可，把自由和公正作为最高价值。把民主当作是实现
自由和公正的手段。而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最难实现，根据中国的现实，专制主义的
大环境不容易让自由主义发展。因为自由主义承认和接受人类普遍价值，自由主义
骨子里从任何方面与极权专制是不相容的。我觉得自由主义在中国有弱点，秦晖最
早就提出，自由主义必须要扛起" 公正" 的大旗，如果自由主义不扛公正的大旗，
不注意民生问题，就没有社会动员力，就没有思想魅力，不会在关键时发挥感召力。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主张就问题谈主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需要
更高深的理论。在具体的问题上许多主义可以整合。比如说在社会公正问题上，在
权力腐败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能达成共识，都有
共同点。最基本的问题是要不要承认人权，要不要反对极权，如果不承认人权，不
反对极权，什么主义都是骗人的主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你能消解极权，坚持人权，
你就可以被吸纳。

　　李凡：我觉得，我有一个想法，中国的思想脉络过程不能光从89以后谈。现在
大家所谈的，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等，都是89以后的，与89前没有关系。能没有关
系吗？当然64是一个大变化，不过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不能和89以前完全
分开。

　　丁东：许多东西都是64以后出来的。

　　王东成：实际上我觉得89以后的自由主义和89之前的西方价值的认识遥相呼应。

　　李凡：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启蒙在那儿？刚才大家强调新自由主义是强调个
人自由，但是，民主问题怎么讲？我觉得它有个思想脉络，像在香港的金观涛，他
启蒙搞的较早，你说自由主义的启蒙不算他们一拨，中国20年的改革思潮能没有他
们的份儿吗？这恐怕不行。

　　丁东：但是90年代的自由主义和80年代的改革思潮是不一样的。

　　李凡：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

　　丁东：80年代改革派思潮的主流是搞活马克思主义本身，通过吸收人道主义、
科学主义、当代科学哲学的思潮、人道主义思潮，通过这些东西，使马克思主义恢
复生命力。这与胡耀邦的体制改革相吻合，也比较说的通，89以后这条路走不通了。

　　李凡：这个思潮还有没有？是 89 年以后就没有了，还是和自由主义已经结合
了？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我说一下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在今天讲
的概念上，民主社会主义偏重于政治运作方面，偏重于社会意识形态。或者说，民
主社会主义或者叫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进入共产党后产生的。为什么
这么讲？因为原来有这种思想和价值观的人进入共产党以后还是那么想。

　　杨帆：有没有一种和自由主义对立的同一层面上的东西？

　　王东成：法西斯主义就是。

　　杨帆：这也是政治层面上的东西。

　　王东成：我也不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纯粹的政治层面上的，它也有思想层面上
的。我觉得，让我去区分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怎么说也是社会
本位，自由主义怎么说也是个人主义。再说，社会民主主义更多的有积极的自由的
作用，它把自由主义最积极的东西吸纳了。

　　李永辉（北京外国语大学）：

　　这么说吧，社会民主主义是可接受的自由主义。那么，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在
学理方面，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平等。我觉得，法西斯主义也好，还是其他主义也
好，都是政治层面的。西方社会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做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我觉得绝对的自由的东西也会带来不平等、不公正，这是肯定的。但是绝对平等必
然带来专制。所以，成熟的民主制度是" 两党制" ，实际上是左派和右派，右翼政
党比较强调个人自由，左翼政党强调社会公正、平等。所以轮流执政，就是造成这
种动态平衡，民主政治最根本的一点，是有一个基础，就是强调自由也好，强调平
等也好，它是实践的产物，在实践中使两种理念得到一种平衡。国学、后学，新左
派、新右派等，他们需要进行整合，这都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整合的基础就是
民主政治，我觉得，这是最小公倍数。不管那一派，都要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进行
整合，离开了民主政治，什么派都无法存在。包括国学，可以给你一定的言论空间，
但它需要时照样给你取缔。像清华的有些人，国学过了头不行，后学过了头也不行。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整合的。各个派别无论是国学、后学、新左派、新右派等，不
相容的是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其它都可以。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
上来讨论，我觉得都可以整合。我个人来说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观点的，因为自由主
义坚持的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个人优先的原则。对民主政治
也好，个人权利也好，最大的威胁都是来自政府。自由主义可能最容易认同民主政
治，这为大家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自由主义在学理上可以与国学、后学等争论，
但我觉得自由主义在这点上有一个优点，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发表评论，都有言论
的空间。刚才大家说要为各派找到共同点，所讲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像腐败问题，
社会公正的问题，都是一些现象，我觉得最根本的基础是民主政治。各派可以在理
论上进行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最终目的是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这也是所有知识分
子的最基本的、最共同的任务，不管什么派，没有民主政治都无法存在。

　　郝建：刚才大家讲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
义都是一个层面，就是极权主义。    

　　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

　　从集体本位和个人本位上讲，自由主义绝对是个人本位的，东方、西方又不一
定一样，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建立于个人本位之上，然后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
谐。而具体到中国，也可能和中国的传统不一样，对于两者之间的不同有些争论，
秦晖说的很好，自由主义在西方是个人本位，这是最根本的东西，那么，强调自由
还是强调民主平等，这在西方是一个历史过程。17-18 世纪，面临中世纪的一些东
西，从个人权力、个人本位，最后落实到个人有政治权利，有民主，国家主权不是
少数人的，个人的权力得到落实。到19世纪70年代，民主秩序在西方已经形成，这
时它面临着整体主义的威胁，包括社会主义和到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这时才出现
了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它保守的是既成的自由主义秩序。这些拿到
中国来说，就得和中国的现代文化、具体的环境相结合，看起什么作用。比如说自
由主义，它是和极权主义相对立的。对于今天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讲，我是很同情
的，目前我还是倾向社会民主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有偏向，它的学理在和中
国的环境结合过程中产生偏向，譬如说自由和民主、平等。自由主义在西方是个保
守主义，保守就制定了自由秩序，它就在一定的意义上防止其他的东西取代这个秩
序，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没有民主政治，这时候，强调民主还是强调自由？消
极自由就是强调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基本划分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它强调公共权
力是不能侵害的。当公共领域是民主政治的时候，它就要防止民主侵害个人自由，
因为多数人的民主也会侵害个人自由。是消极自由呢，还是强调更多的公共参与，
在中国应该多强调前者。中国更应该强调17-18 世纪的老自由主义的传统思想，强
调消极自由，更应强调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的政治觉醒，个人的的政治权力，公
民的政治权力。国际上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国内对文革的反思，他们都比较强调
多数人的民主也会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专政有复杂的原因，但
是自由主义如果太强调消极自由这一面，而忽略了民主，恐怕会有失误的地方。再
有就是对民生的关注，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
加以关注。再比如说，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民粹主义是集体本位的东西，
而任何集体本位确实都可能导致专制，但是反集体本位不等于漠视民生。群众本身
也可能是集体本位，而没有个人主义的思想。但是你不能因为群众是集体本位的，
而对他加以漠视。还有革命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目前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谴责革命，
在中国是通过对文革的反思进行的。但是没有那么简单，革命的产生不是学理的，
革命的产生有复杂的原因。革命以暴易暴，但是革命不完全是革命者的责任，应该
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去考虑。从现实来讲，不能老强调不能革命，而是应该强调如果
不革命，社会应该怎样改革？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应该多加注意，不要老骂革命，
不然就和当局搞到一起去了。自由主义与专制政治从根上是对立的，但不是说它们
没有结合点，所以在中国可能会被当局利用，比如说把你变成个清谈馆。比如说直
接民主问题，自由主义反对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如果你一棍子打，那么一些中国式
的直接民主，好的东西就有可能也被打了。比如一些小范围的民主，包括村民自治，
包括在大学，大学学生和教师能不能直接参与和决定大学的事务？自由主义也应该
把直接民主的问题说清楚，这就是三个问题，民生问题、革命问题、直接民主问题。

　　王东成：至于革命问题，我反对自由主义右翼对革命的一概否定，革命有时是
以暴易暴，但也有时是以暴抗暴，像法国的革命和德国的革命就是不一样，被否定
的是德国革命而不是法国大革命。首先要指明的是革命的趋向，是那一种革命。

　　李凡：我问一下，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人在反对直接民主吗？

　　王东成：主要是官方反对。

　　郝建：不，不是官方反对，朱学勤有文章，主要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

　　王东成：官方最反对直接民主。我觉得朱学勤的文章在学理上和实际问题上应
该分开，他在谈自由主义时可能有一种说法，但在涉及中国实际问题的时候，他的
说法是不确切的。

　　魏光奇：直接民主能引起最大的重视，其实应从顾准和希腊城邦制度说起。因
为，当时顾准是处于对文革民主专政的反思，希腊的城邦制度也只能在小国寡民的
地方闹，所以到后来的实践，直接民主是部分民主专政的旗号，大概是这么一个思
路。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我和李凡商量过，讨论问题也要提高
效率，就是说要结合实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大的分歧。现在自由主义者也不
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新左派也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李凡：中国的自由主义
思潮是否真的有那么一个东西，是否完整？或者新左派是否也是这样？）我们在讨
论问题的时候应该假定有这么一个东西，不然就没有办法讨论了。也可能讨论到最
后可能证明它没有，所以讲究的是要先质疑，多理解，多同情。我的看法是还是不
谈主义好，应从问题看主义，这就可以作为共识了。我的第二个看法是，有没有和
自由主义等价的相对立的东西？

　　黎鸣（自由撰稿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权力干预，极权主义。我之所以这
么说，是因为它是有历史根据的，自由主义的故乡是英国，自由主义最初的源头是
十二世纪的《自由大宪章》，而《自由大宪章》是关于贵族和国王之间的权力之争，
是限制王权。

　　杨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专制主义没有说服力，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是专制主
义，因为专制主义是指政权组织。

　　黎鸣：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我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没有沟通，都是各说各话，
认为对方所批的东西都不是自己所讲的。如果从理论上说的话，和自由主义相对应
的是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它们形成一个三角，但与自由主义完全相对立的、不可
共存的是极权主义。我自己不认为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也绝不是新左派。那些坚
持自己是自由主义的人，自己也没有把自己的理论搞清楚。英国人的贡献是提出了
思想自由，法国人提出了政治自由，德国人康德把自由更普遍，英、法、德三种不
同的自由在中国都远不可及。如果现在谈自由的话，就要看是不是媚权，如果媚权
就没有资格谈自由。

　　杨帆：我认为，我们现在谈自由主义是讲90年代的自由主义，这是第一点。第
二点，有没有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东西？如果找不到，那我们大家都是自由主义。
到现在为止，反正我是没找出来。第三点，刚才丁东只说了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
没把内容全部概括出来，其实很简单，就两个问题，第一怎么看待中国的权力资本
化？第二怎么看待全球化？第四点，就是权力资本化的问题，就是自由主义是不是
也被权力所利用了，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尤其在经济学界，反民主、反民生、反民
族的极右思潮已经在经济学界形成了。

　　王东成：那些反对公平、反对公正、漠视民生的人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他
们是反对自由主义的。

　　李凡：

　　我来说两句，我觉得，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两个层面，首先是思想层面的自
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就是在学理和知识上讨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但我现在看这
个自由主义不太成熟。还有一种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自由主义问题。如果一种思想
不跟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那么就很难发展，很难传播，赞成它和拥护他的人不
会很多，而且政治层面上的压力会很大。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现在的自
由主义和改革开放20年来的那个自由主义的关系说不清楚。包括保守主义在内也是
这样。另外就是现实层面的自由主义，它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不管它愿意不愿意，
情愿不情愿。我比较赞成刚才王东成谈的，自由主义有许多问题存在，当然也有好
的方面。现在在中国，自由主义很无力，因为在社会现实层面上，自由主义赞成不
公平、不公正，许多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的人，或者认为是自由主义派的人，都赞
成腐败的扩大，认为不这样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不可能向前走，这
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自由主义赞成全球一体化，这是自由主义的一
个明显特点。我为什么称这个为新自由主义，就是因为跟别的纯学理的自由主义不
太一样，在实际层面上，主张与现实生活相紧密结合。同时在另外一个方面，最近
一些保守派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自由主义可能没有看到，就是新保守主义开始
强调民主、强调公平、强调道德。这是中国的实际问题。上个月，《远东经济评论》
找我去，对王小东的书发表评论，我说我对王小东的书的观点不赞成，但是有一点
他们现在也开始主张搞政治改革，《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说，他们也主张一人一
票，进行投票，也主张制衡、主张监督，就是把原来自由派要求政治改革的东西都
接过来了。如果现在的自由主义还不赞成搞直接民主的话，就还不如现在的新保守
主义，这一点可能是一个大变化。那个记者问我，你有什么看法？我的看法是，原
来的右派搞民主，现在左派要求政治改革。现在情况倒好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
左边的和右边的都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话，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可能开始走了。
有人问我：" 是否可以整合？" 我觉得整合问题很难，让他们去吵也好，但如果中
国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可以合作起来做一点事的话就好了，大家可以共同推
动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点上大家是有共识的。在道德问题上，我觉得不能老是讲
通过腐败来推动经济改革，83年、84年，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刚启动，我们就赞成搞
点腐败。我们是最早的推动官方经商的人。但是，到了现在，我已经不讲这个话了，
中国社会到了一个道德重建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推动腐败的话，对中
国各方面都没有好处，很可能会导致道德危机的产生，会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危机，
到那个时候，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会和原来的宗旨恰好相反。

　　杨帆：所谓的整合就是请他们来讲讲，谈谈自己的看法，中国思想界的变化非
常快，每十年就要发生一个重要变化，现在毕业的博士中左派比较多，在社会科学
院开会的时候，邓力群出场，被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在80年代邓力群是最不受欢迎
的。所谓的整合就是历史的整合，就是能不能跟上历史的潮流。

　　王东成：你把经济学界这些人说成是自由主义，我把他们看成是权贵资本主义
者，他们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者。

　　李凡：在实际政治层面上，不管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国学和后学实际上背
后都有政府的影子，现在需要加入WTO 了，就需要自由主义出来说话，而炸了大使
馆，就需要民族主义出来说话。

　　杨帆：我一直受到经济学“极右派”的封杀和围剿。《经济研究》从来不登我
的文章，他们的势力范围大到什么程度？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不让我上讲台。他
们在每年一次的“经济学家联谊会”的名单中删去我的名字，2000年春节甚至300 
人名单中都没有我。在国家信息中心分析经济形势的“50人论坛”中也没有我，反
而吸收许多搞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打着“国家”旗号，实际大部分是一个学术圈
子的人。

　　“经济学极右派”的主要代表观点是：
　　1 ．  鼓吹“没有道德的经济学”，以掩盖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取向。
　　一小部分人把经济学“实证”原则抬高到否定信仰和人生观，立场和感情的程
度，都是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搞出什么实证来，回避我国的收入分配实证，在他们
的课题招标中甚至没有“收入分配”，“寻租与腐败”这类题目；或者在得到了大
量课题费以后，在研究收入分配时不估计灰色收入。其实他们是暗藏着“希望两极
分化扩大”的价值判断，这就违背了自己所鼓吹的实证原则。
　　2 ．  否定实践标准，误导经济形势预测。
　　由于理论出身使他们在预测方面缺乏准确性，如樊纲3 年前和郑也夫争论，说
轿车很快能够进入居民家庭；1999年说可以大发国债，把国民经济负债率少算了20
个百分点；1999年1 月说，我国经济已经到了谷底；其实中国经济在1999年继续下
降了1 个百分点。问题不在于他们经常错，而在于他们从不认错，反而处处贬低别
人成果。比如对于我和于祖尧关于暴富阶层的估计，就贬低为“没有模型”，而他
们的模型太高级，中国没有统计数字，得出了错误结论不是他们的责任，这就是说：
只要自己的模型是外国抄来的，就可以不经过实践检验，他们永远是对的。他们垄
断了相当的课题费，或者通过为有钱人鼓吹而得到他们的赞助，于是有钱搞“高级
课题”。他们花费了极高的成本（当然自己也得到了极大的收益），就肯定是有贡
献的。你的虽然预测对了，但你没有模型，靠拍脑袋是没有价值的。这就根本违反
了经济学最基本的“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原理，违背了实际感觉和实践对
于经济学，特别是经济预测的决定性意义。
　　3 ．  “经济自由主义”正在演变为新型学术垄断。
　　不受调节的“自由竟争”必然变成垄断，这是经济学基本原理，而且被各派经
济学家所公认，中国在计划经济下的学术垄断是“斯大林主义”，手段是行政控制。
90年代由于旧的学术垄断已经失效，政府即采取了新的政策：放开经济学，继续控
制其它学科。在经济学界破格提拔没有插过队的，比较年轻的“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在社会科学院以樊纲最为典型。这一小部分人的发达，个人的聪明和努力只占一
小部分，市场选择更是假象，根本是官方政策，对于一小部分人提供了廉价的政府
资源，于是一小部分暴发户被培养起来，并以“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与国际
学术接轨”为标榜，通过建立“话语霸权”，谋求学术垄断。
　　树立话语霸权，首先要把“西方主流经济学”抬高到其它一切学科之上，其次，
最根本办法就是要获得“划定范围”的权力，就是通过互相的默契和联手，利用自
己的学术投票，话语阵地和金钱，不断评判别人的成果“有没有经济学价值”，别
人的身份“是不是经济学家”。对于某些人可以采取“公开开除”，对于另外的人
则采取“暗地制裁”，学美国“301 条款”，以“国家，中国，经济学家”名义，
举办一系列评奖，讲座，研讨，联谊，论坛，在“订名单”时有意排除他们想排除
的某些人。如果都大家不反对，制裁就算成功。时间长了，社会可能会默认一小部
分人“订名单的权利”。
　　与行政垄断不同，这种新形式的“高级学术垄断”，在标准上是片面强调“西
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在手段上是以金钱和操纵传媒工具，误导社会舆论为特点
的。相当多的报刊杂志不敢得罪他们，害怕他们的制裁。这种制裁，在1994年首先
被一部分主张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使用于《经济学消息报》，因为刊登了左大培“
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商定，谁也不给这个报纸投稿。主编高
小勇到我家，是我请他吃的饭，并且优先给他投稿，几乎每月为处于困境的《经济
学消息报》发表文章。这几年，随着《经济学消息报》越来越多地学术化，帮助小
部分人立霸权的时候，我的文章就绝迹了，而樊纲的文章几乎充斥。这几年我的文
章和观点转载，有人统计已经超过了于光远居全国第一，但是在“经济学主流派”
所控制的场合，我的名字却在不断被划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竟然禁止我进行已经
安排好的讲演。首都经济学家300 人的春节联谊会，国家信息中心关于经济形势分
析的“50人论坛”，都将我排除。我刚开始批评经济自由主义，就已经有人开始对
我进行妖魔化，说我是第二个何新。在“自由和学术”名义下干这种事，早晚回整
到自己头上。
　　上帝总是公平的。我不相信有什么人可以享尽一切，垄断一切而不付出代价的。
　　经济学霸权的树立与相当一部分杂志，传媒的炒作有关，他们或者缺乏警惕，
或者为利用“名人效应”，或者缺乏对中国普通居民的关怀，或者需要大款赞助，
当然更加根本的是90年代整体社会导向和行政干预，使得一部分传媒工具被经济学
霸权主义所利用，甚至与他们结盟，有意帮助他们树立霸权，自己也好在传媒业当
一个小小的霸主。
　　4 ．“通吃”经济学以至整体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这点尤其请经济学科以外的“自由主义学者”予以注意：不要以为和你出发点
一样人都是同盟军；不要以为经济自由主义与你们无关，不要借口“不了解情况”
去否认自己在学术出发点上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联系，不要以为“自由主义”在何时
何地都不会被专制所利用，90年代，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权力大大利用：你
们向往的“个人财产保护”在经济学自由主义那里，被解释为少数人通过“偷骗抢”
瓜分国有资产以至整体国民财富的自由，而工人只有下岗的自由；你们“自由高于
民主”，“反对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的观点正在被利用来反对社会对腐败的监督；
你们求之而不得的“学术自由”，在经济学界已经被滥用，正在演变为学术垄断。
　　90年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歪曲，就是西方经济学过分膨胀，一小部分经济学家
随意否定别人的成果和身份，一方面又把自己放在“霸主”地位：他们以为掌握了
一部分经济学话语，得过“奖”，在美国镀过金，就可以随意谈任何问题：他们在
传媒（目前主要是电视台），论坛大量进行炒作，预测经济形势，谈历史，哲学，
社会，人生（如“人生就是不断的利益权衡”）。这就违反了自己所鼓吹的“有专
业资格才有发言权”的话语霸权原则。
　　5 ． 90 年代新经济学话语霸权的建立，和中国腐败和权力资本的膨胀，无论
在性质上，在水平上，在数量上，都是正相关的。这就同时压制了其它学科，排斥
了实践派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排斥无数的经济研究者和经济记者，只
要他们没有以“西方经济学规范话语”说话，没有钱按照“现代经济学标准模型”
进行回归，不能按照西方经济学“建模推理整理数字回归”的规矩进行思考和表达。
这当然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而是权力资本破坏和阻碍市场经济，需要西
方经济学的学术垄断。一小部分人所掌握的经济学（不如说所歪曲的西方经济学），
之所以能够在90年代被权力资本利用是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特点决定的，
如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脱离人民的表达方式。
　　这些人以为自己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就谁也看不起，不知道团结大
多数，这就必然要自己孤立自己。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他们不给我的成果
以应有的评价和地位，如“权力资本”的实证研究是他们不敢证也证不出来的，但
是他们竟然简单的一句“没有模型”就排斥掉。他们随意散布对国家，人民有害的
言论，也极大地损害了自由主义的名声，我只有起来批评他们。希望那些真诚的自
由主义朋友与他们划清界限，并认真清理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关系。

　　2000．2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