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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法兰克福” 特别感谢作者雷颐先生寄来本文
——对一种“理论透支”的分析
雷 颐
如果说前几年是“文化热”，近几年则可说是“文化批评热”。各种“文化批
评”的文章喷涌而出，对正处社会转型期种种伴生的文化现象作出令人目不暇接、
眼界大开的“分析批评”。这本身，俨然蔚为一种新的“文化大观”。对这种“文
化现象”，庶几也可来一番“文化批评”。
在今日中国的种种文化现像中，最突出或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流行文化”或
“大众文化”的出现，即“文化”通过技术或“文化工业”大批量“复制”，成为
行销的商品。这种“文化”或“文化现象”，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缺欠。战后在美
国最终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流行/大众文化”最为发达的美国为典范， 对“流
行/大众文化”的社会意义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评，可谓震聋发聩， 确有启发
和借鉴意义。这样，今天中国的“文化批评”者们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引用”法
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不必细举，读者只要稍稍翻阅有关文章，便可发现多
数几乎是“全盘照搬”，一时间非常非常“法兰克福”。
不过认真思考一下，把这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对“发达资本
主义”进行批评的理论全盘照搬过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或者说，其实也不
符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的实质的。
法兰克福学派于三０年代初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开始形成，不久就面对着法西斯
极权统治的威胁和迫害。因此，它的批判的锋芒首先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
它对法西斯主义作了激烈的批判，但对斯大林的苏联也作了程度不同、有的还是相
当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有关文献比比皆是，不必细述）。它的晚期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的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左派法西斯主义”这一引起激烈争论、甚至备受批评的概
念。对这种批判，人们可因种种原因或是赞同或是反对。但应该承认，它首先是一
种深刻的政治批判，是一种反对政治专制、极权的理论。不错，它对“自由主义”
也有严厉的批判，但它是从“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和坚持并不彻底（它认
为是这样）这一角度来进行批判的，而不是对自由本身进行否定。尽管他们对美国、
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有着非常严厉的批判，甚至将其与法西斯独裁相提并论。但
值得玩味（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当面对法西斯的迫害而不得不流亡他乡
时，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美国。而
且，一旦“自由”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他们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在现实中“自由”
与法西斯的本质区别，它的不少成员甚至挺身而出直接为“自由”而战，如著名的
马尔库塞在二战时还加入到美国的战略服务处。对“纯学术”“纯理论”与现实之
间的差别的重要性的这种自觉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不应忽
略但恰恰为中国的“法兰克福们”无意或有意忽略掉的。
战后，法兰克福学派“身居”美国已久。面对这个政治虽然相当“民主”“自
由”、“政治批判”几乎可以无所不言但其政治统治实际却十分稳固的社会，法兰
克福学派在这种语境中自然从“政治批判”更多地转向“社会批判”。实际上，他
们认为政治批判的初步任务已经完成。这样，他们主要是通过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
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大众文化以科学技术为载体，利用
各种传媒，使“文化”成为一种“标准化”工业生产的商品。这种以商品行销为目
的的流行文化的大批量生产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制造、左右人们的口味、情
趣乃至习性，使人变成一种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意义的“平面人”、“单向度的人”
。其中隐含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意义，他们进一步指出在“民主”“自由”
的社会体制中，“大众文化”成为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和宰制者。由此，
他们对大众文化作出了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当然，这种激烈的批判理论能在美国社
会“发扬光大”，这本身又构成某种“悖论”。
当我们的社会由“计划”走向“市场”的时候，必然也会有某些“文化”走向
市场，会产生、出现流行文化及其附生现象。但这并不构成机械照搬“批判理论”
的理由。因为这种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开始“转型”的的社
会很难完全契合，“大众文化”的意义在我们当下环境中与在美国社会中的意义也
非常不同。其实，在我们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正是对信息的单向输控，如“文革”
期间近十年只有几个“样板戏”进行强制性观看（当时各单位都组织“必须看”，
否则是“态度问题”），才使人变成简单、贫乏、机械、空洞、苍白、没有思考能
力的“单向度的人”。象画廊、音像公司等“文化商业”机制的出现，当然有诱使
艺术家“向钱看”的负面影响，但却又实实在在地为“另类艺术”的存在提供了新
的空间，恰恰是这种机制打破了“单向度”，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现在一些“软
性”小报的流行，确是庸俗不堪。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却是市民阶层的勃兴、
市井生活的复苏并日渐繁华丰富的产物；而市场经济则为这种不吃“官饭”的小报
提供了基础。毕竟为人们在“高头讲章”之外又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可见，“大
众文化”在转型的社会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意义是相当不同的。在转型社会中，
第一步的任务其实还远未完成。有论者以自己在美国的经验感叹马尔库塞的《单向
度的人》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可谓“字字玑珠”，入木三分。笔者以为，这说明《单
向度的人》紧紧抓住了那一特定社会的问题，但唯其如此，它与其他社会的距离必
然也就越大、他的局限性与就越大。所以当与之不同的另一社会“引进”这一“批
判”时就更要慎重，更要对其作一番“规模不小”甚至是“伤筋动骨”的加工改造，
才能真正得其神髓。另外，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十分强调，他们对“大众文化”
进行的是“激进的而非保守的攻击”。这一立场，是非常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恕不详引，可参阅《法兰克福学派史》第
八章，“走向历史哲学：启蒙的批判”，中译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为
中国的一些“法兰克福”们亦步亦趋，竟相仿效，似乎中国的背景就是法兰克福批
判的背景，“启蒙”已经完成，现在是批判、清理“启蒙”、“理性”、“人道主
义”的弊病的时候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法兰克福”与中国的“后现代”、“
后殖民”倒非常一致，甚至难分彼此，有“后论者”写道：“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对
启蒙运动以来通行于西方的主要理念如文明、进步、理性、科学、技术、民主、人
道等都进行了批判性再思考”，并实际以法兰克福的观点论曰：“人道主义和理念
中蓄含着反人道的因素，它与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辔而行。不管是在学理
的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欧洲的人道主义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攻击性和排他性。德国
法西斯对犹太民族施下的恶行，乃是启蒙话语逻辑发展的必然，那不过是将隐藏在
人道主义信念中的反人道主义从殖民地搬回了欧洲实践。”认定“中国的五四文化
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由此指责“五四
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
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张宽：
《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1996年第2 期）对这段“理论”与“历史”都
充满谬误的文字的评析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引徵此段文字只想说明中国的“法兰
克福”是如何不顾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而机械照搬的。似乎，中国当下的主要“
问题”与“启蒙”早已完成的发达社会一样，是要对文明、进步、理性、科学、技
术、民主、人道等观念作一番批判和清理。对启蒙的彻底否定与“现代化道路”问
题又紧密相联，也就是说他们要放弃一系列得到长期的历史经验支持、被证明问题
虽然多多但却实际上却没有比之更好的观念和体制，而要完全重新设计一整套理论
上“完美无缺”的观念和体制。这种社会的整体设计实际上是把“社会”当作自然
科学的“实验室”，以为“社会工程”与“科学工程”一样，可以和平、理性地“
错了就改”。其实，这种“社会工程”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而且难以纠正，
因为每一个“工程”的实施都会产生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对这项“工程”的“纠正”
必然会侵犯既得利益，因此这种“纠正”往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与其如此，确不
如更注重承继、借鉴（哪怕是他人的历史经验）经过经验事实检证过的观念和体系
来得平稳。法兰克福的批判的意义在于，“他们的乌托邦幻想不是提供行动的计划，
而是与当代现实的引力保持距离的批判的源泉。”其主要成员阿多诺的一句名言的
确引人深思：“在我构建理论模型时，我不能设想人们会用汽油手榴弹去实现它。”
（《法兰克福学派史》，第317页）在他们所处的背景中， 无论他们的批判多么激
烈、彻底，但实际效果只能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所产生的“现代制度”的种种弊病的
纠正，而不是（因为不可能）根本上的废止。相反，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横向移植”
的后果便是使正在艰难催生的“现代制度”更加难产。
这也说明，同一种理论在“纯学院”背景中与“泛政治”背景中的效果是非常
不一样的。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学者对一种“知识”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尤应加
以注意。一种学说、观念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
题。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我们就离开了“纯学理”的内在整体性，进入了学理、观
念在特殊历史脉络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是如何被运用的这一层次。这样，
我们必然或说不得不离开“纯学理”、“纯观念”的领域。因此这时我们重视、追
问的不是“文本”（text）中的观念的“普遍”意义，而是要解释、说明、强调这
些观念在“当事者”所处的特定“脉络”（context）中是如何显现的， 具有哪些
“特殊”的意义。也可以说，一种“社会化”的知识被化约、抽象之后便具有了普
遍性，但同时也便具有了危险性。普遍性程度越高，危险性也就越强，所以对这种
“社会知识”的引介尤应慎之又慎，而如何将其与一个特定社会的脉胳“接脉”，
亦即前面所说“伤筋动骨”的加工改造，则是一个更为复杂、艰难的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人物霍克海默曾经说过：“一部著作越伟大，就越植根于
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几十年盛而不衰，就在
于它能紧随“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始终能够提出“这个”社会的主要
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保持锐利的锋芒。而当下中国的“法兰克福”的病症恰恰在于
游离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外，所以他们的手中之剑看似锋利，实际却是“塑料
的”；而且锋芒所向，恰与乃师相反。充其量只是一种“理论透支”，以“透支”
来购买一时的“理论快感”，最终要加倍偿还——甚至会破产的。总之，他们面对
的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而是另一社会的问题。这说明，尽管一些理论本身
非常有价值有意义，但并不能不假思索地“食洋不化”，只有在“引进者”对自身
的语境有深刻了解，能把这些理论作一番认真的思考和真正消化后，使之与具体环
境有机相契，才会成为真正的“解剖刀”。否则，这只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高深、时
髦的显示；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助强凌弱，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阿多诺曾经意味深长地写道：奥斯维辛之后还写诗是残酷的。那么，在“文化
革命”之后还鼓吹“文化霸权”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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