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感谢作者穆青岩先生寄来本文　　

　　                     作者：穆青岩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思想，从来都有“阴”、“阳”两面。一面是农耕社会为
维持统一社会架构所必需的统一的冠冕堂皇的教条；一面是切实的符合人性中各种
优点弱点而与现实结合的草根文化。民众不会如士大夫阶层那样必恭必敬地祭祀文
庙，也不会清谈义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伦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态度，
也和经历以书经为圭臬的层层考试选拔上来的文官们大相径庭。这种庙堂意识形态
与草根意识形态的差异在研究历史时绝对不该被忽视的。甚至可以说，这种差异可
以为历史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而具有超稳性的中国社会，虽然经历百余年外患与
内乱的冲击，这种差异在今时今日，依旧不可小觑。

　　或许可以认为，前些年讨论得沸沸扬扬的“道德滑坡”问题，可能关键处正是
触及灵魂深处革命对传统伦理结构砸烂之余，回到发展经济、利益驱动时代后极端
理想破产的真空形态。这时候，民众的心中总是迫切需要填充物。填充物是五花八
门的。起于拜金，但拜金作为填充物显然是苍白的，不然利益驱动的人类各文明为
何还要劳神费力想出种种超越于拜金的思想填充物？继之以这些年来或隐或显的各
种风潮，气功、宗教，当然不能不提号称有上亿教徒，信仰极端化的法轮功。从趋
之若鹜的汹涌人潮中可以看到人们对内心填充物的渴望。

　　在超稳的旧中国，民间意识形态向来是平稳的，这种平稳性甚至可以无视改朝
换代的大风大浪。鲁迅《狂人》、《祝福》中的故事，可以想象为宋以来任何一个
朝代背景；而“吃人”二字，未必尽出于书页之间，也可以认为是正统意识形态经
民间改造的结果。即便是号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从起始就有知识分子
与下层民众的成分二元化，与舶来意识形态与本土意识形态的思维二元化倾向，这
一点在领袖毛泽东的个人身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经历革命的荡涤与现代化的
冲击，民间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千年未见之变局。这二十年来各种隐、显思潮的此起
彼伏便是征象。

　　十余年来，以前宣扬的意识形态在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民众。在无危险的场合，
大多数人提起官方意识形态，嘴角总挂着暧昧的笑容。这个时候，一股思潮露出水
面。上半个世纪的救亡话语似乎又从革命话语中解脱出来，重提为“说不话语”与
“爱国话语”。于是有了种种命名，有称为民族主义的，也有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
但是笔者认为在当下中国，这种思潮，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不尽相同，也未必
需要一个定格的名字。

　　不可否认，这股思潮的幕后，有当道的影子存在。十余年前政治风潮之后，当
道一直把政敌描述成民族败类，以激起民众反感，而比当道更保守的派别，在这一
点上更是不遗余力，从攻击政敌的《我唾弃这样的中国人》一书中可以看得清清楚
楚。宣传者们重新发现了爱国主义对巩固体制的妙用，十余年来宣传得不遗余力。
可以说他们相当成功。虽然私底下个人们还是更关心自己的出路，但是只要有机会，
总要表露这种情绪。在留学群落中，甚至出现了稍有背离“主流”即被扣帽的苗头。

　　而这些年来一个重大的思想事件便是《说不》一书的出现。这本书的特异之处
在于比官方媒体更为广泛地传播，“深入人心”；而当道对自己管控的宣传以外的
宣传，也体现出充分的容忍。而大使馆事件以后的游行示威中，西方媒体的“官方
指使说”遭到国内的强烈反弹，可是只要稍动脑筋，考虑一下此次邱庆枫事件后北
大学生上街的难度，就该明白事情真相如何了，更不用提各校政工部门的积极组织，
以及他们微笑着道出“游行申请没批下来也没什么问题”的言外之意了。对于主权
遭到侵犯，游行示威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此事名堂很多。先是网络上出现伪造
的王丹谈话(用彼方话语，这是十足的“别有用心”)，再是过火行动层出不穷，各
种过火行动当道未必真的“束手无策”，只是采取“爱国热情不宜打击”的暧昧态
度，与纵容无异。此番台海紧张之际，更是冒出无数战略家，有些话说得匪夷所思。
在言论尺度较宽的西方，出现一二狂人本不足怪，但在中国的特殊局面下，狂人不
是说出就出的。

　　当道近年来看似对“民意”甚感兴趣，觉得“民气可用”。在这次央视封杀张
惠妹的行动中，应对中便抬出“民意”。这种相激相荡的局面，是很值得深思的。

　　毋庸置疑，当道现在面临极端复杂的社会问题，而“稳定”称为一个大难题，
或许当道觉得将民情转到别处大有缓和功效。而庙堂的政治考量与草根的爱国诉求
很容易切磋琢磨地融合在一起。而当道左支右绌的处境与草根在经济不振下的沉郁
特别容易导致非理性的话语占优。从对美方使领馆的暴力冲击到对张惠妹莫名其妙
的封杀，可以看出官方不合适出面的无理行动，都可以从民间得到一个发泄的管道。
而民间的另一股思潮，更像沉默的大多数，或者缄口无言，或者一出口便被帽子扣
死。当道当然乐观此局。

　　或许当道会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可是笔者要指出的是，如果当道在左支右绌下
出此一招，恐怕会面临噬脐莫及的后果。从民间对朱访美时“消消气”的反弹、对
中美WTO谈判条件的不满、对318、520未能武力攻台的遗憾、对唐家璇的反感与攻
击，可以看出政府一旦在外交与台湾问题上采取柔性态度，均会招致强大压力。这
股压力恐怕不是如当道想象得那般容易压服与引导。

　　在一个经济如此吃紧、社会矛盾如此尖锐的国度，威权的当道如此露骨地暗中
扶持民间极端思潮，结果如何，恐怕谁也想不到。或许这比某些人所提的美、日、
俄的威胁加起来还要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