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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拐”为何失败？ 特别感谢作者朱健国先生寄来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与沙碧红商榷
·朱健国·
自从2000年4 月1 日以来，各地的电视、报纸、电台不断报道一个新闻主题：
“全国打拐”—— 一场全国性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专项斗争将从4 月持续
到7 月。这类报道大多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尾：被拐卖的妇女高兴地对警察说：谢
谢你们解救了我，让我能够回到家里……
我曾多次为这一场面而激动，心想，快出动更多的警察去解救她们吧！
然而，6 月2 日，中央电视台记者沙碧红却告诉我，这些结尾大多是假的，是
一些新闻记者和当地干部强迫被拐卖的妇女说的假话，真正的实情是，被拐卖的妇
女大多不愿意回家，回家之后，也马上就开始“第二次新长征”，又一次返回到城
市卖淫，到乡村去当买主的老婆……
沙碧红的话，如果是来自传媒报道，我不一定相信，可这是她当面向我出示了
许多亲自搜集的证据后再结论的。她从今年4 月1 日起，就参加了公安部的“全国
打拐”行动，出任电视纪实新闻片《中国打拐警示录》和同一主题电视剧《何处是
我家》总撰稿、总导演。为此，她带着摄制组，随着公安人员深入到广东、湖北、
福建、四川、湖南等许多“打拐”第一线，在荒山僻野现场采访，整个拍摄将持续
到7 月份。这种电视纪实专题拍摄，使沙碧红不同于一般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们
大多为了抢发新闻，来不及深入到第一线追踪调查，往往只是在城镇公安派出所或
收容所采访抢救回来的被拐者，而此时的被拐者，已在当地干部和警方的“耐心教
育下”，千篇一律地说着“我想回家”的假话，有记者甚至明明发现被拐者不愿说
假话，也和当地干部一起劝说被拐人按事先定好的新闻调子说话。
这种深入跟踪采访，使沙碧红发现一个令人痛苦的残酷事实——现在仍在进行
的“全国打拐”，其实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抢救，一个注定不得不常常以假话来欺
骗观众的悲剧行动。悲剧的关键在于，许多被抢救者，并不认为这是有利于自己的
抢救，而是恰恰相反。这种情况终于从私下传说变为公开报道——6 月10日，《羊
城晚报》“焦点新闻”的大标题是：《她们选择留下——被拐获救却不回家》——
“不少被拐女三番五次拒绝公安解救，‘自愿’留了下来。广东陆丰市公安局今年
解救的300 多名妇女中，留下来的就有20多人。”
这是何等心惊肉跳的现实！一个社会已经发展到妇女甘愿卖淫、甘愿被拐卖，
甘心当穷困之乡愚昧农民的“买妻”，甚至拒绝抢救——这样残酷的愚昧，难道仅
仅是一些“人贩子”作恶而造成的么？
不，沙碧红要努力探寻悲剧的内在症结。
如果说，大量妇女卖淫、被拐，是源于贫困，为何在比今天更贫穷的过去（如
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其拐骗现象也没有今日这样普遍呢？（据有关资料统计，1990
年，全国每年立拐卖人口案达2 万余起，被拐妇女儿童10多万人；1996年至1999年
11月，全国共破获拐卖人口案件27302 起（注意：破案率往往不到实际发案率的一
半），查获拐卖人口团伙14773 个，抓获拐卖人口犯罪嫌疑人46631 名，解救被拐
卖妇女30209 人，儿童5914人。）
如果说是家庭问题，如离婚等等造成了“问题儿童”的出走，那么为何离婚率
远高于中国的的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这样高的拐骗率？
沙碧红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教育问题——中国妇女、儿童严重缺乏健康的性教
育和自我防范意识教育。1992年至1993年，沙碧红在德国留学了两年，尽管她的专
业是进修电视导演，但她注意到德国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德国各地电视台都开辟
有很多性教育专栏，针对儿童、青年、老年和男女之别，形形色色，直面现实；既
科学生动，又直言不讳，深受欢迎。德国的孩子们在小学就懂得了中国大学生才可
知的性知识，而这些性教育不仅没有带来性混乱，而且使整个民族的社会道德家庭
伦理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巩固。倒是骤然来到德国的一些中国知识女性，一时间竟无
法习惯健康的性教育，无法科学地遵守性规范，产生严重的文化冲突。1994年沙碧
红回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后，把她在德国的性教育见闻和中国女人的文化
冲突写成了一本“中国女人在德国”的纪实专著，希望以此警醒国人。可是如此独
特的一部书竟然5 年找不到出版社，直到2000年1 月，吉林出版社才以“草原部落
休闲文丛”推出，名为《无家可归》。沙碧红深知，一部仅仅介绍德国性教育与中
国女人的文化冲突之书，绝不可能马上普及中国女人的性教育，为此，她希望，她
能在中央电视台开辟一个性教育专栏，但这一设想与现实传媒制度差距太大，根本
没法实施，正统的观念认为，无论如何，国家电视台也不可像西方那样公开谈性；
她因此又寄希望于“网上”——是否可以开一个“沙碧红在线”，专谈生活中的性
教育，专谈女人自我防卫？这一计划，在经历了“全国打拐”实地跟踪之后，更是
日益强烈，但实际运作却依然渺茫。
我很佩服沙碧红的独到追求，却并不完全赞同她的想法。我以为，沙碧红想“
性教育救女人”的理想，依然没有找准真正的病根。试想，西方开放而科学的性教
育，决不是一项孤立的教育制度与文化传播方式，它是与其整个社会制度紧密相联
的。高度开放、科学的性教育，只能产生于高度思想自由的国家，否则“沙碧红在
线”今日开办，明日就得关闭。如果封建的“男女授受不亲”观念仍为主流，又如
何可以“性教育”？“男女授受不亲”当初所以风行，并非百姓喜欢，而是因为它
来自皇上颁布，是“最高指示”。当一个国家仍然以一切服从“最高指示”为思想
秩序时，是决不可能放开性教育的。因为最高领导往往并非有最科学的性教育观，
当一切以“最高批示”为准，而不是以科学为尊，现代科学的性教育便无法普及了。
所以，虽然如今出现如此严重的“拐骗现象”，但主流观念并认为问题出在教育，
出在社会制度，而是认定完全是一小撮“人贩子”作恶而已。在如此肤浅的观念指
导下，又如何能治病治本，开放性教育？
其实沙碧红的《无家可归》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德国一方面在普及科学性
教育，指导妇女自我防卫，一方面也还开放着严格管理的“红灯区”。国家一面教
育妇女自尊自爱，一面又允许开办“红灯区”，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德国政府认
为，仅仅有科学的开放的性教育还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当人类的性需求还未达到
一个高度科学解决的时候，也依然离不开“红灯区”的权宜作用。也许正因为有了
一些严格管理的“红灯区”，才可能减少一些拐骗带来的恶果。但是一个国家要既
认可科学的性教育对大众的引导，又敢干承认“红灯区”对少数变态人的调节，这
只有在一个真正理性、自由、民主、宽松的社会制度中才可实现。这可是当今“假
大空”成风的中国不可逾越的现实。
“万物归于一”，我们也可以说，这社会的许多“拐骗”悲剧，其根本往往与
是否有真正民主的思想秩序相关。混乱的社会秩序，大多与专制的思想秩序相依存。
特此提出，谨与沙碧红商榷，亦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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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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