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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学告别
余世存
当我将自己的积蓄投入股市时,不知是否意味着“斯文扫地”。丙子春,尽管
一些朋友反对,我还是清点自己的钱财,买了股票,无奈而又伤感。作为一个普通
的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命的是,自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非一个具有完
全社会意识的人,我更习惯于过内心生活。何况我之“入市”,仅仅是将其作为生
活的手段,而非生活的目的,或选择生活的一种方式。如果再考虑到中国股市20
00万户股民,这一文明史上罕见而壮观的投机力量算得上一个民族社会的精英群
体,每一股户周围聚集有若干亲朋好友,“斯文”之类的意味就尤为深长。民不可
使投机。圣贤如此立言说教,而我们却在疯狂地投机,并在与环境相博弈中激荡出
种种情绪加剧了这一心理。夫复何言。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怎么见证这一现象和历史?就我自己,是由衷地感到一
种大恐惧。股市一向是谣言聚集和传播的场地,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做人和生活环
境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在股市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赌徒们给中国股市带来的结
果就是如戏如剧地提供巨大的希望和巨大的绝望,并在这双重的折磨中继续下注。
“疯了”,我们经常听见人们这么感叹股市。吴茵在电话里说,她们想移居国外,
原因并非为了去“提前”享受“现代化”,而是寻一最起码的生活安全的“乐土”。
我想,当下的中国人是怀着同样的感受吧。几十年前,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民族巨人
鲁迅感受过类似的心情。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
绝食,很有些恐慌。……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后来又涨到
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
的斤两。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
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鲁迅因此对治乱的吾国历史给出了直捷了当的说法,并对青年们寄予厚望。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
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
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与鲁迅不同的是,我们在末世感中疯狂而愚蠢。唯因自己还知道一点儿历史,
对生活的可能性才更感到惊惧交加。生灵涂炭,赤地千里,饥饿,战争,毁灭……
谁都愿回避这些,在一个“祥和”的时代谈论痛苦、罪恶、眼泪、不幸等等也很是
不详,自说自话,而我却像一个神经症患者每一次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它们。“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中国的古老格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实而贴切。
我并非一个张狂的人,将个人生计与国家、天下兴亡结合起来实非己愿。我宁
愿“斯文扫地”只是我个人的事,可是由于“历史的误会”(瞿秋白语),某些社
会个体的生存安危幸福与否不可避免地跟时代相关,我也算是其中之一。以前读瞿
秋白《多余的话》,感动异常,移情仿佛自己就是秋白。我只愿自己是一个自在无
拘束的读书人,或文人,而不愿承担太多的责任。
这不是说自己已经身系天下安危。我见过不少“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
才俊之士,历史的和现实的,在终结的意义上,这类人于己于民都是不幸。况且天
下兴亡在我们这个老大的民族历史里从来只具有获取奴隶资格的意义。数百年前,
我的同行张养浩,一个几经宦途风险又关心社会的文人,就曾以伤感的激情怀古: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读书,开智启蒙,小学、中学、大学,就这么从校园到
校园。生活的材料、原则均从书中来,由此形成了一种纯洁的信念。安身立命的方
式也因此确定为探索生命的热度和深度。在自编诗集《【灵台种种】自序》中,我
回顾了自己的成长道路:
当书本、语言向我打开一个世界后,我以为找到了满足这一心理最好的手段,
即语言大厦,我的内心世界是完全可以跟外部环境一较短长的。华美的装扮,正是
急功近利的年轻人共同的特征,幸好我的华丽有新的内涵。……我重视德意志人的
思辨,但更醉心法兰西人的华丽……萨特抱歉说他为表达哲学观念使用了文学性语
言,其实他不必抱歉,因为他无法不使用文学性语言,他无法像德国人表达哲学观
念那样进行纯粹的思辨。我还认识到,华丽跟内容并不冲突,而且唯有丰厚的哲学、
社会学内容才能给华丽存在的基础,唯有丰厚、高洁的心灵才真正享有华丽。
但在自序中,我仅仅描述了自己对书的喜爱,没有交待自己的局限性。作为一
个读书人,我还是读得太少。从中学一直到现在,我常常会吟哦前人词句:竭来恨
悔何事,不读十年书。不仅如此,用我的朋友秦晖,一位疾呼公正至上、要求起点
平等的学者的话说,我读书的起点是不“公正”的。我虽然生活在城市的郊区,上
小学时却经常因为没有教室读书而拎一把小板凳跟着老师在山坡上转悠;中学虽然
是在城市里,却把从城里同学手中能借到一本《故事会》或《读者文摘》就当作极
大的享受;当我踏入北大校门,校园里闹哄哄地成立各种社团时,我被拉进一文学
社,社员们被要求填写“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类的问题,我的答案
是鲁迅、朱自清、闻一多,尔后听着别人高谈阔论乔伊斯、普鲁斯特而目瞪口呆。
即使在北大,90年代以前,在学术未与国际接轨同步的情况下,我们的知识结构
仍是畸形、不完整的。我们阅读的是毛选、邓选、文选、诗选一类的选集,是经别
人介绍、挑选的,是缺少对学问、知识、真理的自觉和尊重的想当然的理解。李书
磊概括这一文化特征叫“选本文化特征”,他为此激愤地写道:
我们之所在在文化上、思想上有一种空虚的、无根的感觉,我们之所以在学术
道路上觉得两腿羸弱、底气不足,就是这种选本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们缺乏充沛饱
满的学术力量,缺乏把一种美好的设计付诸实现的学力和识力。
虽然如此,我并没有对时代和我自己菲薄自轻。我确信人们对生命基本上都是
珍重的,尤其是立足于“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周作人语),人就不会丧失
对人性的同情的理解。在早期,我甚至也有风华激荡的经验。
……使我为身处的时代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歌德有过,托马斯·曼有过,
毛泽东时代里的人们似乎也有过。我们都以为自己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空前绝后的时
代里。我参加游行,静坐抗议,作文批评。人的青少年,是与时代双宿双飞的蜜月
期。
青春年少的作为当然不能持久,会真正遇到真实的社会生态。大学毕业后,我
进了中学。我给父母丢了脸,让父母在乡邻里抬不起头来。在中国,教师的地位总
排在老九、老十之列。在考入北大的当年,父亲带着我到荒坡上烧纸钱,向列祖列
宗通报好消息,感念祖坟冒了青烟;我的父亲,一个常常天真地想当然,狡黠地想
占点儿小便宜的农民,为我谋划说好好搞个中央头头脑脑的姑娘结婚,那时,我的
父母是怎样憧憬着幸福呵。而我居然当了老师;同时,在中学里又怎样了解这个巨
变转型的时代并从事自己的事业呢?我茫然而无力。用时代变脸大致能说明我的心
情,虽然大多数人是在不知不觉中或惶惑中完成了从少年到成年的转变。当邓小平
南巡,一个市场经济和商业时代为之呼唤出来,全民都寻求物的满足,我也就逃离
了中学。我跌或跳进海里。希望、等待、焦虑、孤苦、游离于时间之外……构成了
我的心理特征。 |
具体到社会现象,我们则见到绝对的欲望、不择手段也即征用一切手段的手段、
焦灼的心理,加上传媒起哄,成为时代的精神。中国特色的道路、世纪末的民族改
革开放、或邓小平南巡的意义是在后来才逐渐认识清楚的,虽然我当时即写诗说:
世纪末的最先叛乱
寻找通向罗马的道路
兄长们在异国他乡
我们不知道的未来
知道剩下末人的悲哀
风景变换,解释权在谁手里
司法长官问前朝的遗老
遗老们的争论渺不可闻
我们在幸福的年龄等待
狼孩,空洞是异族的内容
那伟大的老人专列南巡
那里阳光富足,海滨明丽
他曾经让我们抛洒鲜血
如今又掉转枪口对准他的兄弟
声音响起,语言里是一片沉默
没有欢乐,也没有审判
他游行的成功带来了混乱
这里就是罗马,就在这里生活
我们发现自己是末日来临前
已被审判的人类祖先
我那时确信自己对生命、爱有一种“热烈的拥抱”(鲁迅语),我警惕自己不
要因为生活的艰难而失去对万物的感受能力,我对自己说要关注在历史巨变的关头
人的异化和扭曲。所以社会的每一哪怕细小的事件都会让我不安。例如在千岛湖事
件发生后,我虽然在一家小公司里打工,无法关注事件的全部情况(甚至不能追踪
报纸的报道),但却感觉到事件底里深刻的宿命。我因此总希望有人能出来说话,
为这一事件反省。在“声音响起,语言里是一片沉默”后,我在《论土人文化——
千岛湖事件两周年祭》中激动地表达。
为什么?那么几个年青人,抢了财物之后,还要把40多条人命弄死?是盗本
来无道?还是新儒家所说的“道德坎陷”?是马克思揭露的原始积累共有的野蛮、
血腥?还是我们的文化里未被发现的固有的症结?是几个无知无觉的青年的一念之
差?还是低劣文化的必然的感性显现?时光一天天地流失,我们社会里的事件也每
天繁芜地展开,像雾一样遮住了千岛湖,我们印象里的大地是白茫茫一片的干净,
很少有人注意血污、蒙昧、死亡气息。这也正是我今天要来谈论的话题。我很
久就想一吐祛除的梦魇,那些无辜的和罪孽的灵魂日日夜夜缠压地我的心头。
这峻切的语言其实不免夸饰。在尽言责之外,还有心安和不平则鸣的意思。谋
生艰辛,因而总想寻找凡俗以外的就如文学的寄托。
从那时开始,我意识到写诗是帮助时间完成自己又消耗自己的好方法,是甘愿
帮时间谋杀我自己的不坏的手段。“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众诗人的事业”,
虽然尼采这么艳羡歌德,但我没有体验到作“王者”的心境。
……我已经失去了这种文人的自信和自负,倒是鲁迅说得好,人生多苦辛,而
人们又有时极容易获得安慰。我的小小的安慰也只是文字而已。
用文学的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表达生活说明自己的文字缘,也许可以免除不知
天高地厚的张狂之讥或野心嫌疑,可以回答人们痴人说梦或干卿底事的笑柄。我说
过自己的普通。只是因为性格和际遇而患上了“心病”,文学、精神一类的东西已
成为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肉中刺”,是“神矢”,灵台无计可逃。我也因此听“神
谕”写了一点儿东西。在长诗《众生北辰》中,我引入基督精神写道:
我们讲论我们所确知的
我们见证我们所看见的
一个人活着,明道,并且证道,就是无上的正果。这里是一种信仰、情怀、人
生境界。对人来说,应该没有比觉悟道、目击道存而更禅悦、身心俱轻的。唐逸在
考证人类的信仰精神时,也以文学的笔写道:
服文采,带利剑,魇饮食,财货有余,犹有不足,只要认定有所需要,可以复
制人类,可以消灭人类,何不可为?尚未造次而为者,皆恐危及自身存在,并非人
的存在对其有何理由也。人的存在没有理由,而人的有限知识方法却发现世上一切
皆有前提,这便构成人的存在之内在的矛盾或不安。
唯有整个世界也有前提,理由,即本体,人的存在才有终极的理由,那倏尔飘
忽而又有思维能力的生命,才有一个安顿的去处。然而这本体存在,却不在人的经
验之内,故只能依据直观,或思维推定的理由,或神秘体验,以设定其存在。以此
之故,……在惊叹于宇宙那最幽杳的理性和最璀璨的美之余,便不由不信仰那不可
洞悉的本体存在,然而也不得不却步于这不可洞悉。这个境界,便是我所谓的信仰
情怀。两千余年前的老子体系,经过审慎的分析诠释与概念重构,显示出其与现代
思维如此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在自家文化传统中,发现这由过往至现时而通向未
来的道,只有惊喜与感恩。
具体到社会上的人,能有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能有这类内心演绎,是相当困
难的。且不说我自己一再感叹的个人生计艰难,即如民族、人类世界来说,现时的
剧变已很难使主体获得自在的空间了。
有一种表达的困难。有一种表白的困难。
我不知道怎样叙述我对身外的态度、观点、情感。我不愿表白、谈论自己。能
说出什么呢?能给出什么呢?
我在你们中间行走,你们看不见我;
我在你们中间行走,心里是一片旷野。这一片旷野,有荒天古木间的啸叫,有
凄厉如无边黑暗的哭声,有生动的画面,有鲜花,有孩子的真趣,有无知的少妇,
有付出了一生的辛劳临老还得在人市中流泪的女人……
我还看见那么多的同龄人把他们一生最好的年华抛洒在人生苦难的路上。但是,
死神确实从我们身过带走了很多人。许多同伴、朋友在岁月的生活化河流里淹没了。
也许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态,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也不是物竞天择的
自然法则,而是一种趋向健康、神性,体现人类生命力然而其普遍波动又遵循人类
最低限度共识的伦理文明。只不过,在现实中人们背离了类的道路。
你们都背叛了我。
一次,在梦里,我听见一个声音这么诉说它自己。我醒来,似乎明白了我与世
界的关系。我还记得前几年,见舒芜先生,他半躺在躺椅里跟我聊天,他已经七十
多岁的高龄了,他向我背诵鲁迅的《这也是生活》:外面正在进行着的夜、无穷的
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
舒芜先生溶进了光的氤氲之中。是的,多么好啊,一切都和我有关。
但是,人类在技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类背叛了自己,我在一篇关于文明、
资本、社会的札记里说:
遗憾的是,运动世界里的事件——我指的是苏东事变和冷战的终结——代替了
人的精神活动,一跃而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在其不可思议的启示下,人类对自
身的认识、爱的关怀、足够的信心已荡然无存。
人类社会失去了原生创造的主体意欲。人类日益沦为浅近细碎的生物,文明在
局部、细微的事物上下功夫。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的社会可称为繁琐 的人类文明
社会。
例如“化学人”一说。在经济动物、物理人、单向度的人之后人类日益把自己
变为“化学人”。生物学领域的成就已使人类不仅能驱除疾病、免除痛苦,而且能
获得“幸福”“愉悦”“青春”的感受。换句话说,你遇到的痛苦、烦恼,你追求
的幸福、欢乐,你经历的爱情、友谊,都可简约为若干种若干组高分子的表达。
例如“电脑”。在电子革命、信息革命的光辉下,人类日益把自己变成与农耕
社会不同又相似的马铃薯一样的居民个体。人类足不出户,可以工作、生活,随心
所欲。就是说,人作为一个物种获取外界能量(?)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物质文明的成就就像一个敬业的技师,小心翼翼地护卫修理他的机器。这机器
不是别的,是人,个体的人。精致一点儿,精致一点儿,再精致一点;是女人的脸,
靓丽一点儿,再靓丽一点儿,并且永葆青春靓丽。
这可能是资本主义最好的东西了。即在修修补补中,在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中
人类社会成为“水晶球”那样光亮可爱的事物。一方面,物质生活日益变得舒适,
另一方面,个体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而孤立。“政治正确性”就是这样实践着自由、
平等、博爱、公正的观念。当然,观念的“正确性”与行为的隔膜是共存的。
这种变异也同样冲击着我们的民族。同时,处于前现代社会中的我们不仅受此
冲击,还面临着自己解放自己、摆脱奴役束缚、提高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创建一
个“人”的社会的任务。《我在祖国的玉林》,曾不无心酸地看到:
越往前行,风景越秀嫩。然而,时间的感觉却是倒流。几年前的样子,几十年
前的样子,几百年前的样子。从城市的现代建筑,到红砖的瓦房,到土坯房,到山
坡上搭盖的茅草房。从水泥路,到柏油路,到沙石路,到土路,到没有路的路。就
这样回到了恍若中古世纪的地方。青山、绿水、长着庄稼的农田、土路、牛羊,一
个个衣衫破败似乎就是手工织就的土布裹着的“土人”。时间停顿。路边牧羊的老
爷爷或割草的农村妇女和她身边脏乎乎的可爱的孩子,会抬眼空洞地看着我们或我
们乘坐的轿车。令人酸楚地想到蚁民。像牛羊一样的性命哪,只是一个个的生物。
我还看到面临现代化转型中的人们所遭受的真实的苦难,在回乡看《父母》时,
我只能伤感地祈福说:
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全国
各地轰轰烈烈地进行,而开放则把中国社会引导到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同步的
信息传播的时代。
……这个阵痛打击面之广和延续的时间之长远非我们个人所能断语。但我总怀
着天真的想法儿,以为在中国“数千年亘古未有之变局”里,痛苦也罢,困惑也好,
就由我们这些受过这个民族教养的有一点儿知识也自认为坚强的一代人来承受吧。
让我们的父母安度晚年,至少让他们不再感到生活无着,要为衣食发愁、奔波。
但是,破坏的力量却在阻挠我们民族的新生。这种力量不反省我们自己建设得
如何,不努力创造价值,却在吞食、占有、抢掠、糟踏我们可怜的一点儿财富。鲁
迅曾对此表达了一个战士的愤怒,他知道这种力量组成无物之阵,以各种好的名目
在我们中间出现: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慈善家、
名流、青年、雅人、官吏……他知道这是些什么样的东西:西崽、二丑、头羊、拿
钢刀和操软刀的……这种力量每天都在我们的社会里奔突、冲撞。政治的、经济的、
文化的,交织在一起,既构成末日般沉闷、荒诞又无行的一幕活剧,又将使我们时
代再次沦为民族治乱循环中的一个阶段。
例如,建筑,这可见的“实绩”是蒙混不了任何人的。“希同帽”,北京市民
几乎都知道这有“古色古香”体现古都风范的建筑样式,是有名的前北京市最高官
员陈希同先生的杰作,但除当政者的力量外,不也有最初设计蓝图者的功劳吗?如
果这可以归咎陈希同先生们,那么,长安街上的瓦片、大肚子之类的建筑又该归咎
于谁呢?再放眼我们的国家,据说我们民族有希望而且也正在崛起的证据之一就是
全国都在建设,经济搞活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工地,但这些建筑有多少在质量上、在
文化内涵上是能够长存的呢?不能不承认,我们甚至不如我们的古人,古中国建筑
放在世界诸民族建筑之林里亦毫无愧色,而当代的中国建筑,只是十足地表现出粗
俗、低能、小家子气。从这些新起的建筑里,看不到有任何能表现一个民族的力量、
气魄、精神、风范……的痕迹。似乎一个民族萎缩了。在诗歌、绘画、小说、音乐、
影视……等领域里,同样如此。我们似乎再也没有精神力量和原创思维,我们的作
品,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实践,都只是浅近功利的,是病态的,是粗鄙无文、
过眼烟云的。在《论土人文化——千岛湖事件两周年祭》中,我沉痛地想到:
我们号称是有五千年文明累积的民族国家,……但我们这种发展进步的实际情
形却像是生态环境被毁灭成一片光秃秃的泥土,我们浑身是土是渣地垒土造屋,新
的一轮循环来了,这些建筑又被推倒重来。在历史的进程里,当然是英雄辈出,财
产财富大规模地积累。但在历史的涵咏中,在我们的土地上,哪里还能找到一丝痕
迹,蕴藉的风流人文,作为我们生命的起点和原因,作为我们生命的营养和财富?
那些伟大的建筑、工程,那些杰出的绘画,那些英雄圣贤、那些名胜古迹……
必须灭得无踪无影?我们悠久的历史丰富得一无所有。我们的辽阔土地上的有数的
几大名楼,武汉黄鹤楼、云南大观楼、湖南岳阳楼、南昌滕王阁,无一不曾被毁。
滕王阁在唐朝以后,毁而重建达29次之多,而黄鹤楼在80年代重建之后,谁还
能找见千年前的陈迹幽情?
其结果是,教育孩子,我们只能是托付给一个跟我们一样粗鄙无文的野蛮环境。
我们的孩子就会被他们窥见的半真理利用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们也难以醒悟:
他们知识的源头是非自然的、他们修身的起点是非文明的,他们做人的原则是不健
全的。
……我们自己,不也“土”得令人憎恨恶心吗?在当代,一个对财产、财富、
权力分割的变革转型时代,我们每天能听到我们自己创造的成果:北京的鲁迅故居
将被拆毁,因为房地产商可以利用其级差地租发财;辽宁的某新华书店被迫迁离
“黄金地段”;郑州柜台出售以日本战舰命名的舰船模型生意火爆;在山东地面光
天化日之下的一场强奸无人制止。……其结果就是那同样不合人性不可理喻的千岛
湖事件。
现在看来,我的论述还是太善良了一点。当代的情形,是无须通过战争、改朝
换代来毁灭财富的,是无须通过民族性格中的土人特征和毁灭欲望来摧残民族文化
积累的。当代的情形证明,我们已停止了创造财富、积累文明,或说,我们生产的
产品本身就是次品、赝品、假冒伪劣,是用来蒙骗他人的陈腐的喜剧材料。我曾经
像顾炎武一样自责:“士大夫之无耻,乃为国耻”。在《国耻》中,我写道:
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是非常愿意从是非的角度做文章的。例如,香港,199
7年就要收回这个地方了。我们的媒介连篇累牍地在做香港的文章。到处都有关于
“香港回归还有××天”的揭示标牌。我们是如此张扬这一事件的“光荣”。许多
人都在以差不多相同的心态迎接这一“盛典”。……一百多年前的小渔村,别人抢
占了,经营得比我们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繁荣、发达,现在又拱手交还给我们,这有
什么光荣?而我们一百多年前胜过那小渔村的许多地方,现在有多少变化,有些地
方甚至跟一百多年前没有什么区别,这不是耻辱又是什么?我们经常为以占7%的
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沾沾自喜,却没有想想早在西元前一个世纪中国
就发明了新农具和新耕作法,也就是我们现在广大的农村赖以使用的农具和耕作法,
西汉时期的亩产达到了二百斤,为什么两千年后我们的一部分地方还达不到这个水
平?这是过去中国人的光荣,还是现在中国人的耻辱?所以,从光荣是非的角度张
扬,我们仍没落实到“点儿”上,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没有对真正的文
明、价值的理解和信仰。我们对自己和异族的理解还停留在夷夏之别的水平上。在
时间长河里既没有执着地追捕真凶,又没有反省自己的罪责。从这一意义上说,有
必要重新认识日本,检讨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有必要把香港回归的日子定为国耻日。
……一个13亿人口的民族是多么庞大、壮观,又是多么不祥、危险和不吉利。
生物学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物种在数量上的庞大又如何以质的衰败为代价的。……
这13亿人,它已经不是一片丛林,但它却迟迟未能进入文明。它还在吃人,但超
逻辑,超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不可理喻。
这篇文章在发表时,编辑将这些文字删去了。它确实偏激了一点儿。但比起吾
国的才俊之辈对吾国文明的赞美来也算不得什么,人们闭口不谈问题、苦难、天下
兴亡——朴素一点儿,我们这个共有的社群的安危、进步——而去歌舞升平,去自
夸天下第一,要与别人例如美国叫板,去思考我们富了以后救天下“为万世开太平”……
面对这些,我们能说出什么呢?“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
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
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
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
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难怪鲁迅这么说: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
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
永远的诅咒!
我在重复。我在转述,更多地,转述自己的文章。一方面,在边缘写作中,我
努力尽了一个写作者的言责,我以为自己没有放弃对国家、社会、文明的责任,或
者说,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我对共有的社群尽了一个人的责任。另一方面,我
做的远远不够,思考远不深入连贯。尤其是,近来写得很少。因而,在交待、检查
自己生活轨迹时,只能重述以前的内容,甚至一些叙述的语言材料也来自我以前的
写作。我发表过几首诗,朋友们在介绍时也往往称我是一个诗人,一个搞文学的,
这让我惶惑。我最近的一首诗是1994年春天《在孩子们中间》写的:
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你们祝福
是深宫里的至真至纯,伊甸园里的歌
人给出了自己,不朽的作品
你们何幸,你们何欢乐
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你们祝福
那条蛇婉蜒着一条路跟踪
人生就为你们窥见的半真理利用
你们何辜,你们何苦
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你们祝福
生命在生命之初,运动
不是缘自一种希望,静止
也非它自己的绝望,与自然相恋
一切都是花开,是舞蹈
你们何美,你们何自然
而现在,我只能为自己祝福。人类社会的细胞不再是家庭、个人而是公司、单
位、组织这样的共同体,在这样的细胞里生活,随时担心自己吃的、住的,不知道
下一个月、半年后、明年……会找一个什么样的“窝”安身,每天得坐班,投身于
事务之中,且节奏越来越快。在这种现代化进程里、在人类新的生活样式中没有时
间思考。
实际情形是,精神“像梦魇一样缠压在我的心头”,一段时间里没能与精神亲
近:读书,写点儿什么,我就会坐立不安。经常因为思想而失眠,经常因为写作的
冲动在上班的时间内得不到实现而苍惶不已,“我像是在体验。做这些事时,我的
灵魂,如果有的话,是在另外的地方”,经常因为外界和内心的冲动而郁结、消耗
了自己。我的朋友兰峰先生自况白天做人,晚上做鬼,他为白天不得不打工,夜间
拦阻不了“魔鬼夜访”(钱钟书语)而苦恼。对我来说,做人和做鬼是难解难分地
纠结在一起。
当无限量的词汇向我涌来
亲爱的,正如这黑压压的人群在我心中
我只能向你呈现我的悲哀和感动
我因此常常以为自己在重复瞿秋白《多余的话》里的心路。前几年,我还写诗
表白自己:
无人声,我却从梦中惊醒
感味着无边的静默和空音
在这样死寂的夜晚
是否会有人想起
这正是他所喜爱的境界
他常常有这种苍凉的情怀
当晨光初显,又一天来临
朝阳缠绵地与露珠接吻
到处是温柔和流动的清新
朋友们会不会说
好久没有了他的音讯
他是可爱的,虽然不懂得世故人情
如果有价和无价值的又一次被撕破
闹市里人声此起彼伏
如果林花正慢慢地离枝坠落
也许会有人遗憾
他这人会像孩子一样忧伤,欢欣
他倒是会发现和创造生活的意境
我爱过少女,孩子,都市和乡村
我爱过宁静等死的黄昏
还有抬起双眼绝望得空洞的人们
造物主可会留意拯救的可能
他的目光曾热切地注视过他们
但没做什么,如今他又走入梦境
现在,我只想得到“永久的休息”,跟文学告别,做一个休息者,旁观者。我
确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大的欲望野心,出生农家没有成为农民反而生就一副柔弱
的心性。“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常怀疑自己有什么不对,是一个什么错误,
不该来到这个人欲横流、刀光剑影的娑婆世界。在《灵台种种》自序中,我还能挟
表春之气激昂地表白:
我被奔腾的人潮裹挟去,几乎踩死,原来这是时代的必然,是时代要求我作为
牺牲。而我不甘心自己的湮没,就把自己点燃,又或者自己成为火把是神的阴谋,
畏天悯人,忧生患死,照明一时一地,我的燃烧不可避免与人心、现在正进行的夜、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有关。
这种昨天的文学的东西于我已恍若隔世。我在疲劳,疼痛,苦累中挣扎,虽然
里尔克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我却仿佛连挺住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想停留下来,让自己得到永久的休息,冷眼打量人类社会和我们求做奴隶的时代,
像我为自己描述的那样:“日子就这样从容地向前,在我们专注的地方,它也仍能
缤纷地展开。”但是,不能够,我们求做奴隶而不得,我们的心是这样地恐惧,沉
重又飘忽。我有时想,那些生活在技术文明里,“幸福”地享用现代化的人们在想
些什么呢?他们也许一生都有福呵,远离污泥里猪一样生活着的我们。或者对“共
同体”的伤害只有在他们身后才会表现出来,如彼拉多正告要求杀害人之子耶稣的
众人: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由你们的子孙承担。我有时又恶意地想,或者他
们也一样,不过他们的污泥已由《动物庄园》式的《美丽的新世界》包装过了。
这种文学性的想象其实无益,离我们太远,想也没用。我其实宁愿做一个“逍
遥”的看客。可是我们不得不付出,不得不努力,我不得不在人市里掂量我“性命
的斤两”,我们不能免俗。穆旦,我接触后就视为兄长的伟大诗人,曾以平淡的心
情写人生的觉悟,“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每一个人
在生死流转的宇宙大化里都是如此。我们都要耗尽自己,然而有那么多不幸的人们,
而居然人们也能熟视无睹,我怀疑在自己与环境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多年的消耗,
挣扎,使我常常想背叛人类,远离人类。我愿意跟美好的事物接触,跟他们在一起
是多么有福呵!在《众生北辰后记》里我提到跟人写信说,非常想再读一读屈原的
《离骚》、佛经、《旧约·诗篇》。现在,同样如此,不过,还想再看一看《多余
的话》,还想请王康吃饭——我说过要给他写信却迟迟没有寄出,还有,再读一读
帕斯捷尔纳克的《客西马尼园》:
但生命的书已翻到最珍贵的一页,
这一页比什么都神圣。
已经写下的就应该实现,
就让它应验吧。阿门。
你看,时代的流逝像寓言,
在流逝中会化为火焰。
为了证明其博大深远,
我将甘愿受苦,走进坟墓。
我走进坟墓,三天后复活,
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
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
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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