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

特别感谢作者时殷弘先生在本站首发此文       

                             时殷弘

    ◎“安全两难”的概念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际紧张、对立冲突的生成机理的最著名概念，大概
是“安全两难”（security delimma）。

    按照这个概念的提出者约翰·赫兹（John Herz ）的界定，凡在国家间“共处
但未结成较高的统一”的场合，或者说在缺乏“可以对它们施加行为标准、并且由
此保护它们彼此免遭对方攻击的较高权威”的场合，总是存在着下面这样的安全两
难问题：每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安全势必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
和权势，而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和权势以防不测，
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这样一种作用和反作用恶性循环，源出于国
际无政府（亦无有效的共同行为标准）状态中国家间必有的互相猜疑和互相惧怕，
其中包含着敌意和紧张滋生的逻辑必然性，并且在没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显然难免
步步升级为对抗和冲突。

    安全两难概念有其不容忽视的简单化和片面性弊病。它完全不考虑各种制约国
际矛盾、缓和国际对立甚至促进国际合作的主客观动因，多少夸大了安全问题上互
相疑惧心理在国际紧张、对立和冲突形成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实在的重大利益抵触
和竞争更经常地构成更深刻的敌对根源。不仅如此，用安全两难模式来看待国际对
立还往往会有道德相对主义或道德等同论之弊，即认为双方俱受安全动机和关于对
方意图的错误疑惧支配，谈不上有是非好坏的区别，而事实上这区别往往是存在的。

    但从另一方面说，安全两难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有形势，作为其由来和主要
特征的互相疑惧也的确构成国际紧张、对立和冲突的一类常见缘由。在明了安全两
难概念弊病的前提下，仍需承认它有颇大的真理性，不失为考察相关的国际政治局
势时饶有价值的一项理论参照。

    ◎东亚国际政治中的安全两难

    在当今世界，东亚（就本文来说包括印巴次大陆和西太平洋）无疑是安全两难
局面显现得最广泛、最突出的一个区域，虽然中近东在这方面也很靠前。在二战后
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朝鲜半岛南北两部之间的关系差不多一直可称安全两难的
一大经典实例。朝鲜就其相对于本身人口和财力规模而言世界首屈一指的庞大军队、
它对先进武器的可谓倾其全力的追求、它那最高程度集权的社会政治管制，多半源
于韩美同盟的军事实力、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及其控制全半岛意图（不管这意图现
在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想象出来的）在它那里引起并不时加剧的安全疑惧。

    在韩国与其美国保护者方面，对朝鲜的疑惧可以说同样强烈，并且同样导致军
事安全戒备的不断维持和强化，为此韩国付出的人力财力以及政策注意力之巨，在
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间大概绝无仅有。不但如此，半岛内的安全两难还有一个不时引
起人们注意的附版，即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安全两难。日本维持着美国以外居于世界
最前列的军事开支规模和几乎最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其设定的功能固然不能相信
主要在于以朝鲜为假想敌的自卫，但如果认为想象中的朝鲜军事威胁不是保持和加
强日本武力的一大动因，肯定也不符合事理。反过来对于朝鲜方面，这一东邻宿敌
拥有的强大武力会如何加剧其安全担忧，并且如何在韩美军事同盟之外进一步刺激
其备战冲动，亦属可想而知。在东亚的另一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同样也长达半
个世纪之久的敌对提供了安全两难的另一个范例，尽管历史宿怨和对于克什米尔的
争夺构成彼此安全疑惧外至关重要的敌意源泉。无论是数次印巴战争，还是竞相追
求外部支援的印巴外交角逐，或是近年来彼此针锋相对的印巴核武研制和核爆实验，
都同安全两难机理密切相关，都有力地促进了次大陆国际疑惧和反疑惧、作用和反
作用的恶性循环。诚然，人们不应当忽视朝韩、印巴以及日朝之间时有的缓和试探
与相关的对话和谈判，但迄今为止它们大多是过眼烟云。即使对于眼下的朝韩首脑
破天荒的首次会晤，其真正结果也应当在怀抱真切希望的同时，审慎地拭目以待。

    在当今东亚国际政治中，意义特别广泛和深远的是中美以及中日之间的安全两
难，虽然同时存在的彼此协调甚至局部合作因素使之以多少是“缓解了的”而非
“激烈的”方式存在。在此不必重述中国方面对美国以及日本所持的颇为严重的安
全担忧，也不必在此肯定这一安全担忧基本合理或正确（见本作者所著《关于中美
日关系的严峻现状》一文，载于《大公报》2000年5 月31日）。这里需要说的是，
美国以及日本的对华态度、政策和舆论颇大程度上受对华安全疑惧影响，不管这疑
惧在中国人看来是何等离奇，也不管“安全”在此对美国来说，实际上大半意味着保

    持它的战略——政治超强地位和霸权优势，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理解的安全
很不相同。在体现这种安全疑惧方面，兰德公司最近发表的一项长篇论著——《解
释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Michael D.Seaine and Ashley J.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 ，and Future）很有代
表性。它提出两组原因，来论说一个真正强大起来的中国很可能采取咄咄逼人的强
权态势。第一组原因出于对中国本身的历史经历，它们包括：中国对于自己古昔辉
煌伟大的历史记忆和重获先前显赫荣光的复兴渴求；中国雪洗鸦片战争后百年民族
耻辱的强烈意愿；中国再创传统的“华夏中心世界秩序”的支配欲望；中国关于自
己在历史上的外部安全主要由能够控制周边战略地带的强大国家力量来保证的信念
等等。至于第二组原因，则主要在于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疑惧法则和决定强国兴衰、
驱动霸权争夺的“权势转移”（power transition）机理，即（１）“世界政治中
的正常竞争迫使每个国家不断追求增长国力国势以保持安全”；（２）“新兴强国
在力争重构现存国际体系以更好地支持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要求的同时，往往采取咄
咄逼人的政治态势”。后一机理被认为也同安全疑惧密切相关，因为这疑惧会使兴
起中的强国“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涉及使用武力的咄咄逼人行动，来保护自己
节节增长的（权势）资产免遭别国可能的掠取”。如果将此类“中国威胁”言论仅
仅看作蓄意的反华宣传，那就太简单化了。它们虽然决非真理，但就其大部分表达
者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出自真实的对话疑惧。不仅如此，有的疑惧者自己也明白，
这疑惧会驱使美国作出自我认识反应性的反华行动，而这些行动反过来只会加剧中
国的被威胁感，导致中国“为准备招架衰弱中的头号强国可能发动的任何‘预防性
战争’而更加速积累力量的努力”。这就是想象中的“激烈”形式的安全两难，它
正倾向于逐渐取代“缓和了的”安全两难。

    安全两难还多少存在于中国与印度、中国与若干东南亚邻国之间的关系中。除
开宿怨和目前已搁置但毕竟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不谈，中印两国相邻、又都是逐渐
兴起中的巨型强国这事实本身，就使得安全两难之形成至少不易避免。近年来印度
政府高级官员曾多次公开声称存在“中国威胁”，以此作为印度研制核武器和战略
导弹并大力扩充常规军备的理由之一。可以肯定，这样一类言论同其西方对应物一
样，部分地出于真实的安全恐惧，虽然事实上中国既无任何扩张行为，又无任何扩
张意图。在中国人关于印度发展前景的揣测方面，大概也有着中长期性的安全担忧。

    凡其邻国，谁能对一个正在建立核武库和节节扩充军备、同时又拥有庞大国力
基础并怀抱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印度感到安全放心？至于中国与若干东南亚邻国之
间的安全两难，仅就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而言似乎并不存在，因为这里的安全疑
惧乍一看来只是单边的，即东南亚小国隐约地惧怕中国（这惧怕同样离奇但真实）
——一个正在兴起中的巨型强邻。然而，考虑到关于中国版图内南海诸岛屿的实在
和潜在争端，就很可以理解中国会就相关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自然资源持有安全担
忧，何况外部大国可能利用南海问题刻意增加中国在总的地缘战略处境方面的困难。

    ◎出路：东亚区域安全体制

    综上所述，安全两难是国际政治中的常有形式模式，构成国际紧张、对立和冲
突的一类常见缘由，而东亚差不多遍布安全两难。不仅如此，在东亚诸大安全两难
中，中国处于其内的超过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不论其他因素，中国便是东亚各国
中未来安全境况几乎最成问题的一个国家。因此，争取大大缓解（甚至基本上跳出）

    安全两难，对东亚区域安全和中国安全有根本意义。如何做到这一点？关于多
边国际体制的理论提供了最一般的指南。用这方面的著名理论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的话说，多边国际体制所以能够大大缓解安全两难，概而言之是
他们“提供了一种塑造期望的框架”。“它们允许人相信将不会发生冲突。它们延
展未来的朕兆，减轻安全两难的激烈程度。它们缓解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的无政
府状态效应……国际体制限制了无政府状态并使之稳定下来，其时人们便能够去形
成和平的期望。”

    这里限于篇幅，不具体说明多边国际体制究竟通过哪些方面的作用来塑造和巩
固这样的期望，但有一点是许多理论家所确认的，那就是这些方面的作用结合起来，
可以“创造出一种稳定的和平期望在其中发育形成的气候”。在当今世界上，有两
个部分地重叠的地区——北大西洋地区和中、西欧已在比较特殊的历史、经济和政
治文化条件下形成了很成熟的内部多边安全体制，以致在其成员互相间的关系中使
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已成为甚至难以想象的。在中、南美洲和非洲以及某些次区域地
区（包括东盟框架内的东南亚和中、俄、哈、吉、塔五国协定框架中的中亚边境地
区等等），也已有了发育程度个不相同的多边安全体制，对维护区域和次区域内部
和平与安全作出了不等的贡献。差不多可以说，唯独在东亚全无区域安全体制，哪
怕是胚芽形态的，而且谈得上初步成型的次区域安全体制也近乎绝无仅有。

    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很可能使得存在众多安全两难格局的东亚成为新世纪前期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因此，争取逐步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应当成为所有
有关国家（特别是有关大国）头等重要、并且相当紧迫的外交任务。

    如前所说，这一任务对中国的中长期安全有根本意义。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东亚
的地缘政治构造，连同其他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因素，决定了对中国安全
的实在或潜在威胁是格外地多方位的。所有这些威胁不是正在、就是将有可能严重
影响中国的安宁，分散或干扰中国的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向，从而或多或少地损害中
国的发展速度和富强前景，并且很可能给我们造成说不定什么时候数难并发就很不
容易对付的战略困境。因此，任重道远的中国需认真考虑寻求通盘地缓解甚或解决
方法，而不总是一一予以对付。这种方法大概就在于逐渐形成东亚区域多边安全体
制，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强国在其中参与发挥全面主导作用。如果这一体制得以创设
并逐渐发育，中国面临的至少很大一部分实在和潜在威胁就会随之渐趋淡化甚或消
退，区域内重大国际争端则起码可以被纳入有利于中国安全和区域共同安全的和平
制度中去处理。当然，象其他一些国际体制一样，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对中国很可能
也有不够有利或不利的方面，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鉴于中国的中长期安全环
境严重麻烦，而仅靠传统的国家自助（national self-help）无法根本解决、反而
可能加剧多项安全两难，因此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对中国肯定利大于弊；第二，归因
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各类多边国际体制的实践，中国已经有经验、有能力用区
别对待的战略和策略来处理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包含的种种问题，能够做到明辨得失，
趋利避害。

    最后应当指出，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可以、也应当与一系列同样尚待创设和发育
的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共存，并且在必要和可行的范围内把它们当中的某些整合进
来，同时与它们当中的另一些建立结构和运行两方面的制度化联系。在错综复杂的
东亚，如果没有次区域体制，全区域体制就很可能是一幢无从构建的想象中的空中
楼阁，一部既使创设出来也难以有效处理中东次区域安全问题的笨拙装置。但更重
要的是，如果只有次区域体制，那么涉及全区域多类问题、多个国家并且具有全局
意义的中美间安全两难（长远来说可能还有中日、中印间安全两难）就难以得到足
够缓解甚至真正处理，而且中国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面所说的很不利的安全
环境和战略环境。不仅如此，由于东亚的几乎所有次区域安全两难都直接涉及外部
大国，因而除非把它们全部包括进来，次区域安全体制本身无法独自制度化地处理
全部基本问题。  

特别感谢小雅斋站长柴子文辛苦打字录入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