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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
◎ “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之一：我来主持“长江《读书》奖”评选
活动／岂好事哉——
http://www.cReader.com 2000-06-27
一
文友之间最近交换的全是有关“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的种种意见。先是
吃惊，继而觉得对此项活动发表议论纯属多此一举：在中国遍地污泥浊水之际，又
岂能对“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寄以厚望？在人人不拿白不拿的世风薰陶下，
要求“长江《读书》奖”的评委们不“近水楼台先得奖”，岂不是要求他们“举世
皆浊我独清”，评论者们凭什么要求人家不按时下通行的腐败规则办理？难道有谁
给了评委们一笔丰厚的“养廉银”？
代“长江《读书》奖”评委们抱不平的同时，我便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
题是设若此次奖项没有涉及到数额如此巨大的奖金，情况可能会简单一些。二是评
委们如果按国际惯例办，也不会导致众口汹汹。我仔细翻了翻“长江《读书》奖评
审公告（载于《读书》杂志2000年第6 期末三页），尤其是看到第四项读者评选著
作奖的五篇没给定书目，仅仅由读者群体自发推选出来的候选书目时，便觉得大笔
奖金当真害人不浅，因为正是这大笔”阿堵物“以及学术界相倚相靠的机制使评委
们已没法超越利益牵制，做出了眼光远低于读者群体的如此判断，弄得非议迭起，
让世人看低。况且，评议者们就算自己来主持这一奖项的评议工作，就敢保证自己
定然能超越利害计较，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这”三公“原则的要求么？
好在笔者平常也好读书，对学界情况也算了如指掌，这次被推选的书籍有不少
我也曾读过，于是便产生了主持“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的欲望，因无奖金之
虞，又是匿名评审，无得罪学界大佬之虞，只不过在纸面上过一把瘾，算是考较自
己对学界情况的了解程度吧。
二
先是确定评选规则。愚意以为，由著名的《读书》杂志主办的所谓“长江《读
书》奖评选活动”，顾名思义应该是由读者推选，因为《读书》杂志的读者在国人
当中，当属有些文化层次的人群，这一点也一直是《读书》杂志引以为自豪的一点。
简言之，《读书》杂志的读者喜欢读的书（或文章）应该说在思想性、学术性
方面有一定代表性，以此为评选规则，大致上错不到哪里去。
再来看评选出来的得奖著作。
以特别荣誉奖得奖著作《费孝通文集》为例，因不涉金钱，仅是特别荣誉，与
金钱腐败无涉，而与学术界之风气有涉。笔者不知这荣誉授予的标准是什么？是作
者的政治地位还是学术地位？抑或是著作的政治影响或学术影响？如以作者的政治
地位为准绳，费老的地位似乎远不如某些选集的著者显耀，学术地位也从来不是学
界执牛耳者。如以政治或学术影响为准绳，费老一生只有两本书，一是调查报告
《江村经济》，二是论著《乡土中国》能够立于后世。但论其影响，却远不如与其
同时并世而立的范文澜、郭沫若甚至后起的胡绳先生。范、郭二位的著作当年挟政
治影响之威与两先生在学术界位势之尊，凡治学者案头必备一套，相信我辈至今也
未敢以脱离其思想影响自矜。而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
争到五四运动》也为学人所熟知，从其所涉问题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之大，费著都远
逊于这几位学界前辈——这样说有点得罪费先生，但请费先生海涵，因智者自明，
本无须后生小辈来言三语四，要怪只能怪这次评选活动，是评选结果迫使笔者开罪
费老。
不过时移势易，能经得住时间淘洗的往往是有生命痛感且以良心面对历史的著
作。前面三位先生的著作因种种原因现在颇遭非议。所以笔者建议这项特别荣誉奖
应该颁给韦君宜先生。因为她在临终前以大彻大悟之心，从容面对一生经历，写下
字字沥血的《思痛录》。如果以社会良心为准绳，韦君宜先生灵台澄澈后承认自己
一生长期从事的工作都是在编造与出版谎言，应该获此特别荣誉，这总比将许多应
景之作收进去的《费孝通文集》要好得多，对后世的示范效应也好得多。
专家著作奖共评了五本，其中四本如《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
想与信仰世界》应该都属于史学著作范畴。曾是显学的历史学近二十年垮得稀里哗
啦，原因有二：一是史学研究体系有严重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作为统治借鉴的作用
已经丧失，因为现在在面临的问题全部都是新问题。在历史学很不景气、史学已成
“死学”的今天，“长江《读书》奖”力挽狂澜于既倒，将大部分奖项慷慨地送与
已经步履蹒跚、日薄西山的史学界，应该有助于史学复兴，但相信这几本发行量均
在三两千册以内的书，《读书》的读者们大概很少读过。凭良心说，这四本书都可
算入出版后中国文化史没有增添太多的光彩，不出版也未必有什么太多遗憾的著作
之列。倒是被专家评委们遗漏的另一部史学著作如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一
书，算得上史学界一颗明珠。这部书彻底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在史学体例上一
空依傍，认真梳理了中国历史上最繁杂难解的鸦片战争时期，给中国的史学界带来
了生机，其影响远非上述四本著作所能企及。没有这本书，中国当代史学定然会有
遗憾。从读者投票没有遗忘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来看，评委“专家”们自应
检讨“为什么我们的灵台竟还不如读者们澄澈”这一问题，以免下次再犯类似错误。
最值得讨论的自然是《汪晖自选集》。这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笔者手头也有一本。说老实话，里面的文章大都属于读之无味，也无新鲜的思想火
花迸出那一类。用一位老前辈的话来说，连文字都有欠清通。我一直奇怪，为什么
汪晖先生以此等文字在中国能享有如此之大的声誉？真是世无英雄么？有人说文集
不能获著作奖，道理成立，但现在就退一步承认文集可以获奖，也轮不到汪晖。只
说同是为文的朱学勤，他先后出过的两本文集《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
的革命》中就收有不少佳作。我至今还记得读他《我们需要灵魂的拷问》、《思想
史上的失踪者》那些思想文字俱茂的文章时心中所燃烧起的激情。九十年代知识界
的热门话语，几乎都与他有关，比如文化讨论热，比如重读顾准，比如寻找“六八
年人”。 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的今天，一个人能在十余年内
引领知识界话语并保持强劲不衰之势，是不应该被这个据说是很重要的奖项遗忘的。
再说文章奖。这个奖共评了四篇，说老实话，对评温铁军先生那篇《三农问题：
世纪末的反思》我是心服口服，因为温先生厚积薄发，以高屋建瓴之势，挟多年沉
潜研究之功，将一个半世纪的“三农”问题写得非常透彻，研究农业问题的学者们
大多自认自己为文也难达到此等高度。而其余三篇说老实话我看不出太多的佳处，
读读可也，但说它们思想创意与文字水平高出于《读书》的其他许多文章，恐怕也
是评委们的眼光独到之处吧。
三
值得肯定的是“读者评选著作奖”这一项。因为这是读者们自己选的，没有利
害考虑，也没有与学界大佬相倚相恃之利益计较，倒还真是选出了几部有口皆碑的
佳作。
愚意以为，这些著作中，首推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自1998年此书
一出，仅从当时的评论来说，就有风生雷动之效，成了党政军学企各界人士争读的
著作。溯其原因，主要在于这本书是作者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德勇气，用“最
经济的方式，解释了最难缠的现实问题”，将中国改革过程中权力资本化这一过程
解剖得相当透彻，对中国未来走势（拉美化倾向）也预测得相当准确，牢牢地把握
了时代脉博。此书的意义还在于其对中国学界那种依附权力的庙堂之作，比附西学
的空疏学风形成了巨大挑战。可以说，这本书的许多看法不但成了许多中国人现在
认识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也激起了许多原来对社会科学不感兴趣的读者对社会科学
的兴趣。同为三联书店主办的《三联生活周刊》在评选二十五位时代人物时，只挑
选了一位知识界人士作为代表，那就是何清涟，文中誉其“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
算是有眼光之举。而另一评论更认为“昔有斯托夫人之《汤姆叔叔的小屋》、卡逊
夫人的《寂静的春天》，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完全可以与之比肩而立。”众所
周知，《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南北战争解放黑奴运动的导火线，《寂静的春天》是
现代环保运动的先驱，这评价可谓不低。
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前文已评过，此处不再饶舌。这里再谈陆键东先生
的《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此书当年之热销情景，读书人应该记忆犹新。
这本书打动人心之处在于：作者通过解构陈寅恪先生最后二十年生活，将中国
知识分子与当时政权之间那种至今仍然让人无法坦然面对的关系作了透彻的分析。
一代文运，一代国运都已通过传统史学的最后代表者作了很有意义的展示，让人唏
嘘之余还能想得更多，更深，更远。
钱理群先生号召大家《学魂重铸》，其情也慷，其辞也慨，大概读过这本著作
的人都能领略其风采。不过钱先生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重铸学魂”
这一伟业就由钱先生在“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开始做起，以慰天下读书
人敬重先生之心。
不过读者的选票虽然集中在这几本著作上，但从前三个奖项的“评委集体行动
的逻辑”推断，不敢保证这几本书在复选中就能公允地评出来，因为选票的数量也
大有可操作余地。有人说，为了让这次评选活动免于耻辱，评委们最好是让《现代
化的陷阱》当选。其实，这本书就算是当选，恐怕也未必能让这次评选活动免于耻
辱。倒是何清涟女士如果去领这个奖，恐怕有负天下读书人之心。
仅从读者们自发推选的著作与评委们选出的著作来看，其思想性、学术造诣及
文字的流畅都高下立判。让人不由得想起伟大领袖那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来。
那话我一直不太喜欢，因为“群众”这一有太多政治色彩的集体名词曾被滥用
得太厉害，但这次却又不得不承认其正确性，真是让人颇为伤心。可以说，这次
“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的结果真是有点侮辱《读书》杂志的读者的智慧，大
伤读者之情。余也好事，在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中，
在纸面上充当一下评选活动的主持人，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笔者的评点得当与否？
◎“百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之二：从《读书》事件看理性的重要性／任
东来——
http://www.cReader.com 2000-06-28
本来，《读书》“长江奖”的评选是读书界的一件幸事。但大概出乎所有人的
预料，评奖竟然评出了一个《读书》事件。据笔者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观察，这个事
件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内容，一是有人评判这个奖有失公允，基本上是《读书》自己
的人（编者和作者）给自己评奖，谓之创“中国学术腐败之新高”；二是由此引发
了一些人对《读书》这两年来立场的不满，即所谓“新左派”把持和控制了《读书》，
使之成为宗派的刊物；三是对《读书》的批评引发了一场斯文扫地的人身攻击。在
香港的《读书》作者、长江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甘阳在没有弄清楚批评他的文章作者
的情况下，用典型的文革大批判语言对《读书》的原主编沈昌文先生进行了令人难
以置信的、近乎于疯狂的攻击。
坦率地讲，《读书》以自己的影响搞到赞助，创立大奖，确定评选规则，选择
它所熟悉和信赖人（基本上都是它的作者）组成它所喜欢的评奖委员会，评出他们
所认为的优秀著作和论文，实在是合情合理，也有它的个性，他人不宜过多指责。
比如，读书长江奖的获奖著作以思想史为多，就反映了《读书》及评奖委员会
的旨趣。长此以往，未见得就是坏事，至少可以逐步使该奖项成为国内思想史研究
领域中的权威奖项。
不过，即使按《读书》的旨趣，有些获奖著作可能是有争议的，比如葛兆光的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一书，曾经被上
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克艰非常严肃地批评过，指出它在方法、材料、
逻辑和语言上的许多问题（参见《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学术界》，2000年第一期，第124 －138 页）。至于这一批判是否公允，笔者无
力评判，但葛兆光至少应该出来回应和说明一下，评选委员会也应该对批评意见加
以考虑，以保证长江奖的权威性（至少是在思想史领域）。当然，这种失误对首次
长江奖评选来说，或许是难免的。
因此，这样的失误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要命的是，“读书人”太自以为是了，
把长江奖似乎看作是中国民间学术奖之最，要知道奖金数额之最决不意味着奖项水
平之最。而“读书人”看来忘了这一基本的常识，为了说明自己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读书人”甚至告诉新闻界，它的评奖方式 “取经诺贝尔”，即在完全“拷贝”
诺贝尔科学评奖方法之后，又补充了更为严格的学术民主评奖条例。我不知道
“读书人”是否真的象有的评论所猜测的那样，“想把这一奖项办成最权威、最公
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它永远摆脱不了别人对它
的诟病。
至于《读书》风格的变化，可谓见仁见智。虽然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但学术杂
志毕竟还要听编委会的。更何况，《读书》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杂志，而是
一个思想评论的杂志。应该说，在这类杂志中，编辑的个人作用非常大。甚至在美
国这样开放和自由的国家，象《新共和》、《纽约客》、《大西洋月刊》这类杂志，
也常常会因为编辑的更换而改变某些风格。因此，《读书》因主编更换而出现一些
方针性变化，不见得就不正常。《读书》有权利根据环境和现实的需要来调整编辑
方针，虽然这可能会使《读书》的某些前辈和作者感到不快。
综上所述，《读书》事件中的前两个问题实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喜欢
《读书》原来风格的读者为《读书》风格的变化感到不满，甚至是愤怒，似乎是可
以理解的。唯一不可理解的是，作为《读书》作者，特别是读书长江奖评委的甘阳
在“无可奈何答昌文，百般不解说《读书》”一文中所持的态度和所使用的语言。
诸如“昌文不过是看准了今日中国知识界分裂混战的格局，因此出来混水摸鱼、
乘火打劫而已” .“这种卑劣的把戏，不要再玩下去了！因为谁都知道这不是事实，
而是彻头彻尾的恶意中伤！”这样骂似乎还不过瘾，以至于到最后，干脆就指责
“沈昌文到底是在装疯卖傻，还是真的神经错乱？因为这种血口喷人是实足从前上
海滩上专门出庭作伪证的小流氓的职业行为。我惟希望昌文宁可越老越糊涂，不要
变得越老越不要脸！”。 说句句心里话，我看到这些文字时，真希望甘阳先生能
出来辟谣说，这不是他的文字，而是别人冒用他的大名。但甘阳并没有出来这么作，
因此我只好认为这是甘阳先生的手笔。
甘阳先生的这种态度与语言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它是出自甘阳先生这样学人之
口，它不仅使甘阳先生的学术名誉受损，更使人们对甘阳先生的人品有了疑问。我
想，所有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那就是它已不是在讨论问题了，
而变成一种典型的泼妇骂街。退一步讲，即便沈昌文先生真的写了 “甘阳先生的
狐狸尾巴露了出来”（《读书》现任主编董秀玉女士已说明该文作者亦远并不是沈
昌文先生的笔名）一文，甘阳先生的反应也远远过了头。
据甘阳先生自己解释说，如果亦远的文章“是一个小混混写的骂街文章”，
他可以“置之不理”，但就是因为是沈昌文所作，他就不得不揭沈昌文的短（尽管
他在一天前的文章中还尊称沈昌文先生为“沈公”，）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开始骂街了。当然，甘阳先生这样作，自然尤其内在的逻辑，这就是原始时
代遗留下来、至今还盛行于世界上某些地区种族仇杀中一报还一报的“血亲复仇”。
但作为一个读者，我总觉得这样的逻辑未免太残酷了，太不近人情了，离新左派所
倡导的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太远了，而离他们深恶痛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太近了。
更何况，沈昌文先生还是在甘阳先生成长过程中提携过甘阳的前辈。
笔者无法理解的是，象甘阳先生这样聪明的人（应该说，亦远以甘阳没有从芝
加哥大学拿到学位来嘲讽挖苦甘阳的学识和水平是不足为信的）何以会犯这样的低
级的错误，先是确定亦远是沈昌文先生，继之加以讨伐。或许，亦远的情绪化的文
章及其不负责任的言词（诸如“踏着青年学生的鲜血来到美国读书的”，“ 代表
中共组织部或宣传部”，）使甘阳先生一时失去了理智。记得80年代中期，甘阳为
三联书店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丛书时，以新启蒙为己任，高扬理性主义的大
旗，是何等的气度。可是时至今日，大概已近知天命之年的甘阳却为一时的冲动而
不顾理性了。看来，倡导启蒙的人自己同样需要用文明社会的礼仪和理性来自我启
蒙。
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丧失理智的时代，知识分子为了狂热的理想和最起码的生
存，相互揭发、批判甚至是搏杀，我们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在的压力和乌托邦的诱惑。
但今天，在一个外在压力趋于减少、内在生活日益充足、个人自由逐步增多的
时代，如果我们仍然丧失理智和理性，在主义（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或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相互猜忌和攻击，那么，我们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
界还会有希望吗？
的确，《读书》并没有象他的一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成为“宣传喉舌”；
同样，读书长江奖也不见得了“创了中国学术腐败的新高”；但是，甘阳对沈昌文
先生的人身攻击，确是《读书》界20年来语言恶毒之罪。由于甘阳是在为《读书》
的辩护中发表批评沈昌文先生的文章的，加上他本人又是读书长江奖评选委员会成
员，不能不使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为《读书》感到悲哀，因为他的言论已经深深
地损害了《读书》的好名声和长江奖的公正性。
（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史教授）
◎“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之三：我的遗憾——
http://www.cReader.com 2000-06-28
首届“长江读书奖”的结果发表后，我和一些朋友一样，感到吃惊和遗憾，如
此引人瞩目的评奖居然因为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低级错误而黯然失色。作为百
名推举委员之一，我曾经行使过我的推荐权（尽管我只推荐了著作，而放弃了推荐
文章），获奖的著作中就有我推荐过的一种。如果当时主办者让我知道评选的详细
规则，我一定会提出我的意见。
我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我的看法，因为要说的话别人基本都已说了。前几天《文
汇报》的记者作电话采访，我才说了几点看法。昨天她又打来电话，告诉我这篇报
道星期六将见报，但引述我的话只有一句。今天，北京一位朋友又劝我将这些想法
写出来，这才有了下面这些文字。鉴于近来网上一些非理性的言论，为了避免不必
要的误解，我在接受电话采访后就已将所说的内容电告《读书》编辑部的吴彬女士。
我最大的遗憾，是这次评奖违背了一条基本规则——主办者不得包括在评选范
围。按照国内外评奖的通例，《读书》编辑部作为评奖的主办单位，所有的工作人
员都不得列入评选对象，即使被提了名，主编汪晖自然更应在回避之列。有些读者
或许不知道这一通例，但我相信百名推举委员应该具有这样的常识，更何况是严格
挑选出来的评委！要是事先明确了这一规定，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民主”后果。
退一步说，即使评委一致推选了汪晖的书，主办者就不能坚持规则，断然拒绝？
总不见到只有“民主”，没有“法制”吧！
至于《读书》现在的解释，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问题不在于汪晖是否在国内，
关键是他是否还是《读书》的主编。汪晖出国时并没有辞职，也没有正式告诉读者
和推举委员，在最近一期的《读书》上他照样是主编之一，怎么能成为破例的理由？
即使他在评奖开始后正式离职，为维持这一奖项和汪晖本人的荣誉着想，也以
继续回避一段时间为宜。
这一解释还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据说汪晖本来担任评奖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因
为出国才不当。一个中国公民要出国半年数月，大概不能说走就走，事先没有安排，
何况汪晖还担当着《读书》主编的重任？如果他原来就有出国的安排，何必再当学
术委员会主任？如果他原来并不知道要出国，那么现在以他出国为由说明他与评奖
结果不相干因而可以受之无愧，显然完全是临时找到的借口。
其次是选集能不能评奖。由于这次评奖的规则中规定了著作包括文集，所以评
汪晖的自选集并不犯规。但我从维持这一奖项的学术声誉出发，认为除了已故学者
或老一辈学者终身成就性的文集外，一般不要评文集，特别是对较年轻的学者。这
不是对汪晖的苛求，对其他人也是如此。如果有高质量的文章或专著，尽可以拿出
来当文章或著作评，而文集中未必篇篇如此，再说每篇文章写作或发表的时间也未
必都符合评选的年限。
再次是在汪晖之外，居然还有不止一位评委是被提名或获奖的对象。在这一点
上，《读书》的解释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评委会是最后开的，评委的名单也应
该是最后才定的，那么当时已经知道他们的作品被提名或被推荐，有的还有很高的
提名率，主办者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当评委？本人为什么还要接受当评委？评委的名
单是秘密的，当时如果换上其他人，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或影响。对那几位评委
来说，如果有被评上的愿望，一开始就该回避，为什么要等到自己的作品列为评选
范围后才退出呢？我不知道，其他评委的作品还有没有被提名或进入投票范围。如
果只是因为最后没有被评上而不公布，那如何保证评委的公正性？我认为，担任评
委的一个前提，就是自己绝不参加这一次评选，即使已经被提名也应要求不列入讨
论。如果不愿意放弃这一权利（当然完全允许），就不应该当评委。
至于对按正常程序评选出来的结果，大家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本来“长江
读书奖”只是民间的奖项，并不代表整个学术界或知识界，更不代表政府主管部门。
只要资助方与主办方决定了的事，旁人是没有权力干预的，至多只能议论。主
办者有权选定评委，评委有权评出他们认为合格的结果。但这项奖最终能拥有什么
地位，是否能达到主办者预定的目标，能否具有与奖金额相称的学术性、权威性，
或能相当于国内、国际的哪一种奖，则完全取决于其评奖的程序与结果是否达到应
有的水准。从这一点上说，决定的因素不是资助方与主办方，也不是奖金的数额，
而是学术界、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正因为如此，我才为《读书》和这次评奖的结果
感到遗憾，因为这样高的奖金和《读书》已有的地位，本来完全可以获得更好的效
果。
我曾是《读书》多年的作者，也是《读书》的老读者，自认为与《读书》新老
主编都是朋友。我愿意参加“长江读书奖”的推荐，当然是乐观其成，希望这一民
间奖项具有真正的权威。时至今日，我还是希望主办者能忘羊补牢，采取切实的补
救措施。
我希望，在正式颁奖之前，汪晖兄表明态度放弃获奖，主办者宣布汪晖退出评
奖。为汪晖兄和《读书》计，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弊，务请三思。如果认为有违民
主，不妨请评委们再讨论一次。万一评委们还是坚持评选结果，汪晖兄主动放弃总
可以吧！
我希望，主办者认真总结一下这次评选的经验教训，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修
订出一套更科学、更严密的的规则和程序，操作更加透明。譬如说，评委资格应该
加上本人的作品不参加本次评选为条件，否则就不得担任评委。又如，第一轮推荐
的结果也应公布，至少应该让参与推荐的人知道。
我也希望，学术界、知识界关心《读书》和“长江读书奖”的朋友们都回到平
心静气的、正常的讨论中来，不要被某些人的谣言和攻击所左右。
葛剑雄 中华读书网
◎“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之四：《读书》、“长江读书奖”与中国学
术的困境／尹保云——
http://www.cReader.com 2000-06-29
最近，《读书》杂志及评定的“长江读书奖”在学界引起不小震动。但不是因
为评出了优秀成果、评出了新的规范，而是因为它打着“诺贝尔奖评奖方法”、
“民间”等旗号再创“中国学术腐败新高”。那些相信“计划经济”者找到了一个
“民间更不行”的新证据，那些把铲除腐败的希望寄托于民间者受到了很大打击。
我认为，《读书》杂志以及“长江读书奖”评定中所暴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
腐败的问题。《读书》杂志的有些问题和“长江读书奖”评定，反映了中国学术多
年来在追求低档次和狭隘的目标以及怀旧、轻浮、急噪和腐化的学术风气。中国学
术正在新的一条死路上跋涉。
1.关于《读书》杂志：《读书》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杂志。它有一些优点：
文章短小，读起来轻松，可作消遣之用；文笔一般都生动优美；有不少思想火花，
能够给人一些启发。但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读书》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刊物，
它不是出学术和培养一流学者的阵地，而是科普性和随感式的次级刊物。而且，其
中许多文章的作者并不认真“读书”，常常是摘引名人只言片语，然后海阔天空地
发一通议论，经常出现基本知识的错误，误导读者。
有人把《读书》在近年来的质量下降归罪于它的新任主编汪晖的“新左派”立
场，其实不尽然，是刊物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档次。在80年代，由于严肃学术刊物的
思想观点、写作方法都很成就，《读书》才显得有些生气。90年代以来《战略与管
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学人》、《开放时代》等具有学术勇气的刊物相
继问世，不仅使那些因循守旧的官方“核心刊物”更加苍白乏味，也使《读书》这
样半学术性的刊物日显相形见拙了。
然而，《读书》杂志对许多学者的吸引力却十分巨大。由于它过去的“辉煌”
历史和它的popular ，在它里面发表文章很容易成名。许多学者获得很大名气，
就是因为经常在《读书》上发表文章。读书的确是吸引了许多急于成名和扩大影响
的学者。
一个严肃学者是否应该进入普及读物和传媒？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的看
法是只能偶尔为之、不可涉足太深。我一直认为，象《读书》这样的杂志，里面有
一双果戈理的短篇小说《肖像》中描写的一个旧画像中那双商人的“贪婪的眼睛”，
引诱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给贵归夫人画像，最终毁掉自己的艺术前程。我曾经对青
年经济学家汪丁丁的学术前途很看好。但是，后来看法有所改变。有一次，我在书
店里看到他出的一本书叫《回家的路》，我高兴地拿起这本书，它却让我不禁倒吸
了一口凉气：这仅仅是一本由许多小豆腐干文章拼凑成的论文集，其中不少文章来
自《读书》杂志！我当时感到一种持久的莫名的失望和痛苦：“这是什么《回家的
路》？明明是一条学术的黄泉不归路嘛！”
汪丁丁应该比我更清楚：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在他们获奖之前基本都
是默默无闻的，而那些名扬四海的到处指点经济者却基本没有得诺奖的希望。《读
书》仅仅是一个通俗读物，它的学术档次应该在省级社会科学杂志、综合大学学报
之下，怎么能希望在这样一个通俗刊物上的文章实现重大突破？它里面即使有新思
想，也无非是是象赖特所批评儒学的那种“小智慧的火花”而已。怎能希望这些小
火花烧铸出“大师”的铜象？目前，许多很有才华的中青年学者，对这样的刊物趋
之若骛，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的悲哀。这次“长江读书奖”，汪丁丁的文章没有评上。
这对他来说是“塞翁失马”，一个契机，使他远离《读书》中的那双“贪婪的眼睛”，
或许以后能有大作为。
2.关于“国学”情结：目前，有人对“长江读书奖”中的三篇论文奖意见最大，
因为论文只局限于近两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而没有让其他刊物上的文
章参评。其实，这并不是很大的问题。钱是《读书》杂志搞来的，并且县级小报也
可以评它自己的新闻奖，为什么《读书》不能评它自己的优秀文章奖？
更大的问题反映在著作奖中。这次共有5 部著作获奖：《文化交流的轨迹——
中华蔗糖史》（季羡林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汪晖自选集》
（汪晖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
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著）。 不能说这5 部著作被评上奖是靠“腐败”的评选
机制。作为《读书》主编的汪晖可能有“特权”的嫌疑，其余4 部著作则不能这样
说。但是，其余4 部著作中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4 部著作都是老
古董的选题。我对《汪晖自选集》的内容不了解，很可能是老古董知识+ 新左派观
点。这样算来，被评上的5 部著作基本都是“国学”著作。
我不反对“国学”的研究，我认为国学研究还应该加强。象糖文化、士大夫等
选题，都是十分有价值的选题。但是，我坚决反对以“国学”为中心。记得在北京
大学的一次科研工作会议上，我说了这样一段难免得罪人的话：“目前，北京大学
只重视文史哲，只重视‘国学’，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倾向。如果不彻底改变，建设
‘世界一流’将永远是梦幻！”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有错。我喜爱文学、学士和
硕士学位是在哲学系读的，博士学位是在历史系读的，我对文史哲没有任何偏见。
我只是从中国学术振兴的视角出发。综观世界学术史，有那一个国家在国际的
学术地位是依靠“国学”取得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培根、孟德斯鸠、亚当·
斯密、康德、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熊比特、凯恩斯、弗洛
伊德、布罗代尔、哈贝马斯、福科，等等，这些被看作世界级大师的人，又有哪一
个是研究“国学”的？一个国家的学术兴盛之道同经济崛起之道一样。在目前的世
界上，有哪个国家是单依靠出卖“土特产”成为经济大国的？
我对“国学大师”这样的称呼素来有自己的认识。我很尊重王国维、陈寅恪这
样的国学大师。在还不能认识其中的许多生字时，我就读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后来没有再读过，但现在还依稀记得它的小巧规模，里面的优美文笔和随处可见的
思想火花。我想这就是国学大师的地位。同世界级大师比起来，国学大师没有庞大
的理论体系，没有对时代脉搏的深刻感知，没有综合的高度，也没有方法上的创新。
陈寅恪的“以诗征史”算不得方法上的很大创新。但是，近来却有人不断地
“炒”这两位大师，没有什么可炒，便去炒他们与社交关系史、自杀史等，这难道能
够象西方人炒韦伯那样地使其学术地位升级吗？更为重要的是，“整理国故”的时
代早已经过去了。依靠考据手段、挖资料的功底、小巧玲珑的技术性分析，不可能
再出“国学大师”了。
然而，中国学术界的怀旧病90年代来好像是日益加重。《读书》搞的著作奖，
把5 部著作都奖励给“国学”著作，可以说是达到了病入膏肓地步。我大致看了一
下“长江读书奖”评委的名单，记得除了汪丁丁之外，其他人都是搞文史哲的，其
中搞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最多。这样的班底，怎么可能进行公正的评选？即使他们完
全出以公心，也有个识别能力和信息的局限性问题。评选结果说明了这些评委对国
内五年来出版的其他学科的著作的无知和故步自封的狭隘眼光。这样一个评选班底，
完全是“国学热”的产物。这样下去，“长江读书奖”只能推动中国的学术进一步
朝着对顾影自怜和历史怀旧病的封闭自锁的方向发展，推动中国的学术在国际布局
中进一步“边缘化”。这就象一个津津乐道于出卖“土特产”的国家，在世界经济
中“边缘”地位将被牢牢地固定，永无翻身之日！
3.关于近年来的学术精神气质：近些年代来，中国的学术精神气质日益退化、
堕落。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季羡林先生的三句名言。季先生最近几年接连说
出了三句名言。第一句名言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用来证明21世纪东
亚将要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第二句名言是要说明大学教授60多岁就退休不合理，
因为“文科教授60岁正值创作青春期”；第三句名言是骂那些到北京的王府、燕莎
去消费的人是“智力底下”，因为同样的商品和服务比在其他地方贵几倍到十几倍。
这三句名言都被报刊广为转摘、引用。但是，这三句名言暴露了季先生的弱点：
他“社会科学”的知识很薄弱，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未来、当今世界走势、现代
社会心理的等知识，他都不甚了然。这三句名言，包含着“阿Q 精神”、碰运气思
想、以及不负责任的态度，却没有一点儿科学理性的精神。我不是要在这里批评季
先生，而是批评目前的风气不正。季先生名气大，都来“炒”他，邀他讲演、做报
告，而报告又超出了他的研究领域。先生毕竟是老了，人又直率，说话不把关，你
听一听也就罢了，谁让你拿着鸡毛当令箭？然而，学界的悲剧在于，把这些本该顺
便听一听罢了的“名言”，当做重大见解，炒来炒去，争来争去，而对许多确有见
地的学术观点却置之不理。在不是知识、不是学问的地方进行热烈讨论，以这种田
间地头式的原始古朴的思维水平和精神气质，在学术上还会有什么希望？
第二个例子是汪晖等人的“新左派”。汪晖的专长是文学，他在文学中的成就
我不能评价，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文学方面的成果。汪晖是中国“新左派”的一个
骨干，新左派文章是他的得意之作，被评上“长江读书奖”的《汪晖自选集》中一
定收入不少。我的看法是，即便收入一篇，它也不应该评上奖。因为中国目前“新
左派”尚处在田间地头的水平上，不会有象样的文章。
中国近年来形成的“新左派”，专门谈中国的发展问题，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
对于发展理论、现代化规律、世界整体历史、第三世界的坎坷经历，等，知识都十
分贫乏甚至是一无所知。他们多是根据战后世界学术中最苍白的、最不适合中国国
情的部分即“后现代主义”的一知半解来批评中国的现实。这就是说，他们根本没
有资格来谈论中国目前的发展问题。但是，他们偏偏冒充专家大谈这些问题，在一
些报纸和杂志中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许多长文好像都是在一夜之间写成的，几乎
每段话里都有知识性的错误。
这就是说，中国“新左派”的问题不在于它“左”，而在于它学术上的浅薄。
它的问题同《读书》杂志近两年的问题是一样的。在国际学术界，“新左派”
发展理论中有几位堪称世界级“大师”的人物，比如弗兰克、阿明、沃勒斯坦，他
们对落后国家的病态发展状况的研究很深，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然而，汪晖为
代表的中国“新左派”却很少人知道别人的研究。他们对于中国目前的“失业”、
“两极分化”、“城乡差距”、“腐败”、“社会不公正”等等的评论，同弗兰克、
阿明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精细分析比起来，显得十分可怜和微不足道。就马克
思主义的知识而言，中国的“新左派”不如中国的“老左派”。“老左派”还能出
黄楠森先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家，“新左派”断然不能。因为“新左派”并没有
读过几本马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没有超出大学马列公共课的讲授内容。“无
产阶级”、“贫困化”几个马列主义的词语、浪漫主义的美文学语言、不规范的历
史陈述、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急于求成的病态心理……把这些的拼凑一起而形成的
中国“新左派”，会有学术生命力吗？
4.关于“自我拔高”：《读书》搞的“长江读书奖”受到严厉的指责，原因在
于它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如果它象“官方”搞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和“奖”
那样，采取“低调处理”的方式，即“项目”和“奖”的评选过程既然难以透
明、难以公正，也就不作过多的宣传，默认怂、默认没有权威性，任人评说咒骂，
它死猪不怕开水汤，这倒也罢了。《读书》的“长江读书奖”不愿意当一只死猪，
它要跳一跳，高唱自己是一个“天使”。
近年来，一股强劲的“自我拔高”之风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早该倒闭破产的国企联合起来宣称“世界500 强”、几个二、三流大学合并起来宣
称要建“一流”、省办大学的名字前面加上“中国”二字、一个小系要改名为“学
院”、“教授”头衔失去信誉就提“博导”、博士生的名片印成“博士”、妓院被
抄便改称“发廊”、落后和愚昧的做法标以“中国特色”，等。《读书》也学来了
这一招。 实际上，“长江读书奖”根本用不着诺贝尔评奖方式。杀鸡焉用宰牛刀？
诺贝尔奖的评委是绝对的局外人，而长江读书奖的班子则都是“圈内人”。评
委们今年没评上，明年能评上，只要进入了小“圈子”，就能够排上队。这种排队
同中国的大锅饭体制一样，对于圈内人具有公正性。这样的道理《读书》的掌柜和
圈内人更明白。他们费劲去瑞典取经，采取东施效颦的手段，仅仅是为了拔高自己，
让人们承认它的最高权威性。
按照孔老夫子话说，这叫“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但是，因为孔子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的复杂性缺乏认识，所以他的“正名”
的方法，不仅没有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反而促进了虚伪的社会风气。
总之，我认为《读书》杂志和“长江读书奖”评选所暴露的最大问题，不是人
们所说的“腐败”，而是满足于低水准、闭锁守旧的价值取向、以及浮躁学术风气
和井蛙比牛的习惯做法，有深层的文化根源。这一事件，使我们对中国的国情有更
清醒的认识。前些年，邓正来喊“市民社会”、要以市民社会理论取代现代化理论。
邓正来的逻辑思维是有问题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包括在现代化进程中，怎能用
对前者的研究取代对后者的研究？“长江读书奖”的评选，进一步说明了邓正来观
点的错误。鉴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把希望片面地寄托于官方或民间，都是错误
的。
什么都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我也不同意邓正来关于“只资助项目不评奖”的建议，“项目”的审定
同样有“腐败”和“关系”，同样可以搞得乱七八糟，每年一次的国家项目评定不
是明证么？我认为“长江奖”还是应该继续评，搞点钱不容易，干吗不要？但是，
它必须作到两点：（1 ）如果它还是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它就不要用很大的名称，
比如把“著作奖”改名为“国学著作奖”即可，并采取“低调处理”的方法，不要
作过多的声张报道；（2 ）如果它想获得“民间”的权威性，它就必须组织一个完
全超脱的班子（班子里的人永不参评），不断地收集和积累学术信息。如果作不到
这两点，继续这样简单草率并大肆炒作，它只能是中国学术事业的一个新的“民间
的”害虫！
2000，6 ，25于静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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