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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库网站关于“读书”事件的专题报道
博库http//www.bookoo.com.cn
◎博库编者按：《读书》终于出事儿了。
这件事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这种套话很讨人嫌。可对于次此发生的“《读书》事件”而言，则确是一
种很真实的概括：
一个据说是“董秀玉”的人为了反驳一个据说是“沈昌文”的人，在互联网上
打了起来。
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董秀玉”撰文批驳被认为是假冒的“沈昌文”，彼此
双方一概言之凿凿……
一个玩笑随之诞生：
“沙奶奶和阿庆嫂真能打起来？”
说实话，在互联网上，这种未经证实的确切的消息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
惟有此次《读书》事件尤其引人关注。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久已缺失批评的传统和管道？
因为我们久已不习惯“恕我直言”而久已习惯“窃窃私语”？
因为学术江湖山头繁杂、门派纷乱？
因为……？
博库编辑认为，或许，此番“读书事件”可能引发的讨论空间和思考空间远远
比究竟“沈昌文”、“董秀玉”是真是假重要得多！
博库编辑希望听见您的声音！
◎汪丁丁（经济学家，《读书》作者之一）：
《读书》的问题不是人，而是制度。
采访时间：2000/6/21 15：21
这几年《读书》的主要问题是，学术性有取代思想性的趋势、或者思想性被学
术性削弱了。有一些空洞无物，没有思想的文章，披着严肃学术语言的外衣也可以
在《读书》上发表了，这更降低了《读书》杂志学术思想的含量。
据我所知，《读书》内部也正在试图扭转这一现象，因为其他杂志的竞争也比
较激烈。
我以后会继续支持《读书》。不过现在的《读书》其实并不是太糟糕。
（如果您不是《读书》的作者之一，你还会继续支持它吗？）
会的，我看读书已经10年了，与三届主编都是朋友。我知道他们内部的问题在
哪里。我只想说，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安排，再好的杂志也会衰败。我认为《读书》
的问题不是人，而是制度。
（您最喜欢哪个时期的《读书》？）
那当然就是……（沉吟半晌）大家有目共睹、都知道的那段时间了。
（您的这句话有油滑之嫌）
是吗？哈哈……
◎刘苏里（万圣书园主人）
《读书》表面上是学术性强了，而本质上是一家之言
采访时间：2000/6/21 19：12
97年以前，虽然万圣店里就卖《读书》，我仍然自己订了。97年后就不订了，
自己买，但也只是翻翻，基本不看了。这和我个人喜好有关。
现在的《读书》表面上是学术性强了，而本质上是一家之言……
◎刘兵（科学史学者）： 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做烈士
采访时间：2000/6/21 17：13
对《读书》杂志这几年的变化，我认为可以理解。一个杂志的风格不可能一成
不变，现在学理性强一些，对读者而言可以在学术上收获更多一些，各有千秋吧。
我听过一些关于《读书》成为某个党派或学派代言人的说法，不过对这个我还
无从判断。不过我认为一个杂志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但不能够承担它力所不能及的
社会责任。就象我们崇拜英雄，但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做烈士，都牺牲了怎么办？如
果一个人不愿意做英雄，只想做一个普通人，那也应该尊重他做一个普通人的权力，
普通人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还有，（从创刊到现在）《读书》的人文色彩很浓，而对科学的关注太少，这
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施康强： 喜欢以前的《读书》
采访时间：2000/6/21 15：43
（您现在看《读书》杂志吗？）
看，每期都会免费寄送给我的。
（如果不寄会看吗？）
也许不看吧。
以前的《读书》是学术性与趣味性并重，最好的文章就是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
的。而现在学术性更强了，可读性当然就差了。
（“以前”指的是什么时候？）
当然是沈昌文主编时期，后来汪晖做主编（《读书》）风格就变了。
◎陈侗： 《读书》：赶紧背叛自己吧！
采访时间：2000/6/22 10：43
关于《读书》，我要说的话在去年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里已经说
过了。我打了一个比方，同进也引用了葛红兵的说法——《读书》是政府专门辟给
知道分子集体手淫的场所（大意），但见报时这段话被编辑审慎地删掉了。相对于
葛红兵的一针见血兼尖酸刻毒，我的比方要温和得多。大意是说：《读书》像是一
个饭局，坐在那里吃饭人总是表现得非常突出，而这种突出像是做给旁边桌子的人
看的。看什么呢？看我们多厉害，作为不幸坐在旁边另一张桌子的人，我想说，你
们吃你们的，与我有何相干！
我现在找不出充分的证据认为《读书》一年不如一年（但据说它的订数的确下
降了），因为我已经有好几年不订不读这本最有学术味道的杂志了。其中的原因可
能包括现在的《读书》对我等无名小辈所做的宏伟事业不屑一顾，也可能包括它再
也没有了当年的活力和开放度，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周围的人谈它越来越少了。
人们总不会无缘无故地疏远一件旧东西的，就像不会无缘无故地喜欢一件新东西一
样，现在湖南的《书屋》要深度有深度，要刺激有刺激，且国学方面做得一点也不
比《读书》差；上海的《书城》虽然流行文化的味道重一点，但它兜售的东西刚好
是人们需要的。在这样的强烈对比之下，我们当然要喜新厌旧了。
长实集团与《读书》合搞的那个奖算是《读书》发展史上的另一个败笔。虽然
李嘉诚要给自己做一点公益广告有伤学者们的自尊，但是李嘉诚坚持只设一个奖，
无疑是最让知识分子头痛的。中国这地方从来都是列强争霸，谁服谁啊？天上掉下
一个大馅饼，还不如大家分着吃，这样既避免了扶持一个学术界的暴发户让大家眼
红，又避免了触及“什么是当代中国最需要和最优秀的学术”的问题。见者有份，
多解决几个人的温饱问题，总比让一个人富得流油要有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按照
这样的逻辑，也许就只有法国的龚古尔奖最最合理了，没有人会对它每年只评一个
作家的一部作品有任何异议，因为那笔奖金实在是太少了：50法郎，刚好够与一个
朋友咖啡馆坐两个小时。
想想吧，《读书》好不容易挣了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名份，却因中国学术实在贫
乏无力而终于要栽在一个平均主义的世俗水平上，这让人怎么对它爱得起起来呢？
当然，《读书》不会因为我等的见异思迁而彻底消失，它还会继续办下去，而
且有可能会好转起来。不过，要是还是那些人，还是那样的口气，还是那样一座饭
局，我们就不能保证除了办刊者自己还有谁会关心它。
作为《读书》曾经的拥护者，我要送给它的一句话就是：赶紧背叛自己吧！
http://www.bookoo.com.cn/topicdata/zss00062201/total.asp
◎李朝晖（四川联合大学教师）： 这是鸡同鸭讲
采访时间：2000/6/21 19：45
《读书》有没有变化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其实是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分化的一
个征兆。其实，当初《读书》作为大多数读书人的思想家园的地位是很不正常的，
从中其实折射出20余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的演变轨迹。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指的是从原有的教条中的解放，随之而来的是对
教条所包含的普遍性理论的抛弃，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新的普遍性理论来及时
填补这一空白，当然，这一空白是需要填补的，所以才有新老三论，才有文化热等，
《读书》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最为火暴，因为它其实就是思想解放的桥头堡和填补空
白的补给站，可以说，人文语言在整个80年代的思想学术界的主要和共通语言。
但是，缺乏普遍性理论，如果是常识知识论，就容易滑向反智主义，而如果一
味高扬价值理想，则不免于空疏和大而无当，人文语言容易“面对复杂束手无策”
.进入90 年代以后，经济学、社会学等话语共同体的普遍性理论重新出现在中国，
并一时成为显学，这样，在90年代中国就形成了有关社会共同体事务的三种话语体
系的并存状态：原有意识形态话语也就是刘小枫所谓的“社论语式”、话语共同体
的普遍性理论话语、常识与人文话语，而后者正是《读书》的长项或专利。
这其实是学科或知识发展的必然，对此大可以以平常心来看待，不同的话语也
有不同的有效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真理的唯一性假定，就出现了某种可
以称为关公战秦琼式的争执，我称之为“在语言的泡沫中战斗”，对于被称为自由
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般多从立场、现实利益乃至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的角度观察，
而在我看来，更是两种语言的冲突，在大多数时候是“鸡同鸭讲。”这次著作奖全
给了文史哲，尤其给了思想史，也反映了这一点。
因此，话语共同体的普遍性理论也就是社科语言与人文语言的分歧，也是解读
《读书》与读书人关系的一个视角。
http://www.bookoo.com.cn/topicdata/zss00062201/lizhh.asp
◎刘自立： 现在的《读书》是新左派阵地
采访时间：2000/6/21 18：45
我读《读书》文章不多，只能谈谈印象。
较早以前读到海外一文说，《读书》易主后已变成新左派阵地。而我的一些在
京的朋友也有此说。关乎于此，我阅读了有关新左和自由主义之间进行论战的书籍。
其中有些文章是刊登在读书上的。当然，论及何为新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
苟且论之，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人们只能从人性的善恶两面来规定人类的走
向，也就是说，世间任何一种制度的确立，都要考虑不能以杜绝恶为其先决条件。
自由主义的主张如英国哲学家伯林所谓，是重视消极自由的。其观念是，不以
争夺一个完美无缺的乌托邦社会为其终极目标；而是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其行为
的前提，而主张一种消极自由。
我们可以看到，一向以来，新老左派的行为方式和信仰准则都是与此相反的。
他们在他们的不可操纵的理论中，并不承认人性的两面性之永恒，而是信奉一种以
所谓的善，去镇压所谓的恶，并把这种镇压看成是合理合法的行为。深而言之，为
了达到这种完美，人们在实现它的过程中对人类犯下了无数罪行，从而导致了在善
的幌子遮掩下无所不用其极。比如人们深恶痛绝的四人帮等政治团伙。
而《读书》新近追随某些人搬出格瓦拉，以求达到上述所谓善达天下的效用。
但醉‘格’之意不在酒。我在博库设立的沙龙里曾对此一现象进行了探讨。现在转
引某些段落以做其观。
北京新近上演小话剧（格瓦拉），居然引起轰动。将此一早已被世人遗忘的人
物，推上今天的舞台，绝非一件偶然之举。关乎于此，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唯独忘记把此公纳入他应有的政治历史背景中，以作辨析（这一作法和上述郭氏现
象相似）。
挣脱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是本世纪中叶，在此地球村发生的比较重大的
潮流中事。与冷战的世界格局相适应，格瓦拉的存在与选择，自有他的“道理”.
美，苏，中，在第三世界发挥的作用，也是迄今为止，难于释清的事。但是，在第
三世界国家选择其出路的时侯，无外乎美苏中三种模式。中国方面在批判苏联修正
主义文本时，指摘他们出卖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即新殖民主义）。文革以来
（含文革前）的世界革命与人民战争思想，在亚非拉不胫而走，极大地影响了那些
地区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中苏交恶以后，中国与古巴也发生了一段磨擦。虽然，
尚没有迹象表明，格瓦拉明显亲华，但是，卡斯特罗的反华亲苏，却是有案可察的。
人们在阅读有关格氏的材料时，可以发现他的一本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虽然，他
的奉读圭皋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但是，列宁的革命战略与策略，却当然不同
于游击战。由此可以看出，格氏后面，的确存在着一双无形的手。
现在五，六十岁抑或更年轻一点的人都知道，由中共赏识的印尼共党领袖艾地
的悲剧命运；以及刚果总统卢蒙巴的遇害，使中国派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世界
革命的一部分，倍受挫折；而美国方面培植的某些亚非拉所谓“傀儡政权”，却不
无得手之处。
文革期间，许多红卫兵从内地云南边境潜入越南，参加反对美国的战斗。时隔
半个世纪，越南人自己戏言，战争时期，我们的口号是，赶走了美国佬，一切问题
都可以解决；现在，人们说，美国佬回来了，一切问题就会解决。在那个国度里，
有谁还在怀念中国人、中国的文革、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呢！其实，在当时，越南
人，他们的士兵，已经厌倦了那些越境跑到那里去的，奉世界革命的乌何之众。
（凑巧的是，郭路生的诗歌里，有关于世界革命的颂歌。）
随着中国结束文革十年，其外交政策也发生了有形无形的转变。邓的开放政策
与接近美国的政策，逐步取代了50、60年代的反帝反修政策。邓在与美国前总统布
什的一次著名谈话中说，中国的敌人向来是日本和苏联。这是一种改变中国对外战
略的重要思路。而在本世纪后半叶的地球村，所谓“帝国主义”国家，由于行了内
部的调控，增长了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内化因素”，他们的内在危机逐步淡化。
如近几年的老美，就出现了连续几十个月的经济增长。20世纪初，由英国费边社提
出的改良思想与实施手段，不断取得成功。而曼德拉等一批崇尚欧美自由思想的第
三世界人士，也在并不反帝的立场上，取得了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一切说明，世界
革命的势头，在全球范围内日见式微，而今只剩下末流的游击战士，仍在他们的丛
林里，不知搞些什麽！
那麽，何以北京的人们如此健忘呢？
应该说，其实个中原因并不仅仅是遗忘。9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自由主义与新
左派之间的一场迄今尚未完成的争论。新左中人，数典记“祖”——这个祖，既非
中国文化之祖，也非西方主流文化之祖——而是本世纪初“一声炮响”传来的那个
祖，当然，此祖后来有了所谓西马，新左一类使人们难以识别的说教。
用古典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引用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让人们清楚一个道理：
“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好是人们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通向
奴役之路）。
此话何谓？无外乎在于说明，不择手段的暴力革命和乌托邦理想（如我们的人
民公社），已经为人类带来了难以数记的灾难与死亡。问题的提法，不是把格瓦拉
看作“20世纪渺小的证人”，如何具备殉道式的妄想；而是在于提出一个根本的问
题，格氏的战斗及其结果，在今天，在21世纪，到底意味何在？不要说，连玻利维
亚共产党都不接受他，就是和波霸（波尔布特）相比，他也是一个蚍蜉样的革命者。
因为，他既不懂列宁的政党斗争，也不懂毛的和本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
纯粹的疯子，即便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又何论其他呢！
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这世界上顽固维系游击精神的革命者，为何许人也？没
有读过德热拉斯（新阶级）的年轻人，不能了解个中的玄秘。但是我们不难举出那
些从丛林走到他们权位上的游击战士的名字……
而在美国，以后统一的德国和亚洲的新兴国家们，早已走出了革命的怪圈。自
从罗斯福等人在30、40年代靠能力和魄力针贬其弊，在资本内部加以调整或曰“改
革”，他们的确成功地解决了那一体制的基本问题……。那里的人们不同的程度实，
现了他们的“光荣的梦想”；他们的美国梦，什麽别的梦，包括香港在内的地区，
不同程度上也完成了他们的梦想。而在中国的文革时代，完成了另一个丛林神话的
70年代的柬埔寨，目下遍布大饥荒的朝鲜……，格瓦拉的理想已演变为十足的恶梦！
而解除此一恶梦的基本轨迹，是抛弃格瓦拉式的诗意（注意，自称为“有艺术家的
趋味”）——带来魔鬼和他的奴隶的诗意。
重提格瓦拉的人们，无视这一切。他们有意让人们忘记这段最近的历史；让人
们，尤其是年轻人，在一次次憧憬革命的梦魇中，再一次重蹈列宁主义的实践。而
北京的大部分观众，的确像从未经历过历史的悲剧一样，他们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上，
在网站里；在观众和剧组人员的座谈会上，大谈这一丛林神话，以致达到如痴似醉
的程度。这种假陶醉，除了要在改革开放实行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来证实革命的
合理，合法性以外，究竟还有何图呢！
对于那些根本就不懂历史，也不易在时下的宣传与时髦里，了解历史的年轻人
来说，再度发起一次毛的、列宁的、卡斯特罗的革命，甚至文革的可能性，起码在
这里，是可以呼之而出的。这是人们，尤其是生活在21世纪之初的北京人和中国人
的悲哀之所在。
《读书》的作用究竟何在！令人思忧。
http://www.bookoo.com.cn/topicdata/zss00062201/liuz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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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集伟（记者）：《读书》事件再次放大了哪个脆弱的耳朵！
采访时间：2000/6/21 21：12
其实不光在中国学界，包括整个中国在内，真正“批评”的声音从来就是稀罕
物。
去年到今年，有一种被称为“酷评”的东西开始充斥人们的耳膜。比起“鸦雀
无声”，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好景不长，在那些个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中，很快就有了唾液的潮
湿和肝火的颜色。“批评”从“很不容易”，一下子变得“很容易”——它从一种
“思想表达的需要”和平演变成了一种“角色表演的需要”：批评正在成为“批评
秀”——一个“时尚的舞台。
仔细想，问题恐怕并非出在哪一个人身上。细观“《读书》事件”，会发现，
介入这场事件的文坛宿将也好，少壮黑驹也好，昔日名流也好，流行宠儿也好，他
们的“耳朵”一概过于脆弱了：
它们听惯了温顺的声音，听惯了模棱两可的寒暄。它们可以接受那类在三五好
友之间心领神会的揶揄或是无伤大雅的是非，然而却绝对不能容忍哪怕是出于谄媚
的商榷或是貌似诋毁的恭维……
因此，当有人不得不以“冒名”的方式“当面锣对面鼓地”抨击“或”直言
“时，几乎所有的耳朵都觉得有些不习惯。这种”不习惯“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反应
便是”重听“或是”误听“. 在这样一种或”重“或”误“的混乱中，种种反唇相
击的”恶声“与”放肆“，便必然展示出一种空前的自由与欢乐：轻齿重咬的批评，
嘻笑怒骂亦文章。批评的本质已经被置换成了肌肤相亲的语言肉搏——
这时，不仅昔日长者的庄重，变成了不留一点儿余地的从文格到人格的全面颠
覆和抨击，而且曾经有过的后生们对于先贤仰视的疲惫也终于演化成了一种莫名的
愤怒……
谁也未曾料到。这样的文化表演还带有不俗的公益性质；它是免费观赏的，同
时还兼顾着倡导奥林匹克参与精神的责任——不过，这番唇来舌往的炽热，对无缘
出席“开幕式”的普通受众而言，只好与跟着起哄的大多数一块儿迷糊——他们为
什么？他们谁跟谁？
显而易见，“他们”谁也不跟谁——他们真正过不去的，是自己已经病得不轻
的耳朵！当然，这场由“病态的耳朵”所引发出来的“批评的游戏”，也不是没有
功效——
一方面，它使得一些读者的确曾经有过的对于宿将们的欣赏或喜爱一变而为轻
蔑与不屑；
另一方面，学界或文坛上乘作品的匮乏和疲软又恰巧被这样一种热热闹闹的
“笔峰的游戏”搪塞了过去；
一方面，众多学界、文坛明日黄花在作品呈献上力所不逮的“中年危机”由于
有了这样一个生旦净末说学逗唱包罗万象的“批评综艺晚会”而化验为夷；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表演者也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层又一层地扯掉自己
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皮儿而露出自己的馅儿；
一方面，谁都明白，并非所有的仇恨都来自操着现代时态的“对手”本身，更
多的“批评”现实中的“剑拔弩张”其真正的源泉潜在于历史上这样那样甚至不过
鸡毛蒜皮的“宿恩旧怨”；
另一方面，这场为“耳朵”而战的“批评”又使古今皆然中外一律的文人相轻、
文人无行的光荣传统获取了一条最近最新的诠释……
有人曾说，现今的新一代缺少父辈们所普遍烙印在灵魂中的“苦难感”，不期
这一回的“批评秀”给他们补上了生动的一课：
他们听见的，仿佛就是从一座“临终关怀医院”巨大而又是透明的玻璃窗间传
递出来的呻吟或咆哮——文人无行的“终极”正在这里生动地呈献着！
面对此景，那一只只毛茸茸的年轻的耳朵们该怎样聆听？
◎我爱《读书》，但反感现在真假难辩的所有“批评秀”.
http://www.bookoo.com.cn/topicdata/zss00062201/9.asp
沈昌文，1951年来京，曾在新华书店总店工作。后曾担任三联书店多届领导的
秘书。在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期间，主持出版很多优秀读物，现在市场上仍然受到
读者喜爱的“文化生活译丛”等知名品牌书即出自沈昌文先生的策划。沈昌文先生
曾是《读书》杂志主编。
董秀玉，是出版界著名出版人。她参加工作时间早。在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之
前，曾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业绩显著。她是三联书店历史上目前为止唯一的女
性首脑。接替沈昌文先生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后，董秀玉同时担任三联旗下《三联
生活周刊》、《爱乐》等多种杂志总编辑，是出版界、期刊界备受瞩目的“女强人。”
◎关注《读书》：这就是《读书》对待批评的态度？
凌冰
在网上读到三联书店负责人董秀玉女士的“回应冒名沈昌文的亦远先生”，感
到有话要说。
目前对《读书》的批评，分三个方面。
一、批评《读书》由天下之公器，变为某个派别的喉舌；
二、批评《读书》搞评奖活动违规，让主办单位和评选活动负责人获奖；
三、在前任主编沈昌文退休和汪晖接任问题上做文章，攻击三联负责人董秀玉。
第三个问题是人事问题，涉及私人间恩怨，原本是拿不上台面，不应作公共事
务讨论的。如果批评者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或者不确切，那就更不应该了。董秀立
女士的网上回应澄清了事实，这是好事。
但董女士的回应似乎表明，她的心思全然在人事问题上，这一点遮蔽了她的眼
睛，因而看不到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读书》应该如何保持兼容并包态度，以
利于学术文化生态的健康生长；《读书》应如何在评奖活动中规范与自律，以维护
学术文化的纯洁性。
更严重的是，从文本内容上看，董女士有可能在第三个问题上把文章做足，把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攻击和污蔑不实之词，从而把善意的批评和严肃的、不可回避
的争论统统打回去。
董女士一开始就说：“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关注着某些人对《读书》的攻击
和中伤”，以及“这所有对《读书》的围剿，到底是做的什么文章？！”由于董没
有对前述三个方面的责难作区分，人们当然可以理解为，她认为一切意见都是攻击、
中伤和围剿。
董女士又说：“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好不容易被我们从平静的书桌后面拖出来，
尽心尽力工作的汪晖，却平白无故地遭到了百般的诬陷和指责。成了某些人攻击和
企图扼杀《读书》的标靶。这实在是太过卑劣的手法。”如果董女士明确表示，以
上文字仅仅是在谈沈昌文的退休和汪晖的接任，那以上说法大致是正常的。但董并
未作这种声明，这是不是意味着，董认为涉及到汪晖的一切意见，包括汪晖的办刊
方针，选取文章的标准、倾向性，以及对汪晖获奖的意见，都是诬陷，都是卑劣的？
亦远是谁，董秀立是知道的；有人把亦远之名粘贴在沈昌文先生头上，董也知
道；对《读书》的意见，远不止董、沈、汪之间真实的或谣传的人际纠纷，董女士
仍然知道；怎么能以攻击、中伤、诬陷、围剿等词一概而论呢？这是不是董秀玉女
士回应对《读书》的各种批评意见的一种手法？
2000.6.19
◎看了这场争论，一点小感想
戴晴一向快人快语。坐不更姓，行不改名。对于“读书”，她表示对今天的编
出的刊物不满，她有权表达。有权说，以后不订了。
甘阳将戴晴的文章转意为对一些个人的攻击，这不太合适。
一读者可以用语言挑战制度，但是对一些个人提出要求似不合适。这些要求只
能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自己能做，再小的人物，也公开地用自己的名字去做。
暂时做不到，就面对自己的不足。站在一个别人摸不清的地方，居高临下地指名道
姓对别人提道德要求，好像不妥。假如面对面地私下对自己的朋友提出这样要求，
容许对方辩解和当场的反要求，形成平等对话，也要好得多。
冒别人名，就不谈了。在讨论范围之外。
甘阳被冒名者激怒的回应，大概以后自己再看时也会后悔。
“读书”二十几年了，作为了解国情的读者，我原意更多体谅杂志的艰难，感
激那些为大家提供了不同观点思想园地的辛勤的编辑们。假如在一个阶段对杂志的
办刊方针有看法，作为读者应该把自己的意见以各种方式诚恳地告知杂志。杂志负
责人和编辑也应听取和考虑。希望形成的是良性互动。
摘自万圣留言板
◎大奖不宜小器
霁生
“长江《读书》奖”被称作“目前奖金额最高的学术著作奖项”，理应引起读
书人（不仅是《读书》人）的注意。然而获奖名单公布后，却听到不少微辞。
据主办者宣称，为使此次评奖具备“科学的程序”，“把经取到了瑞典诺贝尔
奖证审委员会，把他们的程序拷贝过来”，而后“在某些程序上还是做了更加严格
的规定”。而且“学者们在活动中体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恪守立场的气节”。
对这次评奖的主要质疑，是汪晖（主办该奖的《读书》杂志的主编）何以获奖
以及《汪晖自选集》（其他获“著作奖”者均为学术专著）何以获奖。后一问题迄
今未见说明；前一问题，主办者说：“汪晖作为《读书》杂志社的成员……是不具
备推荐、评选资格的。但评选活动开始时，他已经在国外进行学术活动直到现在。”
既然“作为《读书》杂志社的成员”的身份未曾改变，“不具备推荐、评选资格”
也就一直有效，与是否“已经在国外进行学术活动直到现在”没有关系。至于“
《读书》杂志原有将之撤下的打算，但这是经过程序产生的结果，《读书》杂志没
有这个权力，民主的结果只能尊重”的说法，很像是在打马虎眼。如果“程序”即
是如此，怎么谈得上“科学”；而就此事而言，“科学”之后才能“民主”，不然
“民主”以及“学者们”的“责任感”等等都成了借口了。
主办者提到诺贝尔奖，不错，诺贝尔奖的程序并未规定评委会成员不能获奖，
即以文学奖来说，获奖者也有过上述成员。但是还有另外的情况。1931年瑞典诗人
卡尔费尔德死后被追授该奖，因为他身为主持该奖的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兼常任秘书，
生前始终拒绝接受。“科学的程序”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即使“程序”真的“科学”，
在此之上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是什么呢？不言自明。有文章说：“单是为了去
这个‘疑’，避这个‘嫌’，汪晖先生这次不获奖可能更好。”为了维护首次举办
的这个奖的意义、声誉乃至生命，其实也是如此。当然这些话可能只是旁人瞎操心
而已。
一个奖项最重要的是权威性，没有权威性就没有生命；颁奖不仅对举办者和获
奖者有意义，还要对公众（读书人甚至不读书的人）产生影响。权威性的建立与维
护，要从举办者（包括评委）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立法者；这一身份该
是何等崇高，又如何要求自律。立法者不能首先成为所立法的受益者，无论什么
“科学的程序”，这也该是前提。这个意思，也就是从前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我们这么议论，别是太理想主义了吧？然而这本来就是一件理想的事情。不设
置这么个奖，中国照样有人著述，有人读书；既然设置了，还是争取把它弄得好些。
理想的事情，应该理想主义地去干，不要现实主义地去干———当然这话并不限于
“长江《读书》奖”。
选自《北京晚报》
◎沈昌文：只有笑哈哈
采访时间：2000/6/22 14：15
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是从上海回来以后，从王小东发给我的邮件里听说的，当时
就觉得莫名其妙。
对现在有关《读书》的争论我不想说话，只想离远点。
我不是亦远，我也没在网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
我再老糊涂也不会忘记自己干过什么。
亦远是谁，我想只要手边有读书20年光盘的读者，搜索一下这个作者名就会知
道了，很奇怪甘阳同志怎么会错认亦远为我？
至于长江读书奖和其他一些争论的焦点，我什么都不想说，只想哈哈大笑。
◎《读书》的转向与学术霸权
胡一刀
作为中国知识界的头号重镇，《读书》并未直接地见证时代变迁的风云变幻，
但《读书》的20年，毕竟要在当代中国近20年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
由政治、经济的因素出发，很自然地可以将20世纪中国最后20年分为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两个段落——而《读书》也是如此：前十年，改革开放虽有曲折，毕竟一
路前行，知识分子与官方的关系正在蜜月，知识界的价值取向大致是思想启蒙。
《读书》正是在这种语境中破茧而出，一举取得当代知识江湖的中心地位，那是
《读书》的成长期，也是《读书》的兴盛期。
后十年，经济开放愈行愈远，而政治改革泥足深陷，知识分子在权力与市场之
间不知所措；知识界自身逐渐分裂，路径不一，旗号各异，有学术与思想之分，复
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分。在这一新的语境中，《读书》始而进退失据，近几年更
因编者易人，思想立场转向新左派；所谓北有《读书》，南有《天涯》，遥相呼应。
《读书》的新左气味本来是对西方话语的转述（如对萨义德的推重，对后现代、
后殖民主义的发扬，对《白银资本》的认同），但移植中国，未免橘化为枳，形成
知识界对自由主义的自我压抑。新左在西方语境中是在野派，它对自由主义、资本
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在西方构成了对主流思想的反动；但在中国语境中情势逆
反，因为它对“看不见的手”的批判，却成为朱学勤先生所说的那只“看得见的脚”
的同谋，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利用，对在野的自由主义形成压制。这是当前自由知识
分子对《读书》不满的根源。
尽管如此，至今大陆仍未有一家同类的思想文化杂志可与《读书》相比。海南
《天涯》较偏重文艺方面；湖南《书屋》的冲击力已远远超过趋于保守的《读书》，
但内容尚不够齐整。20年形成的阅读传统，20年形成的学术霸权，毕竟余威仍在。
《读书》的学术霸权充分表现在前一阵颁布的“长江读书奖”上。号称大陆第
一个民间学术奖，结果却不如说是《读书》作者奖——著作奖的作者几乎全是《读
书》的主要作者，更包括《读书》的现主编汪晖。难怪“民间”知识界指责这一评
奖是学术丑闻。就书论书，入选之作也大有可议：《费孝通文集》获特别荣誉奖，
但从纯学术而言，《周一良集》难道不是更“特别”？当今人文学界的精英大有人
在，如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功力成就非赵园、阎步克、葛兆光这一代可比，近
年也有新作问世，何以不能入选？即以同辈的青年学人论，林梅村《西域文明》、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不也在入选著作之上吗？
《读书》辨解：评奖过程严格参照诺贝尔奖的评选。这一理由忽略或者说隐蔽
了最重要一点：《读书》并非独立的评奖机构，而首先是权威的思想杂志，而参与
初步推荐、最后评定者，都属《读书》作者群——都是《读书》这一“无形学院”
的成员，他们的评选能不向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圈内人倾斜吗？尤其能不向这个学术
共同体的实际领袖（主编）倾斜吗？
“长江读书奖”本可以加强《读书》的学术霸权，至少可以相对挽回《读书》
的影响力，但评奖本身断送了这一机会，使得《读书》的声誉雪上加霜。
《读书》既未能摆脱官方操纵的阴影，又陷入了知识分子小群体利益的勾结。
不过，或许也无须特别可惜：可以在中国近20年风雨浮沉中左右逢源、始终不
倒的文化旗帜，能完全没有不尽光彩的一面吗？
发表者：lixia 发表日期：2000-06-28 下午 03 ：13：58
◎看《读书》事件中三个场地的较量
一天来看过了关于《读书》事件的诸多文章和信息，知道又是一群文化人为很
不文化的事儿开始过招了。对阵双方是《读书》（及其拥护者）和它的攻讦者，但
仗打得颇乱，大仗里还有小架，大事件里还有个人问题，个人问题还搅和着一种什
麽历史问题。现在看来，交手双方阵容相差悬殊，《读书》一方正面战场只有董妈
妈一人支撑，虽说有甘阳先生助阵，但甘先生又手忙脚乱地忙于打私架，使其军力
大打折扣，而反方人数占优，属外围游击部队，散点进攻，已经有人民的汪洋大海
之势。
事情就是有人批评《读书》的风格或是说品质，质疑《读书》杂志创立的学术
“长江奖”，于是正反双方开始过招，但中间又有人冒其前主编之名在网上插了一
手，激怒了正方大将甘阳先生，继而又扒开了前主编以及《读书》的陈年老帐。
就三个场地的事情聊一聊吧。闲聊，聊到哪算哪儿。
一、近年《读书》是与非：谁也倒不下的较量
这是分不出对错的较量，管他什麽左派右派南派北派洋派带派有派派头头派武
当少林峨嵋崆峒的，谁都有自己的道理，而且是相当有道理。至于这是否涉及了杂
志品质，也是一样无对错可呈。即使处于极其劣势者，最后还能使出一招滴水不露
乾坤定位的护命大法：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但虽然没有胜者败者对者错者，却有一个吃亏者，那就是《读书》杂志：保持
了面子，失去了形象，而且由于《读书》一副把批评者当敌人的架势，势必失去更
多的读者。董妈妈把对《读书》的批评（就算尖酸些）称做“攻击”“中伤”“谩
骂”“围剿”和扣帽子，显得好没肚量。一个人是攻击，两个人是攻击，怎麽那麽
多人都是攻击。跟一个人有私怨，怎麽跟那麽多人都有私怨，假如跟那麽多人都有
私怨，那可真成问题了，你杂志又不是“王海打假公司”。
作为《读书》原来的半铁杆读者，咱翻了一下家里的《读书》杂志，发现买的
最后一期是1999年第一期，就是说一年多没看了。
说实话，这几年《读书》给咱的印象不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杂志，倒象是一个小
沙龙的内部刊物，把这几年的《读书》拿来翻一翻就知，目录上无非就是那几个人
换班似的来回“值刊”，从不更新的熟脸不厌其烦地出面。其实这个熟脸烂炒的现
象可以扩大到当前整个文化类期刊界，如果你不幸是一个文化类期刊读者，你就会
发现翻过来掉过去就那几个同志来回各刊串门。一月份在A 刊是这几位同志，二月
份在B 刊还是老哥几个，三月份少了俩，那是哥们正在抓紧学习新课本，为下几月
的投弹做准备。就这样，几个人搞成小沙龙，小沙龙再联成大沙龙，小沙龙越来越
多大沙龙越来越很大，只是里面的人面和人数——照旧。
总嚷嚷民间民间民间，民间在文化界都快成“你吃了吗”，以后咱要给期刊做
广告宣传什麽的，咱就做：你民间了吗？不过，咱问一句，“民间立场”就是偶尔
熟人臭聊聊烦了时从地里抓来一傻小子寻寻开心搞搞新意思吗？咱想，“民间立场”
可不是你心情来了买来几块地瓜一摆那麽机动，而是在你的地里你愿不愿种下地瓜
的种子，你的土壤能不能让地瓜生长，地瓜在你的土壤里会不会越长越变得象土豆
之类的东西。
二、长江《读书》奖：无法掩盖的要害
杂志风格转变或品质下降的问题是公婆各有理的事，这问题总不象屎和花的气
味那样能使人们一鼻了然地断出香臭，但《读书》被击中了要害部位：“长江奖”。
获奖作品是否公正这问题也是见仁见智的事，不用费言，但其主编获奖这事就实打
实的是硬伤，哪个二百五大夫来了都不会说这是小溃烂。既然作为杂志社成员“不
具备推荐、评选资格”，那麽不管中间有多少理由，只要这条不变，就不能有此种
情况发生。 但《读书》让人笑得岔气的地方是对主编汪晖获奖做的解释：“汪晖
作为《读书》杂志社的成员……是不具备推荐、评选资格的。但评选活动开始时，
他已经在国外进行学术活动直到现在。”哈哈，还是想笑。前面已经说了“不能”，
而后面又无理找理地给出一个“不不能”，有时侯某些文化人说话绕来绕去的反而
拌了自己的舌头。这句话要给改编一下特别有趣：白雪公主作为有夫之妇……是不
可以同阿里巴巴结婚的。但是在阿里巴巴向她求爱时，白雪公主并不在她丈夫身边
——所以……。
“《读书》杂志原有将之撤下的打算，但这是经过程序产生的结果，《读书》
杂志没有这个权力，民主的结果只能尊重”——又一段可笑的话，让人怀疑《读书》
编辑的理性或是真诚。这里的程序是一个什麽无法无天的程序，程序是以什麽为根
据运转的？这里的民主是一个什麽无视无顾的民主，民主是以什麽为准则成立的？
红灯停、绿灯行，你规定了一个基本原则，然后又在具体操作中按照当时的几个值
岗交警的意思随意亮灯，最后告诉大家：我们要尊重民主的结果。这种以违背自身
基本原则为前提而成就的“民主”，还真好意思挺着脖子叫自己“民主”，咱看这
恰恰是一种当事人随心所欲的专断！真正的民主绝不是单纯的一种当事人（关键的
三个字）的多数意见吧。除去了严格的原则和科学的程序，那个独立存在的“民主”
到底是个什麽东西？：）呵呵，那是我们很能够了解的事。
另外，有钱理群和汪丁丁由于有自己作品入选而中途退出评委会的一事发生，
还能自称自己的评选程序科学吗，还诺贝尔呢。从哪方面说都没法说通，作为评委，
二位作品如何能进入评选程序、作为有资格参评者，二位如何能进入评委会。噢，
合着哪有便宜就去哪儿。不过，这招真好，咱就是没机会，要是有机会搀和到这种
事情里，咱也先当个评委啥的，跟其他评委混个熟，等他们把咱作品选上后，咱再
一退，等着拿奖金。
想起了去年《诗刊》的那个笑话般的什麽诗人评选活动。那次评选的结果大多
是该刊的新老编辑及其亲密同志，但就这你还真不能说人家什麽，人家又没说自家
人不能参选，而且结果还是统计群众的选票得出的（咱也在编辑部混过，群众选票，
啥叫群众选票呀），哼哼，这个选票有多少代表性，你那刊物能收到多少选票，而
在这有限的选票里谁知道又有多少你们编辑的学员？反正，现在冒着群众的名义干
着不群众的事也多了，见怪不怪，挂羊头买狗肉不是当今的一个特征，当今的一个
特征是：挂羊头买臭狗肉。而《读书》的这个“长江奖”跟《诗刊》不同之处在于，
它买的不是臭狗肉，而是他的买卖手法有些不是味。
三、甘阳：（——who 亦远who ——（：沈昌文：都是网络惹的祸
不管怎麽说，大谈自由主义的甘阳这回彻底栽在网络的无度自由里了。在这次
纯属网络惹的祸里，甘先生彻底体现了某些文人之间善于敷衍关系而不管内心喜恶
的特征。
这事情的事实就跟秃脑瓜顶上的虱子一样清楚，而且这个秃脑袋又是特别的秃
特别的亮。事情挺有趣也很简单，一个蒙面人从甘阳背后打了他一闷棍，掉头跑了，
甘阳没抓着人，却拾到一块蒙脸黑布，只见上面写着：我是沈昌文。于是甘阳恼羞
成怒，掉头找到沈昌文，二话不说上去就一菜刀。结果，甘阳回来时与那个蒙面人
再遇个正着，那人嘿嘿一笑又告诉他：俺不是沈昌文。
这件事，甘阳一是栽在对网络的无知，二是栽在冲动。网络上一不见人二不闻
声的，人家说是谁就是谁呀，你看到啥就是啥呀，要是人家说他是鲁迅，你是不是
要到周海婴家去找正在看永不瞑目的鲁大爷算帐。咱要是转贴亦远的文章，咱就署
名“甘阳家对门”，那会不会更有闹。当然，甘阳的冲动在这里能说明他的直率，
还是表明他面对反驳的沉不住气，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甘阳在回击里扒别人的“伤口”（待考）时，却扯露出自身品质上
的缺口。在5 月23日《明报》的《为〈读书〉讨个公道》一文里称沈昌文为“沈公”，
余音未落，转身就在回应亦远的文章里骂其为“如此无赖”“人品太坏”，先生你
的腰也太体操了，咋拧都行，同志们实在无法接受你的身手。哎，也难为您，称这
种人为“公”那麽多年，浑身上下得费多大劲儿呀。
另外，咱发现了一个甘先生写这篇檄文时的大秘密，来……小声告诉大家，别
让甘先生听见。
甘先生的文章是捧着一本辽宁教育出版社81年版的一本书写的，哈哈哈，咱独
家发现。
这本书叫《成语典故》。
在《无可奈何答昌文，百般不解说〈读书〉——甘阳就《读书》之争答沈昌文》
一文里，除了“恶狠狠”“发噱而好笑”“要发疯”“王八蛋”“阴险”之类词语
外，咱发现了成卡车拉的大批量四字成语和四字短语，就此可以再编一个四字贬义
词语备忘录：自作多情、心胸狭仄、硬充英雄、互相倾轧、排斥异己、争权夺利、
矫揉造作、迹近无赖、为虎作伥、气量太小、 手段卑鄙、人品太坏、如此无赖、
混水摸鱼、乘火打劫、落井下石、装疯卖傻、神经错乱、道德抹黑、政治陷害、恶
劣之极甘先生在文中说“但老实说如果甘阳也可以打成”中共特务“，只怕中国知
识界没有几个人清白了。”那麽，咱觉得这话还可改成这句话：但老实说如果甘阳
也没有读过“成语典故”，只怕中国知识界没有几个人会运用成语了。
发表者：冷面狗屎 发表日期：2000-06-24 下午 02 ：38：31
◎欧洲杯与读书奖
杨早
欧洲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各队生死未卜，但每个球迷都可以自己排列出N 种可
能性：谁胜谁而谁平谁会如何，谁输掉而不输两球以上会如何，谁胜后还要看谁的
脸色……绝无讹误，因为规则订得很清楚：同分先看彼此胜负，再净胜球，再入球
数……出不了线是你活该。
不过早年可不是这样，分相同，大家抽签，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样倒是省
得计算了，但不够公平是显而易见的。
哈耶克曾经指出，极权政府在短时期内有可能很有效率，因为它不用花费讨论、
决议等等成本，但长此以往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效率，因为政府的行为是不可预期的，
作为其治下的民众，消极处世当然比积极奋发更为安全。
想起前不久评出的“长江读书奖”。这个奖原本是要奖励一下寂寞清苦的人文
学科研究者的。但是规则订得不好，副作用会很大。弄不好奖了少数人，打击一大
片。比如组成评奖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全是北京学者，而获奖的学术著作也统是出自
北京，这就难免有关起门来称老大之嫌。这样的大奖，参评人应该照顾到全国各地
才对，若说不易操作，在网络时代这样说就太不成话了。评奖委员里中国社科院的
人占了不少，虽然社科院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但大家都知道，它并不是法兰西
科学院、瑞典皇家学院那样的学术机构。评委的公信力未免不足。
再比如，获奖学术著作的体例应该有所限制。这次入选的有《汪晖自选集》，
且不说汪晖作为学术委员会主席、《读书》杂志主编身份尴尬，一部自选集怎么能
够参与竞争？那里面的文章都是散见作者以前出版的各书的嘛。如果一切只以“学
术成就高”作为标准，好，为了纪念钱钟书先生逝世，我将他的《管锥编》、《谈
艺录》打乱重编一次，是不是也可以获奖呢？
再再比如，当今的学术分科如此细密，真不枉了有“隔行如隔山”一说，一位
评委根据什么，来判别其他学科的两部优秀著作，哪一部更好呢？“每投票一次淘
汰一部”，看起来很公平，搞得跟奥运会申办城市投票似的，可是申办奥运会的票
是拉票拉出来的，学术著作也这样评选，合适吗？这样说好像长江读书奖可以取消
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这个奖以什么标准来取舍，影响范围广大乎，解决社会
问题乎，为中国赢得声誉乎，动摇学术定论乎，全国销量第一乎，总得有一个说明，
有一个尺度。就这么甩出来个结果，评奖说明也没有，获奖理由也没有，怎么让大
伙儿对这个奖有所期待，有所拥护？还不如欧洲杯，英格兰队出不了线我伤心，起
码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出不了线：他们的分比罗马尼亚少。为什么分少就出不了线，
支持他们的球迷多不行吗？这就是规则。所以，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则。《新快报》
发表者：lixia 发表日期：2000-06-28 下午 02 ：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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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1 All
Rights Reserve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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