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自由主义”，《读书》

 
                         超华(感谢作者惠寄)

    最近关于《读书》和“长江读书奖”的争论，在几家网络都得到了大面积覆盖，
成了学界争论有史以来最具卖点的商机，唯一没有把这个专题做成炒卖热点的，可
能就是“思想的境界”网页了。在那里，读者仍可以静下心来观察思考各种学术流
派和思路在社会关怀的深度力度上交锋。这本身多少能提醒读者，“商机”对思想
的诱惑及凌驾仍随处可见。这样说，并不是简单贬低所有在网上就与此有关的话题
发表意见的学者和读者，只是希望指出，以为匿名上网、降低水准开战的，就一定
不掺杂发表作“秀”的兴奋，或者就一定是专制文化下值得同情的弱者，恐怕有些
简单化了。

    很多论者已经提到，这次话题能够做热，并且招出“百名学者”的规划，一个
重要原因是在“长江读书奖”之外，关于《读书》杂志近几年编辑方针是否有“新
左派”执掌“一言堂”的倾向。局外人从两个多星期来的网络覆盖，很可能会得出
结论，以为这种受到指责的倾向已经是“无庸质疑的事实”了。坦白说，这是使我
对此次争论的商业性质引起警惕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对《读书》转向“一家之言”的指责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
批评者（包括那些仍然保持学者作派、谨慎地表示“遗憾”的发言者）都出自“人
文”学科，恰和他们对“长江读书奖”第一届评奖的批评形成饶有趣味的巧合。那
么，至今仍保持着沉默的是那些学科呢？也许我们可以指出近年（绝对是９６、９
７年以后）在《读书》杂志上曾相当活跃的秦晖（卞悟）、樊钢、张曙光等经济学
家，以及汪丁丁等思想界学者。这些人的立场，很难说是“新左派”，而他们所争
论的问题，却引起了广大非经济专业读者的兴趣。即使说他们在《读书》上的争论
已经为他们在《读书》以外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应该也并不过分。

    这里牵涉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近年来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论
战，另一个是《读书》作为杂志在中国思想界的某种特殊历史地位。

    在我看来，首先需要辨明而一直处于混沌之中的，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
论战所涵盖的论域。一方面，很多人文学科出身的“自由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没有
意识到（至少没有象何清涟等经济学者在反驳香港经济学者张五常时那样清醒地认
识到），经济上自上而下、以对外贸易为主导的全面“自由市场”化，并不能解决
中国现在面临的重多问题，相反，很可能会把中国经济拖入南美洲和东南亚类型的
长达数十年不得解的全面贪污腐败和集权。这些人文学者在文化环境相对困难的时
期，倾向于回避经济改革中的实际矛盾，而把自己对思想不能自由的抵制情绪，移
情于对全面“自由市场”的向往，轻易地在经济领域为未经讨论和考验的论点做大
众化宣传。

    另一方面，正如“新左派”在经济论域对九十年代曾盛行其道的以“奏折派”、
“幕僚派”方式鼓吹“自由市场”的经济学极为不满，他们自己也还有待于向公众
表明他们对目前中国政治体制内在矛盾的清醒，而不是把这方面的问题统统淹没于
大量发表的对西方政治民主在历史实践中表现出的虚伪性的揭发。在官方宣传轻易
就能阉割学术论点以服务于自己政策时，学者论述时的严谨就格外显示“独立人格”
的真实程度。

    在这方面，近期尤其吸引世人注意的，恐怕就是在关于“民族主义”、“国际
主义”、“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某些迹近“幕僚”的议论和议论方式。如果
“新左派”对此不能有所警惕，那么，他们失去在思想界的“独立”、“锐利”形
象，就并不出乎意料了。

    简言之，至少是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这三方面，双方的学者都应该有一个
清楚的论域理解和清楚的立场表达。即使是在国内“意识形态”依政策游动而控制
的严峻状况下，经过终身阅读训练的读者不会不了解其中的信息和传达中的苦衷。
至于说我个人在这三个论域里的立场，那么，政治上追求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民主
改革，经济上追求社会公正，国际关系上反对霸权政治（包括反对中国本身可能或
已经进入的霸权外交游戏在内。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争取实现外交领域里与
世界上弱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交往并维护和平，例如在尚未建国的巴勒斯坦以及地
位未定的克什米尔地区等等问题上都可能显示出的独立、和平、公正的国际外交立
场），可以大致概括我的基本出发点。这样的立场，用西方规范套一套，大约就是
“新左派”了。因此，对我来说，面对中国国内公众舆论时，最重要的就是表明，
我希望看到更开放、更名副其实的“思想无禁忌”，也认为努力推进政治上的民主
改革，是制止腐败的良药，刻不容缓。

    有自己的立场，有了解他人和反思自我的愿望，思想界的讨论本可以发展得更
富建设性，避免陷入乱贴标签、幸灾乐祸的欢欣鼓舞。举例来说，对照崔之元最近
在《视界》创刊号上发表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另类思维的文章和何清涟在《书屋》
今年第三期上发表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关于劳资关系
的一节，虽然本人专业并不是经济学，我也能看出，二者虽未明言但实际交叉的论
述问题在于经济民主在工厂或公司内部通过劳资关系的表现，并进而形成我自己对
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经济改革中的现状及其在西方关于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
革的理论阐释中地位的初步了解，形成我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我也就意识到，
对工厂或公司以外的相关问题，我还需要继续追踪。

    举这个例子，并非意在竖立“样板”，不过是指出，只要是认真的探索，学者
们的争论一般都能对专业以外读者的思考有所启发和帮助，不至于沦为失去深层
“问题意识”的互泼污水。

    这就转回到《读书》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一本杂志所具有的特殊历史地位。从我
的阅读经验看，可以说，在以上三个论域里，《读书》过去几年发表的文章并不具
有“一边倒”的倾向。不同的观点都曾得到机会表述，才是“无庸质疑的事实”。
我想，具体篇什就不用我列举了。

    同时，如果我们尊重自己的历史，就不能否认，向学术化的转向和发展在汪晖
接任主编以前就已经成为《读书》不得不面对的压力和现实。

    八十年代末“新三论”横扫中国学界一切新老权威的历史现状，引发了九十年
代初的对我国自己“学术史”的研究和建立“学术规范”的呼唤，直到今年，“批
判规则”、“交往理性”还在作为既不待证明又亟待完善之学术必要。可以说，中
国知识界在九十年代经历了对国际开放和自我重整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不
可否认的是，《读书》作为思想界的一个探索的公共场地，积极参与了一系列事关
重整的讨论，常常起到引起或介绍“话题”的作用，沟通了不同学科的思考者，沟
通了学术专科与较高层的阅读大众特别是在校大专生、研究生，也沟通了中外学人
和东西方思想界，并因此而活跃了阅读性社会与学术界思想界的交流，为思想界提
供了面对世界、面对社会的机会。不太健忘的读者和学人，应当还记得当时曾在
《读书》昙花一现的、由汪晖等主持的“词语梳理”栏目，现在我们还需要这样的
介绍西方基本理论概念的栏目吗？这正是知识界自己发展变化的轨迹。声称《读书》
八十年代始终是一个不变的面目，９６年以后变成了另一个面目，未免对我们自己
的历史太过轻率了。

    《读书》这样的杂志，因此而有存在的必要和市场，并没有、也不会由于《战
略与管理》、《中国与世界》、《学人》、《原道》等杂志的出现而销声匿迹。这
也是为什么当某些作者感到《读书》趣味不合时，会转到《书屋》、《中华读书报》
的版面中，而并不都缩回到专门性研究刊物中去。

    至于说“长江读书奖”的评选，我感到最为困惑不解的，是评奖委员会在过去
两周的沉默不语。在我的理解中，最标准的做法，应当是象董秀玉那样，“就”涉
及到的具体“事”来“论事”，给阅读公众一个了解事实经过并做出自我判断的机
会。至于评奖中可能有失误，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届之后就下结论、给预言，未
免过于匆忙了。公众议论的好处，在于对以后各届的影响，造成更谨慎自戒的风气，
而非“反正都是一般黑”的混搅酱缸的理解和局面。知识界的严肃人士，因此而慎
对此奖给出评论，慎于给出过激言词，也没有很快凑足那一百份预期中立马可待的
评论，大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期待《读书》能够继续兼容并包地办下去，和《书屋》、
《中华读书报》等阅读思考性刊物一起，丰富并深化（！）

    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追求。

    二０００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