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春日谈读书

特别感谢作者宋念申先生惠寄大作       

                  ——写在《读书》创刊20年之际

                         北京  宋念申

    编者注：以下文字引自魏甫华先生2000年7 月2 日12：11在本站留言本上的留
言，特转发于此，希望引起所有思考和关心《读书》事件的朋友们的重视。

    这些天看《读书》事件，心底甚为沉重，谢泳先生的文章《为什么友谊如此脆
弱？》最能表达我对这一事件的感受。90年代来学界的知识分化必然会产生一些思
想上的争论，这是正常的事情。《读书》长江奖也会激发学界一些隐藏的问题，李
陀先生所说“让论争浮出水面”，有争论也是正常的。但事情的发展却是大家都不
愿意看到的方向走，这是极为遗憾的。从我的阅读看来，最容易引起误解的是那些
不具真名的署名文章，虽然署名是每个作者的权利，但我建议以后每一个要参与讨
论的学者或其他人士，发表文章必须写上自己真实的姓名，以示自己对自己的负责，
也促使自己落笔的时候对人留有余地。也希望各位网站的主编对此发一个通告，不
再接受任何使用笔名的文章。假如能够这样，我想大家会尽快地回到哈贝马斯所强
调的交往理性的层面来，也会使这次讨论有更多的建设性成果。这是考验我们每个
人的良知的时候。万分感谢。

    宋念申先生注：传上去年年初为纪念《读书》杂志创刊20周年而作的采访稿件。
本文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在我所供职的报社发表，也没有在任何媒体发表，现在
传上，希望有用。

    《读书》杂志的创刊号是一本160 页的大32开本书，封面端正的美黑体“读书”
两个字朴素而倔强地印在左上方；再过两个月，当第241 期《读书》杂志印制出来
的时候，这本刊物就该20岁了。如果与现在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时的《读书》也
将还是160 页，还是大32开本，封面的刊名也仍然是朴素的美黑体字。一切似乎说
明，在这社会变化飞快的20年中，有些事物与它们的神采仍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读书》创刊于1979年的春天，带着中国的读书人对知识的渴望、对思想自由
的憧憬和对历史问题的反思而诞生。20年后，作为公认的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
子刊物，它仍然没有忘记思考与提问的职责。在采访《读书》的执行主编汪晖先生
时他说：“《读书》20周年，我们会请一些作者写些文章，但并不是要他们来评功
摆好，而仍然是要他们讨论问题。”20年来，《读书》在不断地讨论问题，也不断
地被人讨论，这一点在我们的采访动机里也重要的一个方面。

    ◎范用：当时就是想让知识界有自由读书的风气……民主应该在政治中提倡，但
读书、思想不能讲民主，应该讲的是自由。

    记者最早采访的范用先生，是《读书》杂志的发起人之一，他也是我国出版界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1979年，对文革中文化专制主义深恶痛绝的范用找到当时出
版局的副局长陈翰伯和著名学者陈原，商量要“做些事情，让思想界活跃起来”. 
“当时的背景非常重要，”范老回忆说，“文革十年中的文化专制主义太可怕了，
不准看书、不准写文章，鸦雀无声，人们都把读书写文章都看成是祸事，是麻烦。
连《红与黑》、《红楼梦》这样的书都不能看。”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
走出左倾的思想束缚，于是，从小看着谈读书与学习的杂志长大的范用，想到了要
创办一个面向公众、面向知识分子的刊物，既包括专家，也包括一般对文化有兴趣
的人。“我们并不想来指导读书，只想比较自由地谈各种问题，围绕着书来谈，文
化、思想、文学……在这里解放思想，同时告诉人们要大胆地看古今中外各种书，
培养文化兴趣。”《读书》第一期出版，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争论来自李洪林的
头条文章《读书无禁区》。它大胆地提出，“‘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
主义的产物”，提倡“读书自由”. 文章的标题就是范用亲自改定的。“其实我们
写‘无禁区’是有针对性的，针对四人帮压给我们的很多禁区。文章里我们写了，
并不是说所有的书都要读，有些像鲁迅先生讲的‘粪便或鼻涕’一样的书我们也不
主张去读。但很多人不看文章只看这个标题就批判。当时我对批我的人都说这样的
话了：‘读书有禁区，那对于你有没有禁区呢？起码你是看了的吧？！’……书的
好坏要通过自己的判断、自己来看，四人帮断章取义地批判某个书，你要信他们那
不就上当了？关键是人要培养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时至今日，在谈到当初办
《读书》的初衷时，范用先生认为自己并没想过要让这本杂志成为什么先锋、旗手，
而就是想让知识界有自由读书的风气，让知识分子能在这里自由交流思想。他说：
“政治应该是讲民主的，但读书、思想不能讲民主，因为民主里面还有少数服从多
数的成分，读书和思想应该讲自由。”

    ◎钱理群：《读书》的出现体现了知识分子两方面的期待：文革长期压抑以后的
自我解放和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心态。

    刚刚解除对思想的禁锢，对知识的渴求几乎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建国以来就
几乎从未被引进过的西方新的思想文化也开始通过《读书》等刊物介绍进来，中国
的知识分子同时开始了对自身现实与历史的重新认识和理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已经算是《读书》的老读者和老作者了，初看《读
书》时，他还在北大念研究生。他当时最直观的印象是，“有了一种解放的感觉”，
因为知识分子从前一直没有自己的阵地和刊物，而《读书》是一份知识分子写的、
给知识分子看的杂志。它一方面标志着一种自我解放——人们发表出自己独立的声
音来了。另外它还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重要标志。

    谈到读书无禁区，钱理群先生认为这确实是一种打破思想禁锢的做法。“思想
是应该不受限制的，读书是和思想问题联系在一起，读书无禁区实际上就是思想的
无禁区。任何一个问题都应该让人们来自由地探讨。在我看来《读书》确实是当时
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知识分子一个思想自由的象征。”他
认为，20年中，思想及知识的境遇在中国有了很大变化：80年代和90年代有着明显
的界限。80年代，不仅仅是《读书》，整个思想文化界有着一个明确的中心主题，
即启蒙主义的主题，从这一点说，《读书》也是一个担负启蒙主义任务的刊物；但
到9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像80年代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面临很多非常复
杂的问题，包括负面的影响。如果说80年代大部分知识分子思想比较统一，那么在
90年代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思想上的分歧、意见的不一致，即使好像存在一个“现代
性”的讨论，但对此的解答和思考也是很不一样的。《读书》大体上也反映了90年
代思考的复杂状况。

    在采访中记者问到，20年前知识分子的期待在今天是否实现了，钱理群先生认
为，这20年的发展不是直线的，当中有曲折有起伏，总的来说现在比当年要进步得
多，这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自身努力的结果。“但是我觉得离我们当时完全期待的
状况还是有一段距离，‘读书的禁区’也还没有完全打破。”

    ◎汪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别人说什么，我们坚持让不同的声音出现，这
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汪晖具有两重身份：《读书》的一名执行主编，社科院的一名学者。因此他谈
及《读书》，比一般学者更具切身的体验，又比一般的编辑更具深层的理解。

    他认为“读书无禁区”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宗旨，只是所谓“禁区”的内涵在
今天是不一样的，《读书》对每个时代的禁区都要进行反思。而且在90年代，社会
发生巨大的变化，市场化、开放造成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自身暴露出很多问题，所以
《读书》虽然还在介绍各种各样的知识，但它越来越具有反思的特点。

    谈到围绕《读书》的很多争论，汪晖说他在1998年《读书》的编辑后记里两次
说过，《读书》像一个圆桌。“圆桌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两个或几个不同的人，
他们之间不能真正地对话，漠不相关，但是因为有了这张桌子，都坐在这张桌子前，
他们就有了某种关系，就有了对话的可能。《读书》就是这样一张桌子。所以不同
的群体在不同的时候对《读书》会表达不同的意见，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意见不是坏
事，这说明《读书》提出的问题引起了不同群体的关注。很坦白地说，我不认为其
他哪个刊物能够更能容纳不同的观点、比我们更开放。《读书》今天发表的许多文
章是在其他刊物上不能发表的，它有很多批评性的观点（当然我指的不是一般性的
批评），有些批评的文章知识界自己也不会高兴的，但我们仍然要发表，因为我们
认为如果一个知识界不能经受这样的挑战，这个知识界就没有出息。”汪晖认为
《读书》最最基本的一条原则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别人说什么，坚持让不
同的声音出现。“过去我们对过去不满，那么今天我们当然会对我们当代有不同批
评。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压力，无论是官的、民的、集团的、派别的，所有这些观点、
所有这些议论、所有这些东西都不会令我们中止让不同的声音出现，否则那不叫思
想自由，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了，那我想这个社会就不能摆脱一种思
想的专制……《读书》决不应该是取媚于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种利益、任何一种
权力的一种思想工具，如果它取媚于一些人——包括取媚于商业的话，它就堕落了。”
在严肃的出版物并不受青睐的今天，《读书》杂志的订数却一直是在上升的，汪晖
认为这说明了社会迫切地需要严肃的思想。而且因为《读书》杂志始终面向的是普
通读者，它其实扮演的是一个桥梁，很多专业学者们的思考能够通过它和普通人交
流。今年第11期《读书》20年来首次做了个读者调查表，一两周内就回收了上千封
来信，并且还不断地有新寄来。而且让汪晖颇为自豪的是，有朋友告诉他，在拉萨
和延安都见到了《读书》。所以汪晖知道了一个道理：要相信读者。“一个批评出
来后，如果它不对，你就不高兴，这其实没有必要。读者是看得出来的。中国这么
大，怎么会因为一个人写了不同的文章就觉得受了巨大的侮辱呢？这其实是一个民
主的习惯问题。从陈原、范用、沈昌文等先生到现在，我认为我们是坚持了思想自
由和学术自由的原则的。围绕读书有很多争论，到现在作为编辑的我们都没有做过
回答，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争论，而是我们希望在更复杂、更宽广的背景下来讨论。”
思想解放20年了，但愿人们已经学会了，或是至少懂得并理解了，思想自由是一个
社会走向成熟的最基本条件，而达到这个条件根本的在于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容
许严肃、科学与进步的呼声堂堂正正地存在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余华：《读书》宗旨没有变，它的变化是时代对它的选择而不是它自己在选择。

    著名作家余华对《读书》来说是一位新作者，与以前的《读书》相比，他更喜
欢近年尤其是去年的《读书》。记者采访他的前一天，他和《读书》的编辑一起，
与来访的韩国《创作与批评》杂志的编辑进行了交流。他很感慨在韩国这样一个只
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像《创作与批评》这种思想杂志可以发行到两万份，而且韩
国学者的治学也有许多先进可取的地方。他认为，中国很需要一本严肃的知识分子
杂志，“ 80 年代的《读书》当然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杂志，但我认为那是反映80
年代知识分子需要的。时代是在变化的，作者应该赶上时代的变化。”他的意思是，
《读书》应该更多地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的思考。

    他举了《收获》杂志的例子：10年前杂志刚刚市场化的时候，《收获》遇到很
多困难。因为许多文学刊物都登广告，而《收获》坚决不登。那时上海某个文学杂
志与《收获》发行量相差不多，但它每期刊登7 页广告，还有很多收钱刊登的吹捧
一些企业家的所谓“报告文学”，当时编辑奖金都发得非常高。结果现在那家杂志
已每况日下，被一家报纸兼并了，而《收获》仍保持着当年的业绩，且仍不登广告。
“我就发现一个道理：当一个人来买一本文学杂志的时候，他买的是文学而不是其
他什么东西。你只要把文学做好了，就会有人来买你这本杂志、发行量就会好。而
就《读书》来说，它是现在知识界公认的最有影响的杂志，人家买你的杂志就是想
知道中国的读书界在想些什么、在思考什么，而不是其他东西。”余华认为，一个
人或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任何时代都走在最前面，为了杂志考虑，当时代改变了，就
应该交给年轻一代的人来做。报纸和杂志要发展，就应该把自己推向一个更高的境
界。不仅它的影响力会扩大，它的经济也会改观。

    “我觉得《读书》的宗旨是没有变的，它总能和时代不谋而合。我们不能用现
在的状况来否定80年代时的状况，反过来我们也不能用80年代的眼光来否定98年代
的《读书》。这其实都表达了时代对它的选择而不是它们自己在选择。”谈到这个
时代人们在文化上的多元选择和知识的境遇，余华认为这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我认识一个医生和一个律师，他们是常年订《读书》的，他们并不想做什么研究。
可能在别人去泡酒吧唱卡拉OK的时候，他们的休息就是早一点上床，打开台灯，翻
一下《读书》。我觉得现在《读书》的读者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做研究的，另一
种人用来陶冶和自我完善。《读书》的个人订户那么多，多数是后面的一种人，他
们很真诚，非常关心知识界的状况……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要自己作好调节，当我
想在思想上受到冲击的时候，我就应当去选择一些严肃的东西；当我想轻松的时候，
就去选轻松的东西。问题是我们现在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本杂志
上得到我们想得到的所有东西，换个角度，一本杂志要想办成所有人都喜欢的话，
那肯定办成的是所有人都不喜欢的杂志。所以我觉得《读书》应该像1998年一样走
下去。1998年的《读书》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脑子最清晰的一年。”

    1999年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