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责任的时代为“政治”平反


　　                     任不寐（作者惠寄）

　　“军事主义”传统力量如此强大，“自由主义”的边缘化又如此不如人意，“
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的希望在哪里？在于“人的责任”，呼吁所有人承担责任是
我们免除“不义”（薇依）唯一的出路。显然这是一个最缺乏责任、并以不同的理
由普遍推卸责任和嘲笑责任的时代。“对于今天决定、或者明天将要决定世界命运
的人来说，不仅是教皇，而且还有整个的基督教界，都不过是临死之前要恶狠狠咬
一口的秋天苍蝇。”（1 ）非基督教世界的场景更加混乱。但这种世界末日的惨淡
图景恰恰构成了我们呼吁人的责任的理由而不是相反。有人批评说：你呼吁也没有
人听；我的回答是：没有人听我也呼吁。这就是我们对“责任”的基本理解。
　　呼吁人承担责任，同时必须同形形色色的反责任理论进行辩论。在诸多耳熟能
详的反责任说教中，最有代表性的无非是“自然的责任”、“历史的责任”、“政
府的责任”和“上帝的责任”以及“外国的责任”（2 ）等理论，人的责任通过上
述的转移被外化了，但这种精明更说明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因为最后承担后果的
永远不会是自然、历史、政府和上帝，而是人自己。那些最精于推卸责任的民族往
往就是最接近生存绝境的民族，这本身就是一个反证。考虑灾民理性几千年的全面
统治给我们这个民族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首先是“我们”的责任。由于新的灾
变危机如此严重，“权利的时代”还没有开始就可能结束了，——我们多少有些被
迫地进入了一个“责任的时代”。

　　◎人的责任与自然的责任

　　对于一些并不认真对待“灾变论”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质问：“灾变论”不
恰恰将责任推给自然了吗？
　　首先，我必须说明，人对环境的“必须适应”仅仅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
随着“人的因素”作用的增强，作为“必需适应”的灾民理性就丧失了“合法性”，
如果继续维持“传统文化”，那么“经验专制主义”就向“阴谋专制主义”过渡。
　　其次、灾民文化形成后产生了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因此“阴谋专制主义”巩固
于历史文化的巨大惯性。
　　第三、历史证明，灾民理性是存在的，但未必是合理的，它对解决灾民社会的
各种问题都是失败的。比如，灾民理性从来没有有效地组织人类抗拒自然灾荒和疏
导社会动乱，正相反，它日益灾乱的主要根源。最后，自然是有“责任”，但它能
承担吗？推给它也没有用，我们必须自己承担责任。中国历史中自然因素的确发挥
了独特的作用，这仅仅意味着中国人必须承担“独特”的责任。这是唯一现实的结
论。灾变论在确认地理环境的文化意义的同时，强调“人的因素”对“灾民暴政”
的责任。“匮乏是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但不是它的实在性基础。
　　换言之，它使历史成为可能，但是要产生历史，那么其它（尚未被规定的）因
素就是必要的“。（3 ）我们所谓的人的能动性和理性能力，就是”尚未被规定的
因素“。卡西尔认为人作为”符号的动物“与动物的基本区别是人总是向着可能性
前进，而不是象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4 ）。在历史的早
期，人要适应物质环境，但随着人的生产能力的提高，这种对环境的被动适应就逐
渐地转变为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人的主体性随之诞生。
　　想一想凌迟这样的罪恶行径吧，我们有什么理由让“自然”承担责任呢？即使
是环境的破坏，同样应该由人来承担责任。据统计，长江流域近几十年来，因砍伐
木材和发展农业丧失了85% 的森林，到处建水库，以至沼泽地普遍干涸。这导致了
长江水害逐年严重。有人统计，500 年来长江流域共出现过53次大涝，但是近50年
来平均每三年就出现一次大涝。而全国每年平均遭受自然灾害的面积也由50年代的
2500万公顷上升到90年代的4942万公顷，90年代平均每年因灾减产的粮食高达2300
万吨，相当于50年代的6 倍。这一切不是人的责任吗？放弃责任，只能意味着灾民
理性的继续发展，灾民离自由越来越远。

　　◎人的责任与历史的责任

　　“历史责任”是不真的，“历史”仅仅是一个比喻。或者说，历史是人的历史，
人才是历史的主体。历史主体首先意味着历史责任，“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作愤怒
的批评家，也不作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承担自己对于塑造历史的那一份责
任，不论是作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
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5 ）那么，人的历史责任就有三
层含义：对过去的苦难的记忆、现实关怀和对未来负责。
　　我们必须从受难者的立场理解历史，为此，记忆苦难成为人的责任。“当他们
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时，你在场吗？”“十字架神学”这个伟大的提问不仅是
提示人们对罪恶感同身受，更是提醒人审视自己是否是过去罪恶的同谋——无论是
作为冷漠的看客、懦弱的盲者、可耻的鼓掌者还是罪恶的同伙；最后，反思促使人
类如何防止类似的苦难在现在和未来再发生。面对十字架是为了让我们永远倾听耶
酥受难时发出的“恐怖的喊叫声”（6 ），这种喊叫并没有给耶酥带来耻辱，而是
让人类意识到自己的不能置身事外的罪恶，从而承担建设未来的责任。善于遗忘的
民族必然寡廉鲜耻并永远重蹈覆辙。
　　强调人的现实关怀首先要对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因为历史主义否定了死者和生
者在上帝面前享有“共同一致”的恩顾。我不想在波普尔和默茨之后续貂，只在这
里强调“历史主义”对人的责任的淡化。首先、指称某阶层或党派为历史主体完全
无视人的共同一致的有限性，这一历史主体必将“历史责任”转化为“现实特权”。
其次、不幸变成了完全抽象的“历史规律”的牺牲，而不需要人对此承担责任。第
三、为了历史主义的目标，对人爱的责任转化为对现在的人的恨的责任，必须改造、
奴役和牺牲现在的人，把现在的人变成建设未来世界的敌人或工人，“就这样，从
对未来人类的巨大的爱中产生了对人巨大的恨，建立人间天堂的激情变成了破坏的
激情。”（7 ）
　　向未来承担责任必须反对因生存自私而破坏环境、掠夺资源、忽视教育、无节
制生育、发展武力等等“实用理性”的暴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面对几乎令人绝
望的环境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灾民恐惧获得了自己的现代形式。这种恐惧
本身加重了危机。一个移民时代已经开始了。破旧不堪的渔船在黑夜里拖曳着很多
绝望的灵魂驶向充满凶险的大洋，更多的是贵族之家的子弟从空中紧紧怀抱着“来
源不明”的存折开始了“胜利大逃亡”。还有一些精英分子，虽然偶尔回国风光一
次，但已经对“太阳落下去的地方”表示了古老的绝望。那些“友邦人士”呢？他
们把自己的领地看作是“‘漂浮在贫穷之海的一只富裕之舟’，舟上的幸存者力图
击退大量在水中挣扎并企图爬上来的人。”（8 ）此外，在他们眼里，中国人等于
市场，而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文明和未来的民族。谁在为这块拥挤不堪、令人绝望和
恐惧的土地承担责任，尽管出走的“他们”有些人一直是这块土地上最能拥挤、最
能制造恐惧的人？“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
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9 ）我们看到的理论正相反：
“后路已准备就绪，死前死后那管洪水滔天”。未来很遥远吗？2000年的沙尘暴在
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还有的话——中留下了一行小字：世界末日离你们还有70
公里。

　　◎人的责任与统治者的责任

　　谁应对罪恶负责？弗兰克说：“可以谴责该党之利己主义、国家事物上的鼠目
寸光、漠视人民的利益，但是，让它对这种直接反对它并总是潜意消灭它的斗争之
不成功来负责——这种论断要么不是出自真心，要么是无意义的儿戏；这就好比由
于俄日战争之可悲结局而谴责日本人。这是一种流行的意图，即无论何时何地都以
‘长官之过’的廉价之念来自慰。这里表现出的是一种甘心受辱的奴性心理，与个
人责任意识格格不入，而是习惯于将自己的福祸归因于他人和外部力量的仁慈或愤
怒。与此相反，于当今时局完全适用的是这样一种主张：‘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理
应得到的政府。’”（10）提出这样一种个人责任的理论，不是为统治者的罪行开
脱，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制止罪行。呼吁个人责任是给人一种荣耀：人比统治者更有
责任能力。
　　出于根深蒂固的奴性，人们往往将一场自由灾难说成是被人利用的结果。这完
全淡化了人的责任，即自由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与他人无关。“利用论”恰恰表
达了一种来自灵魂的奴性，即认为必须应该由精英人物带领我们走向自由。

　　◎人的责任与上帝的责任

　　弗兰克说：“有两种互相对立又彼此相通的观点妨碍对生命的合理关系的巩固，
这两者都出于对存在之基本结构的不理解。由于把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混为一谈，
不理解保护善和抑制恶与实现善和消灭恶之间的区别，一些人认为，一切外部活动，
都是无意的，都是恶；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这些外部活动与内在活动是等价的，
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外部活动来实现善和消灭恶。……。
　　这两者都违背了基督的约言：“该撒的物归该撒，神的物归神’。……在这条
道路上虽然不能创造善，却可以和应当保护善；虽然不可能消灭恶，却可以抑制恶，
使其不至于破坏生活。”（11）我把第一种思潮称为宗教犬儒主义。这种思潮是雅
典与耶路撒冷的二元对立理论的必然逻辑结论；由于否定人的理性以及理性对“有
限改进”的意义，因此它事实上消解了人的责任，人存在唯一的价值就是过冥想式
的“灵修”生活。
　　宗教犬儒主义事实上是对“神正论”的歪曲。我们应该记住，上帝是按自己的
形象造的人，这意味着给人赋予了一种“有限责任”，尽管人的理性仅仅是“次价
值”，但次价值也是价值。人不能自己免除不幸（只有上帝才能解救人），但人可
以通过努力免除不义，取得尘世生活的“有限改进”。因此人的责任来自上帝的命
令或恩典。特别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各种苦难的时候，如果宗教不走向实践，就堕
落为伪宗教。
　　宗教犬儒主义告诉人们，尘世幸福是毫无希望的，根据加尔文的“预定论”，
人们“要象尸体一样服从教会的命令”，以期在未来审判中进入预定的位置。梅尼
日克夫斯基为此挖苦说，“上帝把人类分成两个不等的部分：比较小的一部分由肯
定得救的人组成，不计其功绩如何；而较大的一部分，肯定受到诅咒，不计其过错
如何。一方面是无故受恩典的人，另一方面是同样无故被剥夺了恩典的人。”（12）
难怪被烧死的伟大圣徒卡斯特卡里奥说：“加尔文的上帝比恶狼更要凶恶。”
　　宗教犬儒主义反对基督徒对他人的苦难承担责任，特别反对政治生活，并以不
搞政治来自我标榜信仰的纯正。我们可以引申索洛维耶夫的观点，政治的存在不是
为了实现人间天堂，但是为了防止实现人间地狱。如果说上帝是爱，而爱是实践，
那么宗教犬儒主义恰恰是反基督的。比如《圣经》上说：“你们那些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么？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
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
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的信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
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么？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儿
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
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不也一样因行为称义么？“（
《雅各书》2 ：13-25 ）所以默茨批判说：”通常关于教会之先验的‘中立’和‘
政治清白’的假设，要么是缺乏批判精神，要么则是有意识地掩饰现存的政治联盟。
……
　　这在客观上便是不诚实的。主教和神学家尤其容易成为这样一个教会的官僚：
他在教会中立和‘政治清白’的幌子下，推行旧的一体化，稳定已有的政治联盟，
毫不考虑具体苦难和现实压迫。……只有当教会有一双耳朵听得见他人的苦难、他
人的贫穷和他人的困窘的含混预言时，它才真正听见了基督的话；只有如此，可见
的教会才是不可见的耶稣精神的教会。“（13）
　　宗教犬儒主义实际上还往往把“历史责任”全部推给上帝，包括人世间的各种
苦难及其免除，都变成了上帝的责任。在我看来上帝不代表“他”对人类的责任，
他代表爱。人类必须对自己制造的灾难自己承担责任。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上帝
的全能至善：从上帝“允许”人类独立、特别是“允许”人类独立承担责任这个角
度上讲，上帝是仁慈并全能的。“地上的孩子们被允许去塑造自己的命运时，他们
理应感到自豪。”（14）不是上帝被挤出世界，也不是人类已经成年（朋霍费尔），
而是上帝让人类将自己挤出世界，上帝鼓励人类成年。我认为基督再临说对人类社
会最现实的意义是暗示人类：在１０００或１００年或一定时段内，不是基督现实
地降临，而是人类（每个人）此时应该自己承担起自我审判、自我反省的责任。弥
塞亚通过人的心灵起作用：“人该反省了”。如果说：“暴力的直接原因是自我控
制遭到破坏”，我们确认，基督教的伟大的先知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这一本性，
知道人类如果不“经常”在回忆中忏悔“本我”的罪恶并警惕理性的局限性（相对
于上帝），人类将不断制造罪恶——忏悔是上帝赋予人自我拯救的责任。
　　基督受难是关于人的责任的启示。遗憾的是，这种关于个人责任的启示一直被
忽视或狡诈地转移为耶酥责任；耶酥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也能够象我这样自
己承担责任，而一旦人这样做了，人就进入了千年王国并得救了：“看哪，我站在
门外扣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
席。”（《启示录》3 ：20）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翰一书》2 ：6 ）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当为兄弟舍命。”（《约
翰一书》3 ：16）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
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它印迹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
王一千年。”（《启示录》220 ：4 ）
　　“亲爱的兄弟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
日。主所应允的尚未成就，友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
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 ：8 、3 ：9 ）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一来，你们的心里就
必得安息。”（《马太福音》11：29）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3 ：8 ）
　　“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徒然死了。”（《加拉太书》
2：21 ）
　　基督受难这一伟大启示被教会或后人理解为只有基督才能或愿意那样做。然而，
这种狡诈——如果属实的话——并没有使人类逃避上帝的惩罚，２０世纪可以看作
是人类因逃避责任而被迫承受的一次漫长的服役过程。基督为什么以受难的形式显
现他关于人的责任的启示呢？其目的是叫人惭愧、知耻后勇，他仅仅为了救我们而
死，而我们成了幸存者、旁观者。他是神，他为我们死了，死得如此屈辱，仅仅为
了救我们，——而我们成了旁观者！这种认识是基督通过受难给我们的启示，是基
督在人类心灵中的自我呈现，他呼唤人的责任。“基督的伟大功绩不在于他受苦受
难。人们也在受苦受难。……但基督的受难是胜利的神灵积极的受难。”（15）所
以，真正信仰基督的人应该象基督那样积极承担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朋霍费尔是真正的基督徒。“按照朋霍费尔，信仰不仅仅是在
观念上认信十字架上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践行十字架上的真理。认信十
字架上的基督，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跟随基督，而这要求跟随者付出很高的代价，
耶稣基督必须受苦和遭弃绝，这种‘必须’存在于上帝的应许中。在朋霍费尔看来，
这种没有荣耀的遭人藐视的受苦同样要临到基督徒身上，基督徒之为基督徒正在于
他们也‘必须’分担主的受苦。”（16）朋霍费尔领会了基督关于人的责任的启示，
并实践了它，他说：“袖手旁观，最不合乎基督之道。”（17）

　　◎从权利的时代到责任的时代

　　启蒙运动重新发现了人，但它只是发现了人的权利——这当然是伟大的进步—
—而没有同时发现人的责任。或者说启蒙理性消解了人对神的“额外”责任，却也
同时销解了责任本身。这种理性自负和“唯权利主义”（所谓“人的主体性”）支
持了１９世纪肤浅的人类乐观主义，以至１９世纪结束的时候，人类普遍沉浸在布
热津斯基说的“喜气洋洋”的气氛之中（18）；这种淡化责任、“喜气洋洋”的气
氛，是２０世纪奥斯维辛灾难和广岛灾难最深刻的“历史原因”之一。而在２０世
纪灭顶之灾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今天应该为人类恢复责任意识，以回报
这一上帝启示。
　　人类历史经历了两个时代，“义务的时代”和“权利的时代”（19），在“义
务的时代”，力量是上帝，奥斯维辛灾难是“历史结构”，在“权利的时代”；上
帝是上帝，奥斯维辛灾难是“历史事件”。上帝通过“权利的时代”的苦难和全球
性危机启示人类：如果人类不在追求权利的同时承担责任，末日审判即将来临。人
类要进入“责任的时代”，要走向上帝，否则，人类已经成年就是一个谎言，而基
督也就“徒然死了”。“责任”是个人主动的、自由的选择，是对主体危机（爱的
危机）的积极反思：“义务”则是个人对外力完全被动的适应，是对生存危机的消
极顺从；而“权利”则是“半吊子自由”，因为它缺少爱，也因此缺乏抵抗返回生
存危机的忏悔理性。
　　灾民社会是“义务的时代”的社会，对自然力和社会强制力的义务奴役了人的
生命，人类丧失了基本权利，责任就更谈不上了。在灾民社会呼吁从“权利的时代”
进入责任的时代虽然有些尴尬，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今天，蒙主的神恩，我们意
识到了主体性危机，同时，生存危机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向我们呈现。为了免除几千
年的不义，为了免除灭绝式的惩罚，我们必须主动承担责任。权利是可以放弃的，
但责任不能被放弃。为什么我们呼吁以不能放弃的责任取代可以放弃的权利作为我
们时代的政治原则呢？因为环境危机和人口危机我们所剩时间不多了，“不在有时
日了，日子近了。”（《启示录》），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生者对死者和正在受
难的人的责任；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生活着而不是准备生活”，而“迟到
的公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因为世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必须对他人负责
……
　　今天，一场全球性的精神危机正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一起到来，责任应成为全
球伦理的核心。灾民理性如此强大，并日益污染全球，非责任心无以超越它。首先，
我们已经说过，灾民理性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西方世界，其次，全球化过程中东
方文化同样对西方文化存在演变的作用，最后，世界环境的恶化与人口膨胀意味着
灾民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增多。不久以前，有科学家说：“2000年左右，物种便会以
每日24种，即每小时一种的速度消灭。眼下的大量灭种已在其规模尤其是在其速度
方面超过了地球历史上的‘动物化石平均值’。”（20）联合国开发署、环境署、
世界银行和世界资源研究所近期共同发表了一份关于全球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报告，
在这份题为《2000-2001 世界资源指南》的报告中，专家们研究了世界沿海、森林、
草原、淡水以及农业生态系统，分析指出，全球一半湿地在20世纪消失，全世界的
森林减少了一半，30% 的原始森林已经变成了农业用地，9%的树种面临灭绝，热带
森林正以每年13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大约70% 的主要海鱼被过度捕捞或处于捕
捞极限，20% 的淡水鱼濒临灭绝，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土壤退化。（21）这一切意味
着，中国灾民理性将持续发展，而世界性的灾民理性也在日益增长，————人类
必须有紧迫感，承担起自我挽救的责任。
　　非常可笑的是，灾民理性国际化被中国一些学者当作是“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
纪”的一个理由。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世界的灾民化，因此以为中国人在人口过剩
资源危机中积累的“管理经验”可以为危机中的世界提供一个政治指南。他们不知
道，灾民理性已经被证明治理个灾民社会是无效的；这一政治安排已经将中国搞得
山穷水尽了，如果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都施行军事主义的管理方案，只能意味着出现
更多的中国。巴比仑的命运到底是谁的命运呢？谁是“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启示录》19：2 ），因而是被神猛力扔进海里永不再见的大石头（《启示录》
18：21）？

　　◎为“政治”平反

　　人的责任主要是政治责任。这一点正如默茨所说的：“如果人们认真对待环境
保护、资源维护，和了解自己的未来的种种问题，便会明白，并非历史必须由一种
自然理论来支持，而是恰恰相反，自然必须有一种对我们历史性责任感的反思来维
护，以避免毫无节制的掠夺。这也说明，‘政治即文化的新名词’这一论断，是一
条含义多么深远的规定。……对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与对自然的责任这一范畴表明，
文化必须以政治来验证自己。”（22）承担政治责任对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最具有
实践意义。在这个一方面普遍嘲笑政治、另一方面毁灭政治的时代，看来有必要为
“政治”平反。首先，我们要恢复政治的本来意义，其次，要检讨中国学界普遍存
在的政治冷漠症。
　　我们所说的政治，不是和权力、强制、权威等概念同一的概念，而是指关于公
共事物的思想和自由行动。雷蒙·阿隆在《民主与极权主义》一书中，从人道主义
立场出发，赋予了政治“以优先的地位”；他说：“的确，一位观察家可以把生产
总额或资源的分配看作是最重要的现象，但涉及到人，我们从定意义上说，政治比
经济重要。因为政治更直接地关系到存在的意义本身。专家们总是认为，人的生活
是由与他人的关系构成的。人道地生活意味着与其他人一起生活。人们之间的关系
是任何集体的根本现象。现今，权利的组织比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更直接影响到生
活方式”（23）。他说的“政治”就是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为主要内容的政
治。梅洛- 庞蒂把知识份子的政治责任讲得很透，按照梅洛- 庞蒂的观点，承担政
治义务的思想不是那种“接受政治僵化，局限于在政党或特定势力之间进行选择，
并最终地加入到某一党派之中去的令人不快的思想，而是一种警觉的、能够在任何
情况下对政治、经济思想重新提出质疑的思想。（24）
　　海德格尔敏锐地发现了巴门德尼和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界知识与权力的这个互
置传统。在这一伟大的发现中，海德格尔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对政治和一切公
共事物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敌意。汉娜·阿伦特在海德格尔之后进行了恢复政治“
本来面目”的“平反”工作。她艰苦地区分了极权主义政治与政治的不同。她认为，
极权主义政治不等于政治。极权主义政治是强加于实践之上的柏拉图主义的“简化”
形式。形而上学的“哲学- 政治学”传统所掩盖的不仅是个人，也包括人与人之间
交往的需要，而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存在的本质。（25）19 世纪出现的历史主义
进一步掩盖了“人际之间”这一存在的常识，并把政治贬为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的
婢女。在历史主义胜利的国家，政治被等同于国务活动、统治权等。阿伦特认为政
治包括这些又大于这些，特别应当包括人与人的互相关怀以及公共空间的科学设计。
　　政治冷漠症是灾民理性的情感性疾病，它不仅丧失了人的责任，而且攻击责任。
这种精神胜利主观上保卫着心灵避免良知的质问，客观上保卫着灾民理性拒绝转换，
因此，也千方百计地争取早下地狱。在灾民社会，“政治的罪恶”在本质上恰恰是
“无政治的罪恶”，政治冷漠症的实质不是对“政治”的厌恶，而是对权力的恐惧，
它不是面对“伪政治”的一种清高，而是面对“伪政治”的受害者的一种自私，面
对“伪政治”导致的灭绝性危机（主体危机和生存危机）的一种自杀式的愚蠢。
　　承担政治责任是主体性的复兴，是灾民理性话语转换最根本性的道路。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