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被遗忘的团结，或者觉醒


                           张宁（作者惠寄）

    布尔迪厄和哈克在《自由交流》一书中，讨论过艺术家（画家）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所受到的错综复杂的压力和身陷其中的依附关系。哈克说：“压力是一直存在
的。这些事情向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表明，除了个人的成名和致富以外，还有别的重
要的东西，一种长期被人们遗忘的东西：团结。”布尔迪厄紧接着说道：“觉醒。”
“对，觉醒。”哈克赞同道。[1] 团结，或者觉醒，这两个曾为我们极为熟悉的词，
如今显得多么陌生。不仅陌生，而且并列在一起也显得风马牛不相及，但在那两位
法国学者和美国艺术家那里，二者却有着极为自然的关系。

    难道它们在我们这儿就不该重新被熟悉，并有着极为自然的关系吗？

    “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切都始于1976年1 月或2 月的那段时间。”这是瓦茨拉
夫。哈维尔在1986年一本名为《远距离的回答》的书中写下的一句话。他指的是发
生在捷克历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在他个人时间中的起始点。“布拉格之春”之后，哈
维尔和他的许多同行一样，已经成为被禁作家。而在1968年之前，他也一直是一个
受压的作家。他总共只有过五年公开发表作品的时间，其间随着捷克社会生活的松
动，他还曾在《特瓦什》——一本颇受欢迎的青年文学杂志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
并在“布拉格之春”的那几个月里，作为党外作家的代表，进入过全国作家协会的
领导层。不管是在《特瓦什》杂志，还是在作家协会，他都曾与被他称为“反教条
主义者”的人，或具有其他倾向的人发生过冲突。他曾与《特瓦什》杂志两度闹翻，
并在最后一次永远离开了他们。如今，与他冲突过的那些人们，也大都属于“被禁”
之列，有的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有的仍处在相互猜忌之中。

    就在1976年的1 月或2 月的某一天，一个大雪封门的夜晚，一位快要变成雪人
的朋友造访了他在赫拉德切克的农舍。他们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聊着天。朋友极
力建议他见一见伊万·伊劳斯，一位正领导着一个民间摇滚乐队的艺术家。60年代
后期，哈维尔与伊劳斯曾见过面，但显然彼此都没有建立起好印象。哈维尔后来谈
到：“关于伊劳斯和身边的那些人以及这个乐队，我偶尔也听到一些荒唐的但后来
我发现都是歪曲事实的传说。”而“从那位雪人朋友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伊劳斯对
我的看法也不怎么样。他显然把我看作是官方允许的政府反对派成员之一。换句话
说，我也是官方的一员”。

    但两人还是见面了，相互沟通消除了彼此的疑团。“我一下子意识到，无论这
些人的言谈多么粗俗，无论他们的头发有多长，真理还是在他们那边。在他们的某
个方面，在他们的态度上和他们的创作中，我感到有一种特殊的纯洁，一种羞怯心，
一种脆弱感；他们的音乐是一种超感觉忧伤的体验，是一种渴望得当帮助的心情。
在我看来，伊劳斯的这个地下组织就是要试着给那些感到被排斥在生活之外的人的
一种希望”。俩人约好再次见面，但不久伊劳斯和它的乐队成员便因他们即将举行
的演出而遭逮捕。

    自70年代初期逮捕和重判一批不屈服者以来，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政治案件了。
事实上，国内几乎已经不再存在公开的反对派。这次却不同，由占领军扶植的当局
并不是在与自己的政敌算帐，而是要与生活本身算帐，因为这批年轻的音乐家并不
热衷政治，也无意与政府对抗，他们只是想按自己的愿望生活。如何让更多的人了
解真相，抵制对生活的进一步的侵害，对于打算营救他们的哈维尔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许多人仍像哈维尔以前那样不了解他们，误解他们，当局也把这件事当作刑
事案件来处理，把他们描述为流氓、无赖、瘾君子。“而我几乎没有任何具体事例
来证实他们不是这类人。”哈维尔后来写道。

    但他很快了解到，他当年在《特瓦什》杂志的同事、哲学家伊希·尼麦茨曾与
这个音乐团体过从甚密，可是自从与该杂志闹翻后，他与尼麦茨等人一直彼此心存
芥蒂，“在他们眼里的我就像斯大林眼中的托洛斯基”。和解是现实需要的，但看
起来也是困难的。结果是：“我和伊希的关系逐渐好转；我们对过去的分歧开始感
到可笑（在此其间，他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过去那种正统的‘特瓦什’派
了）。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们却成了真正的朋友。我和伊希开始‘导演’这场营救
‘塑料人’的运动，并一直到不再需要为止。这给我们俩都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在
工作中，我们当然也可以相互弥补不足。……直到那时，他一直认为‘不露面’比
‘抛头露面’做工作有利。不过，当他意识到只有广大民众参加的运动才能帮助
‘塑料人’时，他只好改变原来的立场。在这方面，我成了他的引路人——因为我
对这方面的工作要比他熟悉得多。而他则帮我跨出了‘老反对派’的框框，开阔了
眼界。”

    营救活动由于各方面人士的参与，被拘留的人数越来越少，原来打算重判的案
件，只有四个人被判了较短的刑期。这场营救活动的意义，不仅体现于它的结果，
而且体现在“布拉格之春”后的一次较为广泛的社会团结。它肇始了不久以后的那
场漫长且意义深远的“公民创制权”活动。[2]

    发生在捷克知识分子那里的，不仅是一系列打破隔阂、消除误解、走向合作的
“显在”的故事，还有更为“隐在”的自身的“存在的革命”。昔日的误解是怎样
产生的呢？它当然来自于认识的不正确或不全面，但背后也可能无不关涉着人不愿
去认识或“想来就应该如此”的愿望。与其说人想去认识一个“什么”，不如说他
想通过某种认识而证实自己的愿望。所以，在上述故事中，哈维尔才宁愿相信谣传，
而不愿警惕谣传；伊劳斯才宁愿信任自己的偏见，也不愿警惕这种偏见。在诸种
“宁愿”的背后，运转着的正是人的不自觉的僭妄和隐秘的傲慢，是人对自身有限
者身份的模糊。也许没有人能够完全戒除这种僭妄、傲慢和经常有的身份模糊，但
随时警惕之的那一维度恐怕必须存在，人的有限性和随时准备承认真理在对方那里
的意识，必须经常在场。它可以有助于人们保持真实的感觉，而不是某些幻觉。而
沟通的故事正是从承认对方可能的真理和自己可能的偏见开始的。

    哈维尔说：“我们对过去的分歧开始感到可笑。”这当然是彼此都感到自己可
笑。这种针对自己的“笑”，是对自己通常情不自禁地自居为“真理”的一次清洗，
也是对自己有限者身份的一次确认。这种“笑”呈现着世界的“正反同体性”（巴
赫金语）和事物的“神秘的两面性”（哈维尔语），它使生活始终处于对话之中。
哈维尔既写政论，也写剧本，他经常在某篇政论中严肃地阐述某种观点，而到了剧
本中时又通过剧中人再喜剧性地嘲弄一番；他的同伴们也在信奉某种东西时，又不
时地戏谑这种东西，如对于帕托切卡悲剧性死亡时留下的那句名言“为某些东西牺
牲是值得的”。这些矛盾的做法并没有使他们产生内在的分裂感，反而保全了一种
完整的心智。在哈维尔和尼麦茨合作营救“塑料人”摇滚乐队的过程中，“笑”显
然在其中扮演了隐秘的重要角色。“笑”在这里具有清洗剂和解毒剂的功能，具有
让自己不断变化和“开阔”的功效。如果让可笑之处随时现出可笑来，世界和自己
就会始终处在柔和之中。一个会笑自己的人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一种会笑自己的
品质几乎是有机的团结与合作的前提。

    在最不可能之处创造了可能。“在这儿，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3] 也许，
起初每个人都抓住了一个真理，认识到了生活中一种最好的可能性，并纷纷聚集在
自己认同的真理和可能性之下，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那种分隔、冲突、
斗争的局面。但自己拥有的真理和认识到的可能性如果被单向地、反复地强调，就
趋向惟一的真理和惟一的可能性（必然性）。不用说，这个“惟一”可以取代传统
的宗教，成为信仰。它首先要解决的似乎不是认知问题，而是“存在”问题，是个
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获得隐秘的“不朽”和满足出类拔萃感的问题。它滋养的不是
真正的谦卑，而是或隐或显的傲慢自大；它培育的不是人的有限性意识，而是人的
无限性感觉；它令人陶醉于绝对的审判，而不是相对的评判。其真理之间的分歧，
远不如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大。就像一个孩子，他对某种道理的坚持，常常是为了
证明自己“不错”。

    渐渐地，在经过一些事件之后，在意识到自己的有限者身份和存在的荒诞性后，
人们开始有了复杂的意识。人不仅意识着自己的独特性，还意识到与所有人的相关
性，认识到把真理悄悄转化为信仰的荒诞性，认识到这个世界不止有一种真理，也
不止有一种好的可能性，而是由各种真理和各种可能性共同演奏的交响乐坛。即使
自己比较认同某种可能性，也总是随时准备考虑其他的可能性或可能性成分，而决
不把任何一种可能性偶象化，哪怕是一种最好的可能性。而更为有效的做法则是，
与其强调某种最好的可能性，不如强调各种可能性存在的基础更为牢靠。这使得一
些捷克知识分子的视角由“从上边看”转向“从下边看”。哈维尔在解释“七七宪
章”时写道：“宪章”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也并不标榜自己比执政党更高明”。
“任何人随时随地都有制定政治纲领的权利。‘宪章’不会阻止它，反而会支持他
享有这样做的权利。然而‘宪章’有自己的目标。表面上看，这个目标不够远大，
然而从某些方面来说，它的目标更深远”。

    而这个更深远的目标就包含着团结与合作的基础，包含着深刻的自我认识和自
我觉醒。

    转过来看看中国知识界目前的情况，那却是另一番景象。围绕着《读书》和
“长江《读书》奖”的争论、攻讦已经持续一些时日了。它可能也有积极的一面，
但负面的价值越来越明显。它所导致或加剧的知识界的分裂，令人痛心。

    追诸起因，恐怕绕不过近几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那种几近势不两立的
争论。之所以势不两立，在于双方都拥有真理，并都看到了对方的谬误。一位普通
的职业妇女曾在一个私人场合问道：“你们双方说的都有道理，可你们（指在座的
一位持上述观点之一的人士）为什么不能听听对方的道理，求同存异？”这种常识
性的诉求可能会被视为“浅薄”和“幼稚”，但却表达着来自生活的最普通的直觉。
当某种真理呈现着真理性时，它的背面必然潜藏着荒谬性。有价值的对话不仅表现
于不同真理之间的对话，更表现于某个真理的拥有者自身内部的对话，表现于真理
之真理性和荒谬性的自我对话。观点相左者会积冤，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有缺陷的
人性的表现，但如果引入对人性之缺陷和自身有限性的意识，由观点相左而产生的
或隐或显的怨恨（这恐怕是谁也避免不了的），就可能被冲淡。如今，观点相左的
双方，似乎都愿意以自己的真理性交锋于对方的荒谬性，而不愿去倾听对方的真理
性，去意识自己真理的荒谬性。退一步说，即使意识到不到自己的荒谬性，在今天
这个世界上，也应该增加对差异的敏感性和不可通约之事物的承受力[4].面对“别
的重要的东西”，双方的相似性远比双方的分歧大得多。不知我的判断是否又陷入
荒谬？  这场争论虽然是由一个奖项引发的，但其背景恐怕无法排除掉《读书》近
几年的“转向”。作为一个长期的读者，我也注意到了《读书》的某些变化。它可
能偏离了一些学人的传统期待，因此站在自己的立场或基于自己的期待提出批评自
然也是应该的，但面对“别的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批评最好是平易的和节制
的。因为即使《读书》“转向”了，甚至“水平降低了”，“只有一种声音了”
（何况我们谁也不拥有绝对判断的权利），它依然是国内众多杂志中的优秀者，至
少是比较优秀者。我们可以容忍众多平庸无聊的杂志，总不能容不下一本《读书》
吧？当然激烈的批评可能出于“爱之深，恨之切”，但爱是应该保留的，“恨”恐
怕是要稀释的。爱护一份你已不喜欢、但仍然“比较优秀”的杂志，也等于爱护你
喜欢的、也许更加优秀的杂志。其间的相关性恐怕无须多说。何况《读书》还是一
份老杂志，激烈的批评者也承认自己曾长期喜欢这份杂志，如果我们可以（也不得
不）对历史抱有耐心的话，为什么不能对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一份杂志也抱有耐心？
如果将来它重新变得你又喜欢了呢？“恨”是一种潜在地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情感，
它可能会使人失去现实感，忘掉“别的重要的东西”。

    对于新出现的“长江－读书奖”，恐怕也需要保持耐心，对此的批评也应该平
易而节制。因为激烈而无节制的批评有可能把对方置于尴尬的地位，也容易忽略其
中可能存在的复杂因素，并由此导致令人痛心的分裂。我注意到了批评一方和反批
评一方，都流露出着要求世界完美（实际上是要求对方完美）的心理倾向，忽略了
对方也是有限者这一“存在”的事实。这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势
不两立的争论，几乎遵循着同一个心理逻辑。而最好的批评应该是把对方与自己都
设定为有限者的批评，那可能是对事对人都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一个奖项可能评得
不公，可以从公正的标准予以批评，对于有争议的事项进行建设性的商讨，使得事
情逐渐好起来。同时，在没有“好起来”时接受其相对的“不公正”，保持批评，
也保持耐心和节制。搞得像天塌下来一般，一方“猛烈进攻”，一方“誓死捍卫”，
这对谁有利呢？

    在这场争论和攻讦中所暴露出的知识者的弱点是醒目的。那种被称为“文革语
言”或“文革方式”的东西时有闪现，比如揭老底儿、谩骂，甚至质问某媒介为什
么还要刊登对方的文章。而有趣的是，指责对方使用“文革语言”的人，自己使用
的就是“文革语言”。看来我们很容易在对方那里看到黑暗，而对自己可能的内心
黑暗总是轻轻放过。我们也很容易在知识的引导下，基于灾难性的历史事件而发言，
但却很难发现自己与那种灾难性历史事件的内在关联。 知识又一次变成了装饰和
说辞，而远离自身的经验，于是在向“黑暗”的挑战中，也就情不自禁地模仿起了
“黑暗”的伎俩。

    有一种忧虑总是存在于心，当然它也是产生于自己有过的经验，那就是我们很
容易把自己“存在性”的焦虑上升为真理，再为这种真理而奋斗，而真理在这个时
候已经被偶象化了。被偶象化的真理也极易吸引追随者，于是，一种认同的过程就
演变成了“帮会”化的过程；某种隐秘地为挣得自己“不朽性”身份的心理活动，
也就演变为为真理而进行的“战斗”。个人经验因此而急剧收缩，世界的另一面也
就常常视而不见。这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极为不利的，也有可能是灾难
性的。我之所以在这篇文字里引入哈维尔，就是想从一种陌生的经验里，汲取一些
也许对我们有用的解毒的成分，虽然有些人士并不喜欢哈维尔。

    回到本文开头。哈克提醒西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除了个人的什么什么之外，
“还有别的重要的东西”，以及“一种长期被人们遗忘的东西：团结”。而真正的
团结只能是一种有机的团结，它来自于当事者对自身界限和共同责任的意识，所以
布尔迪厄才将“觉醒”提示于其间。无疑问的，“别的重要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
更多，更重要，也就更需要团结，或者觉醒。而“觉醒”首先意味为自我认识和自
我警醒。它关联于当代一种极需要的品质，那就是对任何可信之物都保持警惕，对
任何不可信之物都保持开放，并拒绝对任何不可能之物予以毁灭性打击。

    2000年7 月5 日

    注  释

    [1] 布尔迪厄、哈克：《自由交流  》，桂裕芳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
页。

    [2]V‘aclav Havel ，Disturbing the Peace，Random house，New York，1991
（本文使用了李义庚、周荔红的译文）。

    [3] 这里套用的是美国小说家罗斯在布拉格的问话。见克里玛《布拉格精神》，
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4]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