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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如何能自由(外一篇)


                      ——李宗吾考试制思想说微

                          ·笑蜀·(作者惠寄)

外一篇:吾与吾师——我的一段怪味回忆

    李宗吾不仅独创“厚黑学”,在教育领域同样颇有建树。作为教育家的最大建
树,则在其以“考试制”为核心的学制改革蓝图。

    与适应小农生产的传统私塾相比较,现代学校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见长,在短
短几十年中脱颖而出,构成中国教育的主导模型。在公众眼里,普及现代学校是实
现教育现代化的不二法门。李宗吾拒绝随波逐流。1920年,他以四川省视学的身份
赴外省考察,断定现代学校弊端丛生,返蓉后即呼吁学制改革,在现代学校是颂歌
中展开了针对现代学校的理性批判大旗。

    李宗吾认为,现代学校最大的一个弊端,在于内部组织上的“铁床主义”. 现
行学制是工业化的产物,现代学校仿佛是“人才工厂”:将不同资质的人输进去,
按同样标准、同样程序、同样时间予以“铸造”. 本世纪初中国从西方引入现代学
校模型,主要是引进其工厂机制,而几乎完全剥离了西方现代学校师生互主体关系
的内核。受教者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作为一个与施教者对等的主体进入教学程
序;而是作为“灌输”对象、作为一个被动的物件进入教学程序。工厂机制与权威
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现代学校与自由精神、与个性发展尖锐对立。李宗吾对此有深
刻洞察。他说,人的本性原是不齐的,现在的学校,处处求整齐划一,这不是与人
的本性相悖吗?李宗吾打了个比方:古时有个强盗,常把俘虏按倒在铁床上,身子
比铁床长的,和把身子砍一截;身子比铁床短的,就把身子拉长些。他断言,现代
学校讲求的“整齐划一”就是这样一种强盗逻辑,即“铁床主义”. “铁床主义”
强化的是现存秩序的绝对权威,如钟点授课制,“每日应授的功课,即使学生业已
了解,钟点一到,还是叫他们上堂听讲;其有程度太差,听了茫然不解的,也要叫
他们上堂听讲。因为不如此,就不算整齐划一了!”又如学年制,“实则所说的3 
年毕业、4 年毕业,并不是所习的学业,要3 年或4 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
定了若干钟点,必须坐满罢了。仿佛是3 年的有期徒刑,或4 年的有期徒刑。”这
不只是虚耗学生的精力和时间。用刻板的定规将千姿百态的人“整齐划一”,“青
年个性,如此被戕贼的,就不知有若干了。”牺牲人的天性以維護既存秩序的权威,
这是“铁床主义”的实质。由此构成中国现代学校的显著特征,而为李宗吾深恶痛
绝。所以李宗吾称。现代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 李宗吾认为,中国现
代学校的第二个弊端,是对外关系上的“文化霸权主义”——只有现代学校颁发的
文凭,才有合法性;“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依
然把他当作弃材。”从而确立现代学校为唯一正宗,而将其他修学门径判为异类。
李宗吾警告说,甚至与百弊丛生的科举制相比,这也是一种退化。这种退化主要表
现为两点。一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从前科举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的
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而在现行学制下,完全是家资富裕的占便宜,
学校的等级越高,所需费用越多;于是高深的学问,就成为富人的私有物了。贫寒
子弟是终身得不到高深学问的。即使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在
这点上,现代学制完全拂逆人性——依据自身禀赋和自身坚决条件,选择相应的修
学门径,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罢黜百家”,独尊现代学校,在事实上剥夺了
受教育者的择学自由。而剥夺寒门子弟的择学自由,则无异于剥夺他们的求学权利,
客观上必然导致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分配的不均等。读书成了富人的专利,从前只
有经济上的的两极分化,现行学制则制造了文化上、精神上的两极分化。贫者不仅
在经济上一贫如洗,而且因丧失求学权利而愚昧无知,由贫而愚,如此恶性循环,
贫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贫者永贫而富者永富,两极对立的社会分裂状态将永难
消除。而贫穷愚昧现象的广泛存在,将构成社会进步的沉重包袱。再就人才选任而
言,现行学制也不如科举制合理。“从前科举时代,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
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于此等人,与在书院就业的人,同样待遇,没有什么歧视
之心。”现行学制之下,寒门子弟完全丧失了求学权利,也就不象科举时代那样可
以凭借自己用功而出人头地了。一般而论,穷多富少,而且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贫
家子弟多半奋勉。中国历史上,许多名儒硕学,都是从贫寒的家庭出来的。因此,
“如照现在的学制,继续行下去,国家必要少出许多人才,无形之中就是受了极大
的损失。”现行学制就不仅仅断送寒门子弟的个人前程;愚民的不断产生,精英的
不断埋没,对国民素质本来就不理想的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因而更是
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损害。

    学制改革也就势在必行。

    人人都是主体,这是建构现代社会关系的理论基石,尤其是建构现代教育体系
的理论基石。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文化生活的主人,所以,必须以受教者为中心,
顺应受教者的自然本性和自我需要来设计教学程序,给受教者以充分的自主选择、
自由发展的空间。因人制宜应该是现代学校最基本的教学指导思想。李宗吾先以课
程设置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认为,现行的钟点授课制是逆天性之水而行舟,“好
比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
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读书亦是如此。读书不到破题时,当然艰
涩。一旦破了题,再读下去就势如破竹,读书人自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而不能正在
兴头之时戛然而止、半途而废,令刚刚产生的灵性悟性全然消散。钟点授课制完全
无视这个规律,“学生上讲堂,听教员讲某种学科,初时一二十分钟,还没有什么
趣味,这就是因为煨肉的水还是冷的;然后越听越有味,就是到了沸点的时候了。
忽然铃声一响,改授他科,这就象还未煨好,就把罐子提开,改为煮饭一样。学生
又要经过一二十分钟,才能发生兴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钟点又到了,又须改
授他科,这就是饭还未煮熟,又改而炒菜。”“读书生物钟”在钟点授课制的外在
干扰之下完全失调,“每天学习5 、6 科,改变5 、6 次,结果时间耗费了,精力
也疲倦了,所受的益处,依然没有好多。”李宗吾因而主张废除“整齐划一”的钟
点授课制,由学生依据自身的“读书生物钟”,自由安排课程。“学生习某科,他
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
总之是“学生自择其所谓难所谓易,不能钻入学生的脑中代择其所谓难所谓易。”
“读书生物钟”起了主导作用,学习效率就会有增无减:“当纯由学生自动,教师
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可强制他。这样学生的进步,自然很快,脑筋也不会
损伤。”这里,李宗吾的意图很清楚,他所建构的是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自
由精神——的教学程序。在这种教育程序中,教师不再是统治者,不再用人为设定
的规尺桎梏学生。知识程序的差异不再导致师生人格和权利上的不平等。教师只能
是学生的朋友和顾问,只能对学生“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从而把学生置于教
学活动的中心地位,“纯由学生自动”. 学海之舟由学生自己把舵,教师和制度只
起着航标灯的作用。秩序对人的奴役,秩序奴役下读书的不自由……,种种“铁床”
痼疾不复有立锥之地。学生由“灌输”对象上升为真正的主体,在自身的“读书生
物钟”的牵引下,畅游于活泼泼的天性之水,读书也就不再是苦役而是真正的乐趣,
学校也就不再是“监狱式的学校”而是真正的乐园。李宗吾进而申论:我提倡学生
看书,养成自修的能力,只须指示门径,说过大概,叫他们自己研究,互相切磋,
有不了解的,先问同学,再不了解,才来问我……

    以自修为主要形式,独立钻研和互相切磋相结合,这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读书生物钟”的作用,获致理想的学习效果;更可在学生中建立健全自律机制和
互助机制,在自律和互助中陶铸主体人格。其实这才是现代教育的精义所在。

    就学校内部机制论,李宗吾主张用自由读书取代“铁床主义”;就学校对外关
系而论,李宗吾则主张用多元主义取代一元结构的文化霸权主义,还学生择学自由。
他认为,修学门径至少应有如下三种,一是正式学校,二是私塾,三是平民学校,
使王子贫儿均有书可读,各得其所,知识上精神上自不难“共同富裕”. 不是秩序
为本而是以人为本,这样一种现代教育消除了学校体制与自由精神的对立,与个性
发展的对立。但各行其是,怎么能批量供应现代化大生产所必需的合格人才?怎么
能保障自由与秩序的和谐?李宗吾对此胸有成竹。在他看来,千舟竞发,百川争流,
终会“九九归一”. 而实现“九九归一”的中介,则为“考试制”. 李宗吾设计的
“考试制”,相当于如今流行的水平考试,如“托福”,如“GRE ”,由政府派员
主持,在规定日期进行;考生不问职业、年龄,亦不问修学门径,均可受试,合格
者即取得相应学历。李宗吾承认,此种考试制在形式上是对科举时代考试制的继承,
其现代意义,李宗吾则有如下诠释:假如有一座城堡,我们想攻下它,所以进攻的
路,东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轰击,或是内搏而上,或用飞机,
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总以攻入城内为主。毕业考试,就是考察他攻入没有。至
于进攻的路线,与攻取的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试地势,侦察敌情,自行选择,
当主帅的,只严令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

    考试制的现代意义至此已是昭然:作为人才验收程序,既由政府主持,固然彰
明了政府作为“主帅”的权威,但它又何尝不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主帅”“  
只严令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至于进攻路线,与攻取的方法,则完全由“前敌将
士”自行选择;也就是说,政府只负责人才验收,人才的具体培养过程,政府不应
干预。由此保障教育独立,保障自由教育的政治前提。在排除政府干预的前提下,
教育流派多元并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教育模式上展开自由探索、自由
竞争,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类智慧,推动教学模式的不断优化。最后,考试制作
为一种导向机制,将社会需要、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经由水平考试作规范化表述,
把不同教育流派导向一个共同目标,达成“九九归一”. 教育自身的和谐,教育与
社会的和谐,自由与秩序的和谐,均经由考试制得到完美的体现。无怪乎李宗吾设
计的现代教育体系的三大要素。

    在教育领域李宗吾倡导多元主义,但他对多元并非同等对待。在校内学生和校
外“寒士”中,他偏爱校外“寒士”;在现代学校和私立学校中,他偏爱私立学校。
他之倡导学制改革,目的之一就是为校外“寒士”、为私立学校争取与校内学生、
与现代学校均等的机会和权利。这既是出于对于弱者的深刻同情,更是出于对“官
化毒气”的强烈厌恶,韬奋先生曾有精到描述:“官化的最大优点是安插冗员,养
成婢颜奴膝吃饭拿钱不必做事的好风气。”韬奋继而称——由官化的人物主持的官
化的机关,好像霉烂了的水果,没有不溃烂的,无论何事,由这种人办起来,公款
是不妨滥支的,私人是不妨滥用的。至于办事的效率却是他脑袋里始终连影子都不
曾有过的东西(《小言论》第一集)。

    李宗吾所指斥的现代学校,都是官办。官办学校照例逃不脱“官化毒气”的包
围,“好像霉烂了的水果,没有不溃烂的。”有着丰富教育行政履历的李宗吾,对
“官化毒气”的巨大腐蚀性体验尤深。他认为,就此来说,现代学校与旧时书院相
比也是一个退化。旧时书院没有一个冗员。数十上百学生,都由山长一人去教;学
生的知识、品性,都由山长一人负责。而山长所得薪水,不过几百吊钱。现在的教
育行政部门骈枝迭出,所谓厅长、科长、科员一干人马,都是拿钱不教书;学校内
部,校长多半不教书;管理员、文牍庶务会计书记等等,都是拿钱不教书。拿钱不
教书的人既如此之众,教育经费如何不捉襟见肘?更可叹的是,“用了那么多的钱,
费了那么大的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官化
最大的优点是安插冗员,养成吃饭不拿钱不必做事的好风气,对此,李宗吾与韬奋
是英雄所见略同。

    官化的另一个“优点”是霸气十足。中国官僚向来以“父母官”自命,有一种
不可抑制的自大狂,由这种不可抑制的自大狂衍生出不可抑制的支配欲、占有欲,
因此不断向社会扩张触角,不断蚕食社会权力,不断消解社会自律机制。中国官僚
文化实质上是一种霸权文化。霸气十足这个官化“优点”,同样包围着现代学校,
毒化着现代学校。现代学校对内的“铁床主义”,对外的罢黜百家,惟我独尊,将
霸气十足这个官化“优点”演绎得淋漓尽致。对此,李宗吾曾有猛烈抨击。

    对“官化毒气”的敌意,是李宗吾与现代学校格格不入的重要因素。他反对独
尊现代学校,实则也是反对官方包办教育、反对“官化毒气”的污染教育。李宗吾
转而对私立学校寄予厚望,毫不掩饰其偏爱。客问:若施行考试制,“私塾学生也
可毕业,现在的学生,岂不尽向私塾去了吗?学校以内还招得到学生吗?”李宗吾
非但不以为忧,反而以此为乐,说:“私塾如不改良,它的学生断不会侥幸及格,
自然学生不会到他那里去;即使去了,也是要回来的。如果他的学生考试能及格,
可见他的私塾业已改良,与学校无异,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又说:国家兴设学校
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材,现在有私塾也在帮助造就,不支公家款项,造出的学生,
又能及格,应当奖励之不暇,又何必阻止它呢?如果私塾尽都改良了,学校的学生
全体都向私塾去,也是无妨的,正好把造就人材的事,让与私塾去办。国家只消设
一个考试制,去考私塾的学生就是了。所有办校的款,可移来办平民学校,教授私
塾所不能教的学科,岂不是很好吗。所以,私塾发达是很好的事,并不是悲观的事。

    李宗吾主张大力发展私立学校(他所谓的“私塾”,包括私立学校在内,甚至
包括未向政府注册立案的私立学校,而非单指乡村私塾),使私立学校在教育界由
“二渠道”上升为“主渠道”,以此压缩官办学校的生存空间,压缩官方干预范围。
要之,鼓励民间兴学,以民间力量对抗官方力量,是李宗吾遏止“官化毒气”、实
现教育独立的基本战略。在这点上,他没有仅仅坐而论道,而是身体力行。省视学
任内,李宗吾“无时无刻不在为教育想办法”. 他曾以故乡富顺县为实验田,在富
顺设立学业成绩考察会,每月汇集在校生、私塾生、自修生,按照部定科目会考一
次,及格便从优给奖。考试科目及所用教科书,均先期公布,让私塾生、自修生不
打无准备之仗。张榜时注明各类学生肄业地点,校长、老师姓名,以资比较,促进
官办学校和私立学校间的良性竞争。“此项办法,是重在提倡私塾,并借以警觉正
式学校。”据说“经他如此试办之后,所有自流井(即富顺县——引者注)一带的
学校私塾的教师学生,无不兴奋起来,教者尽心教,学者也努力学。”但是,李宗
吾精神历险的收效也就仅限于此了。1936年,他所极力推崇的小学会考遭全面废止;
1938-1939 年,数省封存他的《考试制之商榷》,他慨叹:“我在川省教育界遗留
的痕迹,就算完全肃清了。”随着一党专政的确立,官化毒气愈聚愈浓,集古往今
来官化毒气之大成的党化教育既渗透官办学校,也向私立学校席卷而来极权统治之
下,自由读书始终是文弱书生的一厢情愿。所以,从三十年代中期起,李宗吾再无
咄咄逼人之风采,真的桩若游魂,“经常独自一人,坐坐茶馆,游游公园的。”这
时他已心冷如灰了。 
    

      
吾与吾师   ——我的一段怪味回忆 ·笑 蜀· 他不是我最敬佩最亲爱的老师。 走在大街上,你很难把他和特级教师的称号相连。他的衣服是灰的,他的脸是 灰的,在灰的人群中,简直毫无生气、毫无特色可言。让人过目即忘。 但,他却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老师。 姑且叫他H 老师吧。 认识H 是在高一。他从外县调来,教三班的语文——那是尖子班中的尖子班, 自然,师资配备也是最尖端的。同学们对他极为仰慕,他的各种故事在校园不胫而 走。 那时他没有教我。我也在尖子班,但没能考进最尖端的三班——我的理化太差, 拖了后腿。教我语文的F 老师在本县也算有名气,比起他来却是差了一点。 F 老师和我非常亲密。他对我好像寄予极大的期望——期望我成为他几十年教 学生涯中的一个传奇。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个隆冬的晚上,他把我从教室里叫 出来,靠着操场边的双杠,谆谆教诲了我差不多两个小时。大意无非是,家乡实在 太封闭太落后,留在家乡不会有任何出息,我必须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到那里 做大学问、成大事业。否则,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了。 还有一次,我期中只考了个全班第十三名。成绩公布的第二天,他走到我面前, 一边敲着我的桌子,一边嘲讽说:“能干啊,第十三名同志!”众目睽睽,当时我 真恨不得马上打个洞钻到地下去。 现在,我告别母校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中我也回过几次家乡。但我从不敢 踏进母校一步,我不敢去见他——因为我并没有象他期待的那样,做大学问成大事 业;我并没有象他期待的那样,成为他几十年教学生涯中的一个传奇。 说远了,就此打住。 H 和F 在一个教研组,办公时常常相对而坐。但两人在心理上并非亲近,而是 咫尺天涯。这一点,在我即将升入高二时才知道。初夏的一个晚上,F 老师把我叫 到他的寝室,告诉我,下学年他不再教我。我很震惊:“那谁来接替呢?”“H ” .我恍然大悟——高二我们将要分科,我所在的五班将是全年级唯一的一个文科班, 要配备最强的文科老师。在这时把F 老师从五班调出而换上H 老师,明显地是对F 老师的不信任。F 老师神情黯淡,可我生来笨嘴拙舌,心里万分同情,却是千头万 绪不知从何说起。两人相对默然。这样坐了一阵子,我起身告辞。走到门口,F 老 师忽又把我叫住,低声说:“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我有点惶惶然了:拜托这个词, 我当得起吗?犹豫了一下,我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 F 老师如释重负。然后告诉我,他和H 老师其实早就面和心不和。H 老师太自 私,太保守,把他的教学经验当作秘密武器,从不向同事透露半分,甚至他平时出 的测验题,都不让任何别的老师知道。而这对他来说,却是很重要的——他必须向 F老师学习。 我这才明白F 老师的苦心,更惶惶然了:这不是要我做间谍吗?H 老师要知道 了,会怎样看待我?可我又不能拒绝,毕竟,F 老师有恩于我。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高二第一堂语文课,登上讲台的果然是H 老师。同学们一见他就使劲地鼓掌, 一个个喜笑颜开。我却无精打采——我不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已经习惯了F 老 师的讲课风格,现在要完全丢下F 而去适应陌生的H 老师,在我并不是很有信心。 更何况,我将要在H 老师和F 老师之间,扮演那样尴尬的角色。 不知道是因为“做贼心虚”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发现,我和H 老师的关 系从此微妙起来。他看我的目光,似乎总有那么一种深意——一种冷意。因此我常 常下意识地躲闪他。而且我觉得,他讲课似乎并非精彩纷呈。我是一个感性的人, 喜欢的是激情,是跌宕起伏,是标新立异,F 老师之所以深得我心,主要也就是他 的气质和我的这种气质投合。H 老师则不然。他那么正统,那么温顺;他的课那么 平静,那么中规中矩,无声无色,在我的心中荡不起一丝涟漪。因此,当同学们聚 精会神地听他讲课时,我总要情不自禁地开小差,在桌下摊开一本什么小说或什么 诗集,让自己沉湎于另一个世界。H 老师本来就心细如发,而且我是重点培养对象, 怎么会不注意到我的唐突呢?但他对我没有一句申斥,而是很巧妙地,常常在讲课 中间突如其来地向我提问。好在我运气不错,虽然毫无准备,但他的提问大多没有 超出我当时的知识范围,我大多能比较从容地对付过去。于是,课堂上彼此还能相 安。 真正的冲突是作文。自小,我便享有“秀才”之誉。倒不是我的文笔真的丰神 伟秀,而是说,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那个特殊年代,在同龄人上学等于失学的那个 特殊年代,由于家庭条件的得天独厚,我稍稍多读了几本书,相对同龄人来说,我 的文字功底也就稍微扎实一些,也就因此,我自小在这方面有着强烈自负。直到高 一,似乎没遇到过敌手。没成想,H 执教之后,我的作文成绩竟一落千丈。高一作 文平均能在85分以上,到高二,竟常常在七十到八十之间徘徊。超乎我之上者大有 人在。H 每月推荐一批范文,我也总是榜上无名。这对我的自尊心绝对是个打击。 认真学习H 推荐的范文,我更愤愤不平——那些范文在文采上,在立意上,似乎不 足称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开始研究H 给我的作文下的批语,结果发现,他 的批语并不侧重我的文采、我的立意,而大多侧重所谓“格调”. 我自以为独出心 裁的格式,在他是不合规范;而我自以为是描写真实的那些情节,在他则是“过多 地反映阴暗面”,“低沉”. 我体会到,H 之最大特点,是教会学生如何琢磨框框。 善于琢磨的,在他就是优秀的;不善于琢磨或不愿意琢磨的,他会费尽心机把你引 向框框。我想起高一的F 老师,他是完全相反的思路。我之所以受到他的特别关注, 主要就在于我的一身棱角。课堂上他总喜欢对我提问,而且鼓励我给出与他、与书 本不同的答案。每次得到高分的作文,无一例外地总有这么一句评语:“不落俗套” .对比两个老师的两种思路,我对H老师颇有些不以为然:如此教学,哪能教出人才, 至多不过是人材而已! 在我的小圈子中,我从来以倔犟著称。多少往事如云如烟,早随风而去。有件 小事我却是历历在目——读五年级时被老师“刮胡子”. 我父母都属于“黑五类”, 被“红五类”欺负就成了家常便饭。好在班主任比较欣赏我,每当发生争执,总站 在我一边。但有一次班主任出差,别的老师代管,就轮到我倒霉了——这天下午我 又和其他同学发生争执。代管老师一口咬定责任在我,我死不认错,被老师赶到操 场上罚站。站到放学,站到老师吃晚饭,无论代管老师怎么软硬兼施,就是板着脸, 一声不吭。代管老师实在无法可想,最后只好一挥手:“唉,走吧走吧,没见过你 这么倔的孩子!”我这才背上书包,一个人摸黑踏上九曲十八弯的的山路回家。倔 脾气也影响到我和H 老师的交往。我已经破译H 老师“不喜欢”我的秘密,知道怎 样做才为H 老师所喜欢。但我认定H 老师没道理,因此始终不愿消解对H 老师的排 拒心理。上课时依旧埋头诗词歌赋,写作文依旧信马由缰。理所当然地,我也就继 续为H 老师所“不喜欢”. 一直发展到高二下学期,H 老师可能认为孺子不可教, 对我终于不再有所眷顾,于是我在课堂上彻底自由。 这时的师生关系,非常冷淡。下课时其他同学都要去包围他,问长问短,我却 是旁若无人地拿着球拍第一个冲出教室。路上遇见他,能绕道尽量绕道,实在无路 可绕,狭路相逢,这才勉强喊声“老师好”. 高考预选时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对 于我和H 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两人至此成了陌路。 八十年代初,四川实行高考预选,即在正式高考之前,全省先行统考一次,过 关的学生才有参加正式高考的资格。其重要性无须赘言。但就在这样重要的考试中, 我的作文得分竟然创历史最低:零分。成了轰动全校的一桩奇闻。那次考试的作文 题是《高考有感》。我们当然不可能预测到,但这个话题肯定是我们关心的,平时 不免多所议论。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农村同学——在当时,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 身份、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金榜题名有如得道升天,榜上无名则有如 跌落深渊。他们因此寝食不安。这些我是亲历亲见,预选考试时,便不假思索,将 之形诸笔墨,以日记体形式,记述了他们的希望、焦虑和惶恐。我自以为写的是真 实生活,抒发的是真情实感,应无大碍,岂料有如斯结局。其他各科成绩还算凑合, 终于通过预选;但我一向以“锦绣文章”傲视同窗,预选作文竟吃零蛋,遭此奇耻 大辱,哪能不气急败坏。 预选后,班主任、各科老师直至教导主任联翩登门,一个个苦口婆心。主题只 有一个:要我从高考预选作文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切勿在正式高考中重蹈覆辙。H 老师则始终不露声色。有消息称,我的预选作文乃他亲自掌刀。我据此断言:H 老 师有意与我为难。对H 老师也就不再是简单的冷淡和疏远,而是满怀仇恨了。每当 狭路相逢,我不再回避,而是视若无睹、昂首挺胸地擦肩而过。 “七月战争”终于来临。整个“七月战争”期间,一直细雨连绵,天气出奇的 清爽。我的精神也出奇的清爽,仿佛胸中自有百万兵。在这种状态下自然发挥最佳。 成绩公布,全校老师无不大吃一惊:预选作文吃零蛋的人,却在正式高考中轻松夺 冠,总分和语文单科均居全县榜首。 我自知考的不坏,但如此结局,仍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于是得意忘形。一次, 在电影院偶遇H 的一个得意门生,他曾在考前放话,非中山大学不进,为了和他一 比高低,考后报志愿我也填了中大。中大通知书在我是如期而至,他却只考进川师。 电影院偶遇时,我当着许多同学的面,明知故问地向他打听:“哥们,考得不错吧, 取到哪个名牌学校了?”把他弄了个满面红光。对H 我不敢如此张狂,但不理会他 的勇气还是有的,成绩公布后的一个多月里,一直躲着不和他见面。 但最终我还是没能躲过他。八月中旬的一天,几个非常要好的同学约我去母校 玩,半开玩笑地把我强行拉到了他的家里。大家照例围着他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我却金口难开,H 老师问一句就答一句,没问到绝不多嘴,独自袖手旁观。从上午 十点聊到近十二点学校开饭,大家这才知趣地告辞,我如获大赦,随着大家一起往 门外走,不料,刚走到门口,突然听到一声喊:“小天,你留一下。”H 老师的声 音,真真切切的H 老师的声音。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停了步子。 剩下我和H 老师独自面对了。一段难堪的沉默过后,H 老师终于开口:“小天, 你看着我。”我勉强瞟了一眼,马上收回目光。 “你发现什么没有?”我莫名其妙地摇摇头。 “你没发现我已经秃顶了?没发现我很苍老?”我不能不承认,的确如此。 “但你知道我的实际年龄吗?”没等我回答,H 老师又说:“1957年我十八岁。 你算算,我今年该多少岁?”我大吃一惊:1957年十八岁?那他不是四十才出头吗? 正当年富力强啊。可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他至少年过半百了呢。 H 老师点燃一支烟。那一定是劣质烟,因为气味实在太次。而他并不是一个抽 烟的人。刚吸了两口,他就止不住地猛烈地咳起来。 他干脆不再抽,却也没有把烟扔掉,就让一缕轻烟从指缝中升腾。他的眼睛直 直地望着窗外。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一双眼球已经浑黄。 “1957年我十八岁,正在读大学一年级。”他望着窗外说,幽幽地说,仿佛自 言自语:“那时我和你现在一样年轻;和你现在一样,充满激情和理想;和你现在 一样天不怕地不怕,放言无忌。”“但正是因为这一切,1957年,十八岁那年,我 成了右派。然后,我被学校扫地出门,流放到新疆……”喔,原来他有这么一段经 历,我倒是闻所未闻。我对他开始有了一点怜悯。可他为什么要给我说这些呢? “你的预选作文是我改的。”H 老师终于掉过头来,看着我说:“你一定恨我。” “不”,我马上回答。但我的声音那样飘忽,那样的没有力量,因为连我自己都不 相信。 这时,我分明看见他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你不要骗我。我还不至于这都看不出来。但我的确不是要害你,我只是想警 告你,因为你太自以为是了,太放肆了!”说到这里,H 老师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把指缝中的烟掐灭,扔到窗外,用手指着我,音调已经有些颤抖:“你这样发展 下去会很危险的!你不知道政治多可怕,社会多可怕!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你是 什么?!你不过是只蚂蚁!不要以为你有点才气就可以傲视天下,你那点才气没用, 人家不需要。在人家的眼里,你仍然不过是只蚂蚁,踩死你只在须臾之间!”“你 太固执、太不懂事了!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你一点不知道利害!我经历过,我 知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走上我当年那条路,不能!”一行浊泪夺眶而出,在 他那沟壑纵横的脸上缓缓流淌。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我楞了,整个地楞了。后来的情节,仿佛是一部默片, 只模糊记得他朝我指点着什么,朝我嚷着什么,但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他究竟还说 了些什么。等他嚷完了,象一只泄气的皮球颓然坐下之后,我才敢小心翼翼地问一 句:“老师,我可以走了吗?”H 老师靠着桌子,双手支着下巴,略微点了点头。 我赶紧落荒而逃。 自那以后,我再没见过H 老师,但总是时不时听到他的消息。就在我告别家乡 那年,他被评为劳模,曾戴着大红花到县委礼堂做报告,稍后又晋升为特级教师。 他之晋升为特级,当然是因为他在教学方面的赫赫战绩——历年高考语文尖子,都 是他的得意门生,据说也包括本人在内。 但,今天我要说,H 老师,其实你并没能“矫正”我,虽然你费了那么大的苦 心。每当回想往事,回想你对我的现身说法,我体味到的却不是你要我体味的身为 一只蚂蚁的恐怖和畏惧,而是强烈的悲愤和使命感。所以,作别你之后,我仍然成 了问题青年;现在,我又成了问题中年。我想,如果上帝再给我几十年时间,那么, 我肯定也会成为问题老年的。一双冷眼,一副傲骨,一腔热血,尽管世事变幻无常, 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这些在我是终生不改。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失败,还是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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