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南京大学  陈晓律(作者惠寄)
                   原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一种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
现象，它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现代政党起源于西方，
因而各个国家的政党在形式上都带有很强的“西方性”。这也使得我们的政党研究
在很长的时期内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对第三世界国家政党的作用，尤其是在其
本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所忽视。现在当然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时候了。

　　◎第三世界政党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政治权力能够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实现某种利益
的力量，商品经济生产的自由平等原则渗透到了政治领域时，政党现象才有可能产
生。在这种意义上，政党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密切相关的。但是第三
世界国家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期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产生的政党，其性质和作用
显然有巨大的差别。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从西方学术界的观点看，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有如下公认的特征，第一，有在党
的年会上得到赞同的详细的政治纲领；第二，有全国性的选举机构；第三，有一个
议会党团；第四，有由督导员监督执行的议会纪律。本世纪60年代，政治学家福德
在更加集中的意义上对政党下了这样的定义：一群政治家，在议会里拥有议席，又
在议会外拥有一批追随者，并有采取共同行动的聚合力，这样的一群人就应该被认
为是一个政党。而艾德蒙·柏克则给政党下了一个十分著名的定义，“政党是人们
联合的团体，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以其共同的努力增进国家的利益。
”[1]

　　这种定义大体上反映了西方政党的特性，它既是议会制度的产物，又是议会制
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所有的政党都能按照某种形式的合法程序进行工作，互相
对立的政党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在议会制度下合作的伙伴。因此，政党的轮换一
般不涉及到政体的改变，也不会危及对方的根本利益。这是大多数西方政党能够在
一起共事，并经常能够组成联合政府的主要原因。西方政党的起源对巩固西方的议
会制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的政治发展，然而，西方政
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一般并不承担直接的责任，只是在20世纪西方的执政党才在很
大的程度上承担了本国经济发展的责任，而此时，西方的工业化任务早已完成。

　　如果说西方政党起源于西方的议会制度，大多数第三世界政党却并非如此。这
些国家的本国传统文化一般不具有适合现代政党生存的土壤，它们并不是本国的各
种利益集团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参加某种制度化的政治角逐而产生的，因为绝大
多数第三世界政党产生的主要动力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如著名的印度
国大党，就是起源于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1855年一些印度精英分子在孟买的首
次聚会，都还是印度的一些地方组织和协会的每年一次的真正的聚会，讲述有关印
度人的权益，直到1899年，这些地方组织和协会才决定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机构，
而当他们将自己的党定名为国大党时，就同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民族主义的目标。
加纳的人民大会党也是起源于本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并且和印度国大党一样，从组
建之日起就给自己制定了独立后发展的目标。[2]就这点而言，第三世界政党从它
的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一种指导本国发展的历史使命。此外，第三世界国家政党
的产生也表明了一种基本的变革趋向，那就是在经历了西方入侵之后，第三世界的
国家再也不可能退回殖民前的政治统治形式了。

　　毫无疑问，这些政党所体现出的民主性是很少的，因为这些政党几乎从未将民
主作为自己建党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加纳的恩克鲁玛就明确宣称，加纳的政治
制度就是要建立一种“在人民议会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内的一党制国家”。[3]但是，
这些政党仍然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政治和国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些政党，
发展中国家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可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这些政党尽管没
有多少民主性，在本国的政治生活中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非君主的国家中，
这些政党一般就等于国家或准国家。没有执政的政党往往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并
对政治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越严，政党对社会政治
生活的干预也就越大。与西方国家在相应的发展阶段上不同的是，在第三世界的新
兴民族国家中，强有力的政党还能对社会的整合起着一定的凝聚作用。在赶走殖民
者，推翻原有的统治机构之后，这些政党也许是能够重建民族国家的唯一组织形式，
也是唯一能够动员群众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就这点而言，第三世界的政党，不论
从西方的角度看，它具有的形式是多么虚伪，不论它怎样的言行不一（尽管言行不
一也是西方政党的一般特征），它的出现都是一种划时代的标志。

　　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不同，在独立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
以及政党形成的过程和起源不同，第三世界的政党差别很大，具有令人吃惊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从那些组织巩固，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社会动员能力强的政党，比
如伊拉克复兴党；到不那么集中，以庇护为基础，但政治上仍能集中的印度国大党；
以及一些虚荣短命的昙花一现的非洲政党，这些政党是否在政治上具有同样的意义，
在发展过程中是否能发挥同样的作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同样使人争
论不休的是，第三世界的政党与它们的西方伙伴们相比，所取得的能够拿上台面的
政绩也许太少：贪污、腐败、社会动乱、经济停滞等往往成为第三世界政党上台执
政后的通病，但尽管政绩如此恶劣，尽管面临着痛苦、挫折和失败，这些政党作为
第三世界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性的因素仍然顽强地存在了下来。这就使人不得不思
考第三世界政党为什么能够生存并且发展的缘由了。

　　◎第三世界政党生存的一些基本因素

　　第三世界政党生存的首要因素是它的组织。没有组织，任何第三世界的政党都
不可能长期地存在。政党可以在不同的名义下以一种政治组织的形式存在，而且它
要继续生存下去也必须依靠这种组织形式。将组织放在第三世界政党生存能力的首
要位置，是因为它是发展中国家一切政党最重要的需求与资源。从组织术语上讲，
政党需要领导与追随者，积极分子与正式成员，它需要正式与非正式的活动经费，
可以从赞助，庇护，乃至党员的党费收集。政党需要组织纪律，以巩固内部的团结
并建立秩序；政党需要象征，即某种意识形态；政党也需要政治参与的机会，以便
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这一切需求，若离开了组织就毫无意义。反过来，组织
也依赖于上述资源才能生存，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可以说，组织存在于组
织之中。正因为组织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缺乏强有力的组织
的第三世界政党是软弱无力的，它在第三世界的政治生活中也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
用。

　　虽说强有力的政党并不一定就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党
的领袖的确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他通常单独控制着党，决定征召谁为他的助手。
尽管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的党章上都有民主选举领导的章程，但这不过是一
种形式，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一般的成员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原则。事实上，除了
印度的国大党和牙买加工党外，很少有第三世界的政党领袖是通过哪怕是形式上的
内部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4]这是第三世界政党在组织形式上与西方国家政党的
一个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有它合理生存的土壤，因为第三世界的政党在组织上能
否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第一领导人，换句话说，领袖的组织能力往往等
同于政党本身的组织能力。更换了领导，也就等于更改了政党的组织原则。

　　正因如此，领袖必须寻找忠诚的卫士，以便按照自己的原则巩固这个政党的组
织。他通常是在自己的出生地，亲戚，同学，战友中物色起一个忠诚于自己的小集
团，然后以合法的方式将他们安插到重要的岗位上，以便长期将党的实际权力控制
在自己手中。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在执政后就是靠重用以自己的家乡人为基础的“提
克里蒂权力集团”来巩固他的权力的。[5]甚至在印度国大党，尼赫鲁家族也是通
过各种方式长期将党的实际权力控制在手里，这在西方的政党看来是很难想象的。

　　这种权力控制方式尽管对政党组织的巩固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这了使
政党的组织保持活力，政党必须吸收其它的社会精英为党效力。要做到这一点，党
的领导至少在表面上应该以尽量公平的方式给他人以上升的机会，在地方一级的机
构中，更必须如此，必须通过庇护，或是其它的恩惠方式，将基本干部和群众吸引
到党组织的周围来。由于第三世界政党有这种需求，就使得执政党比反对党更有能
力提供各种恩惠和庇护的资源，也就使得执政党往往比反对党更有力，因为它可以
慷国家之慨去收买对手的群众，也就使得反对党除非有特别的机遇，往往很难上台
执政。

　　这样的形势使得庇护恩惠构成了第三世界政党的一种普遍的组织特征，并形成
强烈的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色彩。[6]能否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往往是各个派别
之间合作的基石，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相对之下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这当然不是要否
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因为它对于中层的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往往具有比单纯的恩
惠更大的号召力，并由此可以给党的组织增加活力，然而，这并不妨碍“有奶便是
娘”的原则在第三世界的政党组织建设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无论通过什么方式，第
三世界的政党的组织都趋向于集中化，在那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中更是如此。在党的
中央一级，其决策人员都是无一例外地想将整个组织系统完全集中于中央的控制之
下，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党的领袖对组织问题的随意性干预，使得第三世界的
政党很难将组织的控制和基层组织的活力两方面的关系协调好。

　　能否获得固定的经费也是党的组织能否巩固的重要因素，这是党对自己的支持
者提供各种好处的一个重要资源，也是政党从事日常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般政党从固定党员中收取党费，但更多的是靠工会、商会甚至政府方面获得赞助。
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一个党的活动就十分艰难，因此，执政党往往拥有经费上的
优势而建立起巩固的组织，而没有执政的在野党，能否获得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就
成为党的生死攸关的大事。

　　除了政党组织的生存能力之外，政党生存的第二个要素是它的组织自主性。所
谓的组织自主性即该政党的组织能自我定向并与其它组织、运动和个人的主张有清
楚的界限，而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标志就是党的组织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无论第
三世界的政党的权力是如何集中在一个领袖手中，它仍然需要并且能够在其内部产
生出领导核心来。这种领导核心对于一个政党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能够协助党
的领袖处理党的各种事务，而且能在党的领袖去世后，不会因主要创始人一死就垮
台或解体。而加纳1966年的军事政变之所以能够成功，与恩克鲁玛没有在人民党内
建立起这样一个核心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一出访就无法控制国内的局势。[7]这就
是党的组织自主性的重要作用，而当一个党的领袖是政府首脑，而政府权力又独立
于党的控制时，则党组织本身的组织自主性会遭到考验，如何协调执政党的组织和
领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

　　这是因为第三世界执政党与政府官僚之间的界限通常是模糊的，在权力的峰巅，
党的最高权力往往被任政府要职的个人掌握，甚至在有一定英国式民主传统的印度
国大党也是如此。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是，当一个党未执政时，它为之苦恼的是没
有足够的权力和经费，以致组织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一旦它上台执政，党组织反而
被政府的官僚所控制，党员也热心做官，以便掌握庇护的资源，同时也把捞取一把
作为自己多年辛苦的应有回报。这样，腐败和其它一些丑恶现象也就应运而生了。
如果一个党长期执政，那么，党与政府的界限通常混淆不清，权力究竟是集中于党
的机关还是集中于政府机关，是党的机关听命于政府机关，还是政府机关听命于党
的机关，是党组织有无组织自主性的相当重要的标志。

　　此外，第三世界的政党通常与军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军人和党的官僚需要相互
合作才能巩固权力。如果与军方的关系不好，则政局常常会动荡不安，因此，与军
方的关系如何，即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应该是第三世界政党是否具有组织自
主性的又一重要标志。

　　第三，任何第三世界的政党需要生存，都需要三方面的支持：政府、军队和群
众。一个政党在推翻旧王朝时，总是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寻求积极的支持，范围
相当广泛。而一旦政权巩固，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些政党的大多数便试图迅
速地使其动员起来的群众非政治化，以免群众要求进一步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愿望
成为执政党维护社会稳定的障碍。而另一些政党出于同样的需要，也可能千方百计
地继续动员或维持群众的政治热情，以便维持自己的统治，如伊拉克复兴党所作的
那样（即将反美或其它的政治目标作为动员群众的旗帜）。这些情况表明，第三世
界政党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环境下需要形式不同的政治支持。

　　但无论采用什么方式，第三世界的政党都需要寻求一种哪怕是形式上的大众支
持，尤其是在有选举制度的国家中，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在选举的过程中，政党
必须以此来调动党的资源和力量来达到这一目标，于是，传统的庇护制度和类似的
措施再一次显示了获取政治支持的作用，而党的地方组织就是分配资源和寻求投票
人的有力机构。为了寻求选票，除了正式的党组织外，第三世界的政党往往还有一
些附属组织，如妇女协会，学生会，工会与农会，甚至还有商人协会等等，来协助
争取选票。这些组织往往在选举之后便宣告结束，也有一些长期存在，但他们平时
活动的意义不大。为了竞选而开展政党的活动，为了获得大众的支持采取一些象征
性的行动，这与西方政党的类似政治反应十分接近，这也表明，第三世界政党不管
他们与西方的政党有多少判别在一个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世界里，它们事实上也开
始与国际的惯例接轨。

　　但是，只要这些政党要寻求真正的政治支持，它除了给自己试图动员的群众以
某些物质上的好处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在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个试图执
政的政党，如果不能给群众以可以立即得到的物质利益，政党的政治动员往往无效，
即便是一些改革的口号，如未能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强调物质利益在第三世界政党的政治动员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要否认意识形
态的重要性。当然，第三世界的各种政党意识形态与西方那种“正统”意识形态有
一定的区别，那就是它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的色彩，与那种为着某种理想和政治目
标的“纯”意识形态相比，第三世界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往往是一种折衷的混合物，
模糊而实用。墨西哥是“包揽一切”，卡翁达是“人道主义”，尼雷尔是“乌贾马
社会主义”，[8]其余的第三世界的政党所采用的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各种宗教信仰的一种大杂烩。一个政党往往并不始终如一地
坚持某种信仰，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时进行调整。但尽管如此，意识形态的作用
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它，一个政党就很难证明自己的身份。换句话说，民众很
难将这一特定政党和其它政党区别开来。同时，物质刺激只有与一定的意识形态观
念给合在一起，才可能发生持久的效力。如果一个人入党只是为了纯粹的物质利益，
那么，他也可以为了同样的目的转入另一阵营。所以，一个没有意识形态方面吸引
力的政党是一个不能使它的成员为自己是一个党的成员而感到自豪的政党，它在第
三世界是没有前途的。

　　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也是获取政治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实际上已不是第三
世界独有的现象，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使少数领袖独立于它们
的政党之上，使他们往往成为了党的象征。所以，一个党的领导人既可以使党的事
业兴旺发达，也可能因自己的失误或丑闻使党一蹶不振。

　　以上所分析的主要是合法地获取政治支持的种种因素和方式。事实上，大多数
第三世界的执政党都同时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手段通常包
括事先圈定选举结果，对主要的竞争对手实行暗杀，对一般群众实行高压政策，对
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利用种种恐怖手段相威胁，等等。如前面提到的伊拉克领导人萨
达姆，在他上台后，就采用各种冷酷无情的手段清除持有异议的人，共产党人、库
尔德人、以及什叶派人士，不是被监禁就是被处决。1983年，被萨达姆关押的8000
名库尔德人竟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1984年，他又半公开地在监狱中集体屠杀
400名政治犯。[9]除杀害反对派人士外，他对内部的清洗也很厉害。1982年，他的
卫生部长仅因对萨达姆的行为略有不满，便被他秘密处决。同时，为了避免在民众
中出现第二个英雄形象，消除潜在的反对派势力，萨达姆还使用了其它种种可能想
到的手段，比如，他对军队的将军实行定期轮换，但轮换将军的名字极少被印在官
方的报纸上，公众对这些人根本一无所知，军官们也无法了解到相互的情况，当然
也就不可能聚集起可以威胁萨达姆的反对力量了。

　　上述情况表明，采用各种非法手段的执政党，是注定与阴谋和不信任的气氛联
系在一起的，而使用的手段往往也是为人所不齿的。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因素，目前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这类手段往往还十分奏效。

　　◎第三世界政党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无论通过什么方式，第三世界政党都在努力使自己在本国独有的环境下生存下
去。那么，这种生存的意义何在？西方的政治学家们过去一般认为，政党几乎可以
被用来实现任何政治的和政府的目标。正因如此，任何一个政党的具体目标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它的作用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第三世界的政党尽管与其西方
的母本有若干差异，但它仍然有着一切政党特性，所以，它显然也可以承担起多种
政治功能，并对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起到推动作用。但西方政治学家最初估计它会和
西方的政党一样，一诞生就会成为政治民主的代言人和工具的想法是过于天真和简
单化了。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自身的发展阶段上面临着与西方
政党完全不同的任务，它所起的作用当然应该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各种政党的
主要作用是通过各种方式成为执政党，维护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而在第三
世界，任何有一定活力的政党的首要任务都应该是争取自己民族国家的独立，维持
政治稳定，并能够多少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换句话说，西方政党主要是围绕着如
何分配整个国民财富的“蛋糕”而展开自己的活动，而第三世界的政党则必须首先
生产出一个“蛋糕”来，它必须首先是本国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其次才可能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获取自己所想获取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受益者。
如果第三世界的政党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或是把自己活动的顺序搞颠
倒了，那么，它们就无法在自己的国土内生存。

　　正因如此，尽管从形式上看，第三世界的政党与西方的政党相比还十分的不完
善，但它实际上有着比发达国家政党更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于它给不同的王朝和
不同的统治者以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以此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任何一个统
治者需要的合法性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却是社会大部分成员的看法，即
政治应当怎样进行。这种政治文化观念在中世纪成为了一切“正统”观念的基础，
而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则决定了不同国家中的政党提供合法性的能力和政党本身的
作用。从形式上看，在多党制的国家中，政党似乎更能代表民意，一党制的国家就
要差一些。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所谓民主都很难成
为评价第三世界政党的主要标准，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谁能更有效地解决人民的
温饱问题，谁就更能代表民意。因此，第三世界的政党政治是否进步或是否民主的
主要标准不是这个国家允许有多少独立的政党存在，而是这个国家的主要执政党是
否解决了发展的主要问题，饥饿的民主对保障“人权”是毫无价值的。

　　要实现这个目标，任何执政党都必须维持政治稳定。要维持政治稳定，第三世
界的执政党必须能够动员和征收干部以扩大自己的政治能量。第三世界的政党是否
能将社会精英和最活跃的分子吸收进自己的队伍，不仅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自己
的生存能力，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也十分重要。无论这种吸收采取的是什么手段，
关键是它是否真有能力将社会最活跃的分子吸收进来。这种能力的大小是该执政党
能否避免动乱，维持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

　　但或许第三世界政党最重要的功能性作用是它能将一个社会中的主要利益集团
通过某种庇护的方式联合起来，使强有力的社会集团能够通过某种合法的程序为自
己获得足够的利益并对政府感到满意。这样，政党就避免了各个利益不同的社会集
团赤裸裸的冲突，使自己能成为各种利益要求的中转渠道，又能成为其代言人与和
事佬。在一个贫穷社会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中，政党是一个避免冲突升级，使之沿
着大体合法化的渠道进行的重要工具和媒介。

　　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民族成功的发展都不可能缺少精神的力量。无论一
个国家的国情如何，这种精神的力量都主要是通过该民族的精英集团以各种合适的
方式灌输给全体人民的。事实上，第三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动员的主要形式是一种
所谓的“民众主义”（Populism），这种民众主义有着一种散漫、不完整和互相矛
盾的意识形态，它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和唯一的区分是人民与国内外的敌人的区别。
[10]但这样模糊的认识，显然是十分容易为真正的人民的敌人所利用的。因此如何
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组织起来向同一个方向迈进，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验表明，任何一种行之有效的信仰的感召力，都不可能完全建
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一种与物质利益相关联的理想主义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宗教组织的插手，政党对这种理想主义的产生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过
来，一般的民众也只能把政党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某种工具，甚至视为自己政治生
命的归宿。即使是政治动员进行得并不充分的国家和地区，群众一般也把参加政党
视作自己有权对政治和国家大事过问，并能参加政治生活的内容。由于存在着这种
社会需求，如果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缺乏合法的政党，各种阴谋家和野心家组织的黑
社会或类似的组织，便很容易滋生，并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而合法政党的存在，
不仅能避免各种黑社会组织的危害，更重要的是能赋予发展中国家人民一种发展的
精神动力。

　　发展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观念等各方面的总体变化过程，也是一个社会
的总体增长和变革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谁更优先的问
题一直是困扰着学者们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国的经验表明，每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
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式与国家组织形式，而这些政治与政权形式，只要没有阻
碍当时经济的发展，就应该视作合理的。库尔斯则从更深的层次分析了政治发展与
经洗济发展的关系，他指出，欧美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即生产简
单非耐用品阶段，如纺织品等；徒刑为生产资本货物阶段，如钢轨、机器等；最后
则为耐用消费品阶段，如轿车、家用电器等。第一阶段在欧洲建立了若干议会制的
国家，第二阶段却出现了法西斯专政的德国和意大利，但第三阶段重又出现以十分
稳定的议会民主制的国家。[11]这表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并不完全一致，而是
呈阶段性的起伏，但当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高级的阶段，政治民主的到来就是一种不
可避免的趋势了。由此的结论是，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一种复杂的协调关
系，但政治发展显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毫无疑问，第三世界政党在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以教育群众，组织群
众，改造社会，协调利益冲突，给现存政权以某种合法性。就这一点而言，政党是
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政治组织形式，是连接“平民社会”与“现代社
会”之间的桥梁。我们显然没有必要去挑剔它的种种缺陷和“非现代性”，因为这
些缺陷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可能克服，而不是与此相反。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的
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可取的政治稳定只能通过政党去实现，各种独裁和军人
政权也能在各国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有时甚至是积极的作用，从而
使自己的国家出现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但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样的政治稳定
只能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它最终将被建立在政党政治的政治稳定所取代。因为只
有政党才能给政府提供持久的政治支持功能，使它具有民选的合法性，它同时也可
以使政府外的民众可以以自己的意愿影响政府，并在必要的时候改换政府。就这点
而言，尽管第三世界的政党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某些阶段上可能置民主等价值于不顾，
它最终却不能不与这些价值携起手来。尽管第三世界的政治稳定可通过其它方式，
如军事独裁、强有力的官僚和警察组织等形式而存在，但现代化的进程终将破坏建
立在这类基础上的政治稳定。而政党作为其替代物终将登上历史舞台，在一国的发
展过程中，政党自身的功能也必将完善起来。

　　尤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个稳定的第三世界政党都是该国的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能够长期存在并且执政的政党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因为这至少证明了它能在该国
的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这种角度来理解第三世界共产党的作用就是十分必要
的了。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第三世界执政的共产党无论大小，都对本国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而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总是极力贬低这些政党在本国发
展中所起的作用。而当冷战结束，前苏联解体后，西方攻击的矛头便愈来愈集中于
中国共产党身上。似乎只有我党也象苏共那样，放弃自己的信仰，将政权拱手交出，
他们才会心满意足。事实上，目前的这种攻击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一样，其涵义已
远远超越了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范畴，在公开的言论后隐藏着的是对中国强大的担心。
一位美国学者在与笔者的交谈中毫不掩饰地说，西方不愿中国的发展速度打破了世
界的平衡。十分明显，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经济餐
桌上的主要位置，他们并不愿接纳任何一位新来者。前苏联的领导人以为自己主动
向西方的意识形态投降就可以换取就餐的资格，然而，他们失望了。因为他们换来
的只是西方幸灾乐祸的嘲弄：他们很高兴这位强大的竞争对手自动放弃了可以以强
者的身份就餐的机会，一个在贫穷边缘挣扎的俄罗斯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同样，一
个强大的中国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于是，在各种可能的场合刁难中国的行动和言
论也就越来越多，但给人的假象却是，似乎只要中国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放弃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就可以解囊相助。实际上，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难从中
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的强大和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是不
可分割的。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就不可能获得基本的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不是
一句口号，而是与中华民族的前途紧紧相连的一项战略决策。在冷战后风云变幻的
国际舞台上，我们对这一点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注释：
　　[1] 柏克：《对当前不满原因的若干想法》转引自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
商务印书馆，1986，第684页

　　[2] 维基·兰德尔《第三世界政党》伦敦1988年，第78页

　　[3] 恩克鲁玛：《革命道路》纽约1973年，第372页

　　[4] 维基·兰德尔《第三世界政党》第149页。

　　[5] 同上，第73页。

　　[6] 鲍威尔：“农民与庇护主义政治”载《美国政治学刊》第64卷，1970年6
月，第41-45页。

　　[7] 唐大盾等：《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
240-241页。

　　[8] H·德雷福塞斯与R·莱维斯克主编：《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北京1984年，
219页。

　　[9]  《泰晤士报》1985年3月1号。

　　[10]罗克斯伯勒：《低度发展理论》伦敦1979年，第138-145页。

　　[11] 库尔斯：“工业变化与政治变化：一个欧洲人的看法”载大卫·科里尔
主编：《拉丁美洲的新权威主义》普林斯顿大学1977年，第319-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