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


　　                         朱大可

　　中国大陆文坛最近爆发的有关“忏悔”与“反忏悔”的风潮，显示文学批评正
在从８０－９０年代的先锋文本主义，大步跃回到激进伦理主义的立场。这是用忏
悔伦理学的方式解决作家（知识分子）良知危机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一个罪恶丛生
的年代，中国知识界的道德问题，正在受到来自知识界内部的犀利挑战。

　　不妨回顾一下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后的中国文坛。在“伤痕文学”的导
引下，人道主义反思一度成为文学以及整个文化批评的基本母题。在邓小平路线的
引领下，忏悔的呼声响彻云霄，而忏悔者的沉痛告白也成为动人的灵魂哀歌。

　　周扬和戴厚英是这方面的两个最突出的代表。周扬在全国文代会上向受害者（
如胡风和丁玲）作出公开道歉，而戴厚英则通过其长篇小说《人啊，人》和《诗人
之死》抒写悔恨心结。这两个“知识罪人”的忏悔，消解了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恩怨。
由于忏悔话语的“繁荣”，长达十年（１９７６－１９８５）的文革反思运动宣告
结束，中国大陆文学由人文主义的“伤痕时代”，转入文本主义的“实验时代”。
然而，周和戴（也许还应当加上巴金）的忏悔，产生了一个令人深感意外的结果：
它掩蔽了更多“知识罪人”拒绝忏悔和保持道德沉默的立场。一些人并未通过“自
我救赎”重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是变本加厉地从事“投机”与“献媚”。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在大肆缅怀和颂扬陈寅恪与顾准的“高风亮节”，但相反的声音
却在沉默了十年之后卷土重来，变得更加嘹亮，并在九十年代后期达到激动人心的
高潮。知识分子重新面对着道德危机。这情形已经表明，八十年代前后的知识分子
的道德反思，可能是一场彻底失败的运动。

　　最近由一些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批评家发动的新道德净化运动，成为对抗
这种思潮的一个重大事件。尽管那些要求进行“忏悔补课”的呼声集中于一两个当
红作家身上，却具有极为广泛的指向性，显示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正在以“忏悔意
识”和“灵魂拷问”为契机，重设中国知识分子伦理学的良知底线，以及，重新定
位个人与国家、民众和市场的伦理学关系。

　　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首次由民间知识分子自发的道德清洗运动，我注意到
了它的某种双刃剑特性：一方面显示着令人钦佩的道德批判的非凡勇气，一方面又
沉陷于“毛语”（MAO SPEAK ）的暴力之中。由于大量诸如“文革余孽”和“文化
流氓”之类司法审判语汇的涌现，令“忏悔伦理学”看起来更像是“仇恨政治学”。
这无疑是文学批评的一个不幸状态。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点成为对手发动反击的
武器：你说我是文革派，惟因你采用了文革方式，故你才是真正的文革派。“文革”
最终成了双方互相抵毁的共同武器。仇恨政治学的逻辑怪圈就是如此。

　　作为文革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新生代批评家们倚仗着某种政治纯洁性，有
恃无恐地展开激烈的道德追击；而面对“知识罪人”的沉默和反诘，为了施加道德
压力并逼迫其就范，新生代批评家也不得不逐步加强话语暴力的级别，从最初的温
和揭露，发展为声色俱厉的声讨；在一个充满焦虑和紧迫感的时代，那些现成和运
用得最熟练的话语体制才是最实用的武器。这导致新生代批评家逐步陷入“文革话
语”（毛语）的历史圈套。

　　是的，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哪一种话语像“毛语”那样，既耳熟能详、通俗易
懂，又洋溢着罕见的暴力激情。“毛语”的魅力跨越“后毛”和“后邓”时代，成
为文化批评中最有力的用具。这便是新道德主义批评所面对的严重的话语困境。在
我看来，批评家只有首先进行自我“话语忏悔”，检讨语言程序，清除“毛语”暴
力的影响，进而建立批评伦理学的良性框架，才能令这场道德清洗运动获得一个健
康面貌，并争取到知识界和民间更加广泛的支持，否则，就只能是一场恶性循环和
毫无出路的道德噩梦。

　　而在表明了上述立场之后，我还是要返回来，向新生代批评家展开道德批判的
勇气表达敬意。由于这场论争，终止了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伦理探求再次获得了
“解冻”，而在这到处弥漫着献媚气息的时代，如果没有必要的历史清算，对“知
识罪恶”的批判、“正义话语”及其与知识分子伦理的重建，都是无法想象的。无
论有关“忏悔”的道德动议是否被接受，历史的真相必须被追问。这并非只是一种
官方钦定程序，而且是任何普通人都拥有的权利。我确信，在经过反省与修正之后，
新生代批评家将找到更加合理的话语策略。

　　在文学日趋肉体化的时刻，文学批评却要从事一场艰难的道德战争，这一企图
充满了不合时宜的色彩。一方面是少数批评家的孤寂声音，另一方面则是流行作家、
公众和官方的联合抵制，这种力量悬殊的搏斗态势，将使知识界摆脱良知危机的努
力变作泡影。但新伦理主义批评对“知识罪人”所构成的道德压力，却会成为影响
新世纪文学生长的一个戏剧性要素，并向整个知识界提供道德化的一个激进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