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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之死(上)

                         　　任不寐


　　我相信，鲁讯先生在呼喊“救救孩子”的时候是抱有一线希望的，但不久他绝
望了，因为“孩子死了”。 没有人救孩子，孩子更没有被救活，而且孩子死得那么
悲惨、那么没有道理，又那么“平常”。 如果《药》可以换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
“孩子死了”。 两个母亲在墓地相遇，她们的孩子一同埋在黑土蓬蒿之下。嘎噶远
去的那只乌鸦，株株僵立的野草，它们见证了“孩子之死”。 如何对待孩子最能代
表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这个道理很简单，对待无助的弱者检验着人类的恻隐之心
和责任感。“孝敬父母”是一种成人主导的“为成人”的文化，是文化，但尊重孩
子是一种文明。尊重孩子意味着敬重他们的生命，平等对待他们，爱护他们的情感，
包容他们的缺点和对他们承担责任；而不是屠杀他们、利用他们和虐待他们。然而，
回顾人类的历史，我却发现了那么多施于孩子的残忍和疯狂的成人自私；特别在20
世纪，成年野兽和国家摩洛（1 ）勾结起来，以各种“大义名份”的名义，以“传
宗接代”和“接班人”的名义，屠杀、利用和虐待孩子——孩子们纷纷老化，孩子
们纷纷死去。这是力量对软弱的伤害，是现在对未来的伤害，是自然法则对道德法
则的伤害。
　　回顾这样的历史，审视这样的现实，需要怎样残酷的灵魂？我将毫不保留地表
达我对“孩子之死”的绝望，为着对复活的微薄的奢望。

　　一、疯狂的利用

　　本雅明说，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实际不过是一整场灾难。如果要
为这“整场灾难”命名，这一整场灾难的名子叫“孩子之死”。 “上帝之死”和“
诗人之死”不过是虐杀孩子的诱饵和借口，目的不过是给杀害孩子安排些“可死之
道”。 “孩子之死”从被利用开始。与其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利用工具的历史，不
如说是利用孩子的历史。利用孩子首先杀害了精神；人类进化史是孩子抵抗利用的
历史。
　　孩子是独立的人，还是“我的孩子”或“国家的孩子”；“我”的孩子意味着
我的责任，还是意味着“我”的“权力”，这是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志。无论孩子
是“我”幸福的材料，还是传宗接代、耀祖扬宗的工具，或主义或什么集体的零件，
都是十足的恶和十足的野蛮。把孩子作为传种的工具和主义的工具，是对孩子最疯
狂的利用，也是这个世界一切退化事件和不幸的总根源。
　　传种的工具世界上可能在也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具“传种”和“养儿防老”
的“种危机意识”了。在这种文化中，孩子不是作为独立的人格来看待来尊重的，
而是被当做种的延续的工具来被“喜爱”和需要的。“基因的自私”在东方社会获
得了文化上的全面胜利。这种胜利粉碎了生命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尊严。“所有小孩，
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2 ）当孩子不幸夭折的时候，那
些“孩子之父”（而非“人之父”）也悲伤痛哭，但总有那样的成年野兽，他的悲
痛首先不是因为对生命的哀悼，而是因为自己可能“断种绝户”了。正是这种心理，
我们才可能理解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对女婴的杀害、遗弃和虐待，一个敬畏生命而不
是对孩子持种工具主义态度的人，不可能实践这种“生命的价值”是不平等的逻辑。
　　女孩儿是儿童工具主义最不幸的受害者。我经常有一种幻觉，中国大地上每一
棵小草就是我们历史上虐待和抛弃的女婴；她们那么弱小，那么美丽，那么不幸—
—她们在另一个世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让我们这个被称谓人类的世界显得更加肮
脏和丑恶；让我为我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而深深地感到耻辱。
　　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耻的民族，是在无数个小女孩儿溺死时的抽搐中无耻地成长
的。没有人统计，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女婴被遗弃，有多少可怜的小脚为满足中国成
年男人变态的兽欲而活生生地摧残，有多少女孩因被叫做父亲的那个东西的性别歧
视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和一切孩子应该拥有的欢乐。——“传宗接代”这个动物教
条，是中国人所有的教条中最恶贯满盈的，我经常无可奈何地感慨：中国人何以愚
昧到这种程度！在今天，可能只有“每个德国妇女有义务为国家生个孩子”这个纳
粹教条可以和它媲美了。有什么道德和生理上的理由，那些自私狂的成年和老年男
人持这种观念，仅仅为了让它们在世的时候已经臭不可闻的肉体基因和精神基因能
够千秋万代地臭不可闻？
　　我已经是一个父亲了，但我永远理解不了这种“天经地义”的“亚洲价值观”。
 女孩儿何辜？我希望每个中国人记住我们所犯下的罪孽，为了我们能拥有一个更
人道更正常的明天。
　　生存和治富工具鲁讯说中国史籍上写了两个字：“吃人”。 我中学的时候还以
为这是文学语言，然而阅读史书我发现这竟然是史实。这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也分“
自吃自子”和“易子而食”两种。在灾难的年月，“易子而食”几乎是一种“必然”
存在的现象，有关记载不胜枚举。饥饿吃人似乎“情有可原”，但何以“易子”而
不“易大人”？朱元璋的军队“嗜食人”，但却偏偏“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
子又次之。”（3 ）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乳”食“味道鲜美”，更可能是因为孩子
挣扎的力量小而大人被吃时反抗的力量大的缘故吧。中国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弱
肉强食”吗？看“动物世界”，饥饿的非洲土狼专攻击幼小的角马，与“弱肉强食”
的理由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考古学的根据但我们有人类学的根据把易子而
食的中国人看作非洲土狼的祖先。据说20世纪中非的统治者博卡萨仍然保留“食人”
习性，看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说法是完全有根据的。吃人不完全出于“饥荒”
，往往是仇恨的牺牲和美食的祭品。吃人是有传统的。有考古学家发现了山顶洞人
啮食同类的痕迹。由此出发似乎吃上了隐。隋炀帝时期处决谋反者，从其身上剔下
肉块煮来令公卿以下的文臣武将食之。黄巢“俘人而食”。 南宋庄季裕《鸡肋篇》
载：“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通目为两脚羊”。
 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载，朱元璋军队把人肉称为“想肉”，“以为食之
而使人想之也。”吃人和吃孩子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民国时期和文革时期吃人的事
情仍有发生。秦牧曾描写道：四十年代，“沦陷区有吃人肉案。……在一些比较偏
僻的地区，有吃敌人心肝的风俗……我也曾亲眼看见过杀了强盗把他的心肝炒熟过
酒的惨事。”（4 ）“壮志饥餐胡虏肉”，《西游记》中专吃人肉的“妖精”，看
来并非完全是文学抒情或空穴来风。辛亥革命的烈士们不曾如袁崇焕一样饱了很多
同胞的口福吗？文革时吃人之风有起，可参见后文。
　　今天呢？我不知道。但据说胎盘和流产的以及为计划生育目的而“刮掉”的胎
儿已经是一种美容滋补、延年益寿的美食了。孩子们终于享受现代文明的福荫了，
他们不用在各种成年的大嘴和牙齿间握着小拳头挣扎了，没有知觉之死也是“安乐
死”的一种罢。
　　我最近看到魏明伦先生“赋”诗“堂堂中华”的时候，我真为他捏把汗，因为
那似乎无异在说“堂堂的牙齿”和“堂堂的胃”一样。
　　吃孩子据说主要是“饥饿难耐”，于是“饥寒交迫”时便“弃婴溺婴”或“卖
儿卖女”。 有的弃婴行为完全是因为“文化”上的原因，如私生子等等。中国人“
弃”了多少孩子？这永远是一个未知数。弃婴的“父母”只能叫作魔鬼。
　　相对而言，似乎“卖儿卖女”要“人道”一些，他们“毕竟”给可怜的孩子找
了个“归宿”，甚至还可能找了个“好人家”，尽管孩子们不这样认为。
　　从“忆苦思甜”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种“史实”。 “数千年来，中原人市鼎
沸……乡下交易的情形是如此的：先由媒婆把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带上门来，这些准
丫头年龄大概都在8 至12岁左右，太小的不能操作，太大的容易跟人私奔。……这
也许是最不悲惨的一种人市，因为妓女市场和血肉的人肉（一称”米肉“）市场正
惨淡地普遍存在。”（5 ）鲁迅也有“出卖小孩，只有几百钱一斤”之说。（6 ）
谁说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发达？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异化”为商品；
而“我的”孩子，无需“异化”，她就是商品。
　　“卖儿卖女”仅仅是历史吗，或仅仅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吗？60年代初
大饥荒年代，文革时期，吃人现象复活的同时，卖婴、弃婴和甚至“无偿”送出孩
子的悲剧也在局部地区也复活了。仅仅为了“活着”，这些父母的用心似乎值得垂
怜；是的，谁愿意这样做呢！然而饥荒不是成年人的责任吗，不是千万个父母特别
是那个毛氏父亲应承担责任吗？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这就不
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可解释得了的了。1992月4 日和5 日《中国青年报》就有
“11岁幼女被卖为人妻”和“狠心母亲以女抵债”的报导。1999年2 月26日《南方
周末》有“秘访‘贩婴村’”一长篇报导，揭露了山西省沂（？）州市秦城乡“一
些靠出卖自己亲生骨肉致富的人”，和“一个规模庞大的贩婴网络”。 报导说：“
生孩子卖，在秦城乡十分普遍，当地人并不认为这是犯法的，而是将其看作是发家
治富的手段。”报导还说：“目前，秦城乡‘婴儿’的行价为：男孩：6000元＼名，
女孩1000－3000元＼名。”报导还披露，贩婴活动已经形成了规模并形成了一定的
“交易规范”。1999 年6 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公布了“贵州拐卖人口悲情档案”
，看后尤其令人绝望。我们只能进行更深刻的反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弃婴结束了吗？今天中国的孤儿院或儿童福利院仍然“业务繁忙”。1999 年10
月10日《羊城晚报》有“一个弃婴寻根档案”的一篇报导，该报导来自美国，报导
说：一户美国家庭“本来已有两个孩子，但先后又到中国领养了4 个，其中有个相
貌很丑，还有个是罗圈腿，但善心的‘老美’都把收养的中国婴儿视同己出，倾尽
心血……”报导的目的是受领养者之托，寻找弃婴的“生身父母，以便日后能尽报
答生育之恩”。 面对这样的报导，我真为中国，为中国的父母们感到惭愧。1999年
11月10日，澳大利亚移民局继15（？）个国家之后，与中国民政部门又达成了“弃
婴领养协议”，中国民政部门要求每个国外的领养人赞助“福利院”4800余澳元。
有资料显示，90年代以来仅仅被国外领养的中国婴儿每年就有6000人以上，其中有
4000余是女婴。中国的奥里弗－忒斯特（7 ）的悲惨命运何时是尽头？
　　把孩子作为谋生和富贵的手段，使我想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太监制度。日本人寺
尾善雄写了一本反映中国太监制度的书，叫《宦官物语》，其中说，有一个很穷的
父亲为了发财，就将他9 岁的儿子马德清用刀子“净了身”，送进宫里。还有多少
“伟大”人物为了“事业第一”而牺牲了自己的孩子？林彪对林豆豆，斯大林对斯
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最杰出的是戈培尔先生，毒死了自己6 个孩子为“千秋
帝国”殉了葬。
　　还有把自己孩子当做乞丐的成年乞丐。在今天中国的火车战，在繁华的街头，
衣衫褴缕的孩子追逐着行人在祈讨，他们的成年亲人躲在角落里坐收抵押道德和人
性而获取的利息。还有利用孩子并同时利用人类的同情心更不道德的事情吗？中国
是一个多灾之国，学生赈灾募捐，贪官污吏却挥霍救灾款并千方百计地制造“自然
灾害”。 我又想起据有中国特色的训练孩子表演的“杂技”艺术，而在更多的国家，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那种艺术更多是驯兽表演。我顺便向读者提供一幅反映中国“
杂技艺术”的招贴画，有人说那很美，这种“审美”是否太病态了呢？如果我是一
名观众，我将在那些幼小的变型的躯体面前感到痛苦，感到自己有罪。为了满足我
们这些变态的残酷的观众的爱好，为了适应我们日益提高的对残忍的鉴赏水平，为
了“振兴民族的艺术”，这些孩子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挨了多少打？对一种
残酷麻木了，就必须供给一种更残酷的残酷。为了生存，“为了将来有门吃饭的手
艺”，有人这样辩护说。然而我们都知道，有需求才有供给，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
这是对残忍的需求，是猎奇，是嗜血的看客的兴致，是毫无心肝的对人的痛苦的平
常心。
　　是取消孩子杂耍的时候了，在罗马斗兽场关门1000多年以后。
　　把孩子当作赚钱工具即“市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了。每当我
听到“教育产业化”我就不寒而栗。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一种传统：“干一行吃一行”
，这简直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了。教育部门自然也要“吃”教育。“教育事业”
首先是教师和教育管理官员的谋生之道，然后才是“为了下一代”，或者说，它首
先是一个经济问题，然后才是一个文化问题，在一个经济贫困、就业过剩的国家尤
其如此。
　　“薪奉”和学费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当教育的经济目标
压到文化目标的时候，将导致教育产业的垄断和教育事业的颓败。1999年下半年，
广东一些媒体纷纷报道了湖北省通山县浩路乡雨山村小学的“现代溺婴”惨案：这
所学校10年来一直要求学生每周三下午上“劳动课”，“劳动课”的主要内容就是
上山砍柴，向学校交烧柴。1999年5 月5 日，6 个孩子在砍柴中落水而死。由县教
委、民政局、保险公司等有关单位出资，每个死难学生家属获得3000元的安葬费、
2000元的保险费，外加大米150 公斤。这就是生命的价格。这就是“教育经济化”
的恶果。
　　特别是在“经济中心”的时代，学校乱收费已经让普通家庭濒于破产。1999年
11月10日《羊城晚报》以“这学我们上不起了”为名报导学习乱收费的问题。广州
市1999年“清查中小学乱收费工作”截止10月31日，“全市清退中小学乱收费达
170 万元”。 （8 ）《广州日报》2000年1 月10日报道说，安徽省1999年年底对
4602个中小学校进行了检查，查出的违规收费总金额高达7712。28 万元。
　　与此相关的是教师收受家长甚至孩子的礼物的问题，1999年2 月10日《中国青
年报》的一篇文章说：“孩子送礼让人忧”，该文根据一项调查说：“福州……几
乎所有的教师都曾受到过学生送的礼物。”文章呼吁：“救救孩子应先救救大人，
担忧未来应先匡正现在。”腐败这种道德缺陷竟然发展到幼儿园了，难怪有人说，
孩子变成了教师生活和富裕起来的人质。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1999年10月25日
《羊城晚报》有这样的一篇报导：“武汉一所学校制订日常行为量化‘管理’办法：
学生违校规，家长教罚款”。 教育果然“产业”化了，而且据说还实现了“数字化
管理”呢。
　　教育腐败来自教育产业的垄断，教育产业的垄断最早可能基于政治原因，但长
期看是基于“经济效益”。 正是因为这种垄断利益，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成为改革中
最保守的部门，无论它以什么冠冕堂皇的利益拒绝教育的自由化改革，其实质目的
无非是为了捍卫垄断利益而已。北大教授钱理群近年本着自己的良知呼吁教育改革，
便有人用毛式语言攻击他，说“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这种扣帽子作风与其说表现
了主义的坚守，不如说表现了利益的疯狂。
　　性工具中国的成年男人是性虐待狂，因此“以小脚为美”这种变态的审美成为
国粹。多少女孩被这样摧残了啊！这里我们必需恢复历史的常识，以立德夫人为代
表的传教士在中国发动的“天足运动”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感恩的，如果他是一个有
良知的并且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们通过她们的眼光来审视一下我们的罪恶：
　　“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
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
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
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
用这根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
唯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
脚的过程中是九死一生。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一些女婴由于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
脚的伤害，往往在摇篮中就被处死。……束脚痛苦，因合了中年的父亲那非自然的
味口而加在了女孩身上。”（9 ）
　　雏妓问题是人类对孩子犯下的又一罪恶。李敖专们写了一篇文章，控诉国民党
大元们的荒淫无耻，呼吁人们拯救那些“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10）在
秦牧那里，雏妓的命运更加悲惨：“北方的妓馆，有所谓‘雨打梨花’之刑，把猫
放进雏妓的裤裆里，束住裤管，然后鞭打一场，让猫儿抓破雏妓的周身皮肉。”（
11）这真是淫虐狂，足以让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化自愧弗如。鲁迅先生在通
斥“踢”孩子、“推”孩子和“冲”孩子这种罪恶之后，也谈到中国人对孩子的“
凌辱文化”：“连7 、8 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年方花信’
的了。”（12）这种“审美传统”或“国粹”一直被保留着，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
是一种据说利润极高的商业项目，因一种只有欣赏小脚的民族才能理解的的原因，
雏妓倍受主要来自有产阶级和有枪阶级的广大嫖客们所喜爱。2000年1 月6 日《羊
城晚报》报道说，广东佛山市破获了一起专门介绍“处女”的卖淫集团，其中一名
受害者是12岁的“阿好”，她先后6 次被现代老鸨们当做“处女”提供给现代嫖客
们“开处”。 “宠幸”雏妓可以说是男人中的败类的“合法消费”，还有“非法消
费”，即奸污幼女。这种丑闻100 多年来不绝于耳。近年不断涌现出这样的野兽，
第155 期《新闻周刊》报道了广东丰顺县“67岁色魔”祖接奸污14岁少女的惨案，
奇怪的是，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1999年3 月16日《服务导报》报道：1998年10月，
四川省蓬溪县发生了一起诱骗3名在校14岁女中学生到酒吧当“三陪小姐”，并致
使其中两名少女惨遭强奸的恶性事件。事件发生后，3 名少女的家长迅速向蓬溪县
赤城镇第一派出所报案。当事人王春平当即被刑事拘留，但令人费解的是，1999年
1 月王春平又被取保候审。还有报道提到安徽55岁的董传明将年仅15岁的少女诱骗
入地洞里多次奸污、拘禁58天这一令人发指的案件。1998年广东韶关著名的“9 －
20”事件尤其恶劣：1998年9 月20日晚，一个13岁的卖花女在韶关金都酒楼被强奸，
施暴者是一名姓蔡的武警部队的干部。振怒之余，此案两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一
是“人渣”施暴前拿出工作证威胁小女孩说，我是警察，你不要声张，否则我枪毙
你。二是在场的与人渣一起来此“轻松一下”的人都袖收旁观、“熟视无睹”，有
人还配合，这些人都是包括一名法院庭长在内的“一些带‘长字’的干部”。 《新
快报》、《羊城晚报》都作了相关报道。韶关市委机关报《韶关日报》还发表了题
为《严惩人渣！决不姑息》的署名评论。更令人恶心的是屡受表彰的“一个没有人
性的公安局长”：广西隆安县公安局长兼党委书记，县政法委副书记陆世长，1991
年10月30日串到该县一所幼儿园向一个5 岁的小女孩施暴；陈春雷先生记述说：“
……屋里传来了小女孩惨叫声，遭凌辱的小女孩哭着跑回家，诉说了‘穿警服老头’
的暴行”。 当这些罪犯不能有效绳之以法的时候，一种更深刻更大规模的凌辱少女
的事件正在进行，一种孩子工具主义的思潮正在茁壮成长。孩子的哭声却那么微弱。
　　意识形态工具人性有无限可能性。向恶的和向善的。激发孩子天性中的善因还
是恶因，后天教育是关键。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儿童教育最基本目的是把孩子训练
为主义的工具，训练为疯狂的野兽或驯服的家畜。这种意识形态的利用集中表现在
四个方面：接班人教育、仇恨教育、择劣教育和利用良善。
　　1 、接班人教育“接班人”教育对人的不尊重所根据的逻辑与“传宗接代”的
逻辑是完全一致的，让孩子为老人或成人的主义或事业接续香火不仅是不道德的，
也没有任何合法性。任何人，特别是孩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生活方
式。践踏和剥夺这种权利是十足的狂妄和暴虐。新一代人凭什么要与我们这代人保
持一致？当我向自己的孩子提出这种非份的要求时我将感到自己太无耻了。
　　工具教育的荒谬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孩子们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对于儿童应
该更多地给他们提供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不是生硬地把我们对世界的解释强加给他
们。似乎把这些“政治口决”背熟了就可以所向披糜了，就可以包医百病了。“读
书时我们希望能从中听到成人们的交谈、孩子们的欢笑和其它属于人类的声音，但
我们从来就没有听到过。”（黑格尔）“誓作X X X X 事业的接班人”，校园里仍
然飘散着这首歌，尽管孩子们连主义与“变形金刚”有什么区别都不清楚。在这脆
脆的童音里，“爷爷们”因感到“股权”后继有人而欣慰；在这歌声里，窗外自由
的空气和美丽的阳光匆匆流过。
　　当然，“接班人”教育也导致了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在争夺“继承人”（接班
人）即争夺儿童方面的冲突。国家利益鼓吹利权主义，而家庭利益则鼓吹的利家主
义。这种冲突有一个共同点，即“国家”和家庭都没有尊重儿童的个性和天性；都
没有把儿童当做人，而是当做工具：对“国家”来讲，儿童是主义继承或者为国争
光的工具，对家庭来讲，儿童是养老或者为父争光（通常表述为“耀祖扬宗”）的
工具。中国儿童的成长过程是相当坚苦的，他们一开始就接受这种相互矛盾的、不
受平等尊重的、没有自我人格的教育，在“忠”与“孝”的竞争中，人的个性成了
牺牲品。他们在“学校里的官方谎言和家庭里的非官方谎言”（布罗茨基）之间无
所是从，他们感到一切都很虚伪，他们感到幻灭。所以中国人的思想历程都经历了
三个阶段：因痛苦而绝望，因绝望而麻木，因麻木而“成熟”。 于是出现了“人生
季节的颠倒”（周作人），出现了孩子的令人吃惊的市侩主义。
　　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未成年人有这样强烈的财产意识；也没
有任何一个民族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有这样强烈的工具意识。这种工具意识背后可
能是出于对死亡的共同恐惧。它们都想“长寿”，如果肉体腐烂就遗传精神，孩子
不幸成为“载体”。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如此实用主义的民族，何以“意淫历史”
（李敖）的观念那么强烈，而企图“把自己托付给历史”（13）的人竟然如此的层
出不穷？或者是因为“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
招自己的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14）？
　　主义的传种接代是对孩子肉体和心灵的共同霸占。
　　2 、仇恨教育国家是仇恨的产物，它在仇恨中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并榨取自己的
超额利润。国家主义者利用孩子集中表现在对孩子的仇恨教育方面。在一定意义上，
没有仇恨教育，或者如果进行人道主义的教育，世界大战和文革都不可能发生。“
斯大林时代……从伦理的观点看，这是一种非人性的象限……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和
在实践上实施暴力……用来培养儿童的是一种现代神话，这种神话对本国人民的强
大和无敌，以及对本国人民统治者的光荣出身备加赞扬。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
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15）仇恨教育把孩子变成捍卫国家利益的野兽，同时对
更多孩子的命运和感情漠不关心。
　　奥威尔在《1984》中这样描写主人公温斯顿在邻居家的一次经历：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把一支玩具自动手
枪对准着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
着蓝短裤、灰衬衫，带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
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像不完全是一场游戏。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
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他们两人突然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
徒！”“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
他们好像两只小虎犊，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
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这么
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真的。派逊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
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较好，他很高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
里真的有尘埃。“他们真胡闹，”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
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
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
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
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六步，就有人
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痛地揍了一下。好像有条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
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只见派逊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
弓放进兜里去。
　　奥威尔想要说明的是，孩子们的“敌人意识”是“仇恨节目”反复教育的结果。
他接着写到：
　　他心中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
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如今时世，几乎
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象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
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
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
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
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
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
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
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作为曾经当过“红小兵”和“红卫兵”的中国人来说——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
人——他会感到奥威尔是在写“我”。 “我”的“野人”化根源于一种仇恨教育。
文革的野蛮性就是“仇恨节目”教化的结果。
　　仇恨教育内涵一种自我拔高和与权势保持一致的心理暗示：“我”在价值上高
于“敌人”，“我”有权对敌人专政；我和“咱们”是一伙，“伐异”是手段，“
党同”是目的。这种心理支持了敌人意识从原始社会绵延不绝到今天。由于其二元
论的思维特点，它特别容易被幼稚民族和孩子所接受。何况在两难选择中，谁不愿
“你死我活”呢。
　　红小兵制度的不幸还表现在：在人类的童年就培养等级意识，权力意识和普遍
敌意。
　　这种制度把孩子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好孩子即红小兵或少先队员；一类是“黑
小兵”或“少后队员”。 前者享受很多“特权”：参加某些活动和不同服饰。其他
的孩子则被排除在这些活动之外。这种制度激发了中国特色的上进心：一方面是权
力欲、出人头地、权威人格；一方面是嫉妒、讨好权力（即老师）或依附性、自卑、
敌意。老师作为裁判者依据这种制度就会得到很多的好处。这与统治者利用等级制
度实行统治的动机是一样的。等级制度也包含着一种激励机制，只不过这种激励机
制更有利于激发人类的某些恶劣的天性而不是道德感和积极的进取心。权力确定个
人属于哪一个等级，这种确定完全取决于权力个人的喜好。于是效忠，告密便成了
人做事的基本原则。
　　“兵”显然是“敌人意识”的产物。“红小兵”既然是兵，就必然有一种战斗
意识。孩子们有一种天真的也令人啼笑皆非的“警惕性”，他们经常能从张三家的
猪偷吃“生产队”的玉米而发现“敌情”。 文革时有多少孩子把他们的父母当做“
阶级敌人”是完全出于这种“敌人意识”的培养。激发人性之恶的教育在20世纪看
来获得了空前的成就，想想20世纪的战争和政治迫害就能发现这一点，孩子们被训
练成为“战士”、打手，最后又自然变成炮灰或被遗弃在“广阔天地”之中。
　　希特勒也给儿童设立了专门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吸收15到18岁的青年。10到
15岁的少年儿童则参见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队。6 到10岁的孩子参加青
年团当学龄团员（16）这些组织的原则是种族仇恨。“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
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课堂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
练和军事训练。”思想教育的“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1937年的公务员法
案规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 ……在教师们的讲课中，
都对历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把德国人捧成主宰种族，把犹太人
说成是世界上万恶之源。”（17）这样的教育目标为纳粹“培养”“合格”的战争
工具，这种教育理念充分体现在孩子加入“少年队”的宣誓誓言中：“在代表我们
元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贡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
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 （18）
　　中国作家冯至这样谈到了战时日本的小学教育：教师经常带领学生去刚刚结束
撕杀的战场，命令孩子们任意抚摸那些残缺的尸体，以增强他们的胆量，“这是一
种怎样可怕的教育！”（19）当东史郎“远征”中国出发时，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把
匕首，并对他说：“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
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20）这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母亲！
　　苏联的教育是怎样的呢？“在学校里，苏联的影响开始在我身上留下烙印，我
变得爱国了，为在少先队担任工作而感到自豪，深信一切好事都是随着十月革命而
来的。从幼儿园起，每天就是这么对我和我的同学进行灌输的。我们的老师和少先
队辅导员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在一个普遍富裕＼人类有史以来最好最幸福的社
会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我们应对敌人和资本家保持警惕，他们想把我们现
有的一切拿走并奴役我们。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为了共产主义，必要是准备用生命
保卫祖国。”（21）
　　以谎言为主要内容的仇恨教育必然是反人道主义的。仇恨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谎
称敌人的存在，并致力发现和确定敌人，然后消灭之。敌人不被当人来看代，他的
生命和尊严是没有价值的，“敌人”的价值就是“人民”被无情地毁灭。
　　如何确定“敌人”？大体上说来，人与人基本上没什么不同。那么，“敌人”
就只能经常是从与“我”一样的人们中制造出来。按“契卡主义”的逻辑，“谁不
跟我们一道，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主要敌人——这就是那
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卫民主理想、人权、公民权利的人。”（22）
根据法西斯主义的逻辑：“谁是犹太人，由我决定。”（23）康生确定敌人的方式
犹为独到：“你长得那么漂亮，不是特务，谁是特务？”如何对待“敌人”？纳粹
海军上将邓尼茨说，对“不跟我们一道的人”只有简单的这句口号：“靠进，瞄准，
击沉”，并且“要铁石心肠”（24）。戈培尔博士的话更有水平：“犹太人是拉圾
品，与其说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临床问题……同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合适宜的。”
（25）。中国戈培尔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不枪毙一些反革命？专政毕竟
不是绣花！”红卫兵把上述“待敌之道”讲得最直接明了：对待敌人就是要“刺刀
见红”，就是“杀杀杀”，“对待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文革时有
《造反歌》云：“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1966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在该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革命就是要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
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感谢上帝他们还未
控制核按钮）一切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撕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
呀，都滚一边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了吗《我们就是要‘狂妄’！……你
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
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
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
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
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是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
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这里的语言及其逻辑全部是从“语录”中学来的。“就是要……”这个公式是
经典的，蛮不讲理地理直气壮，是一切仇恨教育的必然结果。
　　不承认蒙难者是人，这是文革中的残酷的意识形态根源。作家扬沫感慨说：“
现在有些青年人怎么变得这样了啊？有的女孩子比男孩子还凶狠，可以用皮带抽死
人。‘八＼二三’打萧军、老舍的就都是些梳着两条小刷子、身穿绿军装、腰束宽
皮带的女中学生。”（26）孩子的兽化是“夺过鞭子揍敌人”这种教化的结果。“
如果一个国家鼓励犯罪，那么‘普普通通的人’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能够变成罪
犯。”（27）
　　大兴惨案可能是这种意识形态激发的残酷暴行中最著名的代表事件之一。1966
年8 月下旬谢富治“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指示传达到北京大兴县，该县公安系统向
红卫兵提供了管片内“四类分子”的情况。8月27 日至9 月1 日，大兴县13个公社，
18个大队，先后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 人，被杀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
小的仅38天，有20户人家被杀绝。（28）“帝国水晶之夜”的残酷与此相比也相形
见绌。这种惨案远远不是特例，有人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29）
　　丧失人性的红卫兵复辟了“镇反”运动中曾使用过的“强奸刑”。“清华大学
一些造反派捉住对立面头头的女秘书时，不仅逼迫她自己念认罪书，通过高音喇叭
向全校广播，而且有多名大学生、红卫兵轮奸她。清华大学武斗结束，工宣对进校，
在住人的教室里，多次发现用过的避孕套。”（30）据说有的地方还鼓励强奸黑五
类的女儿和妻子，意在通过“反强奸”来报旧社会的“阶级仇恨”。 王毅先生还谈
到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吃人的野蛮：“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
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
被吃者就达到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 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
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 人。”（31）这使人联
系到当时报纸广播和各种艺术经常重复的那句咬牙切齿不共戴天的话：“恨不得吃
尔肉。喝尔血；恨不得将敌人碎尸万段！”普通人堕落为凶手不仅出于对敌人的恨，
也出于对自身工具角色的默认，“我只是一个工具，一个集体的零件”，工具的价
值是“使用”，是牺牲。因此，仇恨教育必然配套一种集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
育不断告诉孩子们他们的价值是为集体献身，同时，集体主义教育还因其“法不责
众”的逻辑鼓舞了对“异类”的行凶。“纳粹党的教育，是不着重培养人的个性…
…在纳粹党的德国，小学校门前常常有这样的标语：‘你是无，集体是一切’……
在这样的集体里人人都没有个性，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无，人人都可以做些不负责任
的事，尽量发展他的残暴，终归是谁负责任呢，是那个抽象的‘集体’。 ”（32）
最疯狂的集体主义教育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它因“合群的自大”（鲁迅）
和自我拔高即使导致灭绝性的杀戮，却让凶手从中体会一种优越感和合理性。
　　仇恨教育往往还大树特树杀人英雄，歌颂暴力和杀人者，向凶手移情，让孩子
们学习。中国历史书和中国文学所树立的英雄绝大多数是“砍人头如切菜”式的关
羽式杀人英雄，或者是杀人不吐骨头式的诸葛亮式的杀人英雄。还给他们修庙供后
人摩拜。“纯粹恶的神话……由于它允许人们将暴力和压迫行为合理化，对这一神
话的信奉本身就是对恶的纵容。它容忍了恶以善的面目而存在。”（33）战争故事
和战争电影一直是我们的主要娱乐项目和思想教育内容，这一切似乎是司空间惯了。
在莎士比亚和一双靴子之间（34），我们教育孩子说显然靴子代表“事物的本质”，
“莎士比亚又不能当饭吃！”；那么在“拿破仑”和“琴纳”之间，我们只能记住
前者。“象拿破仑那样”，自然成为孩子们的人生理想和社会实践。鲁讯先生在谈
到“我们”一味敬服“拿破仑”、“成吉思（汗）”和“希特拉（勒）”时，警告
国人：“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
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35）谁
能否认，世界大战和政治杀戮不是杀人英雄崇拜的恶果呢？那个梳两把刷子的少女，
当她施暴之际，她并未觉得自己在杀人或犯罪，她感到自己是在“革命”，她感到
自己如何英雄，如何象杀人英雄一样“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改革开放以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教育改革相对
落后的问题，想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公安部门的统计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
公安机关查获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每年均超过15万人。换言之，每1 万名18周岁以
下未成年人中，就有21。5人滑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统计数据还表明：刑事涉案的
未成年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例，自1986年至1995年的10年时间，竟翻了一番。目前，
18岁以下的未成年犯已占犯罪总人数的14％。……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趋势…
…是低龄化、团伙化、恶劣化！”（36）这篇文章还列举了很多令人发指的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
　　这篇文章面对孩子的上述暴行问“孩子们怎么了？”，我想这个问题的最好答
案是：“大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如果大人们都在“不顾廉耻”地犯罪，国家都在
犯罪，而且大量的“成年罪犯”仍逍遥法外（37），乃至满面春风地出入各种会议
和庆典，而且歌颂暴力英雄的剧目仍然频繁上演，孩子们还能如何呢？“在很多情
况下，退化行为是由于个人生活在持有退化标准的群体中而产生的，这倒不是说他
本身就固有缺陷。”（38）个人的“退化”特别是孩子的退化是在退化的群体文化
中习得的；在这样“思想的煤气室”（39）中成长的孩子，使这个社会具有重新建
立“煤气室”和发动“文革”的无限可能性。出路在成年社会的自我反省和恢复个
人责任，特别是督促“国家”的责任意识。确定孩子犯罪的环境因素，不仅是为了
明确人类退化的真相，也是为了呼唤强势群体（特别是相对与孩子这个弱势群体而
言）承担“进化”的责任。“对间接原因进行研究，旨在使拥有财富、知识和影响
力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利于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责难和惩罚对于在
不道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是没有用处的。改进的希望主要在于唤醒那些有能力摆脱
不良影响的人的良心，从而铲除罪恶的根源。”（40）
　　这正如此文所言：“道理不可谓不明，只是不知道，我们还有等多长的时间，
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彻底走出教育的误区！”
　　3 、择劣教育什么好不要什么，毁灭什么，什么坏要什么，鼓励什么；激发人
性之恶，动员人性的阴暗面来支持政治的罪恶，一切专制主义者都精于此道。孩子
的利用成本较低，自然成为普遍的利用目标。其中雇佣孩子当特务是卑鄙中尤其卑
鄙者，因为有识之士普遍认为，鼓励告密是最败坏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尤其不幸的
是，孩子竟然成为了道德沦亡的牺牲。
　　关于在学校招募特务的事情，稍有阅读能力的人都不会陌生。“为了防范危害
国家的事情发生，需要秘密警察，政府的金钱造就了成群的密探，他们是从社会各
阶层找招募的，在他们当中有将军和男爵夫人，有军官和律师，有记者和医生，有
男女大学生……还有14岁的女学生，在辛菲罗波尔，宪兵司令部甚至利用一个中学
生，一个11岁的男孩子当密探，赏给他钱……我们的政府广泛利用人类的自私和贪
婪，尽量榨取金钱的威力所提供的好处。”（41）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瓦－巴卡京
揭露了这种无所不在无法无天的“国家规模”的窥阴癖，他告诉我们，执行窃听任
务的大多是“工资相对较低的、都懂一门或几门外语”的年轻姑娘；人们生活的日
常细节也在她们的“听力”范围之内。巴卡京无限感慨：“我真为国家，为克格勃
感到可耻”（42）。那些孩子们，在帝国解体后，又将如何面对未来，接受自己良
心的质询？于是有那么多的人自杀了，这是怎样的悲剧啊！
　　除了利用金钱，领袖们更多利用荣誉来鼓励孩子告密的不道德行径。斯大林主
义者尤其善于这种“精神鼓动”。 下面的例子非常有代表性：“在拉尔的格拉西莫
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亚－莫罗佐夫。
它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43）文革时期更残酷，“告发”父
母还不行，还鼓励咒骂和毒打父母，而且鼓励的方式还不是荣誉，而是各种恐惧。
北京有杨氏兄妹与众多红卫兵一起将自己的父母打死，没流一滴眼泪，还高喊“打
倒反革命！”（44）这种疯狂并非个别。利用孩子达到如此的水平，可谓青出于蓝。
　　孩子的兽化是孩子人性之死，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之恶和人性之恶共同害死了孩
子，在他们看见初升的太阳那关键的时刻。
　　4 、利用良善与道德之死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对孩子的利用，从道德上看
特别恶劣的是利用道德激情来实现政治目的。没有人否认，利用良善，利用道德是
最不道德的。利用道德热情的基本手段是制造谎言，煽动激情。
　　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是抗战后震惊中外的“沈崇事件”。1946 年冬天，国民党
一名高级官员在抚顺近郊被苏军惨杀，激起了全国性的反苏浪潮。为了扭转政治上
的被动局面和转移“热点”，“反对党”炮制了沈崇事件。沈是北大的女学生，且
是一名地下党员，她谎称某日被一名美军施暴。于是全国掀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
美狂潮，学生运动的“规模超过‘12－9 ’运动”。 “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学生的
爱国热情”，有甚于是乎？
　　一位作家详细记述了这见事情的经过，很多媒体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如果我是
一个爱国主义者，为“国家尊严”的缘故我将感到汗颜，如果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我为“沈崇”汗颜。
　　“不择手段”进行政治斗争是有历史传统的，而且这种不道德往往被当做智慧
来自我欣赏和普遍受到欣羡。利用道德奸污了民族的道德意识，欣赏不道德已经是
对道德热情的先奸后杀了。经过这种政治洗礼的孩子们，他们的在未来还会遵奉“
实践理性”吗？这个以他们为主体的新社会将肆无机惮、理直气壮地践踏道德，乃
至生命。“文革”有它自己的“历史合理性”。    

　　二、疯狂的虐待

　　既然孩子仅仅具有“工具价值”，那些不能成功地训练为野兽的，或即使成为
野兽的，为了“神圣秩序”的维持，将被训化为缺乏创造力和独立人格的人。这种
训练往往伴随着肉体的责罚和精神的虐待。虐待孩子的背后往往是成人的权威人格
在起作用，或者完全出于“恃强凌弱”这种卑鄙无耻，它毁灭孩子的尊严，甚至毁
灭孩子的生命。
　　“这些孱头们！”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
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很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45）
　　中国自古以来，打孩子和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对孩子的“打”和“骂”
被成年人谎称为“亲”和“爱”，这真是一种东方的智慧！至于在“私塾”中，打
板子是老师的“天赋权利”，就如同今天警察说“刑讯逼供”是“工作需要”一样。
孟德斯鸠说：中国是靠棍棒维持的国家，这个民族不可能有尊严。他可能不知道：
棍棒统治是“从娃娃抓起的”，而这里的“师道”就是“尊严”。 中国的孩子必须
在出生后就开始在板子下学习大人们的“之乎者也”，学习他们的牛逼轰轰和卑鄙
无耻。否则便被“亲爱”一番。“启蒙”：“蒙者，草丛下一猪也。”儿童，猪也，
只有猪才能“被人利用”或作为“闹事者”受“应有的”责打。而父权和国权正是
这么认为的。难怪鲁迅多次提出《我们怎样作父亲》这个深刻的问题。“打”特别
是“逼迫表态和检讨”以及“公开惩罚”是管理“犯错误”的学生的通用办法。这
是完全侮辱人的尊严的，但这种尊严意识非常淡薄。我相信，在他们还没有把人当
人来尊重之前，在打人骂人还是“家常便饭”之前，在“检讨”还被当做教育艺术
之前，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什么叫人格尊严的。这样的公民又怎么配谈论“保护动物”
，又有什么资格主张“国家尊严”！
　　“公塾”里的孩子的命运也无根本之改善。目前教师的体罚学生已经受到了越
来越多的批评，媒体频频发出“体罚学生何时了”的呼喊（46）但暴行似乎并未减
少。看到下面的案例的人难免要问：这还是现代社会吗？
　　1 、陕西省华阴市某子弟小学老师崔敏叶，因学生王某不好管教且偷拿了同学
10元钱，便将其头部按在墙上，用锥子在王的脸上刺出个‘贼’字，并在上面涂墨
水以示‘训戒’。 天津市某中学有个孙老师，让考试不及格的11名学生轮流站到教
室讲台前，当众打自己的耳光，以考试得分为基数，最多打到53下，必须打出响来；
有的学生不肯打，孙老师亲自去打……山东东阿县某小学三年级学生刘某等几名同
学，因没有背出所学内容，班主任孙老师也是罚他们自己打自己脸，并让到其他班
‘游班示众’，刘某因经不住精神打击而喝农药自杀。（47）
　　2 、1999年11月1 日，乌鲁木齐铁路第一小学三年级（3 ）班的一名9 岁女学
生未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老师黄海燕……叫其他学生用布把她的嘴捂上，令3 名女
生拉她的裤子。这位女生一面号啕大哭，一面拼命挣扎。几分钟后，老师亲自从侧
面扒下她的外裤……事发后，这名受辱的女生几次在夜间哭闹。（48）
　　3 、1999年9 月27日上午10时许，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正上
数学课，22岁的代课老师葛小侠因他数学作业未完成，当即打了它两记耳光，并将
其蹬倒。葛小侠当堂宣布，全班50名学生对葛某须每人抽打10教棒，打得重表扬，
打得轻受10教棒处罚。全班28名男生轮流抽打葛某的臀部、大腿、小腿。……葛某
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49）
　　与上述案例相似的还有新疆尉犁县塔里木乡直属小学的张永海案。1999年4 月
8 日，该校小学4 年级学生张永海因“不好好打扫卫生”，班主任让同学打了他90
个耳光，孩子身心受到严重伤害。（50）1999年11月24日，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二小
年轻的女班主任让学生掴“不听话”的学生耳光。（51）……
　　这些教师和狱警有什么区别，那里也流行唆使犯人打“不听话”的犯人。前面
提到的武汉那所学校，还给“闹事”学生“办学习班”。而在四川省彭山一中，“
‘犯错’的学生除要自我暴光外，其名字还会被写在黑板上公开，以及自写广播稿
在校广播里面向全校1000多名同学念”。1999 年10月16日，该校初一（三）班两个
未满13岁的女生跳楼自杀身亡。尽管司法机关作出学校和教师无任何法律责任的结
论，但有学生说自杀事件与犯错暴光的侮辱性规定有关。（52）前不久，《南方日
报》上也有“幼儿犯点小错罚站厕所思过”的报道：南京某大学一幼儿园小朋友因
不睡午觉，竟被老师关进厕所“思过”，结果一病不起。
　　我们发现，上述对孩子的虐待和侮辱所采取的手段，所根据的“理念”完全是
红卫兵那一套。造反派不是有给什么“分子”吃大便的吗？今天这种具有中国特色
的刑罚也被一些教师所钟爱，2000年1 月8 日《羊城晚报》报道说，贵州湄潭县抄
乐小学教师罗远寿为“整顿班风”，用强令吃大便的方法来惩罚学生。
　　去年12月13日，抄乐完小五（二）班学生冯航上课时向后张望，受到班主任罗
远寿厉声呵斥，当即吓得发抖（“吏呼一何怒”）。按照罗远寿宣布的规定，谁上
课时转头看后面的同学，就要令后面的同学吐十口唾沫给他吞下。后排的同学被强
令向冯航吐口水，吐到第三口时，冯航受不了还了一口唾沫。罗远寿见状火起，令
后排的这位同学到厕所撬屎给冯航吃，如不去就不要来上学了。这位同学只好流着
泪撬来粪便喂冯航，而后痛苦得放声大哭，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哭了。罗远寿居然还
威胁冯航说：“不许吐出来，一定要吞下去！”被公开侮辱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冯
航自觉无脸见人，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并从此辍学。
　　我想到了“老舍之死”。 这里可以“告慰”巴金老人，不用建“文革博物馆”，
因为“文革”还没有过去。看来每个人的灵魂里都包含着法西斯主义的根苗。此文
结稿的时候，我又听到湖南一孕妇女在光东一家商场被保安剁掉手指的暴行，联想
到1999年那么多人“热爱战争”，我真是绝望；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中国同胞们如此
残暴和嗜血？或者果真中国人是“喝狼奶”长大的？美国总统胡佛说：中国人是一
个嗜血的民族。我有血统上的理由对这种“污蔑”表示愤怒，但让我有什么现实的
理性的理由来“捍卫民族的尊严”？！不要在奢谈什么“阴暗面”和“辩证法”了，
这是对在“阴暗面”中死难的生命的公然侮辱。以此逻辑，纳粹暴行，斯大林审判，
日本人的屠杀都可“辩证地看”，他们也“有理由”辩护说，死者、被迫害者毕竟
相对是少数嘛。为南京大屠杀辩护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不就是持这种逻辑吗？
　　“善待学生”的呼吁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未来取决于
现在。善待孩子是老师的责任。有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应该学会容忍孩子的弱点。
因为，‘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
（罗素语）”（53）当孩子在上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将是什么样的“
公民”？他们将学习这一切。
　　学校暴力和虐待不过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缩影。孱头们自然不仅在学校有，
社会上更是大有人在。鲁讯在“推”一文中，就记载这样一个“人才”：“有一个
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脚蹋板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
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54）这种专门欺负孩子的光荣传统一直后继有人。1999年12月8 日山东省济南市
解放路就发生了这样一种仍然普遍存在的“推”的悲剧：“蜂拥而上的叔叔阿姨不
顾一切地挤啊挤，八岁学童被挤进车底。”（55）
　　随着技术的进步，“钳”有取代“推”之势。1999年下半年，南宁市14岁的小
保姆遭受雇主变态的虐待，被钳断10颗牙齿，“遍体鳞伤”。 （56）比“钳”更“
文明”的是“脱”：除了前面的例子以外，1999年12月8 日《广州日报》报道说：
去年11月24日下午，2 岁的女娃吴燕珊在深圳一家商店被怀疑透窃商品，被商店人
员将衣服扯开，扒下裤子检查，却未发现任何赃物。1999年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也有“没偷书却被强行搜身重庆八童投诉新华书店”的报道。1999年7 月19日和8 
月24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了广西南宁一女中学生在南百微笑堂超市购物时，遭该
超市两名保安裸体搜身的事件。
　　然而还有“切”。1999 年1 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湖南长沙市一家医院
“误切”了两岁女孩膀胱的恶性事件。更恶劣的“医疗事故”是1999年1 月22日《
南方周末》报道的“胡绥芬事件”：1997年6 月5 岁女童胡绥芬在绥芬河市人民医
院因服用了医院提供的6 瓶假药而死，“在这起案件中，医院令人惊讶地逼着小病
将愈的孩子一针一针地承受假药的痛苦，一直到死；当地省卫生厅拒不做鉴定，卫
生部督促也没用；假药已经证实，但无人查处。”和小绥芬命运不相上下的是河南
省南阳市的6 岁孩子李宁，1996年2 月17日他玩耍时不慎从5 楼摔下，被送到新野
县人民医院，输了由新野县血站提供的400毫升血液，染上了爱滋病毒。（57）医
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地方，然而中国的医院也“产业化”了，医务人员受取病人“红
包”的问题说明了“疾病和痛苦也是生产力”；当医务人员如纳粹一样对“贫困的
痛苦”施以训斥或象“领导”一样面对病人麻木不仁的时候，医院又政治化了，司
法腐败和官僚主义的一切丑恶都在这里被疯狂地复制在病痛身上。根据2000年1 月
8 日《羊城晚报》的报道，安徽一仅5 个月大的病儿在南京二附院因此类原因未能
及时医治而死。报道说，，1999年31日12时，“焦急的母亲抱儿急诊排队9 次爬楼
6 回，冷漠的医生互相推诿三个小时无人施救；眼睁睁送走一条小命。”这是20世
纪最后一天，这个5 个月的孩子在本应该受到现代医学呵护的地方却为这个罪恶的
医疗制度和罪恶的世纪殉了葬。如果有人说这种现象是个别现象，我猜想他肯定有
足够的“糖衣炮弹”和足够冷漠的心灵。
　　当然最“喜闻乐见”的方式是“打”，这里自然少不了以打为“工作需要”的
某些“警察叔叔”。 中国广西的一中学生在南宁迷路找“人民警察”求助，竟被警
察当作盲流送入“收容遣送站”，遭到残酷虐待，身心受到严重创伤。该学生家长
状告南宁警方，居然打不嬴官司，打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98年12月11日，广西防城港市滩营中学学生黄钟声与同学及老师一起到南宁市
观看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活动时，与老师和同学走散。他想起电视和
广播上常说的“有困难找警察”，就找到一个交警岗亭。交警把他交给了110 警察，
110 警察把他带到了南宁市公安局朝阳派出所。而派出所又于当晚将他送进了南宁
市收容遣送站。在收容站里，黄钟声度过了恶梦般的4 天。他一进去就被搜身，先
后在两间收容室被先关在里面的人搜身和轮番毒打，也无工作人员理会。12月15日
早，黄钟声和另5 人被拉到隆安县城乡镇西宁村（距南宁近100 公里），每人发给
一个面包后，就被丢在公路不管了。黄钟声走失后，其父及学校派人到南宁寻找。
15日找到了被人从河里救起的黄钟声。经广西医科大学和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检查，
黄钟声胸部外伤，左侧血气胸，左第7 、8 、9 肋骨骨折，创伤性精神病。（58）
　　1999年9 月17日《南方周末》有一篇题为“四年：一起错案和七个少年被毁的
青春”的报道，它使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当“成年国家”不是公民和孩子寻求援助
的对象，而是作为相反的东西而存在的时候，它所能犯下的可怕的罪行。
　　1995年1 ０月18日，吉林省双辽市第一中学5 名学生和两个社会青年以涉嫌“
902 ”案件的理由被拘捕。狱中羁押了446 天之后，取保候审，然后，“无罪释放”
。 当时，“9 ０2 ”于1 ０月18日告破，11月19日上了《双辽报》，双辽电视转播
台连续播放3 天，公安局开庆功会发奖金，热闹一时。一个孩子回忆当时审讯过程
是这样的：“……这时姓杨的（警察）脱了衣服走过来便打我耳光，大约打了十五
六个，然后把我推倒在床上，抓起我头发再拖到地上，然后又从地上把我扯起来，
他松手的时候，地上落了一撮头发……他们打一阵问一阵，我不承认他们就接着打，
我抓住裤带不放手，他们就抱住我的脑袋往墙上撞……我求他们别打我了，姓杨的
一听就火了，说”谁他妈的打你了“，他还说要与我大战三百回合，我现在承认也
晚了……他一边抽我，一边让我自己数着，数错一鞭子就加五鞭子……他们给我铐
上脚镣说要把我带出去毙了，又说如果承认马上就叫我回家，说我的同学早就办好
手续回家了……当时已经快6 ：００了，要是平时该吃晚饭了，我怕我妈着急，我
平时放学就回家……中午就没吃饭……我想我得回家了……他们让我和其他人的口
供一致，可是因为我根本没做所以”一致“不上来，他们就打我，后来他们说一句，
我就跟着重复一句……可是他们还是没让我回家！……张树鸣、张玉伟（警察）继
续审我，打我，张树明还拔出手枪指着我的头，做出开枪的样子，还抽出梭子让我
看里面的子弹……快到中午，进来三四个人，为首的一个五六十岁，旁边的人叫他”
胡副局长“。 我心里升起一丝希望，当官的总不至于像刑警一样不讲道理吧，谁想
他听我说冤枉竟也破口大骂：”人民白养活你了，人民的饭你白吃了，人民的衣服
你是白穿了，给我铐起来！“我绝望了，领导怎么也这么讲话，到底是人民白养活
了谁？……一百来鞭子打得我遍体鳞伤……同号人帮我脱掉棉衣，内衣已与肉粘在
一起了，只好连皮一起揭下来……当时我的眼里没有泪水，只有愤怒，我罪犯何处，
法犯那条，我还是个人吗？……
　　更骇人听闻的是河南省潢川县的16岁高中生耿丹之死：
　　1999年7 月1 日下午，豫南潢川县城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年仅16岁的
潢川高中学生耿丹，在县农机学校潢高教师严景办的补习班听课。临近放学时，潢
高学生王帅在校门口与保安王利文发生口角，被王利文踹了一脚。随后王帅打电话
叫来其哥哥和五六个社会青年，与农机校保安张荣辉打架，后社会青年逃散。耿丹
这时恰好放学遇上围观，而后离校回家。当他行至校门外30米处时，公安干警詹家
顺不问事实，就以耿丹参与殴打张荣辉为由将其抓住，强行拉往社会青年打架的现
场农机校，途中让保安恶棍张荣辉手操铁棍猛击头部，以致造成脑颅挫伤裂重伤。
继而詹家顺和凶手张荣辉合伙将耿丹架往农机校保安室继续毒打。后“110 ”赶到，
强行将耿丹扭进其执勤车（当时围观者众多）。耿丹说，“我又没有打架，为什么
抓我？”“110 ”干警王建辉等人用力猛打耿丹脸部（此时耿丹已头负重伤），不
让其表白。……耿丹被带到“110 ”值班室，……耿丹还是委屈地说：“我没打架，
是王帅找社会青年打了校保安。”从当天夜里七时许至次日上午9 时30分左右，耿
丹一直被戴着手铐，铐在“110 ”办公室的床梆上。他们非法使用刑具、拘留耿丹
长达14个小时。……7 月1 日夜9 时，耿丹的母亲向“110 ”值班干警提出担保，
要求让孩子先回家，遭到拒绝。一个值勤干警说，耿丹恶心是饿的，但耿丹这时已
吃不下妈妈带去的蛋糕了。7 月1 日深夜，曹建凤（母亲）离开公安局，一夜未眠。
就是这一夜，少年耿丹脑颅内在不停地渗血，并且渐渐形成了可怕的脑疝。从这个
时候起，耿丹对亲人的无数次呼唤概无回应。接下来的时间里，曹建凤强烈要求公
安局放了耿丹，她要送孩子去医院。“11 ０”的干警层层请示，九点左右，终于
同意放人，一个高个子警察说，要不是看到这孩子昏迷成这样，我们是不会放的。
曹建凤已顾不上理会，她匆匆忙忙找了辆人力三轮，哭哭啼啼地把孩子送到了县医
院。县医院紧急抢救，做头颅CT，诊断结果为：急性颅脑损伤，头皮损伤，硬脑膜
外血肿，脑挫伤，脑水肿，并脑疝形成。……耿丹无声地躺在县医院三楼的病房里，
下肢僵直，上肢紧缩至前胸，体重不足30公斤，肠胃功能瘫痪，严重意识障碍，没
有表达意识，不能说话，对窗外的一切，对家人的照料，对爸爸妈妈的绝望，对每
天都要有的带泪的呼唤，无知无觉……耿新亚说（父亲），在武汉，医生告诉他人
的脑袋里出血非常疼，出1 －2 克人就会疼得晕死过去。“我儿子脑袋里出了5 ０
克血，我不知道孩子那一夜是怎么度过的。”……12月8 日早晨8 时，少年耿丹在
一阵抽搐之后离开了人世。（59）
　　“耿丹之死”提前宣告了20世纪的死亡。不管这个世纪的太阳如何宣称它有神
圣的义务继续普照孩子们的心灵，但它已经毁灭了这心灵，并从所有孩子的心灵的
天空上可耻地跌落了。我愿怀着悲愤的心情兴奋地为它送葬。
　　司法腐败还以更“丰富”的形式严重影响着孩子的命运。1999年12月9 日《羊
城晚报》有一篇题为“12岁女孩受累官司辍学三年”的报道，广东省翁源县12岁的
女孩路路母亲遇车祸，但赔款却拿不到，简单的案件审理一波三折三年未结，因贫
困路路只能辍学在家，形同弃儿。记者质问：“为什么申请执行书被两次调包？为
什么简单的肇事案久久不能执结？为什么案卷里有那么多蹊跷？”前面提及的那个
67岁色魔祖接，因有关司法部门莫名其妙的理由而未能“逮捕归案”。这不仅是对
被害女孩的又一次侮辱，也是对法的奸污。法律本来是援助孤弱的，可耻地是，它
唯一的存在价值是能够凌辱孤弱而被利用，它唯一的成就是从凌辱孤弱、助纣为虐
中养活自己。
　　最令人绝望的是：虐待和打死孩子的还有“父母”。1999 年7 月7日，山东省
宁阳县5岁女童陈莹“因写不好几个阿拉伯数字就被其母亲活活打死。”（60）
1999年11月20日，广东中山市张家边一村小学生黄某因偷了家里三块钱，竟被亲生
父母绑住手脚，在身上浇上煤油，活活烧死。（61）
　　肖斯塔科维奇说：“人在打架的时候最能暴露他的本性”（62），一个社会在
打孩子的时候尤其能暴露这个社会的本性。丑恶啊，足以令人无地自容。
　　这些罪恶就发生在“举国上下”和“举球上下”欢天喜地跨世纪的时刻，可是
有谁还能铭记这世纪末的丑陋和受害的孩子的名字？
　　精神虐待1 、“让学校破产”谢泳说：“我们的教育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关键还是一个教育的理念问题。”（63）我以为，这个教育理念就是对孩子精神上
的虐待，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以谎言和暴力为价值取向的反人道主义课
程教育，这方面我在“仇恨教育”中已经讲了。第二，以“驯良”和扼杀儿童的创
造力为手段的反自由主义教学方法。第三，以生存型考试为唯一教育目标的考试制
度。第四，国家一元垄断的办学机制。
　　希特勒的追随者之一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样评价集中营：“这里有一条通向
自由之路。它的里程碑叫做顺从、勤奋、诚实、秩序、整洁、事实求实、真实、牺
牲精神和热爱祖国。”（64）这些“箴言”总是使我想起学生时代，小学、中学和
大学的校训；遗憾的是，这些校训中唯独没有“人道、自由”这样的字眼。这种教
育不可能充分培养孩子的自由人格和创造力，已经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有人愤慨
地说：“一个出生在今天中国的孩子，从3 岁起，就要学会把手背到身后去……仿
佛手放在膝盖上，就听不懂一加一等于二。……我们的孩子在一条最窄的通道里，
在沉重的书包、永远做不完的试卷和不可以在走廊里跑，不可以越出学生行走的白
线之类的戒律的双重陡壁之中。一旦触壁，必然招致惩治。”（65）这种教育的结
果是什么呢？孩子们变成了这样的可悲状态：“畏葸退缩，仿佛是一个奴才，一个
魁儡，然而……却美其名曰‘听话’……‘好孩子’。 ”（66）“狡猾”是对这种
教育的一种反适应。
　　1999年中国出了两本批评扼杀个性教育的好书，一本叫《审视中国语文教育》，
一本叫《杞人忧师》。两书公布了大量惊人的迫害学生个性自由的案例，其中“统
一答案”如此束缚自由和天性，看了让人唏嘘不止。但是从理论上揭示“划一、强
制教育的破产”的，写得很深刻的是一本80年代的译著，是日本教育家香山健一著
的《为了自由的教育改革》。我建议所有关心中国教育改革的人士好好看看此书，
我们面对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问题。
　　在这本书“扼杀个性学校的破产”一节中，香山健一记述了一个叫杉本治君的
11岁学生的命运。这个孩子在小学四年级时写了一首诗，叫“考试战”，这是来自
孩子心灵的呐喊，孩子写到：“代替导弹的是铅笔；代替机枪的是橡皮。”考虑学
校生活毫无乐趣，孩子提出“应使学校破产”。 然而班主任不把这种思想看作是应
受鼓励的个性自由的表现，反而斥责他“让学校破产”的想法是“变态心理”，“
应送精神病院”。 “这位女教师还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大家能理解治君的想法吗？
但没有人举手。治君觉得自己的个性被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彻底否定了。此后，治君
从高层公寓纵身跳下，断送了无以替代的个性与生命。”（67）
　　杉本治君的命运就是很多中国孩子的真实命运。作者随后悲愤地指出：
　　“治君是‘扼杀个性’的划一主义学校教育的可悲牺牲者之一。……不单是治
君一个人，在全国各地学校，不知断送了多少‘治君’的生命，不知摧毁了多少无
以替代的宝贵的‘个性’。 教育者应该刻骨铭记治君的死，应该牢记治君‘让学校
破产’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认为这次教育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拯救全国各地无数‘
治君’的宝贵生命和丰富的个性，让致‘治君’于死地的划一主义的教师、学校和
制度破产。在幼小的治君的文章里，具有对21世纪文明转折的敏锐的预感。……在
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是落伍于时代的19世纪的人们对于来自21世纪的留学生——‘
治君’们实施了善意的私刑，并且自古以来，没有什么能够比‘正统人们’愚蠢的
善意更为糟糕的了。”（68）
　　如果说治君死于私刑，那么“考试落榜”自杀的孩子完全死于考试这个“公刑”
。 考试是童年的炼狱。孩子们过早体会到疯狂的生存竞争，这条路通向的不是自由，
而是文化荒漠和人性的萎缩。想到生存型考试的残酷的竞争和孩子沉重的学习负担，
我只能感慨：中国的孩子太可怜了。学习和考试的压力甚至逼得学生自杀，相关报
导日渐增多。有媒体披露：“学生自杀的年龄由11岁开始恶化，上升到16岁为高峰
期。”（69）“黑色的7 月”埋葬了多少孩子的梦想和生命。更令人扼腕的是，决
定孩子命运的“出题”和“阅卷”大人们所持的陈旧标准和随意性，有人说是“草
菅人命”并不为过（70）。
　　我倒不是主张要回到文革中“保送上大学”或取消考试那种状况中去，在这个
问题上，我同意秦晖先生的观点。但是否有一种中间的道路？事实上有的，美国的
教育和日本的教育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借鉴。我看出路至少有三个，一是教育的多元
化解决教育供给短缺的问题，二是经济的多元化解决教育的需求短缺问题，三是政
治的民主化解决儿童权益和福利的法律保障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成人和他
们的头儿少点私心就足够了。
　　我也有一个梦，我梦见有一天，中国取消了“生存型考试”，或“生存武打”
（生存竞争），那一天，中国的孩子们象日本的《儿童宪章》所说的那样：“儿童，
作为人，受人们的尊敬。儿童，作为社会的一员，为人们所重视。儿童，在良好的
环境中为人们所抚育。”
　　2 、教育的权力或知识的权力精神虐待的背后是教育者的权威人格。“元首永
远是正确的”在这里表述为“老师永远是对的”。 学生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
能把字写出格子外。在这种管束中，一种权威意识被体验着，权力欲是一种永恒的
恶。
　　那种模仿（杜撰？）儿童语气的居高临下的教育方法，是一种爱，还是是一种
伪善的自大，同样值得深思。黑格尔说：“它破坏了、玷污了他们（孩子）对更好
东西的真实的、自发的要求。它一方面使儿童对精神世界实体性的关系漠不关心和
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使他们轻视人。因为人自己对儿童表现得象儿童那样稚气可鄙，
最后，使他们产生自以为高明的那种虚荣心和自负。”中国电视台的“少儿节目”
完全是的成人节目，那些主持人有话不好好说，他们用一种儿童也不使用的变态的
嗲里嗲气的口气同儿童交谈，仿佛这就是儿童使用的、低于他们水平的、一种供其
欣赏和嘲笑的、白痴式的语言。
　　3 、“教育者本人必须是受教育的”“成人教育”不仅是奴化教育，而且造就
“少年老成”这种反常现象，中国的孩子的“成熟”，市侩和机会主义，是“成人
教育”（灌输与摹仿）的最严重的后果。这不仅和教育理念有关，也关系到教师的
业务水平和道德修养水平。有媒体已经披露了中国教师整体水平令人吃惊的事实。
《羊城晚报》（1999＼10＼19）还报导了安徽省芜湖市狮子山小学的一件丑闻：老
师为提高考试成绩的名次，哄骗学生装弱智，结果这名学生被中学“拒之门外”。 
我们有权利质问：我们的孩子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马克思说：“教育者本人首先
必须是受教育的”，如果教师本身未受过良好的知识和品格的教育，他只能“误人
子弟”。 这当然不能完全责怪教师，是什么在“误人教师”呢？为了考孩子人类社
会绞尽脑汁，可谓机变百出，然而谁来考考孩子的人？谁来考考考孩子的人？

未完，接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