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弹性

                              摩　罗(作者惠寄)
 本文次

　                     ──读巴金译妃格念尔著《狱中二十年》          　　　　　　　　　　　　

                         (102600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 

　　俄国民意党人、著名的女革命家薇拉- 妃格念尔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里被戴上
手铐的那一刻，心理震动特别严重。在后来被巴金翻译成中文的《狱中二十年》中，
妃格念尔写道：“不能抑制的狂怒抓住了我。……我的血液完全停止流动了，我因
了愤怒而战抖着，一面不住地顿脚；当他们给我上手铐的时侯我狂暴地对典狱说：
‘告诉我的母亲！告诉她不管他们怎样处置我，我一点也不会改变！’”接着又说：
“告诉她不要伤心。我只要有书读，我只要时时得到一点她的消息，这就是我所要
的东西。”当她感到最大的侮辱和最大的愤怒时，她内心压倒一切的冲动就是坚持
自我、捍卫自我，所以她的第一句话是告诉这个世界她永远不会改变自己。可是，
一个人在这样的绝境中究竟靠什么东西作为自己的支撑呢？靠的是两种信念，一种
是对于精神自由的信念，所以她说有书读就可以了；另一种是对于爱的信念，所以
她说只要知道母亲时时在关心着她就行了。归根结底，人就是靠对于意义的信守和
对于爱的感知而活着，前者是灵魂深处的价值皈依，后者则偏重于日常生活中一点
一滴的感觉。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定要不断地从日常生活中、从与他周围的人们的
朝朝暮暮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鼻音之中，得到一点
友好、一点关切、一点仁慈、一点善意、一点怜悯、一点爱抚、一点假以援手的愿
望、一点共同受难共同前行的承诺。人是一种十分脆弱的动物，每个人的承受力都
是很有限的。就象一棵植物需要阳光照射和雨露滋润才能活得葱郁和挺拔一样，一
个人如果失去了环境对他的关怀和亲友对他的理解与怜爱，他的生命就会干枯、萎
谢甚至死亡。人需要通过与他者的沟通而获得力量，所谓关爱、理解、怜悯等等，
都是情感上的沟通。制度当然是冷的，人的脸和心却是热的。在冷的制度和这些不
幸的囚徒之间，人们的一丝微笑、一点关切可以构成某种弹性，使得制度所加给人
们的伤害变得稍微轻一些、小一些。

　　妃格念尔是一个感觉特别敏锐的人。在她写作回忆录时，尤其是在写作关于监
狱生活的那一部分时，她以那么温馨的情怀，感受着那业已逝去岁月中所曾得到过
的一点一滴的关怀与怜爱。他们在拥有了一些纸张以后，那些曾经共同战斗或遥相
呼应的革命家们便在监狱里开始了互相赠诗、互相勉励的活动。难友乐巴丁给妃格
念尔送了一首这样的诗：“虽然活埋在这个凶残可怕的坟墓里，/ 我们的爱仍旧围
绕在你的四周，挨近而亲密。/虽然你被夺去了光明，失掉了住居，/分别了你的亲
人,然而朋友们 在你的近旁。/你并不曾丧失一切，/友情的温语永为你的伴侣。”
不只是在监狱里，而是在一切地方、一切时刻、一切方面，如果没有一点“友情的
温语”，生活简直就是一片黑暗。妃格念尔在意志消沉时，曾经写了一首诗倾诉烦
恼，后来朋友们把她的这首诗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上，还配上了一首充满温情
的答诗。那首答诗温柔地告诉她，“生活与爱仍旧可以属于你，/ 知心的朋友会将
你的手紧握。”尤可欣慰的是，这本杂志是监狱当局最高长官韩加尔特带给他们的。
在妃格念尔的叙事中，她总是自觉地将制度所加给他们的压迫与一个个个人所加给
他们的关照区分开来，所以她能最多地从黑暗的生活中感受到一丝一毫的光明。暗
杀了教育大臣波哥列坡夫的革命党人卡尔帕维奇以绝食的方式要求监狱当局取消对
他的种种人身限制，其中有一项限制就是不让他与已在这里囚禁多年的老一代革命
家讲话。难友们非常担心卡尔帕维奇的生命安全，纷纷推举妃格念尔出面与司令官
交涉。妃格念尔写道：“司令官坚决不许我们去跟卡尔帕维奇谈话。可是，我试探
着问他：‘要是我们不顾禁令去跟他谈话，我们会不会受到体刑呢？’‘不，’司
令官答道。这样一来我们便取消我们的抗议，都出去散步了。我在卡尔帕维奇的‘
笼子’门口站着跟他谈了一个多钟点的话。事情就这样地结束了。”很显然，这场
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抗议活动、这场革命家与制度间的紧张对峙，是以代表制度
的司令官的灵活变通而告结束的。冷酷的制度因为它的执行者的变通而获得了某种
弹性，囚者的尊严也因为这么一点弹性而得到了一点点维护与慰藉。

　　囚者们长期得不到外界的消息，他们无从知道世界的状况和诸般变化，也无法
知道他们最为关心的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运动的发展。有一天，劳改场的长官在
读完一张报纸之后，随手将报纸扔在地上。收工的时侯，囚者们将这张报纸捡了回
来，在监狱里反复传阅，反复讨论。他们从这一张报纸中得到了许多信息，受到极
大的鼓舞。妃格念尔说，工场长官不象是无意丢下这张报纸的，也就是说，她认为
长官是有意让这些心忧天下的革命家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尼古拉一世死后，尼古拉
二世上台执政，人们普遍盼望着有一次大赦，并且估计这次大赦会使监狱里的民意
党领袖获得自由或境遇得到改善。那位管理工场的军官率先放松了对这些囚徒的限
制，在许多方面对他们放任自流。督察长甚至恭贺他们即将得到自由，他微笑着对
妃格念尔说：“你马上就要再过上太太样的生活了。”虽然政治形势并没有象他们
所希望的那样出现松动，席吕塞尔堡和彼得堡罗要塞的监狱里依然居住着固有的居
民，可是从监狱当局的　心理倾向上，你不难感受到一个社会正在产生变化。司令
官韩加尔特对囚徒们权利的尊重与维护，尤其让人感到温暖和希望。妃格念尔在许
多篇章中提到这位长官，《司令官》一文更是浓墨重彩地铺陈了他的仁厚之处。妃
格念尔说：“在我们的牢狱生活中，除去密纳科夫、麦秀根和格拉切夫斯基牺牲他
们的生命给我们争来的一部分改善外，除去由于我们自己共同的努力而得到的一部
分的权利外，另外的一切较大的生活改善都是由韩加尔特实行的。他总是设法不让
警察总署和内务大臣的复仇的手挨近我们。他以为，失去自由、工作、亲戚、朋友，
这已经是重的惩罚了，要是再给我们加上什么，那就是过分地残酷了。”“韩加尔
特在席吕塞尔堡中做司令官的时侯，就没有一个士兵敢用手指头挨我们一下，韩加
尔特曾经当着我们的面对宪兵们发过这样的命令。”囚徒们为了聊天和交流的方便，
悄悄地在间隔他们的板壁上挖出一个一个小洞。监狱当局对这一情况听之任之。“
韩加尔特就职以后，他一定看到了我们自己在板壁上所看的窗洞；可是他并不把它
们堵起来，恢复隔离状态，他反而为我们做了一件有利的事。他不愿意用暴力和报
复手段打消我们这个胜利，他反而请求警察总署准许他将密实的板壁的上部改装为
木格栅。他的理由是园里缺少阳光，因为要塞的围墙和高高的板壁把阳光完全挡住
了。我们把自己在细木作里做好的长凳放在板壁前面，我们不仅可以站在上面互相
见面、交谈，而且相邻两三个‘笼子’的人还可以三、五个在一起学习，……这等
于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个合法的革命。”韩加尔特的变革显然考虑到了人最为重要的
权利之一，那就是与他者建立联系并进行交流的需要和权利。他的改革实际上就是
把圈养动物的场所变成了囚禁人的场所。在接受西方式的民主观念与人权观念的过
程之中，俄罗斯终于产生了这样开明的监狱长官，这也许就是鲁迅感叹别国的监狱
比中国的好坐的依据之一吧。　　这些被囚禁的革命家们本来都是学有所长的科学
家、学者、思想家。既不让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又不让他们从事文化学术研究，这
对他们是双重的折磨。他们为了争得读书的权利，乃向官方要求建立一个图书室。
图书室建立起来以后，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图书目录中挑选自己最需要的书，然后
让监狱当局去为他们买书。可是他们所能买的书毕竟十分有限，于是他们又试着要
求获准向国家图书馆借书。他们的方案是，他们每个人在国家图书馆建立一个借书
证，由监狱的人代他们去办理借书手续，定期借来他们所需要的书。他们提出这个
要求时，韩加尔特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过分，而是友好地说：请容我去办理。国
家图书馆也没有因为这些读者是囚徒而歧视他们，反倒因为他们的特殊身分而格外
体恤他们的困难，无需他们亲自到场就为他们提供服务。后来，这些科学家们还要
求使用博物馆里的标本，在警察总署的帮助下，这个愿望也很快就实现了，监狱当
局及时地为他们借来动物、植物、矿物等等方面的各种标本，在他们用好后，又代
去博物馆还掉并借来新的标本。韩加尔特还主动把装祯书籍杂志列为他们的劳动项
目，让他们由此接触到大量的著作。有一次他还特地送了《新言论》杂志来让他们
装订，使这些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革命家们清楚而又准确地了解了社会上的新思潮。
在妃格念尔的整个叙述中，一次也没写到监狱当局要囚徒们写检讨、写思想汇报等
等诸如此类的精神折磨的情况，一次也没有写到叫他们互相检举、互相揭发、互相
批斗等等诸如此类的人身侮辱的情况。

　　制度是由人制订的，但又不全是由人掌握的。人只在制订一些具体的法规条文
时保持清醒和明确的目的性，从而也具有相应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可是，当这些法
规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人性深处某些阴暗险恶的东西一起构成一
个对整个社会的行为和思想具有约束力的规范体系时，这个规范体系就具有了非人
力所能控制的自我组织、自我生长能力。它会把制度中所体现的人性的某一面予以
放大并推演到极顶，使人性中更为丰富的其它各个方面受到遮蔽、挤压和否定。它
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按照制度的单一需要，把人改造成与制度的要求完全重合的单一
动物，也就是改造成没有人性、没有灵魂、没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工具和奴隶
──制度的工具、统治者的奴隶。所以，统治者总是积极地成为制度的维护者，并
且总是千方百计地发展制度的冷硬残酷的一面，以便最有效地奴役被统治者。大致
说来，统治者的努力总是成功的，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甚至可以说在人类
历史的全部时期，人类都不幸沦为这样的工具和奴隶。站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展望
未来，很难看到摆脱这种工具和奴隶命运的曙光。人类的未来希望是极为渺茫的，
所谓人类的幸福，也许仅仅只是以对于自由的那么一点向往，尽力抵制制度的单一、
冷硬和残酷，求得一点自由的空间，让人性的丰富性得到一点有限的喘息和伸展。
在一个业已成熟的现代社会，人在制度面前的被动性正在渐渐减小，人们可以将比
较多的智慧投入到对制度的改造之中，使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人与制度的关
系，就不再是制度奴役人的单一关系，而是人与制度相互改造、相互适应的双边互
动关系。在这互动的努力中，人们既得到了发展智慧的快乐，同时也得到了实现一
点有限的主动性和主体性的自由体验。可是，在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中，人们所能
得到的全部幸福和自由，都有赖于制度的执行者和承受者以自己们的共同努力，在
制度的严密笼罩和残酷压制下构成一定的弹性。这么一点弹性才是人们继续活下去
的理由和希望所在，也为未来能够争得多一点的自由提供了一点微茫的可能性。看
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有没有改变的希望，也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民众有没有足够的品
质、素质和良知用以构成抵制残酷制度的压迫与戕害的弹性体系。这个弹性体系存
在于人的内心，是人性中较为光明较为美好的那些因素的体现。它是从人们的良知
中生长起来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对规范体系的戕害力的抗议与抵消。

  　在俄罗斯帝国时期，以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核心的规范体系的冷硬和残酷自
然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与此同时，发乎良知的弹性体系也一直在绵延不绝地活
动和发展。彼得大帝的改革，叶卡捷琳娜引进法国启蒙思想，亚历山大二世不听大
臣们的进谏、拒绝镇压十二月党人的秘密活动，都是使得制度与企图反抗和改造制
度的人之间具有某种弹性的积极因素。正是这种弹性的存在使得这段历史在绝顶的
黑暗之中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希望可言。韩加尔特作为统治制度的维护者，却能那样
善待那些执意反抗和推翻他从中受益的统治制度的人，他不是把这些政治囚徒看作
坏人，而是把他们当做高贵的人而深怀敬意。凡是制度没有剥夺的权利，他决不利
用自己的职权和邪念肆意剥夺之，也就是决不放纵人性邪恶的一面使那些高贵的人
受到更深的伤害。相反，他不断利用制度的空隙，帮助这些不幸的受难者得到尽可
能多一点的权利和自由。他的尊重和帮助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囚者的命运，却使
他们不但得到了精神的慰藉，而且得到了许多信息、知识和思想营养。正是由于有
了诸多韩加尔特的各种帮助，妃格念尔们不但通过读书享有了一个囚徒的精神自由，
他们作为一个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的文化人格和精神人格，也在监狱里得到了
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这就是韩加尔特们的良知的意义所在，也是妃格念尔的回忆
录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古老的中国，也曾经存在过这样的弹性。湖南巡抚陈宝箴起用谭嗣同这样具
有新思想的人执掌改革大权，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们厉行变法大业，绍兴行政长官
在奉命处死秋瑾以前，以一个崇拜者的身分再三向秋瑾致恭致敬，所有这些都是他
们的历史理性和内在良知的表现。令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境遇的恶化，人们心中
的良知似乎越来越少。僵硬的制度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了这几代人的身上，人们只能
痛苦而又无望地承受，而找不到一丝良知的弹性为人们提供片刻的喘息和些微的慰
藉。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不但不愿意抵消制度的残酷，而且常常沿着制度惨无人道的
一面勇往直前，一任内心的恶毒与下流无限度地发泄，走得比制度本身更远。由于
良知的彻底丧失，人们在行使制度所赋予的权力时，分寸感也彻底丧失了。一系列
令人发指的野蛮事件，构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野蛮时代。在这样的野蛮时代，任何
人都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放纵灵魂深处的肮脏和下流。于是，一个野蛮的时代迅即
被他们涂抹成一个肮脏下流的时代。制度没有规定必须割去政治“犯”的喉管，张
志新的喉管却被割去了。制度没有规定对女政治“犯”必须施加强奸之刑，监狱当
局却命令众多刑事囚徒肆意轮奸张志新，并给轮奸者以奖赏。制度没有规定必须对
刘少奇施行人格侮辱，可是他们却将饭菜吐上唾沫倒在地上，让那个连政治“犯”
也称不上、而只能含含糊糊地称之为“走资派”的老人象狗一样趴在地上吃饭，并
拍下录像，送给另一位更老的政治老人欣赏。制度没有规定必须挨家挨户地屠杀守
法的公民，可是在北京一个名叫大兴县的地方，却突然之间被杀绝了二十户，连刚
出生的孩子也没有放过一个。这类事件在这个名叫中国的广袤土地上，不知道发生
过多多少少。制度没有规定必须将政治“犯”的遗体吃掉，而那些勇敢的官兵却将
徐锡麟的脏腑炒吃了。六十年后，这样的事在政治领袖们的鼓动下，成百成千地出
现在这个美丽的“神州”大地上，而且吃得更加干净，连脚板也不舍弃。制度没有
规定必须把教授变为职业挨斗者、把书籍变成灰烬、把图书馆变成批判会场，可是
这一切都曾经非常堂皇地存在过。制度没有规定可以先骗人家提意见，然后又翻脸
不认人，将这些奉命进谏的人打翻在地，从而一夜之间就净赚五十五万右派分子。
制度没有规定“坏”人不能治病，可在文革时期，有那么多的危重病人，仅仅因为
阶级成分不好，所有的医院都拒绝接纳他们，任他们不治而亡。制度没有规定一位
女性必须捏造自己情人的罪过，可有一位女性就曾指控她的情人罗隆基是地主的儿
子（在那个时代这本身就是罪过）而且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以便通过出卖情人而解
脱自己。最近一些年来，上海一位老教授在多种场合谈到他受批判的一件往事。那
是文革之前，全国上下都在批判他的《文学是人学》中的观点。但那时的气氛还不
算萧杀，批判会上的发言还保持在思想批评的分寸上。彼此还以同志相称，声色俱
厉的漫骂和侮辱还没有正式登场。突然，一位受教于这位教授的女学生跳出来讲话，
她既不称同志，也不喊一声老师，而是义愤而又蔑视地直呼其名，以此开始她的声
讨和控诉。这让那位教授惊讶不已，怎么也不可接受。在往后漫长的野蛮时代，老
教授不知受到了多少迫害、多少凌辱。可是，这一声比制度更冷酷更下流的喝斥，
终于成为他灵魂深处最为深重的伤害，直到垂垂暮年依然无法将它熨平或摆脱。没
有被制度规定的这一切，全都以制度的名义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写到这里，我真
想面向苍天发一声追问：中国中国，究竟从哪一天起，我们的良知丧失得如此彻底，
我们的灵魂堕落得如此下流？可是，面对如此深重的罪恶，我们一点也不想检查一
下我们的灵魂和良知，而只是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制度。实际上我们的所作所为早就
超过了制度给我们的许可与指令。我们的心灵比制度更加阴暗、更加残暴、更加下
流。我们的心灵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地狱，一切光明、美好、正义、良知都被我们所
绞杀、所埋葬。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和罪孽，我们竟然可以如此无动于衷。我们既不
想为改造制度投入热情和精力，更不想唤起内在的良知稍作忏悔。仅仅一句“当时
形势所迫”就打发掉了一生的罪孽和一个民族的苦难。从此以后，我们拿什么去面
对孔孟老庄的教诲、拿什么去面对未来的岁月和未来的人类？也许，野蛮、暴政、
愚昧、专制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逐步改造、改革和改变的，可是，面对这样的下流、
这样举世罕见的下流中的下流，我们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在如此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作为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般情况，已经恶
劣到这样，下流到这样。在那被高高厚厚的围墙封锁起来的监狱里，会出现什么样
的情形，那真是不敢想象。难怪中国的囚徒虽然最多，可在中国却最难读到关于坐
牢生活的著作，大约这些亲历者都充满了欲说还休的悲凉和无奈吧。我虽然向来希
望读到象俄国人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美国人柏克曼《狱中记》之类的著作，
但我同时也确实害怕中国人真的去写这样的著作。这样彻底的残酷、这样彻底的下
流，我实在不知怎样去面对。我只好面对苍天一遍一遍地悲叹，我们身上有如此深
重的罪孽，我们却永远拒绝忏悔与洗濯，我们还要怎样下流下去呢？你说这将如何
是好──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