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啊，这群鸟

                          曾德雄（作者惠寄）
 本文次

　　中国文化传统的晶核并不是道德，而是道德的普遍性诉求。在逻辑上，它肇始
于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儒生——的道德理想，他们并且通过对于圣人存在的事
实性认定和“性善论”的本体论证明来论证其合理性。但儒生不具备任何力量使这
样的普遍性诉求现实化，这个工作要等到站在他们后面的“世路英雄”们来完成。
恰如基因发生了突变一样，道德普遍性诉求在其现实化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变异，
以至最终出现了与儒生们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的结果。但不道德的现实正好给儒生
的道德言说提供了最广阔的空间，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中，又有下一个“世路英雄”
以类似“替天行道”的名义揭竿而起。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历史大抵就是这样一副
治乱循环的画卷。假如我们说中国社会恰似一个癌症患者，把停滞、动荡、落后、
贫穷、愚昧等等看做是其症状，那么道德的普遍性诉求因为它必定要突变的性质而
正成为致病基因。“王者有改制之名，亡（无）变道之实。”这个“道”，就是道
德的普遍性诉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锋芒直指中国文化传统，但焦点主要集中在作为道德内
容的三纲五常上面。对于道德的普遍性诉求，要么没有涉及，要么对之给予相当的
肯定，而正是后者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左右分化。后来的历史进程显示，在把道德
的内容从三纲五常之类置换成了诸如“民族、国家、人民、集体”等等等等之后，
道德的普遍性诉求又逐渐在一片混乱之中站住了脚跟，并最终在二十世纪的中叶以
其巨大的历史惯性合乎逻辑地重又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并导致文革这样的巨
灾大劫。文革号称以反“封建”为矢的，但表现出来的正是十足的“封建”的那一
套。文革与“封建”的不同只在道德的内容方面，在道德普遍性诉求这一中国社会
的精神实质上，二者完全一致。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常常困惑于文革的反“
封建”而又似“封建”的吊诡。
　　今天，占据中国人心智的，依然是这样的道德普遍性诉求，只不过随着“社会
的发展、进步”，道德的内容又有所变化。比如，余杰责问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
，并且说：“余秋雨这样绝不忏悔的人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文化’的人，这是中国
知识界的悲哀，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直到今天，在中国，忏悔一直是一个
缺失的人文传统。”“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
于‘过去’和‘未来’。”这些大义凛然的言辞很令人激动，但冷静一想，它告诉
了我们什么呢？比如，我们想问，这里的忏悔是世俗意义上的呢，还是宗教意义上
的？为什么中国缺乏这样的人文传统？既然中国没有这样的人文传统，余秋雨的忏
悔又如何可能呢？自由和正义是在什么意义上与忏悔如此紧密相涉的呢？对于没有
忏悔的人文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自由和正义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所有这些，
余杰都没有回答，看来也不会，或者说，不屑于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
忏悔”显然成了余杰所肯认的道德的内容（之一）——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是因为
道德化而合理、合法，它的普遍性诉求就成为理所当然，不必解释。倘若有疑问，
要么是“异端”而要“鸣鼓而攻之”，要么是“下愚”而要有待于圣人“驱而之善”
。如果不是依据于这样的理路，余杰的责问根本就不能成立。
　　对余杰的责问，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比如王朔就说：“他以为他是谁呀？”王
朔并没有脱出余杰的范围，因为照他的意思，假如余杰或其他什么人是“谁”的话，
是有资格这样责问的。但王朔没有想到的是，余杰真的就是“谁”：中国的读书人
对于圣人存在的事实性认定成为他们道德言说的基石，但圣人只在杳渺的远古和虚
幻的梦中，不过这毫无关系：读书人迷离于道德言说的激情和幻相，在唾沫横飞的
张狂中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当成了圣人——在中国，自得于“仁者”美誉的读书人，
“何代无之？”
　　于是，我们要说到余秋雨了：余秋雨也是这样的读书人。文革对中国的精神创
伤，直到今天还依然存留在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的言行当中。当体制外的生存空间
已经完全消失、体制内的生存也要以服从、忠于某个“独尊”的理念为条件的时候，
被迫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对他者造成一些伤害——只要不去“因势
利导”，借助于强权的力量来自利，当时不可避免，过后也应当获得原宥。甚至，
因为迷惑于那种有着眩目耀眼的崇高道义色彩的理想而积极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洪
流”中，因此而对他者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我以为也不应过分指责，事实上，在今
天，对文革反思最力、最深入的，往往就是这些当时有着“坚信”的人。面对一种
迷人且有着巨大历史逻辑的力量作为支撑的道义，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意乱情迷”
，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到像遇罗克、张志新那样，这完全是另一种暴力，而且完全不
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辩护，不管实际的情形
如何，都毫无必要。
　　但余秋雨自己却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必要性，因为，透过他的言辞，我们有理由
认为他在文革中既不属于“被迫”者，也不会是“坚信”者，而是一个有着高度“
中国”智慧的人。余秋雨很会“造势”，比如在谈到“当年同事”的时候，他说：
“这次看到他终于站出来了，朋友们在电话里不禁哈哈大笑。……一般读者也许会
被他这一种过于戏剧性的出场所吸引，而细心的读者会产生一系列疑问：他究竟是
什么人？他承认自己从头到底都在‘石一歌’，是最老的资格，也承认我很早就离
开他们了，又说我的问题是在离开他们之后，那他有什么证明资格？”“我的读者
经常为我而受侮辱，真对不起，我对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别再担心我历史上
有什么严重问题，因为这种担心就是上当。”“朋友们”跟他一起“哈哈大笑”不
奇怪，但读者们——“一般的”和“细心的”——也被他“无商量”地当成了同盟
军，就令人心翻五味了。毛泽东当年批判梁漱溟用的是“人民”的名义，假如余秋
雨不仅仅是一个教授、学者、文化名人等等的话，相信他也会用“人民”的。我也
是他的读者，但我既不是“一般”的，也不是“细心”的，更不曾“担心”他什么，
因而也不存在“上当”的问题。不过我倒的确感到了“侮辱”，只是这侮辱并不来
自于别处，而是来自于余秋雨本人，就象我在中国随处可见的“人民”话语中感受
的侮辱一样。我不能改变读过余秋雨的书、已经是他的读者这个事实，就像我不能
改变我是一个人、属于“人民”一样，所以，这个“侮辱”将“戏剧性”地与我如
影随形——如果余秋雨不改变他的言说系统的话。
　　但这是不可能的，不仅仅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他这样做，而且，还因为
余秋雨有更高的“中国”智慧：“借势”。对于余杰的责问，他说：“当时我就惊
讶，作为一个有逻辑能力的大学生，他难道分辨不出，他的指控早已不属于‘忏悔’
的范畴，而是必须捉拿归案的问题了？！捉拿的对象还不是一个人，一切使这个人
漏网，又使这个人担任高等学校校长的大量审查机关、批准机关的领导都要一一受
到法律严惩。”我也非常惊讶，作为有“逻辑能力”的余秋雨，怎么说得出这样的
话来。根据他的说法，胡长清的被枪毙、成克杰的被撤职法办，还有大量贪官污吏
的被投入监狱，就都不合理了，因为这些人不也都经过了“大量审查机关、批准机
关”吗？其实逻辑不过是说辞，智慧才是重要：先臣服于某种力量——一般是社会
的主导力量，然后依附于它，再想方设法为己所用，这正是中国人最常用的生存策
略，否则，我们也不会有“成王败寇”这个“优良”的人文传统了。90年代，有记
者报道了一位叫赵忠祥的文化名人签名售书另外搭售鞋子，被赵忠祥说成是“无耻
的煽动，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当局”现在认为稳定是一切工作的“重
中之重”；80年代末，有一位厂长与数名女工有染，有同事告发，被这个厂长说成
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当局”正在大批的一个东西。六、七十年代，我没
有躬逢其盛，但从到了中国社会已略显多元端倪的今天、这种智慧还在由余、赵等
人大行其道的情况看，这样的例子一定俯拾皆是，许多的材料也早已大量披露。正
是基于此，我完全不相信余秋雨的辩护。
　　然而余秋雨不仅在辩护着，还要把自己塑造成圣人君子，“要现身说法，留下
一些为文和做人的起码规矩。”这话不禁让我疑心世上真的有时间隧道，在隧道的
那一端，孔孟的话依然是那么清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圣人德盛而
民化。”等等等等。但我相信，在余秋雨或其他很多人看来，这不仅没有什么不妥，
反而应该得到嘉许，尤其是在被认为世风日下、“人文精神”失落的今天：不是一
直有人在呼唤中国的传统美德吗？但这些道德老爷们对一个基本的事实却视而不见：
孔孟之道，“千五百年之间，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耳。”中国从古至今，呈现
出来的差不多都是不道德的现实，“道德无政府”的情形，决不为中国今日所特有，
所谓的歌舞升平，通过对中国二十世纪50年代及其前后历史的考察，我们也可以想
见那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他们更不去思考一下：这种不道德的现实与他们的道德言
说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在余杰的“表达”中，有一句话流露出一丝理性
之光，大意是“我有权要求你忏悔，只要我没有利用权力来强迫你忏悔”。但他没
有料到，如果他认为“要求”他者忏悔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如果这样的“要求”成
为多数人的共识，那么立即就会有人“利用权力来强迫你忏悔”，而这时的发展进
程和局势，就不是余杰们能够控制的了——这里，我们还暂且没有涉及到类似的“
要求”天然具有的与权力结合的强烈意愿；而当他把忏悔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加以道
德化而不是进行理性的分梳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惯于价值判断、缺乏事实分析传统
的国度，又常常是可以收到一呼百应之效的。中国多的就是这种情形。
　　就在中国历史的腥风血雨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言，口吐道德言辞的读书
人是可恨的；局势的发展令他们猝不及防、束手无策并且常常要祸及自身，他们是
可怜的；对此没有任何自觉，反而激起更大的道德冲动，他们是可气的；而在一片
潦倒中还要端起卫道士的架子，则是可笑的。但他们是可敬的，因为他们是中国的
纯粹的读书人，我相信中国文化的转型和重建一定有赖于他们之中的人。但是“要
现身说法”、“留下”许多“起码规矩”的余秋雨不属于其中，因为余秋雨并不纯
粹，他站在“文明结构的最高层次”，“追求一种健全、完整的人格，即使自己成
为文明的、高贵的社会形象，文明的播种者。文明的播种者首先自己是文明者，文
化人自己要力求高贵。贵，不是贵族，不是金钱，是文明结构的最高层次。由于你
的存在，社会增加一点高贵因素。”这段余秋雨语录我是在一位叫旷新年的人写的
“秋风秋雨喜死人”一文中读到的。说实在的，起先我还疑心旷新年引用这段话是
在讽刺余秋雨，在反复读过几遍以后，发现不是，因为他说：“余秋雨先生的散文
‘让中国的转型具有更多的文化气息’。”“余秋雨先生是90年代中国的文化名牌，
即使我们仅仅从余秋雨先生自己的叙述里就可以明白余秋雨先生的崇高价值：他的
‘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余秋雨之流行可以以《到绿光咖
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一书为证，甚至于‘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不
管是捧是骂，总而言之，余秋雨先生是90年代的弄潮儿，他为我们创造了重要的文
化时尚。”“余秋雨先生是一个有道义、有良心的人。”“文人们的沉默衬托出来
了余秋雨先生的良心的价值。余秋雨先生是有良心有道义的，市场也是最公平、公
道的，出卖多少，也就会得到多少，所以余秋雨先生也在市场上卖出了最好的价值。
”“余秋雨先生却是扮演着高贵的角色。”“余秋雨先生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增加一
点高贵的因素。”他并且还引用一位安波舜的话说：“只有‘有眼光的出版人’安
波舜先生才发现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伟大意义：‘假如我们这个民族人人手捧一本
莱蒙托夫诗集，个个都读《文明的碎片》，那么会发生四个年轻的杀人犯面对一船
人求生的呼号而毫不心软的千岛湖事件吗？会发生因蒙昧、野蛮该出手时就出手的
恶性案件和劣顽民风吗？也许某些硬伤在某些学者看来不能原宥宽恕，但在我看来，
重要的是一个作家一部有益作品如果能传播到、或者最大程度地播散到荒芜蒙昧的
角落，他就应该像布道的牧师一样得到尊重。哪怕是一部书只赎回了一个罪恶的灵
魂，打消了几个人不洁的念头，那也是公德无量！’”旷新年因此把余秋雨比做“
千禧之年”的基督，安波舜则成了圣约翰。
　　这几段话中涉及到的许多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如“文明结构的最高层次”、
“文明的播种者”、“社会的高贵因素”、“文化名牌”、“弄潮儿”、“重要的
文化时尚”、“良心”、“道义”、“有眼光的出版人”等等。许多结论更是毫无
道理，“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并不就能显示出“余秋雨先生的崇高价值”
——假如余秋雨真的认为所谓的“贵”“不是金钱”的话——有多少在人类文明史
上具有丰碑地位的书，其出版数量甚至还比不上余著中的一本的零头，有的当时甚
至根本就得不到出版；“文人们的沉默”跟“余秋雨先生的良心的价值”毫无关系
——假如文人们真的在沉默、“余秋雨先生”真的有良心的话；一本有“某些‘硬
伤’”的书如何是一部“有益作品”？有了“硬伤”不仅不向读者道歉，反而还要
振振有辞地替自己辩护的人如何是有“良心”、“道义”、站在“文明结构的最高
层次”的人？居然还会有书——不管是一本还是无数本，也不管是谁的——这种东
西可以使杀人犯心软？文革中人们不是人手一册红宝书吗？莫非那里面的道义说教
比不上莱蒙托夫诗集或《文明的碎片》？“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故事难道不正发生
在儒学以理学的形式达到了其顶峰的时期？朱熹的《四书集注》在科举结束之前的
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科考取士的范本，这段时期中国传统道德的整体崩溃达到了颠峰，
其普及程度莫非还比不上《文明的碎片》？至于把批判一律叫做“骂”，并说“骂
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这中间流露出来的痞气，早为鲁迅先生痛斥过。
　　但不管是概念的模糊，还是思路的混乱、结论的荒谬，在这里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言论当中那不可遏止的霸权意识。不管余秋雨实际上是个什么
样的人，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有权自诩为圣人君子或其他一切他中意的什么东西，
别的人，如旷新年、安波舜等，也都有权给他带上任何他们能够想得出来并喜欢的
高帽，但是，余秋雨自己没有权利因此而自认为“高贵”，别的人也同样没有权利
认为他“高贵”，因为高贵意味着强权，意味着“上智下愚”，意味着人格的不平
等。中国的圣人代不乏人，他们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以道德普遍性诉求的名义任
意、“合理”合法地侵蚀民众的生命权利、践踏他们的生命尊严。中国民众的生命
从来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始作俑者就在于有人自认为因“良心道义”而“高贵”
。任公有言：“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
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吾中国人
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
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
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中国历史上哪一个“圣宗高
祖”不是以“出吾仁以仁人”始，以“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终？但任公此处似乎
忽视了，历代“圣宗高祖”原本就出自于“吾民”，“吾民”中自有具“鸿鹄之志”
者在，他们不甘为人鱼肉，转而攫取“仁者”的名号，号令天下，最终达到“彼可
取而代之”、反过来鱼肉民众的目的。这正是中国人发展出来的另一种更具“积极
进取”精神的智慧，它主宰着中国的全部历史。如果把“借势”看做是一种奴才的
智慧，那么，以仁义之名来号令天下就正是皇帝的智慧。在中国人的心智中，这两
种智慧是常常并存着的，这在余秋雨这位中国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名人身上就有明显
的体现。这两种智慧的发展，不仅不会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社会“增加一点高贵
因素”，反而“由于你的存在”有把它重新拖回到劫难的泥潭的危险。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追求富裕”有史以来第一次由社会的主导力量
给予正当性认定，它的思想意义在于，生命的根本权利获得了承认，中国社会也由
此从以道德为核心因素的“以德主治”的传统礼治社会向以权利为核心因素的“以
法主治”的法治社会转型，道德普遍性诉求的笼子在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开始
松动，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中跳出来。然而还有那么一批思想界的明星和文化名人们，
紧紧地抱着祖师爷的衣钵，习惯性地以饱满的道德激情和大义凛然的“高贵的社会
形象”置换新的道德内容，企图修补这只破旧的笼子，并且高声喧哗，为确立“独
尊”而彼此攻讦——“独尊”正是道德言说的内在需求，完全忘记了这种道德内容
的置换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好在现在有了笼子之外的参照，使我们得以认清：不管
他们的声音有多么洪亮，多么动听，他们始终只是同一个笼里的鸟。

　　附：本文相关材料来源：
　　杨瑞春（访谈）：“余秋雨：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及附录：余杰：“余
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节选），《南方周末》2000年4月28日。
　　旷新年：“秋风秋雨喜死人”，《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12日。
　　程健：“赵忠祥因名誉侵权坐上被告席”，《广州日报》2000年2月17日。
　　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2000、5、1-2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
　　地    址：广州市东风中路501号东建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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