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可恶的捉奸者

                        曾德雄(作者惠寄)
 本文次

　　我从前工作的那所学校有一个老女人，她有一个爱好：捉奸，天天晚上拎着手
电筒在校园的旮旮旯旯里转悠。可能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所以奸事比较多，
也有可能正因为还没有改革开放，很多事都被当成了奸事，总之，据说她的业绩相
当不错。记不清是谁说过，道德执法者的动机并不在于他们的道德信念，更多的倒
是出于嫉妒。在内心，他们其实非常渴望某些“不道德”的经验，可是因为某种原
因，如怯弱，或自身的条件之类，他们看来永远难以如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
往往对拥有这种经验的人充满了怨恨，怨恨又转化为大义凛然的道德执法者的言行。
考诸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他们的言行常常给他们的执法对象带来相当不幸的后果。

　　之所以事隔多年又想起这些，完全是因为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这本小说
我当然是早就听说过的，有一段时间报纸的娱乐版上经常有关于这本书的消息和评
论，好象还都是负面的。说实在的，这些东西并不比电影明星们的绯闻更让我感兴
趣。也曾在书店里拣起过这本书，但不到一分钟就放下了。倒并不是我清高或不俗
什么的，纯粹是因为我从1986年起就没有读过小说了。前几天，在交通车上，忽然
背后有人敲我，回头一看，妻子手里举着一本《上海宝贝》，于是在接下来的双休
日我读完了这本书，跟着就想起了围绕这本书发生的一些事和那个爱好捉奸的老女
人。

　　幸好我手边有一篇文章，可以为我的联想提供“合理性依据”。在这篇叫做《
别了，司徒卫慧——读新买办文学《上海宝贝》有感”（作者萨守，载《八面来风》
2000年第四期）的文章中，作者写到：“知道我读了《上海宝贝》以后的感觉吗？
除了书中匪夷所思的意象错位和惊世骇俗的文字粉碎造成的轰炸效应，剩下的就是
仿佛置身于一个色相狰狞、声浪沸腾、扑朔迷离，混杂了体味、尿味、汗味、尘土
味、福尔马林味，偶尔还夹杂着呕吐物的酸腐味的劣等酒吧，里面充斥了三等妓女、
嫖客、同性恋、精神错乱的杂碎。扔下书裤裆湿湿地站起来，在文化的废墟上茫然
四顾，分明又听到了尼采那句令人心惊肉跳的断言：上帝死了。”不知作者是因为
羞涩呢还是“君子”，他并没有说尽《上海宝贝》中的“杂碎”，比如精液味、大
麻味、润滑剂味等等。即便如此，《上海宝贝》中也不尽是这些“杂碎”，里边还
有天天酷爱参观的画展、外资公司总裁每月花25000美元租的房子前面的美丽的草
坪、复旦大学的中央草地、高级白领、充满各色异域情调的餐厅等等。但由于其私
人性质，我们完全无权对作者的这种感受置喙。

　　但作者下面的话我却觉得有点问题。他说：“我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但我鄙
视所有鄙视民族文化的人，更见不得一沾上洋字就浑身上下三万六千个毛孔都滋滋
往外冒荷尔蒙的人。……难道我们那些有着健康的体魄、光洁的皮肤、温暖的胸怀
的中国男子，真的比不上一个满脸皱纹、浑身狐臭、靠伟哥帮忙的外国老头掉下的
一粒皮屑更能让我们的美女感到爱的滋润和性的冲动？把青春和身体卖给所有的男
人的女人叫婊子，卖给一个固定的男人（尚待讨论）又该叫什么呢？更有那么多的
或有名或无名想出名的女人，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卖淫史粉以国际爱情的雪花膏，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那些卯足了劲想卖的姐妹们炫耀。”这段话让我很惊讶，因为
作者似乎虚构了一些事实。他所说的外国人，应该指的是马克，《上海宝贝》中好
象没有提到马克的年龄，但从马克漂亮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卓然有成的事业、充
沛的精力来看，他应该是一个中青年人，并没有“满脸皱纹”；有狐臭，但似乎并
没有“浑身狐臭”，更没有提到他用过“伟哥”。另外，CoCo与马克之间根本不存
在买卖的关系，每次的性活动似乎只有性的欢娱，并不涉及任何交易。但我觉得这
些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即便“我们的美女”真的因为“一个满脸皱纹、
浑身狐臭、靠伟哥帮忙的外国老头掉下的一粒皮屑”感到了“爱的滋润和性的冲动”
，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民族文化又有什么关系？

　　于是，我们很强烈地体会到了捉奸者的心态。那只美丽的天鹅居然被别人吃了，
而且吃她的是一个“老外”，而且还不止一次疯狂地吃，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个
“老外”各方面的条件都为自己不可企及，“他妈妈的”。好在还有“民族主义”
这根救命稻草，终于可以对这只天鹅实施猛烈的抨击，否则，真不知该如何舒缓心
中的愤懑。于是，本来是简简单单、你情我愿的男欢女爱，被生拉硬攫到了“民族
主义”的审判台。之所以说生拉硬攫，是因为在《上海宝贝》中，我丝毫没有看出
有“鄙视民族文化”的地方，唯一涉及到文化的，好象只有一处：CoCo对着德国人
马克，想，我们虽然在足球上比不过你们，可我们也有丰富的哲学。这不仅没有鄙
视民族文化，反而在尊严上捍卫着民族文化——尽管这与全书的主旨毫无关系。   
                                                                         
    要充当道德执法者，没有冠冕堂皇的由头是不行的，这不，已经被用滥了的
“民族主义”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这种情形我们还见得少吗？不是耶酥的信徒，
却人模狗样地过起了圣诞节，只恨爹娘没生给自己一对猫眼，一头金发，恨不得塞
俩卫生球在腋下充狐臭，皮肤黄黄、脸色苍白、脑袋空空地一副东施效颦地作派，
读《上海宝贝》没让我像李方那样呕吐，可见了他们这些人可真的让我反胃得一塌
糊涂。中国文化不明白，西方文化搞不懂，看到了人家的咖啡、雪茄、鸡尾酒、晚
礼服、性解放，却惟独看不到人家的敬业、爱国、博爱、平等、尊重和宽容，以为
自己一脸超然地走在满地垃圾的大街上，在很不怎么样的国语里边夹杂上几个外语
单词就很外国了，如果再看上几本原版书，听上几页原版CD，那就更不得了。殊不
知弄来弄去，把自己弄得在一只外国狗面前都自卑起来，自己国家的一切东西加起
来还比不上这只外国狗洒的一泡尿。如果被这只外国狗咬了，那更不得了，急吼吼
地、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展览着生了蛆的伤处，自我感觉良好地营养着‘外国的……
病毒’。心痒难耐地一耸肩膀：YOUR中国人。”最后把这些归纳为“文化上的亡国
奴心态”。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从《上海宝贝》中读出所谓“文化上的亡国奴心态”，倒是
从这一大段大义凛然的言辞中看到了这种心态。姑且不管“人家的咖啡”之类可否
与“人家的敬业”等等截然两分，也不管“人模狗样地过圣诞节”的中国人是不是
“只恨爹娘没生给自己一对猫眼”，至少，《上海宝贝》中的所有中国男女，不仅
没有在“一只外国狗”面前自卑，就是在外国人面前，也都没有自卑，他们更没有
矫情地展示自己的“外国性”——尽管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这样做的，就
像我们常常在中国人的电影和文字中见到的那样。一群男女在交往着，就因为其中
是在各方面都占据着优势地位的某一个外国的男人和中国的女人，就要进行文化的
对比，对中国的女人进行严厉的责问，这本身就是真正的“文化上的亡国奴”：只
有对于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的人，才会如此这般神经质地敏感于文化的优劣和毫
无来由的文化伤害，恰似一个自卑的人面对任何一个他者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而从
一个与中国文化原本并不相干的叙述中也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所受到的亵渎与伤害，
并因此而情绪激动，说明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什么坚定的持守，因为对
于中国文化的亵渎和伤害绝非是一本小说所可凑效——倘若真的痛心于中国文化受
到的伤害，为什么不从中国文化真正受到的伤害处去挽救呢？假如说《上海宝贝》
作为一本小说是“想把另类变成主流”，这也说明这样的“主流”未免太过虚弱而
让人疑心它有没有充当主流的资格；至于说《上海宝贝》可以“把本是恢弘的中国
文化往酒吧间里引”，更说明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缺乏最基本的认识——不管是恢
弘的，还是粗鄙丑陋的。既然说中国文化“原本宽容”，既然自己选择了要充当中
国文化的卫道士，那为什么不去发扬一下中国文化“原本”有的宽容精神，宽容一
下卫慧和她的这本小说、以及那些过着圣诞节的中国年轻人呢？

　　尼采不仅说过“上帝已死”，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你认为谁较坏？就是那
个老是要使别人感到羞耻的人。”如果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或者说，如果中
国文化熏陶出来的都是这样的男人，假如我是女人，我真的愿意扑到那些直情任意、
敢做敢为的人怀里去——管他是哪个国家的人。至于中国的男人，如果真的在意天
鹅总是想要飞到外国人那里去，与其拿一些空洞无聊的东西如“民族文化”之类来
责备她们，我以为还不如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在习惯性的道德说辞中失去了“健康
的体魄、光洁的皮肤、温暖的胸怀”——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有过的话，而变成了尼
采所说的“坏人”。倘若拿不下脸面来做自我的剖判，那么在地球村日渐成形的今
天，至少也应当停止充当捉奸者的角色——我的确是听说改革开放以后，那个老女
人就失业了的。

　　                                                  200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