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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信息化的公共政策到底在那里？ 胡延平(作者惠寄)
本文次
一、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描述今天正在加速发生的变化时，传媒向我们提供的是互不关联的零星信息。
专家们把我们埋葬在过分专业化的专题著作的海洋中。民间预测家提出的是一些互
不关联的趋势一览表，没有用任何模型向我们证明这些趋势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
也没有向我们说明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这些趋势，结果，变化本身往往被人看作是
无政府状态，甚至是发疯。
相反，我们认为今天的高速变化并不像我们习惯于设想的那样是杂乱无章的，
我们认为，在大标题的新闻后面有脉络清晰的模式可寻，有一些可以查明的力量在
决定这些模式。一旦我们弄清这些模式和力量，我们就有可能从战略高度采取对策，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痛急乱头医。
我们至今能看到的公司兼并和改组现象只是今后规模更大而又十分新颖的商业
战争的头几阵炮声，在东欧和苏联所看到的变动，同今后的全球性权力斗争比起来，
只不过是前哨战而已。
——阿尔温·托夫勒
没有必要再用激动人心的语言描述技术导致的千变万化，也没有必要振臂高呼
“信息革命来了”，因为一切已经开始。我们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变化对我们究竟
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参予这场变革并使自身处于有利位置？回过头来，
我们对这场变革的实质，走向的认识究竟有多深？我们把对变革的认识与我们社会
的方方面面系统地结合在一起过吗？我们系统深入地做过相关决策吗？我们的决策
与实施取得了理想的成效没有？我们的认识是不是足以支撑我们进行有效的决策？
我们能做的一切是为了直面变革，然而我们的变革速度是否不亚于这场变革在世界
其它角落进行的速度，是否就是这场革命本身的速度？我们的工作到底已经做到什
么程度？
一个问题是：官员、学生、企业主管、专家、营销人员以及传媒工作者等不同
角色的人群对形势的判断是不同的，甚至官员之间也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误读以
及信息落差造成的鸿沟普遍存在，而眼下我们似乎更需要集体行动。全局性决策至
少需要大多数人的沟通和理解。
来自本土和海外的对这场革命的称谓层出不穷：技术革命、信息革命、计算机
技术革命、知识革命、数字化革命等等，与此相应的对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判断也
是多种多样；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化经济、新经济等等。它们都从不同的方
面力图接近实质。
除了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传统产业改头换面以及各国经济增长普遍获得贡献，
革命在更大程度上以秩序的重构为其根本特征。如果剔除纯粹商业经济之外的其它
因素，我们可以为这种重构开列出类似生产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率上升，电子商
务显现等许许多多的内容。但是如果把这场变革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所要认知的新
秩序应该包括以信息经济为核心的信息秩序、工业秩序、农业秩序、商业秩序、文
化秩序、政治秩序等可资研究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信息经济时代国家内
部、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以及与此相应的利益分割、权力分层等问题可能
更为重要。我们很难说清在具体的技术、经济成就与由此引起的力量格局变化之间
孰轻孰重。但正因为变革是利益所在，所以我们才产注变革本身。
非常遗憾的是，就在舆论为信息技术改造中国传统工业、促使中国社会实现阶
段性“跨越”而呼告的时候，面向未来利益瓜分的全球性重组与扩张已经开始。以
信息技术协议（ＩＴＡ）、基本电信协议（ＢＴＡ）、全球金融服务多项协议的签
署为标志，世贸组织当中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向信息经济主战场进军的准备工作，
通过产业转移及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升级，这些国家的经济形态已经与其他工业化
国家不可类比。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日前说的中切：“尚难说我们已经步入某个时
代，我们过去曾经说过太多太多的这样那样的时代，但有一个事实可以肯定：美国
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结构，也许不仅仅是产业结构。从１９９８年
开始，世贸组织又在美国方面推动下开始了全球电子商务免税协议的讨论。
按照１９９７年初达成的信息技术协议，将在今后几年内取消对多种信息技术
产品的关税。目前信息技术产品占全球生产总值的１／３０，而协议国信息产品产
值占全球信息产品产值的９４％以上。现在看市场不是特别大，然而由于信息技术
的发展潜力，未来产品与服务形态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从总体上将成为最具
决定意义的主导产业，所以对争夺下个世纪的市场空间意义极大。按照美方日前公
布的中美世贸谈判协议，中国到２００５年时要实现信息产品进口零关税（目前平
均为13.3% ）。
按照涉及７０多个国家的基本电信协议，到２０００年代表世界电讯市场９５
％以上份额的这些国家实现市场彼此开放和电信自由化经营。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５
日此协议签署之前，全球６０００亿电讯市场只有２０％可以自由竞争，一旦全面
开放，国际长途费用有可能降幅达到８０％。美国是目前电信最便宜的国家，世界
电信市场开放意味着美国直接增加１００万左右的就业机会，对别国而言则意味着
失业。“到２１世纪，只能剩下极少数几家真正大型的全球性企业。”
开放电信市场的另一个实质性内容是：它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开放新闻媒体和文
化市场。类似于中国电信那样的电信企业所从事的实际上是最传统，最原始的电信
业务。基于三网合一的“３Ｃ结合”（通讯、计算、内容）已经彻底改变了电信业
务的内涵，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从最基础的技术层面上，打破了通讯、媒体和文化企
业的产业界限。对执迷不悟的老企业而言这些可能只是一些新型业务的开辟，但对
走在前面的企业而言所有所有正在进行的这些天然密不可分。
此起彼伏的计算机软件商、硬件商、传统电信商、新兴电信企业、娱乐集团、
媒体巨头之间疯狂的兼并与重组影响深远。许多问题纠结在一起。电信产业在全球
范围内的集中自然而然导致了新闻媒体和文化产业的集中，这方面我们看到微软，
ＴＣＬ、ＮＢＣ、迪斯尼脚步声声，我们更看到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正在世界各地蚕
食鲸吞。
外资准入中国电信市场的象征性动作已在４月初完成，实质性协议中，中国允
诺电信产品进口六年之内取消地区性限制，合资电信企业允许持有上限为４９％的
股权。
对新闻集团扩张案例的分析能够使我们更为清晰的认识信息技术与传媒结合时
所能产生的力量。新闻集团首创“新闻数字系统”，使用信息压缩技术，可以通过
卫星一次传送数百个电视频道。该公司持股４０％的英国空中广播公司（世界第三
大媒体公司）与英国电讯合作，于１９９７年圣诞节开播。２００频道的数字卫星
服务，迅速赢得３５０万用户。新闻集团紧接着又与德、法、意有关企业组成泛欧
洲联盟，在欧洲开展２００频道（后５００频道）的卫星直播电视服务。新闻集团
继拥有美国四大电视网和发行量最大的杂志《电视指南》之后，１９９７年２月又
收购了美国第三大卫星通讯企业“回波星”的五成股权。一周之后，回波星宣布与
美国空中广播合并，准备开播５００频道卫星直播电视。合并后的企业是美国原先
最大的“直播电视”企业直播实力的两倍。新闻集团老板默克多在打算借此优势到
今年底覆盖到８成左右的美国人口。除此之外，新闻集团还进军日本等国家，且在
卫星直播电视领域依仗垄断地位压制其它对手，对当地的传媒、通讯、文化产业压
力极大。欧洲议会一位人士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空中广播公司要完全控制电
视屏幕，这对英国广播事业的未来、英国的民主以及整个欧洲文化产业，都是一场
灾难。”
在中国，媒体一直是开放的一大禁区。但是新技术浪潮的巨大冲击，法令有没
有可能为三网合一，３Ｃ合一背景之下的内容提供商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
全球金融市场的彼此开放已为时不远，中国政府为入关所承诺的条件是：外资
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合资及外资银行不仅可以在华设立，而且可以取消地域
限制；保险业进一步开放，外资全资保险机构将出现。
在信息技术所导致的变革中 ，３网合一是基础层面，３Ｃ合一是第二个层面，
第３个层面则是信息技术与商业、金融的深层结合。结合的产物目前在有些地方被
初步概括为电子商务。到目前为止，电子商务概念尚未深入人心，但可以肯定的是：
基于信息技术的电子商务绝不仅仅只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网上购物”。金融与商业
的变革是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未来商业组织形态，产业价值链
均已发生转换的信息经济社会当中，资本与信息将是最为核心且又高度结合的两项
内容。现在而言，新技术与金融业空前紧密地结合，就是经济重组的开始。他们之
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只是互相提供产品或服务。
电信法案的修改已经使有线电视行业与电信业的原理没有什么区别，软件企业
为公众提供通信服务已经不是新鲜事。金融法案的修改正在为金融创新铺平道路，
美国要取消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甚至取消金融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界
限。６０多年行之有效的金融系统分门别类制度即将告终。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对金
融自由化的一片质疑声中，发达国家丝毫没有放慢自己在这方面的步伐。
中国国内金融机构与信息产业企业的合作已经有所动作，但是与国际金融巨头
们的步伐相比显然还是要慢许多。麻省理工学院学者享利。韦尔说：“金融服务业
将与其他软件业密不可分，它将继续革新，而且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将其他金融企业
挤垮。”
二、 中国信息化的多重背景
与中国的亚洲邻国一样，来自西方社会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亚洲（没有千年
基督教传统的）文化而言是“他者”，是需要“引进”的制度。而旧体制内的“变
法”往往要求改革者争取体制内的政治支持，从而不得不对旧体制下的特权集团实
行“赎买”。在这一意义上，腐败作为从旧制度脱胎而生的新制度的“润滑剂”，
得到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容忍，而官僚主义的无节制的腐败，不可避免地会
导致社会动荡和革命，会极大地破坏面向新制度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社会生产力。
现代市场经济能够在亚洲各国植根生长，如果不取决于西方强势集团的帮助，
就必定取决于本国政府能否在上述那两种腐败的两面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的改
革过程之所以具有全球意义，在我看来（与印度的改革过程一样），就在于西方市
场制度移植到东方大国所引发的全部复杂性和文明的冲突。作为对韦伯问题（理性
资本主义）的一种当代回应，我们不妨环顾一下世界上那些植根于非西方文化传统
的大国，如中国、印度、埃及、巴西、俄罗斯。我们试问，在这些大国里是否已经
成就了现代市场经济呢？否。这一回答便已经凸显了中国改革过程的全球意义。
——汪丁丁
当我们张口说：“中国要信息化”时，我们便已经面临了多重难题。语境的复
杂在于问题贯穿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国家正在经历极其复杂的转变。转变的各个领
域在转变方向、内容上的差异极其明显。
1993年，中国信息化正式起步。迄今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93—1995年，以
一些信息化工程的实施为重点迈入起步阶段，金卡、金桥、金关工程启动，国家经
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成立，中国联通公司成立，各地各部门纷纷提出不同内容和层次
的信息化工程。
1996年以来，进入国家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第二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中央和
中国政府的几次最高会议文件明确将国民经济信息化列为战略任务。国务院成立信
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也都成立了信息办。
1997年2 月，《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的出台
标志着中国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基本形成。1997年4 月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的全国
信息化工作会议则标志着该项工作进入新阶段。目前信息化建设的24字指导方针是：
“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China NET 等四个互联互通的互联网络。到1998年底，中
国联入互联网络的计算机超过74.7万台，其中拨号联网的63万多台，用户总数超过
210 万人，网上信息也有显著增加。
成就相当不错。但是，检讨几年来各方面的总体进展，比照全球范围内产业的
革新程度与信息经济的大潮涌动，一些重大问题难以回避：
1 、非中国电信电信企业步履艰难，处处指望国家拉上一把；
2 、民营互联网服务商困难重重，大多处于生死边缘；
3 、信息产业内企业之间不仅没有充分团结，通过合理分工形成产业链条，反
而时常相讥相轻，缺乏协作共赢精神。
4 、企业创新能力低下，硬件商多从事制造业，软件商一盘散沙，研发少、商
贸多，没有核心技术，靠价格战生存，又因价格战而难以生存，产业升级缓慢。
5 、企业规模太小，没有形成企业团队，电子百强老大年销售额仅20多亿美元。
外不足以抗衡，内不足以独撑国家信息化进程。
6 、巨大的信息化投资在有些地方简单化为上项目，买设备，建网络，应用不
够，结果成了表层信息化。设备因技术发展迅速而大幅贬值，造成投资浪费。
7 、企业发展缺乏资本市场全面、公平支持，一些优秀企业转而寻求境外资本
帮助，结果基本上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的外资团队。
8 、失败或难以在体制内成长的人才转而投靠外企。高技术人才受待遇、空间
等条件吸引流失甚多。
9 、产权、管理等政策不是特别明朗，严重影响到企业健康成长，商业生态环
境不确定因素太多。
10、以国家利益、稳定就业等为借口，产业内的权力垄断与市场垄断不仅累及
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成长，而且成为信息产业内上、中、下游良性循环的瓶颈。
11、信息产业内朝阳产业比重过底，夕阳产业比重过高。
12、受部门划分、行政管理及垄断经营限制，非信息产业以及信息产业内部大
量资源闲置，三网融合、三C 合一技术上可行，但现实中难行。
13、缺乏权力背景及足够资本支撑的众多企业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信息产业尤其
是电信产业内少数权力寡头的竞争、合作游戏。
14、高技术的应用受经济发达程度等因素影响东西失衡严重。互联网在中国的
发展除了网民相对于公民的形单影只，还表现为只是少数大城市的热门话题。（据
CNNIC 去年底报告，北京、广东两地互联网用户占全国总量的44.86%，上海、天津
分别只占4.2%、1.67% ）。 15 、炒作、投机因素在一些企业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市场秩序混乱，公众参与信息化的信心与信任度受到影响。
16、受知识水平、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公众、官员、业界、媒体在一些问
题上存在着理解上的鸿沟，管理与决策之前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舆论界在一些有
争议的问题上出于不同心态或利益背景的攻击谩骂时有耳闻。
17、政府有足够的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政策，但却缺乏足够系统的侧重于革新的
增长政策，全社会的创新意识有待加强，创新渠道也有待拓宽。对信息产业作为战
略产业的政策支持有待加强。
18、金融等国民经济其它行业在现代化、信息化方面的动作相对迟缓，妨碍了
新商业形态与经济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本应超前实则滞后。
19、传统媒体在信息化进程中起到了很好的舆论推动作用，但自身在面向信息
化、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与成长方面表现不够理想，是中国入关后全球信息化对抗
中较为薄弱的一环。
而国民经济信息化必须明确的3 个前提是：
1 、信息化面临问题不仅在信息化工作之内，更在信息化工作之外；
2 、信息化工作的内容不仅在推广与应用之间；
3 、检验的信息化工作成败的唯一标准是相对于全球信息化进程，中国信息产
业成长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速度与内在质量有没有足以致命的滞后。标准在外而不
在内。
传媒、影视、娱乐业在广义上也应归于信息产业一类，传媒的成长及传媒与电
信、计算机等行业的相互渗透融合，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生物技术由于基
因工程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也在有些地方被划归信息产业一类。但是在中国，我们
只是刚刚从字里行间接触到这些变化。
我们注意到，像电信资费，电信垄断这样的问题原本不应该成为舆论焦点，这
些问题是中国信息化进程当中一开始就必须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真正应该成为焦
点的也许是为什么信息产业还没有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战略产业。公众的目光也许应
该从信息产业当中的传统产业偏离，移向对现代产业的关注。
我们也许还应该注意：若干年后当美英等国家正式宣告自身已步入信息经济的
时候，我们的信息经济有能力拿出一批什么样的企业做为代表？是海尔、长虹、联
想、方正、四通，还是新浪、搜狐、联通以及已经切分了中国电信，或者中国有线？
传媒产业又有谁能成为代表？
信息化有两个层面，一是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各领域逐步引入信息技术与产品，
二是以信息技术产品的创新与广泛应用推动社会变革，这种改变不仅在于效率的提
高，方式的改变。不在于物而在于人和事，其过程应该是长期持续进行，是产业创
新与社会应用的动态互动。
中国正在推进中的信息化与有些国家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在内涵上不太一样。
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信息化基础差别较大等因素影响，不仅应用程度不同，应用
所导致的变革程度也极不相同。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政府主导模式与产业、市场驱动
模式的区别，统筹建设与自由竞争、自由组合、自由扩张的区别。
中国的信息化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展开，此处所提许多问题意在再次引起公众
注意。有句话说的好：最明智的做法在于在现有条件下着手解决能解决的问题，而
不是一味向身边的环境提出太多的问题。
中国的信息化确实需要一步一步来。
■中国信息化寻求强力引导以及全局性的公共政策
信息经济体系中的力量格局将是自由与垄断的统一，信息落差决定知识、财富
的流向，也决定权力的指向。已有理论对新经济所谓网络化、专业化、分散化等几
个特征的描述从纯经济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但若参照国家、民族、文化以及不同
的利益主体因素去考察，新经济仍将是富国的舞台，强者的俱乐部。信息时代的落
后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可能比工业时代的落后还要危险。信息就是财富，技术就是权
力。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支配下的财富游戏。
中国的信息化如何进行，中国信息化领域公共政策在若干方面的空缺如何弥补，
这确实是个问题。所谓强力，实际上也就是工作的力度。这一力度必须强到足以打
破部门、行业、区域的限制，为中国信息产业以及信息化中国谋求更为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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