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强制·中国困境

                     曾德雄                            
本文次　　

　　6月2日的《南方周末》上面有两篇文章：徐友渔的“忏悔是绝对必要的”，于
坚的“忏悔是个人的自由——为余秋雨一辩”。这两篇文章都有相当的分量，但如
果把它们联在一起读，似乎更有深意。

　　徐友渔揭示了忏悔作为一种价值存在的意义，他说：“忏悔属于对自己生命意
义的形而上的追求，是对自己心灵的呵护。忏悔者认定一种绝对的价值和标准，他
超出自身，把自我作为可以听从劝告或服从命令的对象，为了向那绝对的善逼近，
他不能不做点什么……”正因为如此，“忏悔说到底是为了过失者自己，忏悔固然
不能抵消过失，却使你的道义立场发生转变。如果你连正视过去、公开悔悟的勇气
都没有，那么，你欠下的那笔债将终身尾随着你。”这是忏悔对于健全的个体灵魂
的意义，对于一个健全或企图健全的社会，忏悔同样不可或缺：“如果没有成千上
万的人站出来忏悔和承担责任，‘文革’这场悲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同时也是一场
闹剧，一出滑稽戏。它有行为的受害者，却找不到行为者。”我们有理由相信，如
果我们对“文革”不进行理性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社会的忏悔，那么类似
“文革”这样的惨剧就有可能再次上演。日本人对于二战的态度已经很明显地昭示
了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也不至于直到今天还要时刻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了。

　　于坚则认为，任何价值都不可以强制，哪怕它至善。他说：“忏悔与否，乃是
人的自由之一。常识是，一个人不信仰上帝，你不能强迫他进教堂，或把他送进宗
教裁判所。忏悔是个人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不容侵犯：“余杰是以正义和真理的
名义在‘替天行道’，他言辞之间颇有大义灭亲的悲壮。整理国故，钩沉历史是可
以的，但你无权要求别人忏悔，即使以上帝的名义也不能，即使‘文革’已是众所
周知的地狱也不能。原因很简单，这是余秋雨的私事。如果余杰的要求被默许，就
是对自由和个人尊严的践踏。”他反复强调，“忏悔与否，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
如果要强制，只能导致专政：“集体的忏悔，如果要操作，只有专政。”“‘要求
忏悔’的旗号，不过是‘文革’被以反对它的名义‘克隆’罢了。”其实，中国几
千年的历史和近五十年被称作“革命”的社会实践，都显现了这样的事实：一种价
值因为其至善而使强制获得合法性，而强制所导致的却必定是与至善正相反对的极
端“不至善”的现实。如果我们还不把这样的事实当作教训，甚至还要站在某些新
的或旧的有着至善色彩的价值的立场，继续着一些充满神圣意味的道德说辞，并企
图不仅仅在纸上“有意识地”编排、计划我们的社会生活，只能说明我们还不具备
与社会进步要求相称的基本理性。

　　的确，对于健全的心灵和社会来说，“忏悔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根据中国
历史的经验，忏悔不可强制，否则必然会导致相反的后果。对此，徐友渔有清醒的
认识：“说到底，忏悔是个人的事情，是强求不来的。……我不会要求别人忏悔。”
这正显示出中国社会的一个逻辑困境：缺乏许多价值，但任何价值都不可以强制。
我以为，摆脱这个困境的出路，并不在于学者们或社会的其他“精英”提供什么更
为至善——借用我儿子和他的伙伴们的话，“超级”至善的价值——如果有这样的
价值的话，而在于建立一套社会机制，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生命的权利。如果要
说神圣，我实在不知道除了每个人的生命的权利，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配称这个字眼。
而生命天然地存在，天然地具有勃发、奋进、伸展的力量，不须提倡，更不用强制，
它所需要的，只是保护，不去侵犯、压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生命自然会发展
出许多价值，比如理性。它会意识到，如果人人都像老鼠一样秉持机会主义的生存
原则，只会导致社会秩序永远不会建立，其结果是生命只能深陷泥潭，发展固然不
可能，生命本身更时时处于被毁灭的恐惧当中。还有生命的尊严，它知道，每一个
生命基于其权利而言具有完全的平等，这意味着，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他人
的生命权利。

　　生命权利的特质在于其个体性，否则权利根本就不成其为权利。这种个体性特
质与至善的普遍性诉求正相反。从中国历史的情形来看，总是有某种价值以至善的
名义居于生命之上，事实上，至善的实现，正是以消弭生命权利的个体性特质进而
搋夺生命权利本身来达至的。这一点，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其精神在中
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中也实质性地存在着。其结果，当然就是与至善的诉求完全
相反的现实。

　　如同其他许多价值一样，忏悔的确很必要，但对其必要性的认识必须有赖于每
个人的理性，而不在于他者的言说，更不在于某种社会力量的强制。

　　200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