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利他主义批判

                         任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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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后，国民党在“远东”分别演出了两场性质不同的“大失
败”。究其根源自然非一因可道破，但至少我们可以说：为党产所累
和意识形态神话的毁灭是其“失败”的两大根源。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本质主义的合法性神话，这个神
话的核心话题是“本质利他主义”。本质利他主义神话指用“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这种道德品质来说明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意识形态。它
的经典表述方式是：“国民党是为国民的利益服务的，它没有自己特
殊的利益——因而，国民党应该领导国家。”基督教却说，这是偶像
崇拜，这是一个谎言，因为，“只有上帝国是至善的”，而人皆有理
性和道德上的有限性。神学捍卫了常识，而政治堕落为伪神学。
    在西方，利他主义是精英主义的逻辑前提；在东方，它产生于救
助灾民的救世主式道德热情。当精英主义远离权力的时代，利他主义
无可厚非，当道德精英和权力精英一体化的时代，权力利他主义总是
权力利己主义的婢女。当道德热情被当做权力合法性的起源时，道德
热情就转换为权力热情。此外，人类的思想史贯穿了对利他主义道德
热情的过高的信任和神学的评价。

    道德利他主义

    霍克海默认为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中有“义务”和“利益”的鸿沟，
我试图通过将“义务”视为生命利益的特殊形式而将这道鸿沟填平。
    利他主义首先是“我的”利他主义，是实现自我价值和肯定自我
存在的道德自觉。道德史可以从康德开始分界，康德以前的道德是以
快乐为基础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康德把道德看作一种个人的内在命令，
拒绝对“实践理性”进行“纯粹理性”的理解，功利主义道德观从此
开始衰落。这两种道德观都无视道德与“自利”的主体性关系。我认
为，“道德愉悦”是“我”的“快乐”，而“先验道德”仍然首先是
“我”的“先验道德”，那个内在命令是“我的”内在命令。在“道
德是一种特殊的自利”这个问题的发现上，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不
过是“哥白尼改良”。    
    利他主义的最大谬误就是把“利他”与“利己”严格对立起来，
——舍勒对“利他主义”的批判就建立在这种误解之上——从而赋于
党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神性本质。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都在向
我们表明，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黑格尔也指出，
我们对历史的最初的一瞥，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
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也就是说，利他
主义不过是人从自我出发、自我实现的一种特殊手段，道德基于社会
关系中的个人通过与他者的感恩以及对“本我”的冲突，实现自我意
识、自我肯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主体需要。我们必须揭穿“为
人民服务”的神话，即使真实的利他主义也是首先基于他们的道德自
我需要，而我们没有必要把它视作“上帝的恩典”。对真诚的利他主
义的这种批判并不是要否定它的价值，而是要恢复它的人性的本质、
遣散神性的迷雾，让人间上帝回归他的彼岸世界。利己主义是人类的
本性之一，本无善恶，并不必然意味着“损他”。在中国“利己主义”
受到了真正“损人利己主义”卑鄙的歪曲  ，事实上，正是“政治利
他主义”才是他们所歪曲的那种极端“损人利己主义”。

    政治利他主义

    政治利他主义即“本质利他主义神话”。道德利他主义说的是
“我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政治利他主义说的是“我在本质上就是
代表人民的利益”。这种虚构的本质上的代表权目的是指向政治权力
的垄断，并以此解释权力垄断的合法性。如何证明“你就是代表人民
的利益”？这是不能证明的，因此这完全可能是一个谎言，至少是需
要民主机制来证明的一个未知命题。人民要求这个证明，这构成了国
统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治本质。拒绝或恐惧这个证明，是国
民党法西斯恐怖统治的政治本质。
    在取得权力之前，政治利他主义每个毛孔都充满了功利主义的期
待：别人的感激、人民的爱戴、权力的占有，等等。政治利他主义是
一种“债权人道德”，它的“利他”是放债，他必须获得“本”（资
源垄断）和“息”（感恩）。他们并不是因为“利他”而受人感激，
而是为了受人感激而“利他”。    
    在取得权力之后，道德义务被转换为道德特权。政治利他主义者
认为，他们，只有他们，才具有这种神的品质，他们是神用金子做成
的，而其他人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他们认为利他主义是他们“天赋
道德”，这是笛卡尔“天赋观念”的伦理学版本；我们不得不以洛克
的“白板论”再一次进行反击。莱布尼茨对洛克的反驳已经意味着今
天“天赋道德”复辟的历史必然性，也意味着反击的历史必然性。这
种反击同样是以经验或常识为基础的：这种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都
可能是“道德利他主义者”，也可能是“损他利己主义者”，但不可
能是“本质利他主义者”。
    利他主义神话把内在于每个人灵魂中的普遍的道德律变成某些个
人的特殊的道德律，“先验道德”从此获得了绝对的经验本质。这种
道德的内在冲突必然使这个“道德”出现“经验饥渴”：确定或渴望
别人道德堕落，这样才能证明或显得他们高尚；他们确定或渴望别人
孤弱无助，这样才显得他们被需要。他们在救助别人的时候，尽情攫
取别人的痛苦和感激，他们因感到自己是救世主而心花怒放；那些可
怜虫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用来衬托他们的高大和骄傲。这种道德是最
大的不道德。
    政治利他主义当然不满足道德特权，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把道德特
权偷换为政治特权。这个偷换过程是这样发生的：
    人人都可能是利他主义者——我们也应该是利他主义者——只有
我们才应该是利他主义者——我们必然是利他主义者——我们必须是
利他主义者。
    “我们必须是利他主义者”意味着我们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不让“服务”不行！而为人民服务最好的选择就是成为“人民公仆”，
也就是说，占有社会财富，掌握国家领导权以便能够更好地“服务”。
这就是政治利他主义的极端利己主义本质。还有比“为人民服务”这
个口号更戏弄人民的了吗？！还有比“人民公仆”更厚颜无耻的政治
骗局了吗？！对“人民”和“公仆”的常识的颠覆，是极权主义犯下
的若干语言暴政之一。
    他们修改了孟子的性善论，变成“我们性善论”；荀子批评孟子
的圣人性善是“伪也”，那么，“我们性善”乃“大伪”也。
    掌握最高领导权以后，他们继续鼓吹我们政治利他主义的同时，
也鼓动全社会的道德利他主义。其目的是将社会的道德利他主义转换
为“利权主义”，主词和宾词完全颠倒过来了：过去是我必须为人民
服务，现在是人民应该为“人民”即“我”服务。他们鼓吹爱我（国）
主义，主张人民应该“发扬奉献精神”，以便自愿地向权力的祭坛
“贡献”（这是中国政治术语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歪曲的词）人民的劳
动、产品、人格和生命。他们以一种无耻的逻辑把自己变成了“国家”，
变成了“人民”或人民的“代表”，变成了被奉献者。中国的统治者
们是全社会大力倡导“奉献精神”的最大的受惠者。政治利他主义千
百计地为社会寻找“模范”或“榜样”，并尽量把这些人打扮成“道
德英雄”。如果没有“榜样”，他们就创造出一个来勾引人民。社会
上的真诚的道德利他主义，只要被他们发现，被“政治化”，马上就
被庸俗化，马上就变成不道德或非道德，马上就弄脏为政治利他主义。
首先，他们把这种善良定义为“主义的善良”（鬼才知道救助落水儿
童和主义有什么关系！），然后，把那位好人“选”为“政治人物”。
他们似乎在勾引人们：如果你们“奉献”了，就会得到她现在得到的
好处！这种庸俗化和道德本身有什么关系呢！把一切道德堕落为非道
德，这是他们的又一特长。诗人海子说，雷锋叔叔是个好人。我认为，
雷锋叔叔是一个不幸的好人。世界上再没有比利用道德更不道德的事
情了；也再没有比被利用的道德更不幸的道德了。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写到：在社会主义社会，
“个人的相互关系的意识在个人那里也将成为另外的东西，既不会成
为‘爱的原则’或‘忘我精神’，也不会成为利己主义”；因此，
“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
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彼此要相爱呀，不要作利己主义者呀等等；
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
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当权力者犯“错误”的时候，政治利他主义还有一种“责任免疫
功能”。这时，权力精英们又把政治利他主义转换为道德利他主义：
他把自己的一切自利行为导致的灾难说成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犯
的“错误”，“人民”是不能批评为了“自己”而“好心办坏事”的
人的。这些“幽灵”可以犯“错误”，但不会犯罪。因为，他是为人
民的利益而“犯错误”的，“为人民服务”没有“服务”好当然是可
以原谅的。除非他们自己不能原谅自己，那就用“批评与自我批评”
来解决。
    政治利他主义还具有“民主免疫功能”。由于救世主们具有政治
利他主义的先验品质，所以，对他们进行政治监督在逻辑上就毫无必
要，没有必要实行民主制度，因为他们与人民的利益是永远一致的，
或者，干脆，他们就是人民。“人民”不能对“人民”“制衡”。此
外，救世主必需专政，因为他并只有他才是在道德上永远是无私的，
在智慧上是永远正确的。
    国民党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背影。自200 年以前嘉庆改革以
来，这样的背影在中国的地平线上纷纷风化。好在今天的“告别演出”
并未完全留下一片瓦砾，但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挂在海峡上空，
它追问过去，也追问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