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敬畏生命(外两篇)

                          王绍培                           
本文次

外两篇：气魄与算计
经济以人为本

    在台湾的八掌溪事件中，许多人认为杀人的元凶是官僚，这一指
控肯定是不错的。不过更深层的原因，不如说是人们已经丧失了对生
命的敬畏。眼见同类的生命遭到威胁，最终却没有产生哪怕是一项切
实有效的办法。如果人们认为生命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那么现场的
旁观者将不会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拥有先进设备的救援队身上（他们可
以尝试一切想得的手段，哪怕徒劳无功），而救援队也不会如此认真
地遵守他们的作业程序和钢铁纪律（这样的时候人们多么希望出现孤
胆英雄，哪怕事后因违反纪律而遭到处分）。
    不久前被判处死刑的河南禹州的那个民警居然还要上诉。在他杀
死了三个人之后，他还要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好像他杀
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可以说，正是他的这一看似合乎理性的求
生欲望，将使他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一个天良尚未泯灭的人此时只会
忏悔）。他似乎不知道，杀人就是最大之罪（因此为了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他必须偿还生命）。只有在极少数的几种情况下，一个人才可
以杀死人而免于法律的追究（法律上对于正当防卫有严格的规定）。
如果杀人可以因某些理由被“谅解”，那么刘德周这样的民警随时还
会再次举起手中的枪。
    用200 元就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这样的事情或许会更多的激起
我们的同情之心。在云南的穷乡僻壤出现了出卖自己的亲生骨肉的事
情，原因是因为超生，为了免于被罚（免于承受经济负担），那些超
生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一件物品处理掉。人口市场的存在，客观
上鼓励了一些人的不负责任。买卖婴儿的最大的贻害还在于，生命不
再被看成是一种绝对价值，生命是物品，甚至是最不值钱的物品之一
（一个婴儿在云南的市价是200 元）。可以想象这样的生命被抛入社
会后的后果，这个一生下来就不被尊重的生命将不会以为生命是应该
尊重的，他的存在于是对所有人都是威胁。由于他的存在，生命是至
高无上的观念就被否定了。
    并非在社会的底层才有这样的事情。比如在文革时期，一些人仅
仅因为他们说过的一些话而失去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生命（广为人
知的两个例子是张志新和遇罗克）。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生命往往
被当作手段，为了一些非人的事物（它们往往被渲染成高尚的理想和
宏大的目标）而被牺牲掉（或者自愿献身，或者被迫丧命）。个体的
生命是否被尊重，取决于该生命的政治标签（政治标签太多了，反革
命、黑五类等是较为常见的）。我们根据政治标签对生命进行选择，
我们似乎拥有选择生命的权利。那些不被我们选择的生命就可以被我
们凌辱（从前的政治选择在今天一部分人那里则似乎成为经济选择。
经济标签区别了人群。有钱的人被尊重、被颂扬。对有钱人的谄媚是
一件没有人感到肉麻的事）。
    历史书上也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无所谓的观念。“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们在体会其中悲壮美感的同时，多半也把这样的事情当作是理所当
然（生命被当作工具来成就某个更大的目标，向来就被认为是生命的
价值之所在）。生命被认为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只有极少数人的生
命才是宝贵的（黑格尔甚至说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只有一个人才
是人。这个人当然只可能是皇帝。如果我们认同黑格尔的说法，那么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所谓“人权”，在历史上就是“权人”，只有
极少数权力的拥有者才是一个人）。我们的各种伦理理论中所包含的
对生命的敬畏思想，对于现实的中国人来说，似乎从来就无法与他们
对于现实的考虑相比（历史和现实对一般人的影响似乎向来就比伦理
来得强烈）。
    中国的哲学家少有人把生命观念提升到绝对律令的层面上，让生
命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现代的一些所谓哲学家更是对提升生命
观念的任何努力不以为然，常常指责其为抽象的生命价值观。似乎生
命只有被贴标签才是理所当然的。久而久之，于是我们丧失了对生命
的敬畏。现在有不少人谈论人权，要知道人权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前提
的。生命被尊重、被敬畏，才有可能谈到人权。然而，我们的文化传
统中的那些有关敬畏生命的核心概念，已被销蚀，随风而去。其结果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法制之上。借用
史怀泽的话说，“只有体会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才是有
思想根据的。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神圣的时候，
他才是伦理的。”如果我们没有在根本之处奠定敬畏生命的核心概念，
一切都将动摇不定。                             

                  气魄与算计

    上个月底发生在香港的“抢救国宝”事件无疑是牵动一时视听的
大新闻。先是两家拍卖行罔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声明，依然拍卖中国国
宝；然后有香港爱国人士到现场抗议；最后北京的保利集团不惜以五
千多万元的重金收购回来三个兽首铜像和一个乾隆六角套瓶，国人大
抵引以为快。因为事涉爱国主义和民族尊严，我原以为媒体自然会
“舆论一律”，但最近国内一家大报上有一篇文章却对此提出质疑。
该文认为，国宝被人抢走，我们已遭受一回损失，现在又以天价收购，
无异于遭受第二回损失。中国被人掠走的国宝不记其数，我们是否要
一一回购？我们以收购的方式抢救国宝，无意中帮掠夺者洗涤了罪行。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维持我们的债权地位不变（大意）。
    看见这样的文章，虽然并不以为作者讲得全有道理，但是有一种
议论风生的心智上的愉快。事实上，“抢救国宝”一事涉及许多层面
的情感与道理，并不是那么容易厘清的。一般中国人说起国宝，首先
想到的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页，而今竟然有人在中国的国土上
公然拍卖，当然会义愤填膺；但拍卖行按商业法则操作其事，我们亦
奈何它不得；另一方面，老实说，如果没有此一次的拍卖，我们就没
有机会收回国宝，我们所拥有的就只是严正的要求，而严正的要求不
大容易兑现。纵观历史长河，国宝被人占有（或彼此占有）的事情并
不罕见。国际公约对于国宝的回归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是它没有法律
上的约束力，实行起来有不少的难度。一般的办法是经过国家之间的
谈判，如俄国和德国曾经以谈判的方式，交换被对方掠去的文物，但
是也没有把陈帐一笔钩销。文物在辗转相传中，大多成为私人藏品，
于是这又涉及当地的法律规定。更有人认为，如其花这么大的价钱去
收购流落在外的文物，不如更加妥善地保护好在家的文物；另外，中
国的失学儿童数目庞大，五千万元可以建多少希望学校？毛泽东亦说，
世间万物，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照此可以说，儿童才是真正的
国宝，让他们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岂不更是当务之急？
    上面的各种观点未必都正确，我们亦未必都同意。但是，在重大
问题上人们愿意作进一步思考、可以作进一步思考，显然是好事。只
是，对这些议论包含的意义，鲜有人作起码的解析，则不能不说是憾
事。我们或可以试作一粗浅的分析。
    看过福山《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人，也许会对书中有关“气魄”
的论述留下深刻的印象。“气魄”的希腊文原文是thymos，按苏格拉
底的解释，它指的是城邦中的守城武士的主要特征。苏氏把有“气魄”
的人比喻为有大勇和怒气、不惜为保护自己的地盘与外敌作战的高贵
之犬。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气魄”意近“自尊”，高贵的人
对自己的评价较高，自尊心亦强，在受到不公待遇时，会很生气。马
基雅弗利说人有追求光荣的欲望。霍布斯说人爱虚荣。卢梭说到过人
的自尊。黑格尔说人有被承认的要求。尼采更是认为人是“红脸颊的
野兽”。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没有权力的权力》一文中谈到青果商的
故事，青果商在店铺窗口贴上宏大口号，含有潜在的承认要求与自尊
表白。因此，“气魄”涉及尊严，涉及承认的欲望。“气魄”会构成
人天生的正义感，同时也是成为无私、理想主义、道德性、自我牺牲、
勇气和名誉的心理学基础。甚至在经济的自我利益上、在经济行为的
原初动机上，“气魄”的作用亦非常之大。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
一书中认为，人爱富厌贫的理由与物质匮乏没有关系。致富的主要目
的是要引人注目，从中可以引发优越感。
    在有关国宝的收购一事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哪些观点与
“气魄”有关。花钱越多、越爽，越能显示超人的“气魄”、越能显
示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国宝的意志和决心。为国企的老总叫好的人
们，也是在有意和无意中，希望“以共感、满足和赞同来观察、注视
和引人注目”，从中引发优越感（亚当斯密语）。另一方面，哪些强
调经济的理性计算的人，则与“气魄”有一定的差异。他们要求的是
算术意义上的合理，这是一种“工具理性”。过于有“气魄”的人，
也许会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过于有算计头脑的人，也许会失去自尊
的美感。我们的观点是两者不能偏废，尽可能地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和
交集面，无疑最好。

                    经济以人为本

    前一阵子国内各种灾难不断，沉船翻车、爆炸起火，此起彼伏。
有分析家指出，所有灾难都是人祸。分析家甚至认为，人祸不除，灾
难未已。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人祸怎么除，显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一些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可以首先想到的原因。所谓“人
祸”，其实大都可谓“官祸”。为官一任的人，如果敷衍塞责，造福
谈不上，造祸一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每次灾难的背后，都可以找到
尸位素餐的领导，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但是，官僚主义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不以为所有的灾难都是因
为当事人及其上级的冷漠和消极，情况可能正有适相其反者。其中，
狂热地、积极地追求经济利益是人祸连连的重要原因。这些年，要钱
不要命的事大家见得多了，为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干。在许多企业，
无论所有制的形式如何，都存在着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全的情况，不到
灾难发生，这些情况是没有人会去指出来的。部门或地区的领导为了
政绩，或者说为了经济的某些指标，对安全问题睁只眼闭只眼，生怕
一不下心就吓跑了内商或外商，毕竟在利润和安全之间是有矛盾的，
增加了安全方面的投入，就会降低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就算是旨在
为民请命的一些媒体，对普通工人的生存状况也关注不多。
    更多的媒体则热中谁是中国乃至世界级的富豪这样的话题。天下
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古已有之的事情，不过于今
为烈罢了。
    中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已经有二十多年。发展经济，迅速赶上发
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潮流，也是中国在结束十年内乱之后唯
一正确的选择。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辉煌的
成就，国力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的发展不能停、不
会停，因此，在新世纪的当口，我们其实大有必要反省一下，发展经
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曾经是一些发达国家思考过的问题，我们思
考它，正是后发展国家的好处之一。如果经济发展要以安全、清洁、
祥和、有序、从容、康乐、安静等等为代价，那这样的经济发展就要
被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换句话说，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有必要适当缓和整个社
会拼命逐利、嫌贫爱富的紧张情绪。我们有必要消解一向贫困的情结，
转化一下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已经不是那么贫困了——尤其是
领导干部的思想方式要变化一下，因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情况，
一直是考察他们政绩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以经济发展为
最高目标的阶段应该结束了，而应该代之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
标。必须把经济发展看成是手段和过程，把改善我们的生活素质看成
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是一个没有终结之日的目的。
    但是，改善生活素质并没有被当成一个根本性的目标，其表现比
比皆是。比如说，财政上可以花五十亿元人民币来建国家大剧院（这
个项目现在已经停下来征求意见），却没有优先考虑建“希望小学”
（据说十万元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五十亿可以建多少“希望小
学”呢）。我们承认教育是更大、更迫切的问题，起码是比歌剧重要
得多的问题（如果人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歌剧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我们没有把五十亿花在该花的地方。国家大剧院对于提升北京的
城市景观的档次当然大有好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那么我们拥有发达国家的城市景观是不是一种“炫耀性消费”
呢？为什么不可以等我们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再拥有这样骄人的城市景
观呢？
    再比如说，在国内的一些城市，也许是成为国际名城心切，耗费
巨资兴建具有世界水平的城市中心区，但是，在市民生活的许多小区
却没有起码的生活设施和文化设施，没有运动场和体育馆，没有图书
馆，没有公园，没有电影院或剧院，更谈不上音乐厅和博物馆了。我
们需要实在的小康生活，而不是现代化的中心区与落后的城市周边的
对立。城市中心区对于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作用不大（谁又能天天上
哪里去呢），经济上很可能是浪费的。但是，在它被作为政绩、作为
门面也就是作为炫耀性工程、作为经济成就来展示时，意义就不一样
了。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要让每个人都受惠，而让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
地得到好处的办法之一就是改善与我们的生活素质相关的条件，其中
最主要的是市民的公共空间的建设。
    既然城市建设的决定权在领导手上，我们就有必要把它作为考察
领导干部政绩的一个主要内容，而不再像以前仅仅把经济作为考察内
容。老实说，如果我们把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
使每个市民或国民都能及时地、具体而微地感受到生活的康乐和富足，
我们整个社会的浮躁和不安之气就会祛掉很多。

                           200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