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在今天的意味

                     张卫东                            
本文次

    文学研究的意味是什么？这或许只是一个关乎个人趣味的问题。
每一个以文学研究为业或将要与“文学研究”这个词语有点关系的人，
都会有仅属于自己的解答。谁能够规定某个人与文学研究的联系方式
呢？不管是卓有成就的学者，还是正在努力进入学术圈的年轻人，恐
怕都不会赞同关于文学研究意味的讨论。事实上，也很难看到这一类
的讨论。依照我们通常对文学研究的理解，它显然不是文学研究范围
之内的学术问题。也许，它曾作为一个准备性的问题出现在人们的头
脑当中，或许还曾在一些私下的交流中间出现，但我们无法知晓。我
们只能从现存的观念中约略知道：文学研究的意味如何，属于那种不
需要讨论或者不可能公开讨论的问题。
    毋庸讳言，今天的文学研究已经不同于十年前的文学研究。而其
中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研究范围的扩展等方面。在
我看来，文学研究的某些外在因素的改变，更能说明两个年代之间的
差异。文学研究的诸多外部关系，比如它与文学的关系，它与当代社
会及其文化的关系，它与文学学者的关系，都可以概括地称为文学研
究的意味。由于我们所习见的文学研究并非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甚
至远未具备保持自我平衡的能力，即使是外在因素的些许改变也有可
能引起文学研究的深刻变化。文学研究的意味，这个隐藏在言语之下
的问题，也许已经对今天的文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我们却不
知不觉。文学研究的意味如何，既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外围问题，也
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问题。恰恰相反，它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
避的普遍问题。
    这一问题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在目前的语境中，关于这一问题，
我不可能搜寻到一条足以服众的基本原则，也不可能搜集到足够的证
据来证明什么。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尽力指出那些有可能影响到当今文
学研究意味的因素。虽然每个人感受并确认的文学研究意味有所不同，
文学研究意味的表现形式又似乎变动不拘，但我仍有理由相信它并非
不可捉摸。毕竟，一个时代的使命感和成就感，以及一个时代的焦虑
与困惑，都是我们能从文字当中准确捕捉到的信息。本文试图从一些
零碎的迹象当中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描述，并借助这一描述来提出问
题，以求透过某些扰乱人心智的含混，重新审视“文学研究”这一当
今很多人正在从事的行当。

    一 作为派生物的文学研究

    简略地回顾一下二十年来文学的变化，无疑可以为我们理解文学
研究处境的变化提供一个背景。从表面上看，自七十年代末文学解冻
到九十年代末文学退出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中国当代文学只不过是
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
“寻根文学”、各种“现代派”、“新生代”以及“新写实”、“新
状态”、“新都市”等等一些发展阶段，与文学相关的人们也只不过
在观念和情绪上经历了许多起伏，而现在这一切都已过去，文学已经
告别热闹和浮躁，开始步入多元化稳健发展的成熟期了。尽管多数从
那些时代过来的读者仍然怀念过去，并曾有过偏激的评价，毕竟大家
已经能以平和的心境来看待文学的变化，文学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都正处于一个不坏的状态。但实际上，中国文学的这二十年已经很难
说成是由一些连续的阶段构成的历史。其中或显或隐的一些裂缝，已
将今日的文学与当年意义上的文学截然分开。作家的写作和读者的阅
读，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二十年来，与文学紧密相关的内部外
部的因素不断变化，其速度之快，其物质和精神上的跨度之大，完全
可与以往任何发生轰轰烈烈巨变的时代相比——这已是日常经验当中
的一个事实，虽然其后果尚难预料。社会在发生巨变，文学的意味不
能不变。对此，尚鲜有学者作专门的社会学考察。二十年的文学变化，
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几近于研究对象的完全转换。但是，文学研究保
持着它的惯性。可以说，文学正在随社会转型而转型，而文学研究则
仍在以惯常的方式理解和研究文学。二十年的记忆，更准确地说是对
二十年中不断失去的一些事物的记忆，仍然隐藏在某些地方，而且直
接影响着文学的氛围——通过文学研究这一体制庞大的媒介。
    “文学研究”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这大概是人们不敢轻易谈
论它的原因。尤其在学术规范逐渐形成、专业分工日益精密的今天，
随意地用一个大词来造句很容易陷入浮泛空疏的境地，附带的也很容
易招致批评和误解。但是，文学评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这三个领域
当中各自发生的一些现象却并非彼此互不相干的专题，而在很大程度
上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象。二十年来文学研究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丰硕
的成果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的，是同出一源而迅速分流的结
果。应该说，它最初出场仅仅是为了满足随文学繁荣而来的理解、辩
护和解释的需要，因而只是文学繁荣的直接产物，带有很强的依附性。
当文学研究迅速建立起一整套分工严密的学科、专业体系之后，人们
也许已经忘记了一个事实：二十年文学研究发展的动力一直是源于当
代文学的爆炸性繁荣，而非源于文学研究各个专业领域自身的内在需
求。
    文学研究由文学现象派生出来，并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对文学现象
的跟踪、诠释等活动之上，这对文学研究最初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来讲，
应属正常现象。任何科学学科都会有这么一个实用性的阶段，在这一
阶段其地位将主要取决于其研究对象对于社会生活的价值。但这毕竟
只是一个初始的阶段，如果一个学科始终停留于此，仅仅满足于与研
究对象之间的依附关系，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学科—
—哪怕它已经具备了某种现代学科的外形。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学研究
体制并不是一个在本土自然形成的学科体系，而是参照前苏联和西方
国家的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学术体制，它与中国的文学传统和学术传
统都缺少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虽然大
家的出发点可能并不相同。换句话说，我们在从事文学研究这一源自
西方传统的现代学术活动时，有一种先天不足。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
讲，这种先天不足已经对中国的文学研究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到了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学术研究的复苏，学术界大量译介西方学术
著作，为我们的文学研究体制充实了不少的内容，大大拓展了文学研
究的视野，促进了文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改进。但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种种学术繁荣的表象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而仅仅是掩盖了问题
的症结。在我看来，它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一些模糊的认识，其中有
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认为文学研究已经步入一个专业化的时代，已经
具备稳固的知识基础；二是认为西学的大量引进已经构成对中国当今
文学研究之学术独立性的损害，而要恢复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就必
须转向对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方式的发掘、整理和应用。
    文学研究与文学曾经有过一个共生的阶段，曾经有过一种相互依
存和相互促进的良好关系，曾经共同经历一个令人目眩的黄金时代。
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学现象在不断冲击社会生活的同时，不断激发出文
学研究的思想活力；而文学研究则始终以自身的文化优势为文学发展
提供及时的辩护和解释，直接促成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和接受，不断
巩固文学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这样一种模式，恐怕对于所有曾经置
身其中的人而言，都是一种诱惑。但这种模式注定不可能持久，就象
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令人怀想的事物不可能持久一样，它们只能是在特
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暂时的格局。一旦那些维系事物同一关系的
共同的张力消失，人们所要面对的就将是不同的事物自身。
    我所说的共同的张力，主要是指特定时期新的社会文化需求与政
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关于这一点，已经不需要过多的说明。
“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多得益于这种张力，而文学在八十年代后期失
去“轰动效应”，原因也正在于这种张力的减弱。现在重读八十年代
的一些小说名作，可以明显感受到这样一种张力带来的激情。由于这
种张力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存在，而缓解这种张力的途径却无处可寻，
文学最终凭借其特质担当了时代的大任，并一举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
点。当然，在此之前文学也曾与歌舞、绘画等艺术样式一起扮演过社
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但那只是工具（有时是靶子），而非思想的解
放者。此刻，文学有着非凡的力量，同时也面临着难料的危险。文学
触动了许多事物，揭示了许多真理，但它无法自明，更无法替自己辩
解。文学研究因此应运而生，成为文学的同盟。在这种情形之下，文
学研究与文学有着相同的目标，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很容易转化为
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似乎是顺理成章，文学研究便把自身的基础建
立在了文学现象的存在之上。
    现在看来，这一基础并不牢固。一旦共同的张力减弱，既定的目
标就会丧失，而在重新寻找方向、为自己定位的过程中，文学比文学
研究天然地更具备必要的敏感和灵活性。从九十年代的状况可以看出，
文学已经基本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表现出相当
的活力和潜力。而文学研究似乎是被文学抛在了后面，它在走向边缘
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立足之本。
    这样的变故首先发生在个别的前沿学科，进而波及文学研究的各
个领域，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文学研究的对象究竟如何确定？
文学研究的目标何在？文学研究如何保证其知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
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文学研究才有可能避免跟在文学现象后面疲于应
对、屡遭遗弃的命运，才有可能真正形成稳固的学科体系，进而形成
有生命力的文学研究传统。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其实是文学研究体
制建立之初就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但由于文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只是意识形态的附庸，在后来的繁荣时期又被附加上了许多它难以
担当的重任，类似的问题似乎很少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恐怕再没有哪个学科会像今天的文学研究学科这样陷入迷茫了：
在表面繁荣的学科背景之下，它既要努力寻求自身的独立品格，又要
面对脱离文学现象、脱离民族传统之类的责难；既要整合种种背景各
异的知识，又要满足大学和社会对简洁明了的文学知识的需要；既要
扩大视野、增加深度并重建学术规范，又要在现有学科体制之内活动。
对文学研究这一大的学科门类来讲，目前最现实的问题也许是：今天
的文学学者能够找到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吗？或者说，在这一领域还
有没有一个可使他的研究工作充满意味的对象或事物？

    二 文学的意味与文学研究的意味

    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这似乎无须回答，又似乎很难回答。按照现行的学科分界，文学
研究可以划分为“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
“外国文学”等二级学科，这种划分显然是一种体制性的划分。而按
照通常的理解，文学研究是由文学评论、文学史、文学理论三个部分
组成，这种划分方式似乎包含了一种关于文学研究对象的观念。但不
管是哪种划分，都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文学研究应该研究什么？
    哲学是什么？历史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追问在某些人文学科当中
反复出现，曾经刺激一部分人文学者作彻底的反思，帮助某些古老的
学科找回迷失的方向，并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知识的更新。在我们的文
学研究当中，类似的追问却不曾出现。没有人关心文学研究学科的命
运，大概是因为文学研究学科表现得前景正好，还没有到达令人担忧
的地步。我不想将文学研究的现状描绘成一种盲目发展、混乱不堪的
状况，因为那不合乎我们的日常经验。但是，当文学研究在现有体制
之内“正常”运作的时候，文学研究者们却丢失了完整的研究对象，
这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有许多学者探讨建立人文学科的学术
规范的问题，文学研究也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在此情势之下，
专业分工日趋细密似乎是学术规范形成的重要标志。学者们将自己局
限在某一专业、某一方向乃至某一课题的范围之内，这在人文学科当
中已渐成趋势，而以文学研究为甚。恐怕没有一个学科能像文学研究
一样拥有如此繁复多样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没有一个学科会像文学研
究一样被淹没在自己的研究对象当中。现在，从事文学研究的首要条
件并不是对文学知识谱系的透彻了解，而是对某一显在对象及相关研
究状况的细致了解，是对外在边界的明确意识。这样一来，我们的研
究越深入，我们对文学研究的认识就越浮浅，我们对自己所选定的论
题阐述得越多，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就越远，直到我们的心智
完全被孤立在知识和真理之外，如同我们的研究对象被孤立在现实世
界和符号世界之外一样。那时（也许就是这时），我们将不得不扪心
自问：文学研究是什么？
    二十年来，我们对文学的了解的确是越来越多，而对文学研究自
身的了解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当代文学从政治话语的传声筒转
变为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从单一的固定程式转变为多样的艺术表现
形式，其过程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描述为一条上升的曲线。随着文学观
念的迅速改变，中国古代文学知识的传播渐渐恢复，被称为现代文学
的那一部分渐渐浮现出来，新旧外国文学作品及文学观念纷至沓来，
这对于一个不长的时代来讲，可以说是巨大的成就。诸如此类，无论
是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还是进入当代文学视野的
外国文学现象和中国古代文学现象，都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事实上，它们也一直是文学研究所追逐的目标。当然，以往的文学研
究也是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文论典籍和西方现
代的文艺理论，都曾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有相当数量的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但是，这些对于文学研究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对他人观点
的一种转述，而且转述的质量常常得不到保证。这种情形之所以产生，
直接的原因是时间仓促、学风浮躁，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我们头脑中关
于文学研究的观念，即视文学研究为文学发展的派生物的观念。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活动都是围绕着文学现象进行的，它所注重
的是文学研究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文学研究自身的学术理路。
将文学评论看作对文学现象深层意义的发掘和说明，将文学史看作对
文学发展过程的真实再现，将文学理论看作对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的
发现和总结，一直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是文学研究活动展开的基
本前提。按照这种观念，文学研究所处理的是某些客观的对象，它们
客观存在，但又隐藏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们去发现。二十年来，进入
我们视野的古今中外各种文学现象可谓纷繁复杂，这似乎是一种挑战，
其实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机遇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行各业出现
的发展机遇一样，几乎不附带任何风险。无止境的需求刺激了物质的
生产，也刺激了当代知识的生产，文学研究的领域似乎是无限宽广，
文学研究的学科前景自然不会有人怀疑。等到文学“衰落”之际，文
学研究的体制却早已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建立起来，文学研究的社会
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而文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又可以成为一种内在的支
撑。文学研究没有感受到什么危机，因而也不会有持续不断的反思，
它只是在不断地追踪，不断地猎取，而不顾自身的安危。
    文学研究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当文学改变之后，文学研究
的正常进程已经不可能是我们所想象或描绘的样子。因为，在同一个
领域从事的同样的工作，其意味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式没有变化，
内容却不再是以前的内容。这一点与文学正好相反。应该说，文学，
特别是当今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已经摆脱了往日的喧嚣，各样事物都
已回归其本位。尽管有种种的不如意，却至少不再有表面的繁华和属
于全体的幻想，作家们都在按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各自的工作。文学的
意味尽管不再像八十年代初期那样令每一个人迷醉，却至少仍在文学
影响所及的地方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文学的改变，也许只是改变了一
系列事物的位置——作品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作者在社会和文本中
的位置、读者在文学实现中的位置以及文学其他诸要素的位置，而文
学的意味虽然也有一些改变（甚至是巨大的改变），但毕竟凭借着文
学的特殊力量得以保存了下来。不管世事如何变幻，不管现代人的心
灵和生活方式如何改变，不管文化传播方式如何改变，文学都不会失
去某种核心的东西，总会有一种东西吸引人去阅读和写作。而且，就
其自身而言，文学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可以凭借，并且，不同的文学
传统之间的相通性远胜于不同的学术传统之间的相通性。无论如何，
文学总归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但对文学研究来说，情况恐怕要糟糕
得多。文学研究发现它追不上各种现实的步伐，文学研究发现它与世
隔绝，文学研究发现它仅仅是在做一种惯性运动，文学研究发现它远
离个人的心智，文学研究发现它没有稳固的知识根基——凡此种种，
今天不再是出人意料的事情，而是随时都可能遇到的现实。
    文学研究曾经有明确的目标，曾经自然而然地充满意味，那时人
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从来不会怀疑文学研究对于一个研究者的意味。
文学研究体制的完善，文学研究成果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
二十年来文学研究中自然包含的意味，现在却似乎很难保留住文学研
究当中的这种意味。文学研究的“意味”，也许就像这个词本身的意
义一样难以捉摸，也许一直隐藏在某个陌生的地方。但是，任何想以
文学研究为业的人，都会努力把握或寻找文学研究的意味，因为一种
意味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产生，更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消退。追索文学研
究的当今意味，就必须面对所有阻止我们通向自由之境的障碍，对文
学研究昔日所凭借之物作细致的考察。

    三 知识背景：没有传统的文学研究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通常的情况是，当一个文学学者进入文
学研究领域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意味似乎无处不在，又似乎仅依靠
其个人的学术敏感而存在。如果一切正常，那么，他的研究工作开展
得越深入，他所感受到的意味就应该越充足，直到他认为自己已圆满
完成全部相关工作为止。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学者
的工作将比一个平庸的文学学者的工作更有意味。当然，没有人会去
做这样的测试和评价，我们也不需要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因为，凭着
心理学常识和我们直接、间接的日常经验，似乎是不难作出一个稳妥
的判断的。但是问题也正出现在这种不假思索的感觉当中。通行的观
念视文学研究的意味为纯粹的个人问题，必然把意味的有无、多少归
因于某个人自身的素质和努力程度。一个较少领会文学研究意味的文
学学者，或者一个维持不了原有的意味水平的文学学者，除了勤奋写
作以消除莫名的紧迫感，也只好保留自己的怀疑，如果他不想自毁信
心和身份的话。这样，“皇帝的新衣”就有可能披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这是一个说破了就会让人感到没意思的结论：我们中间的许多人
正在埋头从事一种缺乏意味的文学研究。不必刻意搜寻，在定期出版、
数量不减的诸多研究成果中，就可以找出一些文学研究意味散失或减
弱的迹象。随意浏览那些应该说是比较优秀的论文，从课题的选择到
行文的风格，都可以看出此刻研究者们的某种一致的精神状态，看出
当今文学研究的意味状况。没有人想要隐瞒，事实上也无法隐瞒。可
是，看出这一点，却没有给我带来乘机嘲笑或者责难文学学者们的兴
致。因为这里推敲不出多少值得嘲弄的东西。这与其说是学者们的过
错，不如说是命运的安排。
    有一种说法可以叫人解脱：在任何行业都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充分
领会自己工作的奥秘和意味。那么，就让最优秀的人去推进文学研究
的科学事业，我们只需仰慕那些大师鸿儒，尽力保住我们在大学或研
究机构当中的职业身份就行了。可是这显然并非我们投身文学研究时
的初衷。更何况，最终平庸的命运极有可能落在整整一代人的头上，
如果我们无一幸免，全都毫无建树，我们至少应该对失败的原因有所
了解。而就目前而言，一旦我们无法承袭先行者的研究方式以获取同
等分量的使命感和成就感，那种冷漠的历史静观就会销蚀掉我们身上
仅存的职业热情。
    追根溯源其实并不困难，困难的仅仅是我们无法面对。只要检讨
一下今日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理论依据和一般方法，我们就会发现，
可以真正利用的资源实在不多，而资源的贫乏状况决非一代人可以消
除。
    从近处讲，上一两代学者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似乎有着太深的年代
痕迹，尽管那是他们心血和激情的产物，尽管我们曾经从中吸取必要
的养分，尽管我们不能不以尊敬、钦佩、羡慕、好奇（偶尔也有同情、
警醒）等等厚重的眼光看待他们，但我们却很难把这份遗产全盘接收
并小心珍藏。理由很简单：他们设置的问题已经吸引不了我们的注意
力。和前辈们相比，我们不仅失去了凝重的历史感，也迷失了自己的
方位。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免不了沮丧：在文学领域，我们常常不
知道要寻找什么，不知道能否找到某种确切的事物，不知道应该以什
么方式去寻找或建造。而一旦我们触摸到某种核心的东西，却又不知
道如何表达。二十年积累而成的现实只会一再地把我们推入尴尬：我
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学术发达时代却与之格格不入，我们继承的是如此
之多而发扬的是如此之少。时至今日，我们甚至提不出一个真正的学
术问题；或者说，我们心中的问题在学术上无法成立。当然，我们也
可以反过来质疑：二十年的文学研究“成果”，有多少是源自真正的
学术问题？
    往远处讲，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模式也很难为当今的文学研究提
供什么依据。尽管我们拥有一笔可观的古代文学研究遗产，但这笔遗
产与当今文学研究的现实处境关系如何，却是大有疑问的。传统的文
化似乎不可能再转化为文化传统。今天的文学作品，今天的文学活动，
今天的文学观念，今天的文学研究，都与古代遗产相距遥远，甚至在
精神上完全隔膜。这笔遗产至今仍然只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而未能成
为文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尽管我们满怀景仰，却不能得其精髓，不能
找出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来处理手头的难题。原因何在？不能说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或文学批评史的学者们用功不勤，也不能说这笔遗产不
丰厚或没有价值。问题的关键恐怕仅在于时空的变化。也许是一个世
纪的社会震荡仍然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文学研究和许多人文学科一样，
仍然处在震荡带来的眩晕状态当中。历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奇的世
界，历史同样把我们遗弃在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正如自然科学基本上不是我们的国学一样，多数现代意义上的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也很难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真正的传统。建立
在概念、判断、推理之上的现代学术的确只是“西学”，它不仅为几
千年的传统所忽视或鄙视，而且在当今的学术和社会氛围中仍受到某
些根本性的怀疑。几千年的历史（文学史是其中的一部分）似乎使我
们有理由相信：在文化、价值和人文学术领域我们不需要外来的资源
作为支撑，我们是个性独特、根基深厚的一类人，我们的精神生活自
有依据。但不幸的是，社会生活从道德伦理到文化消费，都为这种信
念提供了太多的反证，而文学研究今天所做的工作也主要是“西学”
范围内的事。
    症结也许就在这里：我们远离了传统却时刻想依靠传统，我们在
从事学术却根本不相信学术会带来真理。现代学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
的视野，但以新的眼光看世界的习惯并不是一天就能养成的。我们对
西学的怀疑不仅源于民族情结和心理恐慌，也是因为现代学科和学术
运作方式仍是我们心中的异己之物。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能问出我们的
窘境：今天，在经历了二十年种种社会生活现象和知识类型的不断冲
击之后，在一个多世纪的震荡充分显现之后，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仍然
由衷地相信学术能够带来真理，学术能够成为事业？我们还有多少理
由来说服自己？

    四 结语

    置身于没有传统的文学研究当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可能发
生的问题。文学研究如何界定自身的研究范围，如何适当处理其研究
对象，如何言说包含在文学也包含在世界当中的那些不可言说之物，
这些以往已经约定束成的常识必将成为以后日日困扰我们的难题。这
些远非所谓观念更新或“某某的现代转换”可以涵盖的问题，这些正
在侵蚀我们脆弱的心智而又不易察觉、不易浮现甚至永不可能具备学
术价值的问题，也许正是这一代人行将肩负的重任。
    但文学研究的独立并不是抛开文学现象或一切现存知识类型之后
的自成一统。文学研究如果建立自身的传统，这一过程必定要体现在
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自然包括文学批评。只是这里包含着一个
简单的悖论：深入的研究必须与对象保持距离。作为派生物的文学研
究不可能成为有独立品格和充满意味的文学研究，作为文学现象附庸
的文学批评也不可能成为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学批评。任何一种一成不
变的追逐都会蜕变为做戏，从而让所有的人厌倦，散失意味。文学史、
文学理论当然包含相同的悖论。到哪一天，我们才能养成不就文学史
而谈文学史、不就文学理论而谈文学理论的习惯？到哪一天，我们才
能真正了解冰山隐藏在水下的分量？
    文学研究的意味，是一张将我们与文学研究以及某些更为广阔的
世界或事业连接起来的网，是一张可供我们在思想中取食和行走的蛛
网。今天，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以文学研究为业的人数以千计，文学研
究这项日益庞大的事业正面临越来越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内部的
和外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术的和非学术的、重大的和细微的、
真实的和虚假的。在这种繁荣或忙乱的景象之中，闯入文学研究领域
的年轻一代也将面临不同的选择和命运。或许我们中间总会有一些人，
愿意在世界一隅耐心的发出一些细丝，努力粘连知识的碎片，象惠特
曼诗中的那只“一声不响的耐心的蜘蛛”一样。
                      （载《文艺评论》1999年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