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问题，高雅的学问

                          曾德雄                           
本文次　　

　　近些年，因为一些机缘，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学术界。许多学者对于中国的
现实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是，他们那些连串的概念、奥妙的理论，却往往让人疑
心所指是不是就是中国——这在那些年轻的学者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以我做中国
人的体验，我以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其实非常粗鄙。

　　这问题是什么呢？李慎之先生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除了以异族入
主中原者外，游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竟占绝大多数。”（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
，《开放时代》1998年第六期。）游民的思想是游民意识，游民意识的顺向发展就
是流氓价值观——在争夺江山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就是把这样的价值观发
挥到了极致的一方。

　　流氓价值观的内容，首要的一点是“不信”：没有任何原则。其次是：一切以
个人的利益为依归。综合上面两点，就形成了这种价值观的实践特色：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在所有这些手段当中，除了残暴这些显现的、易于为人看到的以外，还
有更为隐秘、更不易被人察觉，但所起的作用更大、更为持久的一类：以道义的谎
言来欺骗民众。欺骗的方式，当然就是“圣人无私心，以天下之心为心”，自诩为
代表了天下全体民众的根本利益。其结果，除了“得人心”、获得民众的拥护以外，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使自己的所有行为获得充分的合法性。因为“不信”，所以道
义的崇高性可以无限拔高而不会有任何滞碍。因为原本就是为了欺骗，所以在这无
限崇高的道义下面，当然就是无限残酷的反道义的行为。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是这样的流氓价值观。朱学勤先生
说：“可以说，从项羽失败刘邦成功，痞子文化已经进入中国文化源头，源远流长。
中国的宫廷文化表面上是贵族，骨子里是痞子，前朝痞子贵族化尚未完成，后朝的
痞子又取而代之。”（朱学勤：“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载《书斋里的革
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出版。）痞子文化是如何在代代相续呢？这中间，儒学所
起的“起承转合”作用功不可抹。每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借助于道德的名义，导致的
都是不道德的现实，而且其程度会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而不断地加深。这样的现实
使道德获得永远的言说空间，使道德的普遍性诉求获得现实的需要。而道德的普遍
性诉求正是儒学的精神晶核。道德的普遍性诉求与不道德的现实，正好给胸怀“鸿
鹄之志”的“世路英雄”以可趁之机，他们打出道义的旗帜揭竿而起。他们的出现
对于民众无异于久旱逢甘霖，立即趋之若骛。

　　但他们是不是就是圣人——或者用我们熟悉的说法，大救星——呢？历史早就
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们与被他们推翻的帝王毫无区别。梁启超因此认为中国人政
治能力低下。根据他的看法，每当改朝换代之时，皇权的控制都比较松散，“民间
若稍自树立者，一举而得自由自治之幸福，抑非难也。”但自由自治之幸福始终不
得，实际的情形总是“拒虎迎狼，莽莽千载也若彼”，他因此认为中国人的政治能
力低下。（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
真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或者说，以君子的理想人格冀望于小人。每朝的开国
皇帝难道不都是“民间稍自树立者”吗？但他们如何会有“自由自治”的理想。他
们的理想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他们不仅不
会给民众带来“自由自治之幸福”，反而是连帝位都还没真正到手，就要迫不及待
地享受帝王的“气象”，如李自成、洪秀全之类。至于夺得了天下的，自然更是极
尽奢华之能事了。从民众这一面来说，如果他能少一点地搜刮民脂民膏，就已经要
山呼万岁了——但连这也是不可能的。

　　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在西方的强大冲击下，中国开始
脱离过去。先是通过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奇技淫巧”，抛弃原始的冷兵器；接着
是维新运动，企图改革旧有的政制；再是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另起炉灶；最后是
新文化运动，要从文化上吐故纳新。这每一个过程，都显示着中国的一个进步。一
步一步，终于触及到作为一个社会根本的文化，但也恰恰是这个根本最难触动。在
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儒学失去了其主导的地位，但是中国
社会经过儒学几千年熏陶养成的道德普遍性诉求的精神依然存留着，而且在向西方
学习的过程中也立即找到了另一种来自西方、号称是更科学、更先进的以道德批判
为职志的学说，它的道德性恰好可以替代已经瘫软了的儒学，批判性正好可以适用
于当时的现实。于是，在经过几年的全盘西化以后，中国社会固有的流氓价值观经
过短暂的定神，以另一副面目显山露水了，并最终又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
这正是过了将近百年，但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目标依然遥远的根本
原因：我们不仅还没有脱离传统文化，它的以道德普遍性诉求的名义侵蚀生命的权
利、践踏生命的尊严的精神还主导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对它的反思也还只是停
留在其表层。

　　如果中国真的要求进步，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正视并认真反思潜藏在中国
文化最深处的流氓价值观。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现时代，也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提供了
思想的支点。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由社会的主
导力量赋予了追求个人利益以完全的正当性，它的思想意义在于：生命的权利得到
了第一次正式承认。犹如堤坝出现了缝隙，生命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就象久蓄的洪水，
定会冲决一切阻扰它的羁绊，它的权利和尊严，正应当成为我们思想的支点。中国
历史文化中的流氓价值观，或说痞子文化，或说游民意识，正是窒息我们生命的牢
笼，关注中国现实的学者，对之反而不加理会，个中的原因，要么是理性不足，要
么是胆识不够，要么干脆就是自己本人的身上就淌着这种价值观的血。

　　2000、4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