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说的和不可说的

                       曾德雄                           
本文次

　　四月七日，著名学者金观涛先生在广州作了一次学术报告，介绍了他目前的研
究情况。他正在领导着实施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对于中国现代政治观念的形成作
计量研究。具体方式是，选取1914-1930 年，重点是1915-1924 年的新文化运动期
间的十二种期刊，包括《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借助于电脑统计的手段，对
每一篇文章进行“规范性意义分析”，以把握每一种观念在中国的引入、演变，如，
同一个观念在不同的时段人们的关注程度及其本身含义的变化，结合对具体的历史
背景的考察，最终全面、清晰地呈现中国现代政治观念形成的实际情形。（参见金
观涛、刘青峰、章清：“中国现代政治观念形成的计量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
通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9年9 月出版。）

　　这样的工作，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一定会有一些经典性的结论，其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金先生的研究，却启发我产生了另一方面的疑问。根据金
先生的说法，他要通过把握“观念与现实的互动”，来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
给予恰切的解释。我完全赞同这样的立场，但我的疑虑也因此而生。有人对这十二
种期刊能否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观念表示怀疑，我却认为，即便把这个时段所
有的刊物都纳入研究范围，也不能就说攘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观念。这些观念，
都是“可说的”观念，但在中国的社会中，从来就存在着另外的“不可说的”观念，
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后者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

　　这“不可说的”观念是什么呢？李慎之先生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
除了以异族入主中原者外，游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竟占绝大多数。”“游民是在主流
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身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
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
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开放时代》
1998年第六期。）这就是游民意识，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流氓价值观。这种价值观
时时存在着，而中国的社会，自古及今，也都是由不断光大着这种价值观的人在主
宰着。正如鲁迅所说：“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 ……他们虽然至今不
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
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 ”（鲁迅：《南腔北调集·
谈金圣叹》）

　　虽然是“寇”，但只要“坐”着，就一定要披上华丽的外衣把自己掩饰起来，
“他们在为‘太祖高皇帝’以后，都要自命为‘奉天承运’、‘继天立极’，而且
总是要掩盖自己‘少无赖’的历史。”（李慎之，同上文。）同时掩盖起来的，还
有那不可说的流氓价值观。不仅不可说，反而要代之以另外的动听的言辞：“自古
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
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雍正：《大义觉迷
录》）成者为王，这里的“王”，除了帝王的九五之尊，更有道德圣人的意味，因
为，根据儒家的言说，“非圣人莫之能王。”帝王获取圣人的美名，至少有两个好
处。一，使自己的一切行为获得正当性，所谓“人主无过举”. 二，使道德的普遍
性诉求成为可能。道德的普遍性诉求正是中国礼治社会的精义，其结果，就是“使
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如果我们把“人”看
成是一条基线，那么在帝王和民众之间，正存在着一个通过道德的言说而导致的此
长彼消：帝王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神，民众成了失去了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臣民”.
中国社会的极权政治也因之得以建立。这一切，既有赖于完全不顾民人生死的残暴，
更有赖于充满无限机巧的道德说辞。而这两个极端的完满结合，正显示出中国社会
流氓价值观之大用。

　　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其中最“前无古人”的是皇帝被赶跑了。皇
帝虽然被赶跑了，但中国社会所固有的流氓价值观却在经过了短暂的沉沦、曲折之
后，又以另一副面目登场了，它的内涵和精神实质，较之其前辈毫无改变，照样是
枉顾民人生死的残暴和充满无限机巧的道德说辞，照样是这两个极端的完满结合，
只不过“随着人们的思维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进步”，砍头变成了枪毙（尽管如此，
也还有些宝贝舍不得丢弃，张志新不就被割断了喉管么），道德说辞中的“仁义礼
智”被认为是腐朽的，换成了另一种据说是先进、科学的东西。它依然是不可说的
观念——且不说中国的民众在这个世纪特别是它的下半叶所遭受的巨大苦痛，仅仅
从其不可说这一点，也可见它依然在主宰着中国的社会。它永远高举着民主的旗帜，
它甚至还允诺过“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但凡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感受着这两样
东西对我们如同美味佳肴对于乞丐一样奢侈。

　　它的不可说，给学者们的“研究”造成了相当的不便，因为没有“文献”可稽。
学者们紧扣着文本，做着细致的梳理，获得很多的学术成果，但由于所把握的观念
只是与中国的现实有关的部分观念——且非根本，甚至只是一件外衣——这些成堆
的成果也就只能是“自说自话”，对于中国的现实没有任何触动——假如他们想有
所触动的话。

　　这种东西当然不会有什么“文献”，掩饰还来不及呢。但是它对于我们生命权
利的侵蚀、生命尊严的践踏，不就是活生生的“文献”吗？我们的生命存在的状态，
我们的生命的境遇，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正视它的存在、揭穿它的机巧吗？“可惜
这么多年讨论文化，对中国文化中的这一黑洞，却视而不见。”（朱学勤：“是柏
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要么
说明我们很愚蠢，还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考到这一层，要么说明我们很怯弱，缺乏足
够的勇气去正视。

　　2000、4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