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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影子——当下知识分子的形象与功能
本文次
主持人:张闳 记录整理:梁宁宁
(1)暧昧的和无力的知识分子
张闳:上次我们打算谈一谈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形象和功能问题,我仔细
想了一通,觉得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我觉得所谓"知识分子"的形象十分暧昧,与
此相关的是知识分子对当下的社会生活的反应能力也大可怀疑,要么是"反应无力",
要么是"反应过度",总之是不怎么可靠。在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比较明晰,
比如,在古代中国,所谓"知识分子"往往就是整个社会制度中的官僚阶层的基本成
员,他们读书与他们对社会政治地位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
西飏:"文革"之前,知识分子形象也是比较明晰的,说到知识分子,大家也就
能想到他是个什么样子。其实就是脑力工作者。现在讨论知识分子,使人有一种感
觉:以前好像谁都是,现在好像谁都不是,很难找出确切的说法。
张闳: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依附在国家制度之上的一
群人,是制度的工作者,他们所有的知识、技艺都是为制度服务的,因此,他们的
社会角色的定位也就比较明确。今天,"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含义就显得比较庞杂。
依附于制度的文化人、独立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技能型的专业人员......统统称作
"知识分子"。
葛红兵:我觉得知识分子的暧昧性首先是立场的暧昧。传统的知识分子基本上
就是所谓"策士"。封建时代是为皇帝所用,在1949年以后也是基本上为体制所用的。
现在我们要谈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狭义的,是有人文立场、有道德立场、有信念的
社会文化批判者,而技术类人员,按我的理解,肯定不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从这个
角度讲,暧昧性是个立场问题。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有好几种,他们并不符合制度
的角色定位。第一种定位是把自己定位成世界蓝图的策划者,比如卢梭,包括今天
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世界发展的终极真理,世界只要按
照他的设计运作就可以发展,他所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知识运用到世界的正面实践
当中去。还有一类是所谓的道德理想主义者,认为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在这个实践
上为人类提供一种道德范式,他们是道德建设者,其他人则是道德实践者。前几年
所谓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主要就是这批人发动的。这两种形象似乎非常明晰,但
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则仍很可疑。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否能承担这种功能?
我觉得不能。知识分子形象的暧昧符合时代的潮流。知识分子的作用,我觉得在这
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说"不"。他举起一只手对大众说"不",举起另外一只手
对体制说"不"。让他作为一个设计者说"是",我觉得这不是他的功能。什么是好的,
这不是知识分子要回答的,知识分子只能回答什么不好,所以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功
能就是批判的功能。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与此相关,第一个就是知识分子批判的勇气
正在丧失。过去我们说是在体制面前丧失,今天是在"商品"这个更大的体制面前丧
失。第二是批判的立场,他说"不",但是找不到说"不"的理由,他不停地说"是",
却又不能承担这种功能。所以他的面目越来越模糊。我们要谈论的题目,从建设性
角度讲归结为一个问题:从知识分子本身的身份。另外,社会要允许知识分子担当
起反面的功能来,允许他说"不",这是让知识分子面目清晰起来的社会条件。
王宏图:刚才葛红兵讲得很精彩,不过,知识分子如果只说"不"恐怕是不够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在你说"不"之后,还期待着听你的建设性的看法,也就是要你给他
一个社会理想,一个乌托邦的蓝图。因此,你前面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和卢梭式
的蓝图设计者这两类知识分子也就应运而生了。但是,我们已经目睹了20世纪理想
的社会设想给人类带来的悲剧,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我发现在市场占主导地
位的社会中,人性的冷酷给人们带来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人们希望救世主般的人
物出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健全理性的知识分子不出来讲话,那种极端主义的思
潮和怀有其他目的的人就必然出来填补这个空缺。比如,"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
争论就是这样。自由主义者摒弃了像葛红兵刚才讲的那种道德理想主义和蓝图的设
想,主张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对社会进行渐进的变
革。但是自由主义者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精神魅力的不足,他们比较中庸,平
和,所以很难满足一般民众对社会的乌托邦的需求。这时,"新左派"就乘虚而入了。
徐友渔的一篇文章说,"新左派"除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就提不出对社会经济、文化真
正有建设性的纲领,但是他们为什么在很大一部分人中有市场,我觉得就是满足了
很多在社会转型的理想的空缺还有迷茫的感觉。人有时候就需要你给他一个简单的
答案,你提不出来,就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葛红兵:我在想,这个答案该由什么人来完成,我过去在想,该由知识分子来
完成。当我读完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我发现由知识分子来做哲学王,来组织
这个世界,最终导致的是人民大众将过更悲惨的生活,比如法国大革命。由知识分
子来设计,也许他设计的是最民主的社会,但实际上只要他设想了一个人用自己的
知识来笼罩社会时,这个人就成为了压迫者。现在我在想,给世界肯定答复的应该
是政治家。他有策略,有步骤,知识分子只是在政治家出现偏差是,保留一个说"
不"的权力,我认为这很重要。过去我们坚持整体哲学,从黑格尔以降的德国古典
哲学相信理性,相信知识霸权,相信知识分子可以做这个,因为世界有一个终极真
理,只要掌握了这个终极真理,掌握世界发展的规律,我们就可以设计出世界发展
的步骤。只要按照这个步骤,人们都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彼岸,现在我认为是不能
到达的,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个世界没有终极真理,知识分子也没办法掌握全
盘知识,也就没有力量进行设计,只有把这种权力让给实践当中的政治家以及每一
个个体,这可能更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
西飏:那么按照这个观点,知识分子是要退回来了,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
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应该让技术官僚来掌握世界,人文知识分子在一旁批判。我觉得
这只是一种想法,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知识分子就会丧失存在的理由。我觉得这些
问题应是相互交融的,不能过分纯粹地考虑。
张生:我觉得不是退回过去,而是明确化。以前知识分子很容易产生幻觉,他
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觉得这种最多是如葛红兵讲的那种"策士",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知识分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其功能就是批判,保持自己的理
性,如果你一旦卷入具体的权力运作中去,肯定会受到一套在逻辑上较为严格的规
律的限制。限制以后,就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很难超越利益的规律来讲话。
哈维尔讲的最漂亮的话就是在监狱里说的。我觉得知识分子还是应保持一种在野的
形象。像屈原、苏东坡发牢骚,都是在野时发得最好。李白给杨贵妃写的诗不值一
提,而被驱逐之后就写的好。所以我们讲这类知识分子不应相信有彼岸存在,就是
说,通过某种修正、设计可以到达彼岸,是不可信的。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尽量地
去批评,去校正,而不是给大众允诺一个"理想国"。这很容易包括一种极端的思想。
知识分子应是有"批评功能"的。而这种功能往往丧失了,知识分子往往受到限制,
或称"知识鸵鸟学",一是能力问题,更主要的是信仰发生改变,希望立言传世而无
烟火气。这也是为什么王小波的出现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其实王小波的东西写得
一般,但正是王小波喜欢批判现实,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个知识分子。王朔也是个
知识分子,王朔一直在批评我们这个社会,比如在王朔批评金庸之前,谁敢跳出来
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良知和勇气的丧失。有一批人,如研究知识考古学
已拥有发言权,但他们明哲保身,不愿意谈,一方面还认为现实生活是没意思的,
不能激起他的学术兴趣,认为这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这些年大学从"国学
热"开始,先来了个"自我阉割"。
葛红兵:我觉得张生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即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联系,我们
有一种误解,仿佛知识分子就是掌握了知识的人,知识分子的职能也就是去掌握知
识,这实际是知识分子迷信。哈耶克有一句话说得好:"承认无知是人性的一切基
础。"还有苏格拉底在死之前空虚的感觉,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在世界上清醒地意
识到自己是最无知的人,或说知识分子是这世界上最无知的人,在任何人认为自己
掌握了技能时仍然对这个世界感到茫然无知的人,这是知识分子首先自我认识的一
个起点。
张生:现在京沪宁的知识分子都在往"修成正果"的方向上靠,用博尔赫斯的话
来说是"知识掌握了他们",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掌握了知识、灵活运用知识
的人。其实,现在真正关注当下生活的人大多是三十多岁的人。
葛红兵:这可能是知识分子一种自我意识的偏差,与社会压力有关,压力越大,
知识分子的思想越衰退。
张生:有两种情况,一是知识分子不敢去把握社会,另一种情况是把握不了。
张闳:我觉得二位刚才讲的涉及知识的两种功能,一是知识真理,一是社会良
知。这都与知识分子有关,也是他们的矛盾所在。如果知识分子以追求知识真理作
为目的,往往对现实、人生反应乏力,即便有一些感慨,也是一些虚假的幻觉。而
当知识分子来充当社会良知的代言人的时候,则又往往容易得很愤激。社会毕竟并
不总是如知识分子所要求的那么美好。于是,他们就常常会变得很粗暴,企图将自
己的社会理想强加给公众。哈姆雷特形象能很好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状态。
当他思考生存的形而上学的时候,显得苍白无力,理智使他们成了懦夫。当他需要
介入到现实中实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则不得不寻求暴力解决。此外,知识分子还
剩下一种生存方式--霍拉旭式的,作为幸存者为历史作证,但代价是:必须忍受这
个世界的冷酷而苟延下去。福柯的特殊性在于他对作为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本身的
良知和批判性并不信任,而是希望建构"知识"本身的批判性功能。我觉得不一定是
改变知识分子形象的问题,形象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如何使我们对世界的观察、
经验,是我们的"知识系谱"有问题。一些持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坚
信自己拥有了最理想的社会价值系统,拥有了清洁的知识和思想,乃以一种粗暴的
方式介入现实,表面上看是很有"介入性",也很力量,实际上并不是介入生活,而
是离生活很远。
(2)知识分子的"半张脸"
葛红兵:现在是传统的话语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现在还是传道受业解惑修
身治国平天下这一整套的儒家话语体系起作用,知识分子往往以此为目标,谈道德、
理想信念,这一整套的体系主宰了批评,现在我们要将其颠倒过来,用新的叙事来
反抗它。比如,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对"先进"的崇拜,
包括鲁迅在内,他们都希望做先进力量的一部分,他们迫不及待地加入最先进的行
列,民主解放时他们站在民主解放的潮头渴望拿起枪来,阶级解放时他们站在阶级
解放的潮头,妇女解放时他们又站在妇女解放的潮头。我认为知识分子跟反动的阶
级划清界限,他们能做到,但进步的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划清一个角色的界限,即
他们不是那么急切地加入到进步力量的里面去,而是站在外面,同情并监督进步力
量。所以鲁迅曾有一个深刻的总结,说以后再也不加入任何组织了,他是反思他加
入左联的那次经历是说的话。直至今天,很多知识分子还是有这样一个冲动:要站
在时代的潮头,指点江山,这实际上害了自己。
王宏图:葛红兵刚才讲得实际是启蒙思想跟法国大革命以来形成的一种革命性
的话题,他们把历史作为一种线形发展的过程,你别无选择你如果不站在潮头就必
然落后,比如刚才几位所说的角色转换的问题,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对启蒙。循环也
是一种历史情况,不能把历史看作简单的线形的发展过程,这样很容易导致一直去
赶潮头,联系到激进和保守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二十世纪是一个日
益激进的时代,很多人到晚年已经产生怀疑,但这仅仅是从中国来看,如果我们把
视野拓宽一点,借鉴法国大革命以来普遍的实践进行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
用进步的话语展示自己,而不会被某一个阶层,一己的利益而包括在公共话语中。
张闳:也就是说知识启蒙源于自身光亮,而不是外在的世界,是知识照亮了这
个世界。
西飏:葛红兵,你到底是觉得这种启蒙是做不到的,还是没必要做的?
葛红兵:这个启蒙我觉得是可以作到的,但是不是知识分子去做,不是他拿起
枪杆子或加入某个进步组织中去。
西飏:你不能极端地认为启蒙就是去加入一个组织,不能这样理解启蒙。你说
的批评是不是一种纯粹的批评,你的批评还是会有一个依据。我觉得什么是好的,
所以我要批评。如果你觉得大众文化出了什么问题,你觉得什么不好,还是有标准
的。比如王朔,他觉得什么不好,他还是觉得有一个东西是不用再严格地讨论。我
觉得知识分子还是有一个标准,刚才你说的知识分子要去参加一个组织、政党去实
践政府的功能只是一种,但我觉得知识分子不去启蒙,不去唤醒,那和刚才说的缩
回去做学问又通了吗?不介入生活,那只能做学问。
葛红兵:我觉得过去知识分子正面的工作做得太多,比如向社会表明什么是我
的发展方向,然后我正确的东西强加给社会。
西飏:这种幻觉我觉得是知识分子不该有的,但走在前面去怀疑是可以的。否
则,就很容易成为张生所说的"指导员"。
葛红兵: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他做了指导员,他就丧失了批判指导员的
功能和意识。
张闳:古典知识的功能是"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本身就有这种权力,如果知识
没有这个权力,就必须寻找这个权力,而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很可能成为实现他知识
力量的一种力量。
张生:做了指导员,就会丧失批判精神,融入主流和社会理想的话语。比如鲁
迅早期的多疑,更多地表现在生活中而不是文章中:鲁迅也有一种线形发展的思维。
早期相信人的进化论,后来变成历史进化论,相信一种空虚的思想可以进化,这更
可怕。
张闳:他也未必就真相信,只是缺乏勇气面对自己内心的空虚和黑暗,选择了
一种自我欺骗。
葛红兵:从鲁迅身上我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特别孤独时,会选择什么,在传
统中国,政治体制对知识分子管理时非常严密的,比如儒家知识体系,两千年读经,
知识分子历史就是解经的历史,当代中国,知识作为体制内的工作者,比如批评家
被叫做"文艺界哨兵"。国家有一套管理知识的手段,鲁迅从中脱离就会感到孤独,
所以我想知识分子正面功能应该消退,反面功能强调,是说知识分子要做一个否定
者,要从知识管理体系中脱离是多么难,只有做一个否定者,才更有可能,我的想
法是体制应该放弃对知识学的垄断。解构知识分子神话我觉得和这也是联系在一起
的。
西飏:这又是一个幻想!
张闳:你说解构知识分子神话,首先要考察"知识神话"。知识分子的原始身份
是国家巫师,知识也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知识控制自然,国家控制知识。后来,
知识的神话有一点破灭了,变成了两种,一是术士,另一种是儒生。术士沉迷于神
秘的知识,儒生则学以致用。在现代社会,知识变成了一门科学,科学知识变成了
唯一的尺度,获得了支配一切的力量。"五四"时代引进了这种力量。
葛红兵:我觉得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不能不回到"五四",反思"五四"是必要的。
我去年写了篇随笔认为大民主、大科学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是放弃了自由的概念。
五四不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声音,只是被压抑了。现在我们常说回到五四,实际上是
回到五四那个激进民主时代。文革跟这条线是很接近的。现在有人开的直接民主的
药方,也和这条线有关。
王宏图:我想起拜伦的一句诗,大意是说,知识的树啊,不是生命的树。而人
们常常将知识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是对生命的扼杀。将知识看得比生命本身
还重要,如左派的一些做法,为了将来的某个日子,现在多少人都在所不惜,这是
对生命的漠视,我们今天的反思应该加入一个维度,就是对现实生命的关爱程度。
如果从超验的理念出发,就能推断出为了计划可以动用任何手段,我又想到加缪和
斯大林的论争,加缪的基本观点就是把人的生命个体,看得比任何崇高的理性都重
要,他认为如果为一种崇高的理念以某种手段而牺牲一代人的生命,那实际上就是
法西斯集中营的理论基础,现在的有些道德批判者恰恰忽视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古罗马的一个皇帝就说过,如果你要实现彻底的正义,除非把所有的人都杀掉。
张生:这种是一种精神洁癖。
王宏图:要把这些和人的生命关怀联系起来,不然就容易落入漠视人性的极端
主义。
张闳: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知识和权力合作的结果。
知识分子与当权者需要合作,这样,知识分子有了实现自己理想的知识神话的力量,
而当权者则得到了维护自身权力的知识依据。
王宏图:刚才说的知识分子不要做官僚知识分子,但政治家的思想也来源于知
识分子,如果罗伯斯庇尔来源于卢梭,列宁、斯大林来源于马克思,也就陷入了一
种悖论。
张闳:现代知识必须在反思古典知识的基础上重新来构合,使知识进行自我调
整、批判,超越自身利益。在今天的知识体系里出现了艺术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包
括小说家,尽量把握世界的丰富性,和理解世界存在的各种权利,保持生命自身的
丰富和完满。
西飏:更简单,更真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张闳: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的立场比传统知识分子更值得关注。
葛红兵:但我还是要强调知识分子的解放,20世纪是各种有形团体解放的过程,
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在潮头呼唤解放别人,另一方面他们自
己从来没有被解放,甚至每隔几年一次知识分子修理运动,而现在是一个角色解放
的年代。而我能谈的就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虚伪的人格是个大问题,不能认为虚伪
的知识分子能承担起批判的使命,怯懦、虚伪、软弱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够做什么?
知识分子要从压迫中包括人格压迫中解放出来,包括艺术类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也
非常严重。
西飏:怯懦不要紧,要看你们愿不愿意去面对。知识分子也未必就一定要去做
道德圣徒。
张闳:要维护知识的这种"清洁性",往往就要树立人格的楷模,制造人格神话。
其实,个人可以追求某种理想,但不能把它作为普遍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葛红兵:所以说任何枷锁都比不上道德枷锁,一定要解构它。
张生:许多思想圣徒谈俄罗斯知识分子,只谈批判性,精神资源,反抗精神,
从来不谈他们的婚外恋,这种思维和谈鲁迅是一样的。而知识分子的虚伪往往是自
身思想枷锁造成的。
葛红兵:真的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们有眼睛却看不到鲁迅一妻一妾的生活状态,
这里有神话的东西存在。
西飏:我关心的不是具体的什么事情,而是将考虑这个神话是怎样造成的。
葛红兵:现在还有一种普遍的想法,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市场对立,才叫知识
分子,这是一种误解。我在想知识分子最好的掩蔽所就是市场,知识分子从来在体
制中得到了掩蔽,市场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可能容忍知识分子。
张闳:市场问题比较复杂,但一些人只有简单的情绪。常常是那些在制度里的
既得利益者对市场最反感。这种反感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利益上的考虑,也可
能是为了标榜道德,按照他们的知识体系,首先判定金钱是肮脏的,所以在公开的
言论中要斥责金钱以证明自己的清洁,背地里未尝不向市场暗送秋波。
葛红兵:学院派知识分子往往如此。我在想知识分子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策士
化,在官僚体制中获得某中地位;第二种是学院化,是知识谱系的具体化。
张闳:学院化本身没什么不好,但在今天学院实际上扮演了"知识银行"的角色,
要别人去做"知识贷款",如果不去贷款,就会成为知识的赤贫阶层,知识流浪汉。
王宏图:学院体制往往会束缚人的手脚,例如人际关系和等级制的束缚。他们
希望在社会上有独立的形象,而实际上在学院里是很难超越这种体制的。这也是造
成知识分子暧昧形象的一个原因。
张生:知识分子自己也是"半张脸"。知识分子看到别人是"半张脸",正因为他
自己就是"半张脸"。
葛红兵:回到前边的问题,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做大众的导师,不能做下一代的
导师,这是中小学教师去做的。这点鲁迅就认识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自己很黑暗,
不能教育别人。
(3)死还是不死,这是个问题!
张闳:知识分子表面上温文尔雅,实际上最容易走极端。比如,在"新左派"与
自由主义论争过程中就常常会有一种"非此即彼"的武断,要么"新左",要么自由主
义。似乎世界上只有这两条路走。
西飏:就像余杰让人选择要么昆德拉,要么哈维尔,而且必须哈维尔。没有个
人选择权力。
王宏图:其实这就是抹杀了世界的丰富性,有时其实不是反驳而是质疑,有些
人先把你道德上抹黑,那么其他问题好像也不用谈了,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世
界是丰富多彩的。
张生:余杰对昆德拉的态度,他把小说中的主人公和昆德拉本人混淆,好像要
使这个世界尽可能黑白分明。其实知识分子应该是个"大花脸"。不能说不革命就是
反革命。
葛红兵:这方面我不完全同意,如果知识分子不批判人性的欠缺,不做一个殉
道者,那他还做什么呢?
张闳:你这个讲法在理论上没错,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不能要求所有人。人人
知道烈士是好的,但你不能要所有的人都成为烈士,这差不多就是谋杀了。
葛红兵:那知识分子应不应当做殉道者呢?应不应当有"为信念而死"这种心理
准备呢?
西飏:你可以这样,但不能要求人人也这样。
张闳:知识本身没有要求人殉葬,道德常常会有这样的要求。知识为人类生存
提供帮助。知识是让人活下去。
葛红兵:当世界的发展离开了你认定的知识的范畴,到底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说:
"我选择死,你们去活吧,哪一个更好,只有神知道。"还是选择像钱钟书、巴金这
样妥协、屈从、媚俗。
西飏:你说的没错,但苏格拉底说:"你们去活吧",而没说"你们和我一块死
吧"。
葛红兵: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更有殉道精神的
人,在宗教里,这种人叫"圣徒",但在现代社会里谁来承担?
王宏图:对于殉道者说,有一个绝对价值,而现在很难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同的
精神,这是的殉道者可能只是个人。
张闳:看来,葛红兵对知识分子还抱有某种幻想,似乎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现代
社会的"圣徒"。另外,有些要求也不是很恰当,你觉得知识分子的"道"是什么,如
果是社会良心的话,那么知识分子的"道"是否一定比一般人的更高?一个农民为了
自己的土地的权利而死,这也是"殉道",而且,一点也不比知识分子的"道"更低。
没有必要夸大知识分子的"道"的神圣性。
葛红兵:一方面我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承担一种正面的责任;另一方面我认为
知识分子在承担反面功能时,面对他所认定的不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讲话,需要献
出生命的,不为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怯懦。
张闳:知识分子当然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这样做的时
候,他其实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在做。这是一种普遍的"公民道德",不是知识分子
的特权。
葛红兵:我现在想,知识分子应该有可能对人性的弱点提出批判,否则无以区
分自己的身份。如果在一个压迫的时代,自己成为一个压迫者或者被压迫者,你如
何让大众知道你是一个知识分子,钱钟书、巴金恰恰是在文革中忘记了自己是一个
知识分子。普通人可以保持沉默,但知识分子不能,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喉舌,
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说话的角色。我始终在想这个社会中应该有这种人,
在黑暗中说话,在光明中也说话,否则知识分子何以立足呢?比如说哥白尼完全可
以放弃,布鲁诺可以放弃。
张生:你可以号召大家向布鲁诺学习,但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布鲁诺那样。
张闳:你这是知识优越感的表现,典型的"小布尔乔亚"情绪。布鲁诺的死不比
一个普通的农妇含冤而死更令人震撼,知识分子的殉道也不比一个农民为了保护自
己的土地而死来得更伟大,夸大知识的力量夸大了知识道义的形象,所以才会对知
识分子高标准。
张生:知识分子的死会成为一个事件,因为他可以包装,宣传,知识分子可以
为知识分子说话。而农民的死就没有这种效果。所以,红兵只对知识分子的死感兴
趣。
葛红兵:我觉得知识分子有时可以用一种极端方式来说话,用生命,用死亡来
说话,这是伟大的。
张闳:任何人这样做都是伟大的。为什么一定要夸张知识分子的伟大性呢?
王宏图:在道义上,布鲁诺是伟大的,但不能以贬低伽里略为前提。
张生:对,你可以有精神,但不能上升到一种普遍化的程度。不能要求每个人
都这样。
西飏:葛红兵一开始说不要启蒙,要承担批判的功能,现在说要有区别于民众
的精神,成为道德榜样。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张闳:喂,诸位,时间不早了。尽管问题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我们也只
好就结束在"矛盾"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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