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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新诗的基本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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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南

——兼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命运

一、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命运

中国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发动它的目的，原是要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充满生机和现代精神的新社会。但是虽然这场运动以及其持续而来的社会运动有如此良好的初衷，至今并没有把中国带入期望中的现代文明，相反，许多始料不到的严重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却因之产生。中国已不得不需要反省其改造之历史，吸取经验，以踏上良性革新之途。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社会改造的失败，可能在于它一开始就背离了运动的名义之意义，而出现舍本求末的错误。它并不是在于为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奠定文化基础，其真实着手处，并不是为文化革新本身，而是在文化的旗号下，追求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说到底，从思想而不是从文化入手，追求社会改造，富国强民的目的。文化运动或者说文化革新只是一个旗号。新文化运动包括三部分：思想改造、政治革新、白话文运动，浓缩在白话文运动中的文化革新只是附带的部分。社会革命或思想改造，单纯地说，在当时那种封闭的晚清式的社会状态（民国初年并没有根本改变晚清社会状态）下，的确极为必要和迫切。但是离开了文化改造，任何这方面的企图都是沙漠上的建造蓝图。所以，中国晚清以来的社会运动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文化运动，因此中国文化也就走向了悲剧性命运：

1、以某种思想钳制文化，而不是以发展文化来繁荣思想

这一场社会运动不仅以单一的某种或某几种在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思想作为运动斗争的工具，最后还将之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并借助政权甚至枪杆子的力量封为国家文化原则。这样，改造走了一个循环，从单一意识形态结构到单一意识形态结构，再一次窒息社会思想的繁荣，重复清朝社会。这一次，中国不仅仍然在思想形式上象一个封建社会，而且更可怕的是，还用一种并非自然生自中国土壤的异国思想将中国社会思想封闭起来。中国因此进入了与文化殖民完全不同的思想殖民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是思想压抑和文化危机并存。

2、它视文化革新为一种附带，因此轻视文化的基础地位，从而扭曲并破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思想的土壤是文化，因此，思想的生长、发展和传播是以文化为支持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后期发展停滞下来，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机器人为阻止中国文化土壤自然地生长思想甚至阻止文化本身的自由发展。因此，要中国获得发展，当时主要的任务应该是让中国社会自由，松开对中国文化的制约和束缚。

但是，不幸的是，这场世纪初发动的中国社会改造，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土壤性地位。革新者们将思想革命与文化革新割裂开来，迷信思想可以空中开花、空中结果、空中传播，导致迷信舆论控制而轻视人民心里的文化认知和承认。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背景，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很快沦为意识形态运动。到了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政权更完全把文化糟蹋为政治的强制舆论形式。不仅拿掉了文化中据以发展思想的自由条件，而且，更进一步，拿掉了文化中的文化本身。中国当代实际上没有了文化，只有完全附庸于政治的舆论工具式的假文化。由于这一次中国民间社会的范围较历史上更为缩小到几乎不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甚至渗透到家庭内部），此次文化危机为整个中国历史之最。

3、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轻率的不负文化责任的举动

白话文对古文在文字上的改进不是渐进的，而是突然式的。理解这里的负面意义，应依赖于这样的认识：语言的呈现，不是自为的，而是由作为见证者的人来呈现的。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语言水平，是由其国人的语言运用能力来呈现的。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有过文字革新，但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如此突然的狂飙式的水平上进行。对许多五四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对文字初习者来说，突然间便被拿掉了中国历史的文字，而面对一套新创的文字符号。

文字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有承载着历史厚度的文化的文字，它传递的是有历史的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字体系，中国白话文，其文化价值含量，依赖的不是中国古文的能量，而是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多少的文化能量。正常地说来，一百年太短。尽管我们多么期望中国当代出现大作品，可是，从语言的发展规律看，这怎么说也是一种幻想。如果我们今天有了白话文大师，在文化造诣上不逊色于同时代的英语大师，法语或德语大师，那么仅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国人先天素质太高，二是中国人学习古文，学习外文，并据以融会贯通发展白话文的能力太强。今天，随着古文大师们逝去，与古文时代的隔远，这种成功转化古文的希望也就越来越小。退一步，中国出现一两个天才，对于中国群体来说，则仍然会生活在文化贫瘠或语言单薄之中。文字是群体的文字。因为群体在文字上的薄弱，发展民族文化所依赖的群体支持、吸收条件就更差。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一些较优秀的文化健将时有旷世寂寞、孤立无援之感，也与之有关。

关于白话文发展，还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文化摧残政策，甚至发生比停滞还要可怕的扭曲现象。这里所言扭曲现象主要指政权力量运用暴力窒息文化自由发展，以推行意识形态化的畸形文化。但是，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当代文字史上，还有直接的破坏文化及文字稳定的所谓文字改革事件。1935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曾经酝酿简化汉字（白话文），目的在于“鉴于匪区（指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实施教育的重要性和困难”。这次改革因戴季陶等人的反对而作罢。不幸，共产党的政权则使用反右派的政治迫害运动，阻止了正常的反对意见，在1958年经两年的准备匆匆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目的在于迅速消除文盲，显示“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这种改革完全违反民族文化的稳定发展规律，放弃了文字改革只宜调整（左起横写）和整理（删除异体）的规则，而开简化割裂的恶习。[2]

关于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这里需要作一些哲学上的补充说明，以加强对中国白话文发展和成熟所需要历史长度和创造努力的理解。

在语言哲学中已经有很多关于语言发展的深入的阐释和反思。柏拉图比较早地揭开了对语言学的讨论。他折衷了肖合说于约定说的说法，即一方面认为字（语言）与物有固定的关系，本身并不随意；另一方面坚持语言不过是工具，用来传达知识及分辨事物本性。尽管他的工具论受到后世尤其是现代语言学的激烈批评，但他关于语言创造的复杂性和非随意性的分析却极富有洞察力。他指出语言虽有约定俗成的一面，但主要出自人类的非随意性创造，语言制造者必须具备某种能力，知道如何相应事物本性，按照某些法则来创造文字，如会意（用相关的字于义来加以引申，以凸现某意义）、指事（以较具体的事象来寓意较抽象的事理）、形声（用字母声调之特色来表达个别情态）、转注（意义相关联或相对立之字辗转互训）。[3]中国文字学有所谓六书，除了上述四种法则，还有象形（绘画一物之形象来作为一字）和假借（无计可施，则假借另一字之音义来达意）。从这个意义上看，白话文仅文字创造和发展的角度，就有待时间的积累。

但是语言还不只是文字本身，而是其传递的信息能量和各种传递的结构方式。语言的厚度是在结构（句子、陈述、思维、判断直至各种文学形式）的运用中历史地累积的。语言的深度和高度是各种以奇妙文字、语法结合以达到意想呈现的结构运用为历史地累积的。

现代语言学批评地发展了柏拉图的语言学，一方面坚持语言由自创造，另一方面放弃“知识先于语言”的假设，语言不被简单地看作工具。二十世纪的现代解释学多认为知识开始于经验，而语言之存在不后于经验，二者一般至少同是开启知识之门。所以人不能离开语言对事物意义产生理解，由此知识核心义的获得不见得先于语言。梅露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在其名著「知识现象学」中有这样的提示：语言有其内在意义；思想不离语言：语言实现思想，思想内在于语言，语言就是思想。像我们理解知识于经验中累积一样，我们也可以获得对于时间之于语言的认识：语言的知识之途，与语言自身的不中断的演进有密切关系，语言的中断也是知识的中断。[4]

关于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悲剧命运，还有许多人不这么看。他们有的以为文化是应该有倾向性的，应该有引导地发展。这真是悲哀呀。文化的发展怎么应该被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以自己（或者自封为代表群体〕的观念或利益追求而被“引导”或控制呢？群体的文化怎么不是由群体去自由发展呢？发展中的文化怎么会有固定的文化代表呢？我们在中国古代史学故事中，曾见到有史家不惜生命去捍卫史记的真实性的事迹。其实文化更需要这样的捍卫，因为文化是我们据以生存的基本的历史和现实空间。陈寅恪先生以为在文学脚本中更容易观察到全面、真实的社会历史，但是在当代这样一种控制文化下的所谓文学脚本里，恐怕只有政治高压下的扭曲事实。

二、中国新诗的悲剧历史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其存在和发展，表现为各种文化的自然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如早期神话、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以及后来的自然发展出来的诗歌、戏曲、小说、散文等等文学形式，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自然科学和纯粹的社会科学也都可以归入文化之中。文化的底蕴多寡，在于积累和创造的厚度，在于代表这种文化见证的大文化师的高度。诗歌是文化中的一个具有精神气质的核心部分，也是最前沿的部分。诗人，尤其是最杰出的诗人，是对同时代和未来的文化和语言最敏感，最有创造能力的一种人。哪一个民族有了时代性的杰出的诗人和作家，我们会对这个时代的那个民族肃然起敬和向往，例如英国的莎士比亚、济慈、叶芝，法国的波德莱尔，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普希金、叶赛宁，印度的泰戈尔等。

当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因为新人的努力是要彻底告别过去，古文未及转化进入白话文即被逐，中国辉煌的古典文化便与我们在文学和其他许多方面远离我们而遁入历史。

中国新诗的兴起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附带部分。因此最早的新诗首先不是为诗歌文化而诗歌，而是为了竖立白话文的政治旗子。五四时期写新诗的人，包括郭沫若，胡适等在内新诗的旗手，大多数有意识地割断古文，追求有所谓政治意义的新诗写作。如郭沫若的“女神”，充满了浪漫气息，但不是诗歌的而是政治斗争的。

五四时期和之后一个时期最优秀的新诗诗人是徐志摩和戴望舒。徐志摩是一个没有政治气息的而且具有自由文化气息的人，他的诗歌可以说没有明显任何设限或工具性。他的不幸在于，他生活在新诗的初期，一切白话文化待新建，而他就是一个负有新建任务的人。他因而或多或少染上了这种压力，表现出与古文隔离的愿望。另外，他选择了抒情体裁和题材，因此，虽然他对新诗在这些方面作出了主要贡献，但是也就仅此而已。在他这里完成的新诗，还只是一块十分单薄的木板。诗歌大厦还是遥远的事情。

新诗运动一开始就是感染着政治对抗菌，而之后越来越扩散着这种政治伤寒细菌。发展下去的是更悲剧的历史。新诗不仅要染上政治意图，到了艾青、何其芳、贺敬之等那里，新诗还扮演了献媚政治的角色，沦为政治舆论工具的一部分。读他们的诗，有文化良知的人会为其中歌谣体的优美和语言的媚俗的反差而落泪。这是诗歌史上最明显的体裁与题材分裂的例子。题材失去了自由和文化气质。

与此同时，政治权力挥舞大棒，扮演了驱逐和扭曲诗歌的角色。对一切不献媚的都进行了无情的摧残。不光是舆论的垄断，而且是人身的消灭或管制。

尽管政治暴力，在中国还是有许多负有政治和社会良心或者负有文化良心人在抵抗这种文化摧残，为新诗作奠基的努力。

1949年以后中国的诗歌抵抗运动，被称为地下诗歌运动。既有的地下诗歌，基本上都是现实反叛诗。我们可以把中国当代地下诗歌视为是五四以来的新诗政治化式发展的两线之一（另一线是沦为政治舆论工具的所谓当代白话诗）。[5]

很多地下诗人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努力都不幸地消失了。部分被传播出来的或者还没有被消灭的因为文化控制，在角落里散发出“呼唤”诗歌文化的气息，闪动着一些黑暗里的光芒。读中国当代地下诗歌，被地下诗人们认为突出的作品许多都是直接的政治反抗诗。如芒克的“太阳”中的第一段：

太阳升起来，

天空血淋淋的

犹如一块盾牌。

「今天」诗社主将北岛除了谴责和反叛现实政治暴力之外，更表现了一种建立新的政治式道德的愿望。即使他的被认为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夜”也不例外：

我们笑了

在水中摘下胡子

从三个方向记住风

从一只蝉的高度

看寡妇的世界

这些诗之所以只是对诗歌的“呼唤”，在于还没有足够分量代表纯正诗歌。迄今为止，这些政治高压的反叛者许多还仅仅只是现实或政治的反叛者，而不是成熟的诗人。这些我们能够在某些角落里见到的作品，许多都只有挣扎的味道或者说向往诗歌的姿态，还不是真正意义的成熟诗歌。它们为应付当下的压力而匆匆反应，对政治暴力挣扎，诅咒，哀怨，绝望，统统这些，都还在“反政治暴力的政治”的水平，甚至远远达不到哈维尔（V. Havel) 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的水平（后者已经接近于文化），而且更达不到文化意义上的自由状态的诗歌水平，是对抗政治暴力的政治化诗歌的延续，而不是文化内涵的纯正诗歌的发展。[6]

三、中国当前诗歌的发展特点

中国当代诗歌的特点，明显有两个：一是批判现实主义倾向，二是文化贫血倾向。

1、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和想象力窒息

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它的本质就是带来想象体验。诗歌就是想象，就是心灵的回荡、沉入和敞开。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能象诗歌那样用语言打开人的心灵的想象空间。想象和思想不同，思想是一种定向的有结论式的思维活动。思想是想象的封闭，而且它的过程也是封闭的，是固执和内闭的。但是想象却是开放的心灵体验，它是无定向的心灵旅程。

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当代诗坛却因为种种不良于新诗滋长的环境，形成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尤其政治化倾向。政治诗，广义地说，属于现实主义或者说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部分。政治诗，往往意味着想象的封闭，因为封闭性容易在对抗中形成。对抗政治往往就成为政治本身且仅此而已。

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主流，有现实政治批判、现实社会批判、现实语言批判和其他类型。北岛、孟浪等是现实政治批判者，韩东、于坚、叶辉等是现实社会批判者，翟永明等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女权运动者。几乎在各个现实结构的对立面都能发现地下诗人的批判存在。每一种批判现实主义流派，最后都可能在对抗中定向，内在地封闭想象。不仅牺牲语言内的想象，更限缩语言上的想象。

一些诗人以较隐蔽的方式表现着现实批判。无论怎样隐蔽，即使在自称为语言革命的四川非非诗派那里，那些较为突出的作品骨子里头都是反现实暴力。万夏、杨黎、柏桦、何小竹等非非诗人从反思“今天”、“莽汉”的政治道德倾向开始，并力图与世界语言运动合流，消解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和道德一体性，但是这种从语言入手的努力依旧是激烈的隐蔽的现实反叛，而不是自如心态下的诗歌。“非非”诗人针对的不是直接的政治结构，而是政治结构下的语言模式，他们是现实语言批判者。如非非鬼才何小竹的「组诗」中“太阳的太”的章节，他开始了这样的“造句”：

1、阳光普照大地。

2、高一、二班有个谢晓阳。

3、今天，物理老师在物理课上叫我们打开第23页第二章第一节预习：“阳离子”。

4、我舅舅在“红阳”三号当水手。

5、星期三，我没去夜自习，偷偷去“向阳”电影院看了电影“阳光下的罪恶”，这是不对的。

6、大扫除，我主动要求和班长去打扫又臭又脏的阳沟。

7、农假忙，我在家帮母办阳春。

8、阳雀喳喳叫。

9、阳痿¼¼

人们喜欢这些作品，不是因为它们是诗歌，而是因为它们是对政治暴力或现实意识形态化语言的愤怒。它们的能量不是诗的，而是批判的。中国许多当代试验诗借用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当代诗的许多构造形式，但是却转向了非常的背离诗歌的题材和用途。从这里，人们，尤其是世界范围内包括我们的后人在内的人们，还不能品尝到真正诗歌创造的甜头。

当然，不是所有的政治素材或政治反叛的诗，就一定不能成为优秀的诗歌。政治反叛诗，如果仅以政治素材作为诗歌平台，其创作的纵深部仍是基于诗性而发挥，仍不失为纯正的诗歌。极少数的政治素材诗，幸运地获得了纯正性，如孟浪的这段诗：

我打开酒瓶，收集世界的香气

每个花园都太相似，纷纷失去自己的名字

跟太阳相反，跟太阳相反

黑压压的土地仍在努力地向前奔涌

哎，我的目光竟割去一片沉寂的马蹄

在这首诗里，孟浪虽然带给我们浓厚的政治批评气息，但是他打开了我们的心灵想象之门，从语言内在的丰富想象到语言上的精神的自由敞开和回荡。

2、文化贫血和诗歌的单薄

白话文运动的突然性，也因此使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当今其他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俄国在内的起点不同。其他国家是在继续历史延续中的诗歌，是历史诗歌的当下转化，而中国新诗是白话汉语诗歌的新造。

中国新诗人要缩短这个差距，原可以考虑的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迅速连接中国古文的文化能量或者他国语言的文化含量，并且转化到新的白话文构造中。另一个办法是忍受时间的漫长性，逐渐通过历史的文化创造和积累，达到白话文的丰富和历史性的饱满。

前一个办法，是一种语言建设的幻想。但从语言的发展规律来说，连接转化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接受殖民转化的话。一种新语言的创造和发展，与他种语言，没有焊接成功的说法，不同语言之间没有能够直接连接的先例，只有创造性吸收转化的先例。美国文化和文字就是一种殖民式的连接转化，由之而从英国文化历史直接获得含量。中国白话文与古文，中国白话文与外文是不同的语言，只能有创造的转化，即采取后一种办法。

后一种办法，即历史积累，需要耐心和具备不中断的文化正常发展的条件。初构的完成，将以第一个大诗人的出现而完成。然后，进入下轮更高的创造。如此反复，才可望与历史上的古文或其他国家的诗歌文化相媲美。

中国新诗的目前状态，的确首先受到白话文的新造性限制，完全滞留在初构阶段。中国新诗目前的限制，还不仅限于时间问题，而是更窒息于政治权力的扭曲，因为目前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现实条件是，政治暴力还在继续，文化摧残依然。一部分人被官方封为诗人，并且占领舆论。他们的东西，是在滥用和简化诗歌形式，表达献媚的题材。这一类人当然是在破坏和污染诗歌创造。另一部分人，在达不到舆论或传播的地方，还在随时作好坐监狱准备下，被政治压力支配以地下诗歌的名义写作。这一类作品，多数在作政治的挣扎，也依然在诗歌的遥远的边缘。可怜的中国白话文和它的新诗，就象一个贫血的孩子却又生活在暴力的贫穷家庭，即不健康，又得驯服于粗鲁的家长命令，从身体到精神都在贫血，并且症状随着年龄的成长日益老化。

西方有历史的国家，目前的诗歌发展，多数已经透过了工业时代厚厚的窗帘，在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痛苦的试验之后，又挺入了更为宽广、人文气的当下文化空间。现在的诗歌，不是被工业价值或经济危机吞噬，而是以超自由的心灵吞噬了价值偏执。当下的诗歌越来越在复杂的生活场景透出迷人的人性气味。对于当下现在的诗歌问题，文本的审读结构明显更为复杂。我们已经再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样以某种标准化了的所谓审美模式来解读当下的诗歌文本。当下的优秀诗人们已经从当下社会的人文环境和动荡复杂的生活节奏里依各自的特殊性创作出新时代的伟大的作品。当代的伟大的作品不仅在阅读的一瞬间震撼人心，而且总会有一股复杂而变幻的人性魅力迷漫其间。虽然新解释学相信，文本一旦离开作者，作者便无法控制，解读的权力将在读者手中，但是对于优秀的读者，只有伟大的现代作品才会赋予现代人这样的机会。[7]

近年来，西方评论家对中国大陆诗人有一个尖锐的批评，就是中国当代诗人在民族文化的历史承接上发生问题。读许多中国新诗人的诗歌，尽管是用汉语写成的，却读不到中国文化的气息，倒象是从西方近现代诗歌里获得充电的电池。这个批评是很中矢的，因为许多中国当代诗歌是在读西方诗歌的直接触动下作出的，是读诗的诗歌，或者对西方诗歌的解读记录，而不是写诗的诗歌。真正的写诗，必须是由诗人用文化内涵很强的语言，直接面对环境或现实的心灵而作出。但是，这个批评也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即使中国当代诗人完全面对心灵来写作，也要遭遇文化断裂问题。白话文与古文的断裂已经使文化承接成为难题，同时，加之白话文短暂而扭曲发展的历史，这一切都使中国当代作者可以运用的文化资源和文字资源极为匮乏。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所以，对中国当代人来说，由于历史的割断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意识形态化现实，人们的生存状态基本是文化缺乏厚度和辐射性，文化的肤色似乎是黄的，但是是扭曲了的薄弱的并且人为地轻率地染上自己还没有理解的诸多其他颜料的那种黄肤色。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新诗先天不足。它的成熟还遥遥无期。

四、开创中国诗歌之未来

对于未来，我们总有理由大胆展望。但问题是时间，人生苦短。中国新诗的见证者在文化窒息的时代尤其有这样那样的悲观情绪。许多新诗人因此放弃创作甚至厌弃被压抑的生命。

在今天，负有白话文化开启和新诗建设使命的中国诗人在追求艰难事业时与一个自由时期的诗人面临的压力很不同。这种不同有可能是破坏诗人为诗人的因素。事实上，中国新诗人中的许多都是政治感伤者或反政治暴力的宣言者，并由此弃离诗歌。诗歌就是诗歌，它可以因为政治动机，但它主要是因为诗歌的感召，它的结果是诗歌的结果，是时间树上的诗性想象，而不是政治的反抗。一个诗人可以成为政治反抗者，但他之为诗人，必有单纯的为诗人的一面。真挚的政治反抗者和诗人都有一颗良知的心，但这颗心开放的方向和方式不同。

所以，要开创中国诗歌的未来，首先的解决是，政治与诗歌的分离。一方面是官方放弃政治控制，让中国文化在自由中恢复生气，获得时代和空间的真实核心意义。诗人完全或主要去面临来自诗歌的压力，在自由心灵中听从诗歌的感召。另一方面当政治暴力不可除，诗人则应往前一步，拿出诗人的大蔑视精神，越过政治的干扰但不是回避政治，直接深入到诗歌的世界去，超越现实的文化封锁。换言之，从直接回应政治暴力中解脱出来，挺入更深广的创造领域，履行一个诗人的责任而不只是政治的责任。单纯的政治反抗，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只有和文化创造性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消除政治暴力的根基。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要有“超现实主义”的态度。

中国当代诗人需要从超现实主义立场中重新获得想象力的解放。诗歌的过去，是可能性的有限的实践，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诗情画意”意义的诗歌，还是法国的意象诗、波德莱尔的“超现实主义”，或者美国的城市现代诗，都只是某种可能性的表现。我们的诗歌文明正是要在有限的时代，获得人性有限的突破，挖掘各种可能性。真正的超现实主义的本质气质是心灵的开放。这与布鲁东所称的超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后者立于一种有意识的逃遁现实的立场上，借助于巫术、算命术等神秘工具达成，透过思维的神秘递进而不是心灵敞开来捕捉世界。[8]真正的超现实主义是打破现实局限，无拘束地开放心灵体验。是针对现实的无工具的超越。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也都不是真正的超现实主义，而是机械时代甚至信息时代的现实主义，是工具超现实主义，是借助工具蒙蔽心灵封闭的事实。浪漫主义是农业文化时期的超现实主义，但它的空间是田园、庭院，它的素材是那一时期的爱情、旅行等。浪漫主义已经不适合当代世界的时空，它是存于人类幼稚期的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在当代将就新的环境下的素材展开。陈东东的「防波石堤」中的一段给我们展现一线希望：

渡河的日子就在眼前。他听见

更多的鸟儿随风潜入

盘旋，舞蹈，栖落

象到来的花瓣

依据火焰抵抗着残冬

火畔一个人

在读他的典籍

第二个要解决的是地域性和现代性创作问题。中国新诗人的工作不是复兴诗歌文化，而是白话文诗歌的创造。这就是说，古文的文化史的复兴，随着白话文的发展，已经不可期待，可期待的只有转化的创造。围绕着现代生活和各种经验形式，白话文的发展将需要完成各种结构的试验和接受，形成复杂的透彻能力。中国新诗人的工作也不是抄袭和大段借鉴西方的已有的东西，而是有两个需要出示的新见证：中国的地域性诗歌感知，中国当代的结构性。这种诗歌的感觉，对于当代中国人，有一种闪亮心灵被深入偷窥的震撼，对于外国人，则有一股具有可转化质的域外体验的神秘触动。

但是时间问题始终是一个只能以长期等待来经历的问题。新诗的未来需要时间来积淀，诗人的自觉借以时间才可达成中国新诗的辉煌。一个时期里，诗歌含量的薄弱是不可避免的，早期的努力会象单刃刀那样闪亮。如林北子的「在丰城的长堤上走过」：

在丰城的长堤上作过

堤下是泥沙，陈旧的黑船和迷茫的赣江

没看见雾，我就是一团平静的雾

瘦长，在长堤上走过

然后蹲下来，细细地看着草坡上的牛群

想一想牛儿是否也有爱情

天色已晚，我远离城市、报刊和消息

但一小时有一列车，轰鸣着

冒着空气的尖锐前进

这时我想起一个女人

眼睛勾勾的，从暗中递过来

“我爱你”那天气里声音就这样清晰

池塘就在不远，水上的鸭子白得透明

二只，三只，全在透明的水下

表达静静的痴迷

四月啊，这沉默的嘴唇已有了醉意

如果是秋天呢

如果秋天的刺球滚落

抬头望去的水浪，是否会怀着阵痛的惊喜？

当我们阅读这样的诗歌，我们的想象力已经张开了想象的眼睛。虽然它还单薄，但是有着某种通往语言指向的心灵坦荡世界的磁性。这种努力的累积的未来必然是，随着时间经过，中国诗人的诗性经过一个枝叶生长期，终会辐射出叶绿素将各色光芒吸收在勃勃生机的大树，生活的大地从此富含绿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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