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

                     刘禾
本文次
    
                     ——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

　　去年十月二十二号，我邀请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到柏克利加
州大学做一次公开演讲，拟定的题目是“社会理论中的历史方法”。弗兰克到达的
前几个星期，消息就传开了，所以演讲的那天下午，会议厅里早早挤满了人，听众
里不但有拉美研究中心的学者和博士生，还有来自欧洲研究中心、东亚研究所、东
南亚研究中心，以及英文系、政治系、经济系、东亚系、历史系、人类学系和其他
学科的教授和研究生，可谓盛况空前。演讲开始了，让在场的人全都惊讶的是，弗
兰克的开场白用了这样一段话：“大家都赞美欧洲文艺复兴的科学精神，但你们知
道当时的欧洲人利用科学测量手段在干什么？威尼斯的齐奥万·玛利·博纳尔多在
他一五八九年的《换算成我们的长度单位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的书里煞有介
事地说：‘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5英里，宽度为2505．5英里；天堂与我们的
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依我看，此人测量得再精确也进不了天堂。这些科学家
为什么对测量有那么大的兴趣呢？他们量天堂，量地狱，量来量去，死了以后还是
进不了天堂，注定要下地狱的……”弗兰克越说越长，越说越激动，似乎忘记了自
己的主讲题目是什么，坐在一旁的讲评人、弗兰克的朋友王国斌教授（R.Bin Wong）
，终于忍不住提醒他说，贡德，是不是该进人正题了？弗兰克方才打住，说了几句
表示歉意的话，然后才开始了他的正式演讲。弗兰克随意的开场白明显带有讽刺的
意味，这其实也是他的理论倾向的主调，因为这位理论家对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从
来都持有怀疑，这种怀疑精神贯彻始终，使他毕生都是一个叛逆者。

　　弗兰克的名字对中国读者应该不陌生，他是依附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世界
体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在六十年代，他关于拉丁美洲的著名研究就在全世界
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他这次在柏克利的演讲题目与拉丁美洲没有直接关
系，而是围绕他的新作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8）
，对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方法论盲点，尤其是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做了一次尖
锐的批评（此书的中译本最近刚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另名《白银资本——重视
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成译）。弗兰克的讲话风格一贯咄咄逼人、锋芒毕露，
经常让论辩对手下不来台，这在西方公开的学术场合是很少见的。我还记得一九九
七年在杜克大学听过他的一次演讲，当时听众里有人对弗兰克的议论提出疑问，弗
兰克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给我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使那人颇为难堪。弗兰
克的尖锐性不仅是个性使然，而且跟他理论上的彻底性有关。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
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并汇入学术
主流，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到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凡
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
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出版后，获得一九九九年世界史学会图书奖头奖，但也
马上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弹。作者在书中推翻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他自
己早先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阐说，同时又对亚当·斯密、马克思、桑巴特、涂尔干、
韦伯和波拉尼等诸多理论家的欧洲中心论和他们书中提出的有限证据，做了逐一的
批评，换句话说，《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
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
“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
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OO-18OO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
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
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
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
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
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
的无稽之谈。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在某些人眼里自然十分可疑，但弗兰克在书中
举出了大量的有关白银贸易的极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论说，它们给凡是读
过《白银资本》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有些证据对弗兰克某些问题的论证还
显得不够充分，或许还有对作者更为有利的证据，书中尚未涉及（比如第一手中文
资料的缺乏，就是本书的明显缺点），但不论怎样，读者都无法绕开书中已有的证
据去反驳作者的观点，也无法不正视作者提出来的那些重大问题，更何况现有的证
据已足以支持弗兰克的主要论点。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
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谈
到了中国，也不在于作者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
新定位（即在这一特定时期中国所居的中心地位），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
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现代”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
的清理，诸如现代文明如何发生，资本主义如何起源，“西方”和“东方”究竟是
一些怎样的知识构成，以及这种知识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世界史的创造，还有，种族
的观念怎样替文明等级论发明了一整套（生物）科学依据等一系列问题，都不能逃
脱这一检讨。例如，用这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
全球的视野在这些领域里是多么缺乏，现有的结论中隐藏了多少关于“西方”和“
东方”的成见，当人们开口闭口讲晚清闭关锁国，讲落后的封建社会，讲“亚细亚
生产发式”，讲传统的愚昧（好像现代就不愚昧），这里面既没有全球的视野，也
没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视野。随些成见的形成和传播最初起于十八九世纪西方（尤
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商人、远洋船长的写作，经由康德、黑格尔以降众多思
想家的想像加工（因为这些人既没有到过东方了也没有能力使用欧洲文字以外的文
献），继而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各派社会理论的正统，从而获得普适性，变为常识。
此类常识经由大众媒体和专家的言说被不断地复制，不断地更新，长期以来渗透了
东西方老百姓的自我意识，被人们当做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本书在解释鸦片战争和晚清没落的原因时，就不知不觉地步
入成见的陷阱之中。作者将鸦片战争这一改变世界史的重大事件，落实在中国人究
竟犯了什么错误这样一个问题上，以图让“以史为鉴”的老命题，在改革开放的新
形式下，获得民族振兴和现代化的新内容。在这一急功近利的国家主义前提的推动
下，作者无法将其眼光从中国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区，进一步推演自己的逻辑。如
果按照他的说法，中国人在与大英帝国交战中犯了“错误”，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
那么我们能不能问，为什么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犯了错误，
而惟独英国人没有犯错误？

　　《白银资本》一书可以看做是一本世界经济史著作，但对历史研究来说，它的
方法论意义绝不应低估。弗兰克提出的在世界经济的大结构中看资本主义的发展，
即所谓全球视野，其重点是无论对“先进”的欧洲或“落后”的亚洲和其他地区的
历史解释，不应只从它们各自的“内部”去寻找根据，而应在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
的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变动关系中求得答案。因此，当我们进
入十九世纪这个在全球范围发生侵略和被侵略，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领域，并对其
中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研究的时候，这种大视野尤其必要。无论对殖民者，还是
被殖民者，研究者都不能简单地从当事人的意图和决策是否正确得当，或是否错误
失当来评判。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国策研究自然另当别论），“谁犯错误”或“
谁没有犯错误”，就不能不是伪问题。

　　弗兰克对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挑战，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即历史学
家对史料的处理如何也能进人到他所说的那个大视野中。表面上看，史学家对史料
的选择和判断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对于史家至关重要的“证据”、“事实”往往
在一个特定的命题中才有效，与此命题相抵触的材料则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遗
漏，或排除，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对史学研究的宰制，尤其极大地限制了史学家这
方面的自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证据”问题往往布满陷阱，史家不可不警惕。

　　一九九七年六月，适值香港回归前夕，我碰巧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家
档案馆做研究，为我那时刚刚起步的有关十九世纪国际法翻译的研究计划搜集材料。
每天早饭时间，我都会随手翻拣当天的报纸，当时英国的各家大报都专门设立了栏
目刊载有关香港的新闻和述评，香港回归的气氛在伦敦是实实在在的，我强烈地感
受到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生活在大英帝国寿终正寝的最后几年。可是，每当吃
完早饭，一跑到档案馆，我就对时间产生了奇怪的错觉，中英政府之间关于香港和
鸦片战争的那些往来公文立刻又把我拉回到十九世纪，让我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故纸
堆里重温大英帝国的昔日光荣。

　　位于伦敦市郊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属于世界一流，分门别类，便于检索，从有关
重大历史事件的各种文献到琐细的个人证件，无不保存得十分完好。在翻阅那一页
一页尘封已久的卷宗时，我心里开始产生种种疑窦，怀疑近代史教科书灌输给我们
的那些关于晚清政府“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固定陈说是否可靠。最让我吃
惊的是，在早期中英官方的外交照会中，英国人如此傲慢无理，而晚清政府如此地
不“夜郎自大”、这与我在正统的近代史研究和非正统的史学著作里所得到的印象
很不相同。这里不能不说到的一件事是，鸦片战争前后，“夷”字的翻译以及后来
它在《天津条约》中的命运，一直是国际外交史和近代史研究中的一段公案，许多
关于清政府如何傲慢昏聩的说法，都是拿这个“夷”字大作文章，这就让人忘记了
这个“夷”字还有一段令人感慨万千的翻译史，而这段翻译史才是此公案的关键所
在。在那些发黄的外交文件中浏览搜寻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了“夷”字的另一个
故事（我曾在一篇论文里对此做过讨论，见Lydia H．Liu，ed.，Tokens Of 
Exchange）。在十八世纪初，“夷”字曾有各种英译，如stranger（陌生人）、
foreigner（外国人）等，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早期档案里，以上几种译法我都见
过（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拉丁文翻译，有barbarus的译法，但其意义与同源于
希腊词根的英文词不同，不具有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原始野蛮”的含义）。
英国18O7年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他编著的第一
本汉英双语字典《华英字典》（1815-1820）中也还继续沿用foreigner的译法。可
是到了1830年代，这个译法忽然失效，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也叫郭士立）等人开始力主将“夷”字译为barbarian（野蛮人），这当然不是没
有缘由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英两国政府都没有自己的职业翻译，两国之间的
来往公文和照会，一律经由郭实腊等历届传教士居中翻译（这些人的官方身份是“
正翻译官”，后来改称“汉文正史”）。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之间所有的公文往
来，都必须经过这些“汉文正史”的办公室，才到达对方手中。这些档案让我震惊。
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英国政府的决策，依靠的是郭实腊们译成英文的中方文件，而
晚清政府依据的英国政府文件也只能是郭实腊们的中译文，因此，两国政府实际上
都没有也不可能看到这些公文的本来面目。外交史上的这一奇特事实，对鸦片战争
的影响非同小可。郭实腊等人将“夷”或“夷人”等同于barbarian（野蛮人）所
引起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迄今为止，史学家们只注意到传教士
翻译官们在制订不平等条约中所做的手脚，但对“汉文正史”办公室在这一期间的
经常作用，几乎完全忽略，这种忽略导致“夷”字的翻译史始终没有进入鸦片战争
史的研究。当英国国会在1830年代后期开始辩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
“夷”字被死死地等同于“野蛮人”，自然为英国主战派提供了有力的口实，使他
们借机大做文章，例如，在一篇不长的提交给两院讨论的文字材料里，“
barbarian”（野蛮人）这个词竟出现了二十一次之多。此类煽动，不能不使英国
上下哗然，因为“野蛮人”的说法大大冒犯了刚刚暴发的英国资产阶级的面子（这
对说只有中国人才讲“面子”真是莫大的讽刺），一时间，必须惩罚傲慢自大的大
清国的呼声便成为主导舆论，这对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并谋求战争合法性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公开发表的言论中，还有大鸦片商James Matheson写的《
英国对华贸易目前的状况与前景》（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1836）也很典型，此鸦片犯在这部鼓动战争的书
里，张口闭口“barbarian”，认为鸦片贸易事小，英国人的面子事大，极力主张
要惩罚胆敢称大英帝国为“野蛮人”的中国人。1860年火烧圆明园这一震惊震宇的
历史事件，往往被解释为英法联军对中国人傲慢自大的惩罚，我的看法刚好相反，
欧洲人的面子因素在这里才是主要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对圆明园的焚烧破坏纯粹
是一种象征行为，因为只有打击这个举世闻名的、代表中国最高权力的东方的凡尔
赛宫，欧洲人才能最体面地恢复在想像中被“夷”话语所伤害了的尊严，也就是欧
式的面子。最后还要提一句的是，郭实腊这个人不简单，他不但参与走私鸦片，还
参与了起草和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关于“夷”字的这段公案只不过是个例子，我无意于把鸦片战争这个改变世界
历史进程的大事，只用一个翻译事件来解释，那当然不行。这里我关心的是，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外史学界（包括鼎鼎大名的费正清和权威的《剑桥中国史》在
内）在讨论鸦片战争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沿袭十九世纪传教士和英国主战派的说法，
把鸦片战争的起因或全部或部分地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而对以
上有关“夷”字翻译史的大量材料，或视而不见，或三缄其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现象？这是否表明，近代史研究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刻？《白银资本》的出版给
了我们一个检讨的机会。在批评西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社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
局限的时候，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说：“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
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
远的地方越昏暗。”“无论我们多么想具有世界眼光，但只要我们不承认欧洲中心
论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在哪里寻找借以建构我们的理论的证据，我们的
世界眼光就不会被开发出来。”我想，这一点不仅需要西方学者思考，而且也值得
那些接受了欧洲中心论的中国史家们深思。

　　《白银资本》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其实是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加人了
一场在国际理论界出现的已持续二十多年的重大变革。若要追根溯源，爱德华·萨
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和知识考古，可以说是最早在理论上系统清算欧洲中心论
的努力，萨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集中分析近代欧洲语文学家把
所谓东方（主要指阿拉伯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如何生产借以控制和征服东方的知
识，这一套知识如何以“客观的”、“科学的”面貌构筑了现代知识系统，形成现
代各学科的认识论基础。继萨义德之后，马丁·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
Black Athena）这一宏篇巨著又从考古研究的角度，发动了对“西方文明”这个神
话的挑战，分析古希腊文明中的亚洲、非洲源泉，影响甚大。笔者曾经在一九九二
年为《读书》杂志撰写《黑色的雅典》一文，对伯纳尔这部著作进行了介绍和评述，
同时把此书与自萨义德开始的新学术思潮联系起来，强调以当代后殖民理论为代表
的这股新思潮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和冲击，已开始改变世界知识生产和流通的格局，
使很多学科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史、社会学、科学史等陷入危机，在西方学
界引起种种复杂剧烈的冲突。在我写作此文时，经济史领域虽然已有沃勒斯坦和弗
兰克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但尚未出现反省欧洲中心论的重要研究。时隔不过七年，
《白银资本》出版了，终于也使经济史领域出现一次大的转折，我认为它和萨义德
的《东方学》、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构成了当代学术转型中的三个路标性
著作，我想，这些路标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
适合中国实际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
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
在跨语言。跨学科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中，中国学人能做出怎样的独特贡献”（见拙
文“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读书》一九九六年八月）。如果知识界能心平
气和地对待这些问题，并做出必要的反映和抉择，我相信，未来的学术还会有更大
的改观，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知识图景。现在，萨义德的《东方学》和弗兰克的《
白银资本》的中译本都已出版，遗憾的是，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至今未与中
国读者见面。我在一九九二年曾将这部书的头两卷交给董秀玉女士，希望三联书店
能够翻译出版，后来据说是因为《黑色的雅典娜》牵涉的两河流域的古文字太多，
找不到合适的译者，就被悬置起来了，可谓好事多磨。但我还是希望伯纳尔的书能
早日出版，使中国读者对这些路标性的著作中所显示的西方学术在近期内发生的重
大转型，获得一个比较清晰、完整的把握。

　　作为理论家的弗兰克，虽然有在世界各地大学执教的经历，但他不属于学院派
那种只关在书斋里做文章的学者。弗兰克如今已年逾七十，一生中曾多次跨越欧洲、
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疆域，有一个与普通教授十分不同的漂泊动荡的经历，为此，
每当有人问到国籍，他就总是不很情愿回答，老说自己宁愿做世界公民。中央编译
出版社在准备出版《白银资本》的过程中，为了弄清弗兰克的国籍，与我联系多次，
为此，我费了很大的功夫向其追问，但直到弗兰克来到柏克利演讲那天，他才在晚
饭席间向我透露他的德国籍。当天晚上与我们共进晚餐的还有我校的其他教授，其
中一位是著名的人类学教授内德（Inura Nader），此人与弗兰克有着长达四十年
的友谊。席间他们两人不胜感慨地回忆往事：一九五七年夏日的一天，内德和弗兰
克到屏立在大学东侧的柏克利山上散步，眼望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弗兰克突然向
内德宣布说，他决定不留在学术界，他要去拉丁美洲“打游击”。那时内德和弗兰
克都还年轻，风华正茂，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后，弗兰克果真去了拉丁美洲，
只随身带着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给他的联系人的名字，还有沃
尔夫早期写的有关世界资本主义是如何插手中美洲地区造成那里欠发展的论文。内
德则被柏克利聘任，做了人类学系助教授，如今已是非常著名的资深学者。谈到四
十年前的那个夏日，两个老朋友情不自禁，拉住对方的手，为时间的流逝而感叹不
已。当时我坐在两人的身边，听着这些往事，心里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感动。弗兰
克的确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被学院的象牙塔禁锢起来的学者。在六十年代初离开第
一世界之后，他先后在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地展开“游击战”，并且取得了很大
的成果。《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一九六七）、《拉丁美洲：欠发达还
是革命？》（一九六九）、《流氓资产阶级》（一九七二）、《世界性积累，一四
九二——一七八九》（一九七八）、《依附性积累与欠发展》（一九七八）等重要
著作，都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至七十年代。他已经成为“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
人物之一。弗兰克在智利时，还深深卷入拉丁美洲的政治斗争，参加了智利社会主
义政党，直到皮诺切特（此人近日在英国闹得沸沸扬扬）发动军事政变，将其驱逐
出境。

　　弗兰克在那天晚上告别时，对我说了一句：“我曾经有一个梦，梦想改变这个
世界，但是我错了。”望着满头银发的弗兰克，我觉得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


附件：质疑徐友渔的“质疑” 

　　刘禾 

　　早在贡德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原名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印行之前，书中若干章节就已经在一九
九七年被发表在互联网的公共论坛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此书出版后遂
荣获世界史学会一九九九年度头奖，同时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激烈反弹。此书中文
译本于今年春天问世后，在中国学界也开始产生很大的影响。鉴于此，我在《读书》
今年五月号上写了一篇题为《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的文章，评价《白银资本》
向当代世界体系理论提出的挑战，并强调此书对于史学研究，对于近代史研究方法
论的若干启示。我认为，由于弗兰克在书中反思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他自己早先
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并质疑社会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故《白银资本》的特殊意
义并不限于世界经济史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在世界经济史研究和当代文化理论之
间开辟了新的对话契机。 
　　我十分重视这个新契机，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国学者在
如何进行学术史的反思，如何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知识体系的脱殖民化”（the 
decolonizing of knowledge）努力之后，取得了广泛的、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其
中包括法学、科学史、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的大量
研究。近些年来，国内对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也不断有人
介绍，可惜的是，这些理论经常以某种时尚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反而阻碍了人
们对新理论后面的问题性和历史性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和把握。何况“知识体系的脱
殖民化”正在全面推动当代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这件事，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
视，甚至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为《读书》杂志写了《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这篇
文章，文章刚面世不久，就遭到了徐友渔分别在《南方周末》和互联网上发动的一
场攻击。《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6.16）一文标题用上了学术
味十足的“质疑”这个词，不但质疑弗兰克，还质疑刘禾，气势汹汹。然而，这篇
文章处处露馅，字里行间不断露出作者藏在“质疑”后面的非学术用心，不禁使人
怀疑徐友渔到底有没有“质疑”的诚心和能力。在文章里，徐友渔既不认真与其对
手进行学理上的辩论，又拿不出证据驳倒对方的论点，对弗兰克的学术还是对我个
人的研究，都缺乏起码的了解，对当代西方理论的发展现状更是暴露出惊人的无知。
考虑到《质疑〈白银资本〉》一文对学术研究如此地不严肃和不负责，我有必要以
此文予以回应。 
　　徐友渔不喜欢《白银资本》一书的主要理由是“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
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
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
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
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我想提醒徐友渔，《白银资本》所涉及
的时段是十五至十八世纪，对于和严复等先贤思想发展密切关联的十九世纪到二十
世纪初的那段历史（欧洲的科学种族理论和西方中心论之成形恰与此同期）则没有
正面的论说，而《白银资本》与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究竟有怎样一个逻辑关系，
这是需要论证的。况且徐友渔提到的四个人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都是抵抗帝
国主义的中坚人物，他们所推动的这种抵抗延续至今，故五四传统绝不能只用“德
先生、赛先生”来概括，不仅如此，近几个世纪的西方文明也不能只用“德先生、
赛先生”来说明。在今天这种新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局面下，无论民主，无论科学，
都不能逃脱被垄断资本利用和强暴的命运。因此，继承五四精神就意味着我们必须
正视垄断资本和各种买办势力如何相互勾结，如何欺世盗名，对民主、科学、人权
实行空前的、全球范围的歪曲和践踏，以将其纳入垄断资本所建立的全球新秩序之
中。如果徐友渔对所有这一切都视而不见，还一味假设《白银资本》与五四运动是
互为否定的，那他就有义务向我们大家说明这个逻辑关系是怎样推演出来的？这里
不能允许有丝毫马虎。倘若他不能论证自己的假设，那么无论人们怎样认识五四传
统，它都帮不了《白银资本》的忙，也帮不了《白银资本》的倒忙。至于谁会得出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
牺牲品”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我想明眼人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早在一九九二年，我就给《读书》杂志写过文章论述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伯
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等著作对理论界的贡献。最近之所以又撰文介绍《白银资
本》，是由于我认为这三部著作极具代表性，构成了当代学术转型中的三个路标性
著作。在《读书》今年五月号的文章里，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些路标对中国
学人提出的挑战，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实际的老问题，更不是
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
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这自然关系到中国学者能否
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共同参与理论创造的前景。 
　　徐友渔对我上述的话进行了偷梁换柱的引用，他不去研究我提到的那些理论著
作、而是去找路人四处打听，声称“我请教了不少西方著名学者，他们都不知道有
这么回事。”我们怎样来理解他的这句话呢？是徐友渔向我们公开承认他自己没有
做过任何研究、还是证明自己根本不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否则，他怎会误以为白
人学者的脸上一定贴着理论专利的标签？如果徐友渔在他的“西方著名学者”那里
不仅是“打听”一回，而是仔细询问的话，或许他还会有新的发现。我敢说，这些
人若不是跟当代理论不沾边，是彻底的局外人（如驻中国的西方二、三流新闻记者）
，那就是他们本来就拒斥萨义德、伯纳尔、和弗兰克等人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对
他们的学术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学界有不少人对福
科、德里达、斯皮娃克、斯图亚特豪尔、鲍德里亚、以及对当代学术作出重要贡献
的其他理论家都抱有同样的敌意，这一点不知道徐友渔是否听说过？既然自己不认
真做研究，又怕被人懵骗，徐友渔还不如彻底公开他的所谓“西方著名学者”的名
单，好让我们大家做个判断，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也便于我们认识一下徐友渔所
维护的那个“西方”究竟在当代西方学术界里占据着什么位置。 
　　刘北成先生翻译的《白银资本》今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学者中
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大约是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召集了第一次专题讨论会，接下来
中央编译出版社主持了一个围绕《白银资本》汉译本出版的座谈会，邀请了北大、
清华、社科院等在京单位的经济史学家、人文学者等多方人士，我当时正好在北京，
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听到了李伯重教授和其他经济史专家就此书展开的讨论。那
次会议部分人的座谈纪要不久见报，发表在五月十三日的《文汇报》上。五月下旬，
弗兰克应邀访华，分别在社科院社会学所和世界历史所作了演讲，与不同学科的学
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此之前，有关《白银资本》的书评已陆续在《中国青年报》
（三月二十一日）、《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三月二十一日）和《中华读书报》
（三月二十九日）等各大小报上刊出，而我自己的文章则是五月中旬才在《读书》
上发表。 
　　奇怪的是，徐友渔单单挑出《读书》杂志作为他攻击的靶子，指责《读书》不
够专业，理由是早先陈燕谷先生的书评和我的文章都是由“弄文学的人写的”。可
是，从未听说徐友渔自己与世界经济史有过什么干系，而他在《质疑〈白银资本〉》
一文中自称是“以当代西方学术”为专业，这在人们的眼里就十分可疑了。我本人
在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给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班开设当代西方理论课程，约有十个年
头，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个什么叫做“当代西方学术”的专业。不过，大凡喜欢给别
人脸上抹黑的人，总不免拿别人为镜象，照见的是自己脸上的污点而不自知。如果
徐友渔先生能把自己的逻辑思维整理清楚，那么他至少可以避免犯下如此荒唐的错
误：在剥夺别人发言权的同时也牢牢地封住了自己的嘴巴。 
　　再回过头来看《白银资本》。弗兰克在他的这本书里反复强调说，以往的社会
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总是“站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因此他们缺乏用世界的眼
光去研究过去的历史，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弗兰克举出大量的有关白银贸易的证
据，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亚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了新的
定位。当然此书不是没有缺憾，我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里就明确指
出了书中第一手汉语文献的缺乏，因为弗兰克完全有可能在这些文献中发掘出对他
更有利的证据，或对已有的证据作出修正。当弗兰克在社科院访问期间被问及这一
点时，他谦虚地说，《白银资本》所做的只是个开头， 还有大量的研究有待于中
国的和其他非西方学者的参与才能完成；相比之下，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桑巴特、
韦伯、波拉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
传播，要想质疑这样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非要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不可。《白银
资本》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提出了另一套关于早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解
释，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书，而不是研究白银流通的专著。正如韦伯、布罗代尔、
沃勒斯坦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在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中，著者须在尽可能广泛
的领域里吸收大量的有关研究，而在这方面，弗兰克对当代最新学术成果的把握是
极为可观的。 
　　徐友渔误以为第一手材料就等于证据，于是相信自己抓住了弗兰克的把柄，但
不幸又打错了地方。倘若理论著作都以掌握第一手文献为准，那么韦伯、布罗代尔、
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全都经不起推敲，更何况康德和黑格尔。但凡受过起码学术训
练的人都会懂得，很多经典理论中的重要结论大都建立在别人的专著和个案研究 (
所谓第二手材料) 之上，每个时代的众多学术成果都可能被有创见的理论家进行这
样或那样的归纳、批判和总结。因此，对综合性的理论著作进行评价，关键不在第
一手文献的多寡，而在于作者是否在最广泛的领域里熟知并把握了有关的研究，且
提出自己的洞见。《白银资本》正是这样一本书，而弗兰克比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
略胜一筹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非常重视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研究的最新（九十年代）
学术成果，在书中引用了滨下武志、阿布-卢格霍特、王国斌等许多学者关于亚洲
贸易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作为证据进入了《白银资本》的写作后，有力地支持了
弗兰克的论点。徐友渔断章取义地引用阿布-卢格霍特的书评，把《白银资本》一
书里面所征引的当代国际学界（包括阿布-卢格霍特自己）的集体劳动成果，贬斥
为“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 徐友渔究竟掌握了什么样经验证据
和统计数据，就自以为可以小看各国学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更经不起推敲的是，徐友渔既然表现得那么热衷于原始文献，那他为什么把查
辞典看得比研究档案文献更重要、更可靠？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那篇文
章里，我曾提到九七年的夏天在伦敦使用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大英博物馆的东印度公
司早期档案的一些情况。在对一八三0年前后中英政府之间外交照会加以分析之后，
我发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府在《天津条约》中明文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
这跟“夷”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如何被传教士或“汉文正史”翻译成
barbarian （野蛮人），而barbarian话语又如何进入英国议会的辩论有着直接的
联系。另一相关的发现是“夷”字的英译在鸦片战争之前无此固定的译法，因为十
八世纪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档案文献 (并非我的发明) 显示，“夷”字
的译名是 stranger （陌生人）或 foreigner （外国人），此译法直到一八0七年
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著《华英字典》（1815-1820）时
仍被沿用。这段公案我在文章里已讲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夷”字
的翻译史以及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议会的有关辩论，而不涉及“夷”字在汉语自身几
千年中的词源变化，更不是为了回答“夷”字在辞典里是褒义还是贬义这一类中学
生才关心的问题。当我们涉及两种语言之间复杂的翻译史时，无论是哪一类辞典、
字典，包括双语词典，它们对此类研究的价值都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以搞语言哲学
著称的徐友渔先生连这一点都闹不懂，那么请问刘禾和徐友渔比起来，到底谁“太
不学术”？ 
　　满清入关后的“夷夏”之争，使得“夷”字早已成为清代经学反复考证和阐释
的重点，因为“夷”的意义如何界定，它关系到满人统治汉人的政治合法性。真是
无知者无畏，对历史档案里的证据无动于衷，对经学文献视而不见的徐友渔，竟武
断地认为“夷”字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只消查一下《辞源》，问题就都解决了。于
是，他从《辞源》那里拖出一条定义来，好象取到法宝似地警告说“身居国外的刘
禾女士，在与自己的同胞论战时，还是翻翻中国的权威辞书为好。”可是，身居国
内的徐友渔先生忽略了一个要命的细节，那就是：他没有先去查一查《辞源》到底
是哪年编篡的，最早的版本是不是早于一九0八年？是不是早于我上面提到的那些
档案和经学家的考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徐友渔就犯了学术上的大忌，把年
代的先后次序弄颠倒了。这就好比现在从事文字学研究的人，放着历代宿儒的训诂
材料不用，却抱着一本二十世纪的工具书《辞源》弄学术，这又能弄出个什么名堂？
 
　　我在《欧洲路灯光影之外的世界》一文中强调：“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
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
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 (比如“中国 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
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谈到了中国，也不在于它对十
五至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位(所谓中国中心论)，而
是由于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一旦进入这个视野，我们就不能不对有关‘现代’
的各种论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诸如现代文明如何发生，资本主义如何起源，
‘西方’和‘东方’究竟是一些怎样的知识构成，以及这种知识以何种方式参与了
世界史的创造，还有，种族的观念怎样替文明等级论发明了一整套(生物)科学依据
等一系列问题，都不能逃脱这一检讨。”我要强调，这段话才代表我文章的最核心
的意见，徐友渔如果有诚心“质疑”的话，就应该对上述意见进行学理上的反驳，
起码按照他自己的思路来回答现代文明如何发生，资本主义如何起源，“西方”和
“东方”究竟是一些怎样的知识构成，这种知识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世界史的创造，
种族的观念如何替文明等级论发明了一整套(生物)科学依据等一系列问题。徐友渔
若对以上问题正面发表了意见，无论这些意见怎样和我的观点相左，我都愿意与其
做严肃认真的讨论。但他在这篇文章里从头到尾回避了那些本来应该着重“质疑”
的对象，相反，我们在徐友渔的“质疑”中通篇看到的是：他所认识的那些西方权
威怎样不知西方学术转型这回事，“弄文学”的人为什么要对世界经济史发言，“
身居国外”的人有什么资格说中国的事，研究“夷”字翻译史的人为什么不查权威
的中国辞书《辞源》等等。这叫什么“质疑”？徐友渔究竟想“质疑”什么？他的
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质疑”后面隐藏了什么动机？ 
　　最后还要说一下的是，学术腐败近来已成为一个流行话题，有人把官场腐败不
假思索地套用到学界来，以为这同样是一个以权换钱的问题。但是，当今的学术腐
败是不能用钱，特别是怎样分钱这种“向钱看”的标准来衡量的，眼下正在发生的
学术腐败要比这复杂得多、严重得多。打着学术的旗号沽名钓誉，把做学者混同于
当名利场上的文化明星，在媒体上炒作通俗理论，不读书、不做研究就胡说一气，
对严肃思想进行急功近利的盗用等等，这是不是学术腐败？如果徐友渔真的对他所
说的“学术性”还有一点尊重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对以上的腐败现象保持警惕，不
要动辄四处泼脏水，却以为自己是个干净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