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妇、情夫、“皮条客”以及阿斗群氓

李宪源

－－就对汪晖王小东之批评跟余世存商榷

对于汪晖对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之负面影响所作的批判抨击，余世存先生作出如下诘问：

“难道，世界上只存在着资本与技术的控制而没有其他？这就反而给了现实的权力拥有者和控制操纵者以强固自己私利的口实。同时，把一种文明内部发生的灾难仅仅归咎于市场取向，把人类不平等之宿命归咎于现代性……虽然不乏深刻，却难以发生真正平等有效的讨论。因为在可以公开的言论交锋中，有一种声音始终无法出场并因而无力应对。批判反思居然那样横行盛气凌其同行（在他看来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不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批判的力量和品格吗？（引自余世存为《战略与管理》杂志2000年第三期撰写的“编辑手记”）

对上述开头那个诘问，我的回答是：当然有！正因为存在特定政治权力的控制，以及存在这种权力与资本的广泛勾结，才使工人被老板锁在车间内让大火活活烧死的惨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屡屡发生！汪晖对隐藏在此类现象背后的资本和权力关系，提出尖锐质疑，并强调要继承鲁讯精神，坚决反抗“任何形式、任何范围内存在的权力关系和压迫：民族的压迫、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老人对少年的压迫、知识的压迫、强者对弱者的压迫、社会对个人的压迫，等等”；坚决揭露“一切将这些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知识、说教和谎言”（摘自汪晖《 "死火"重温》）。这样的主张，怎么“反而给了现实的权力拥有者和控制操纵者以强固自己私利的口实”呢？我不明白，

带着这一疑问，遍读余先生的文章，却令人失望地发觉，在这一判断之后，始终没有摆出令人信服的具体理由。莫非，这也要归结于“有一种声音始终无法出场并因而无力应对”的缘故？自由主义对新左派的批评，难道真受到现实权力制度一种无法言诉的压制吗？

最近，有幸拜读了自由主义大将徐友渔先生的《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为解答上述疑问，在此不妨援引一下徐文开首那段洋洋自得的夸耀：

在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重新露面决非偶然，国内外一系列历史性巨变是召唤它登场的动因。在90年代中后期，历经反复曲折的改革、开放路线终呈现不可逆转之势，争论多年的市场经济导向被正式肯定。但是，要深人认清“一大二公”极左路线的弊害，要使市场导向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再次提出来，依法治国、权力制衡、公民权利等话题，在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中表达和讨论，比任何其他话语更适当和切题。

面对这段寓意明确的文字，很想请余先生指点，徐友渔先生为之欢欣鼓舞的、目前正呈现不可逆转之势的“改革、开放路线”，与据说是迫使自由主义者“无法言诉”的现实权力，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对抗关系，那么汪晖批判市场导向的做法，铁定是帮了现实权力的大忙，这名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如果现实的权力体制，与那条“使自由主义话语表达显得更为适当和切题”的路线，是一个“合二为一”的共同体，那么汪晖的矛头，则显然不仅是对准了为这条路线摇旗呐喊的自由主义人士，更是指向了实际推行这条路线的现存权力。面对汪晖及其思想同道这类据说是现代“唐·吉诃德”对“风车”所作出的挑战，从污蔑现代中国左翼思潮是希特勒国家主义借尸还魂，到诅咒是“四人帮”极左路线企图卷土重来，自由主义还有哪一种声音，始终无法出场和无力应对？

如果余世存先生抱有实事求是之心，应该不难发现：对使其威风扫地的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那些中国权力精英，与对文革冲击同样抱有深仇大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精英，具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面对西方政治经济权势集团作出的巨大引诱，中国权力中心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表现，就好象是一名受尽“社会主义前夫”呵斥、虐待和折磨之苦的怨妇，面对风度翩翩的西方绅士所作的百般挑逗和引诱，其急切弃旧图新的心理与热烈向往之心，自不待言。而从思想上到语言方式上，都与西方绅士们一拍即合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们，尽管其中有些人士保持了令人钦敬的个人操守和民族气节，就总体而言，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中国“权力怨妇”和“西方情夫”之间，担当的了一种“拉皮条”的角色，似乎并不过分。作为对这种用词也许过于尖刻之判断的一个注释，其实先生自己在《为王小东辩护》一文中也曾指出过：从80年代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外是 “终南捷径”地投奔“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怀抱；对内则参与了权力化市场经济的一切。作为这种“投奔”和“参与”的双重结果，余先生痛心疾首地发现：在现代中国，

“道”没有了，文化血脉没有了，民族精神没有了，“基督”没有了。一个十三亿的民族，一个延续了五千年之久的文明，竟然以谎言为自己的民族精神，以坑人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准则，以无信为自己的社会共识，以虚无游戏为自己的生存状态，以苟且为自己的生命质量。

参照上文，我有些疑惑：如果汪晖通过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对中国知识精英上述不光彩的角色及其社会作用，提出质疑批判就是“横行盛气凌其同行”，就是为“现实的权力拥有者和控制操纵者以强固自己私利的口实”……；这般罪名真要能够成立，倘若汪晖能够改变立场姿态，对内转而为权力市场化摇旗呐喊，对外则伙同买办官僚们积极投身中国拥抱“全球化”的滚滚潮流，如此这般，是否就能获得与现实权力划清界线的清名呢？

余先生在《为王小东辩护》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精神退化与堕落所表露的痛心不已，令人感动。然而先生那种俯视群氓式的精英姿态，实在使人觉得既不舒服，又不信服。本人在廿多年的基层经历中，结交过无数工农朋友。记得七二年“批林批孔”时，一位刚从“五一六”学习班释放出来的基层工人造反派头头曾对我这样说过：“毛泽东不是不知道，离开刘、邓那套物质刺激路线，成天靠政治学习和运动来促进生产建设，该有多难！问题是用眼前利益来提高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口子，只要松一松，就不得了！他为中国革命设定的那些长远目标，就会全落空！”我甚至可以告诉你这位昔日同事的真实姓名，叫胡重圻，一个读过中等技校和当过兵的汽车修理工。分手十几年，现在该是江苏无锡客运分公司的一名退休小干部了吧？而对毛类似的深刻认识和见解，经过近三十年的时间，我才在王力雄那篇广受称誉的《毛泽东和人间天堂》中发现。

象胡那样有思想、有见识的社会底层朋友，我认识好多。跟余先生的有关描绘作对照，横着比，竖着量，就是不对号。当然，先生也许并不否认底层民众中某些成员的高素质，但一概括成“民众”这个集合名词，他们就成了整个“混混噩噩”的一群糊涂蛋。由此造成的思想混淆，真不知道人们应该肯定“一般中的个别，还是个别所组成的一般”？

而在我看来，民众的力量和历史作用之所以不能低估，民心和民意之所以不能侮视，是因为在底层民众中间，始终存在和活跃着无数被统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所忽视的“草根领袖”。而在社会矛盾紧张状况下，当高高在上的政治与思想精英，和民众中的“草根领袖”及其身后的社会民众，两者间一旦形成一种相互蔑视和仇视的对立关系，这个国家的灾难，也许就迫在眉睫了！就总体来看，长期以来被一种蔑视民众之气氛所笼罩的中国知识精英，竟然妄自尊大到看不见这一被中国历代社会动荡无数次证明过的简单事实，实在令人既震惊！又担忧！

因此愚以为，从增加思想沟通、缓和上述关系的紧张和对立程度考虑，王小东“只差没有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向群众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的要求，其实很有价值。如果真能按照中国知识分子觉得既舒服又保有尊严的形式来付诸实施，于国、于民、于知识分子自己，都会是一件大好事。可惜象王小东这样清醒意识到民众力量、并能自觉为他们利益呼喊的知识分子，中国现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他们的呼吁和考虑，常常不为人们所注重。

另外使人不解的地方是，余先生一面批评王小东不要 “在精英优越感的前提下，在支配民众的前提下”，把民众当作自己的理由，自名为“民众代表”。一面却又强调：民众不能代表自己，而只有“被代表”的资格。这无形中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由王小东那样“给民众以过多荣誉“的人来作民众代表，固然毫无道理，但如果让认定民众只是“靠不住的……看客的材料，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之自由思想精英们来代表，却是十分地合适。我真希望，上述那些民众“草根领袖”们，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先生的这种安排。如真能这样，还需要担心什么？任何令人担忧的麻烦事情都没了，多好！

最后有关科索沃战争的问题，因与此文主题相差太远，只能顺便提醒一句：张汝伦先生骂哈贝马斯的不诚实，也许有失公允；但北约用于制造军事干涉理由的“万人坑”，确被证明是个弥天大谎。中国有待自由知识精英启蒙的芸芸众生们，会不会因为存在哈贝马斯有关“目标再准确的军事行动也不得不忍受平民的伤亡”的解释，存在余先生“再理性的设计再完美的人都会犯错误”的提醒，存在“中国的贱民们－－农村流浪到城里来的民工们（仿佛塞族人世界里的阿族人一样）生活的苦难和不公正”，就会相信：遥在天外的别人的一场苦难，就跟我们完全无关？协助专制者屠杀过无数生命的“人权”卫士，就不会玩弄幌子？强盗嘴上挂着公理，是否就不再搞强权？在资本和权力勾结与压迫下受罪，就不能怀疑自己和社会是否被“异化”？要抵抗极权压迫和必须为温饱、自由奋斗，就必须拥抱资本主义和全球化？……

我觉得：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小百姓们也许并不糊涂。但我还是同意你那句话的一半：正因为他们心中有数，也许他们就确实不再关心知识分子放什么臭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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