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无穷的探索
同俊子
从电子网络中传来快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Ｋａｒｌ Ｒ·Ｐｏｐｐｅｒ）于九月十七日病逝于伦敦南部Ｓｕｒｒｅｙ郡的医院里。他刚在七月底度过九十二岁生日。
波普尔对中国当代中年左右的知识分子是很熟悉的名字。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开始，波普尔，还有拉卡托斯，库恩的科学哲学，是青年学生案头显露正在思考和有知识的标记。是当时的时尚。在后来“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中，据说在被列入应受批判的外国思想家名单中，他是第一号。当然这不仅说明了他的影响力，甚至帮助扩散了他的影响力。
他在中国的名声恰当地反映了他在世界上的位置。他是奥地利人，是二十年代科学哲学兴起的第一个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的继承和反叛者，是五十年代后的历史学派的开路人。一九三六年德语出版的＜研究的逻辑＞（后来的英译本改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系统提出他对科学的本质，方法，发展的看法。他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能进步，不在于像逻辑实证主义说的是因为它的论断能被证实，而在于能“证伪”。任何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一种猜想或假说，其中必有错误，即使像牛顿理论一样成功，也会最终被实验否证。因此科学的态度不是寻找实证，维护旧理论，而是追求证伪我们现有的最好的理论并用更好的来代替它。
所以，所谓能保证获得一成不变的真理的“归纳法”不仅在逻辑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此他声称他真正地解决了哲学上的归纳问题）。科学发现的过程应该是，也从来就是一种“试错”的过程。像爱因斯坦一样，科学家通过自由的思想来发明解决某一问题的假说，然后去设计实验来否证它，然后再提出新的猜想……能经受严格检验的猜想只是比别的猜想好，但决不会是不可证伪的。要不然它就不是科学，而是神学或巫术之类“永远正确”的伪科学。理性的态度是开放的批判。所以他自称为“批判理性主义者”。
当波普尔把这套科学观引伸到社会领域中，他自然有了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之前是科学的，因为它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同时胜利的预言，可以证伪，因而是科学。而十月革命的胜利证伪了它，随后一切修补或辩护都只是把它变为伪科学。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要包含在他的两本社会哲学著作中：＜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在前者里他检讨了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各种权威或专制的社会理论。在后者里他反对历史有固定规律或我们可以认识这种规律的可能的观点。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我们的知识状态影响的，而知识的发展是不可预见的。不管他的观点有多少是正确的，他的社会哲学是他的科学哲学的自然发展。
因此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被许多人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唯一得到科学家广泛的了解，认同和赞扬的哲学家。被英女皇封爵则是因为他的社会哲学的著作－－据说还是撒切尔主义基础的重要部分。他在不停地思考。从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上退休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在工作着。他的一本思想自传就叫＜无穷的探索＞。一九七七年还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艾克尔斯合著＜自我及其脑＞，提出本体论的“三个世界”说。一九八八年在英布赖顿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上，年已八十六岁的他发表特邀演讲。在与会的哲学家（包括哈贝马斯）中，他是唯一受新闻界包围的人。演讲前和后，代表们破例起立长时间鼓掌热烈欢迎。第二年六月伦敦经济学院邀回对学院作出重要贡献的世界知名学者举办系列纪念讲座，这回波普尔也是名单上的第一名。在数以百计的现场和电视观众面前他作长篇讲话，讨论知识进化的问题。当我在加拿大看到这两篇讲演的合定本出版时，他已近九十岁了。
我愿意在此提供一些个人的了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日子里，我有机会多次见到他，其中包括三次去他在Ｓｕｒｒｅｙ的家里的私下交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说这位强调科学精神在于寻找错误改正错误的哲学家，对他先前的忠实的学生、同事，他推荐的教职继承人沃特金斯等人敢于打着他的旗号修正或批判他的某些学说很不以为然，视之为反叛。从我的另一位老师沃勒尔（拉卡托斯的学生和助手）那儿听到的故事是波普尔如何跟胆敢化分“波普尔１”，“波普尔２”，“波普尔３”，声称只有“波普尔３”才最正确的拉卡托斯激烈争吵。当他们知道我要去看波普尔时，如同我要看的是一头狮子，告之：小心。
我第一次去是和纪树立（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译者）和南京大学的郑毓信同行。那是八八年五月。当我们下火车步行一段路到他的家时，迎出来的是一位矮个子白发的老者，鹰鼻，凹眼，大耳，抓住我们的手，第一句话是要告诉我们他耳朵不灵，靠助听器，然后突见天上飞过滑翔机，高兴地指给我们看。非常和蔼和渴望与远方来客交谈的样子。我们都舒了一口气（是因为狮子老了？）。接下来的谈话轻松自在。我们坐在他的绿草地的院子里，四周是大树，太阳慢慢斜下去。他显得身体十分健康，思路清晰。我们谈他的哲学，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留下的那些反对派，中文对他的书的翻译，他年轻时读过的＜道德经＞等等。当知道我在念他的哲学时，他说他的哲学不值得学，应该学别人的。听说郑毓信研究数学哲学，表示希望有机会和他讨论。他很兴奋地站起来和我们合影，送我们他的著作。当我们离开时，望着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他的秘书下班了），我觉得他一定很孤独。
我第二次是一个人去的。时值他八十六岁生日前夕。老人的亲切和孩子般的好奇时时表现出来。我将自己读的两本他著作的中译本送给他，他翻看我在上面划的重点记号，让我告诉他在英文本上是什么地方，似乎很关心人们对他的看法。当他告诉我苏联出了他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俄文版时，孩子般得意地一笑。他让我在他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地图上指出我的家乡，希望若身体许可将来能去中国。。。
最后一次去是临来加拿大之前，“六四”刚刚发生。我和妻子同行。自然，我们谈的都是中国。他心情不好，非常关切而又迷惑。他说在中国的一位通信人，以前自称他的学生，这回来信却为“六四”辩护。他不知何故，是否这代表多数中国人的态度？他询问邓小平和军队的情况。不过他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和文明，变化应该而且将会是渐进缓慢的。他知道我去的加拿大的大学有罗素的档案馆，说在那里作对他和罗素思想的比较研究会很有意思。临别时，老人轻拍着我妻子的头为我们祝福。
他对我们更多的不是一个伟大的智者，而是一位亲切的长辈，一位关心的人，和“狮子”传说显然不同。因而尽管知道他高龄，他的去世还是令人难过。对他来说，是无穷的探索穷尽了。对人类世界而言，他的思考正在展开。
谨以此文记念他的辞世。